药性的润燥性能，是对药物祛除燥邪或湿邪，以及治疗燥证或湿证的作用性质的概括，并用以反映药物对人体阴液变化的影响。自古以来，医药家在论述药物时，不仅强调其寒热、升降、补泻、有毒无毒之性及主治范围，亦常强调其性润性燥。如果忽略了药物的润燥之性，如同不分其寒热一样，也会导致不良的后果。因此，这一理论亦是中药性能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既然药物的性润性燥是相对燥邪、湿邪，或燥证、湿证而言的，所以，该性能的产生是与中医有关病因病理及辨证理论联系在一起的。

湿与燥，分别为六淫之一，其与风、寒、暑、火四者，在正常情况下合称“六气”，是自然界六类不同的气候特点。其异常的改变，或人体对气候的适应力低下，则成为致病之因。对此，《黄帝内经素问》论述颇多。如《阴阳应象大论》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脏为脾……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毛窍，在脏为肺”“燥胜则干……湿胜则濡泻”。指出了湿邪与燥邪致病的基本特点。又如《至真要大论》说:“湿淫于内……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燥则濡之”。《六元正纪大论》说:“土郁夺之”“水郁折之”。进而指出了针对此二邪的治疗原则。这些有关论述，为药物润燥性能的总结，提供了理论依据，又提出了应用的需要。换言之，由燥邪引起的口鼻干燥、咽干口渴、皮肤枯燥或皲裂、毛发不荣、小便短少、大便干结、燥咳痰黏等燥证，须用濡润性质的药物或“润燥”法去治疗;而由湿邪引起的头重如裹、周身困重、四肢酸沉及泄泻、水肿、带下、湿痹、湿疹等湿证，须用性燥除湿的药物或“燥湿”法去治疗。

尽管这种思想一直指导着临床用药，但自《神农本草经》至唐代以前的本草，却只有某药主“燥渴”、某药主“湿痹”、某药“润泽人面”等涉及药性润燥特点的功用记载，而作为一种性能理论的概括，一直缺如。

唐·陈藏器《本草拾遗》将药物的性能特点作为分类药物的纲领，首开中药性能和功效分类的先河。其认为“诸药有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此十种是药之大体，而《本经》不言，后人未述，凡用药者审而详之，则靡所遗失矣”，明确指出药性有“湿”(即后世之“润”)与“燥”之分，且与药性补泻一样重要。书中同时还阐明“燥可去湿，即桑白皮、赤小豆之属是也;湿可去枯，即紫石英、白石英之属是也”。陈氏将药之润性称为湿性，虽有欠准确;其列举的“去湿”与“去枯”药物，也不甚典型，但其对性能理论的发展，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自此以后，历代医药家对这一性能理论，不断加以阐发和补充，使之为世人熟知和更加重视:

《圣济经》进而将此十种“药之大体”用以类方，又开创方书“十剂”分类的先例。并提出:“湿气淫胜，重满、脾湿，燥剂所以除之;津耗为枯，五脏痿弱、荣卫涸流，湿剂所以润之。”

《儒门事亲》则说:“所谓燥剂者，积寒久冷，食已不饥，吐利腥秽，屈伸不便，上、下所出水液澄彻清冷，此为大寒之故，宜用干姜、良姜、附子、胡椒辈以燥之。非积寒之病不可用也……若病湿者，则白术、陈皮、木香、防己、苍术等皆是，能除湿，亦燥之平剂也。若黄连、黄柏、栀子、大黄，其味皆苦，苦属火，能燥湿，此《内经》之本旨也，而世相违久矣!”“所谓湿剂者，润湿之谓也，虽与滑相类，其间少有不同。《内经》曰:‘辛以润之’，盖辛能走气、化液故也。若夫硝性虽咸，本属真阴之水，诚濡枯之上药也。人有枯涸皴揭之病，非独金化为然，盖有火以乘之，非湿剂莫能愈也。”其对润燥类药物的举例，更为准确。

《本草纲目》又说:“湿有外感，有内伤。外感之湿，雨露、岚雾、地气、水湿袭于皮肉、筋骨、经络之间;内伤之湿，生于水饮、酒食及脾弱、肾强，固不可一例言也。故风药可以胜湿，燥药可以除湿，淡药可以渗湿，泄小便可以引湿，利大便可以逐湿，吐痰涎可以祛湿。湿而有热，苦寒之剂燥之;湿而有寒，辛热之剂燥之，不独桑皮、小豆为燥剂也。”“湿剂当作润剂。枯者，燥也，阳明燥金之化，秋令也。风热怫甚，则血液枯涸而为燥病。上燥则渴，下燥则结，筋燥则强，皮燥则揭，内燥则裂，骨燥则枯，肺燥则痿，肾燥则消。凡麻仁、阿胶膏润之属，皆润剂也。养血当归、地黄之属;生津则麦门冬、栝楼根之属;益精则苁蓉、枸杞之属，若但以石英为润剂则偏矣。”李时珍改湿剂为润剂，又言润可去燥，尤为妥帖。其对燥性药的认定，主要依据“湿去则燥”的原则，大凡除湿之药(如文中的胜湿、渗湿药、引湿药、逐湿药、祛湿药)，皆有燥性;凡养血、生津、益精、润燥之药，皆有润性，不必拘于石英性润之旧论，均十分中肯。至此，药性润燥之理论基本趋于完善。至于《本草纲目》谓“十剂”出自徐之才，则是千虑之一失。

清·石寿棠对药性润燥的性能十分推崇，其所著《医原·用药大要》中，药物分为润燥两大类，并对这一性能的临床意义颇有发挥。认为:“病有燥湿，药有燥润，凡体质柔软，有汁有油者皆润;体质干脆，无汁无油者皆燥。然润有辛润、温润、平润、凉润、寒润之殊;燥有辛燥、温燥、热燥、平燥、凉燥、寒燥之异。又有微润、甚润，微燥、甚燥之不同。大抵润药得春秋冬三气者多，得夏气者少;燥药得夏秋冬三气者多，得春气者少。燥药得天气者多，故能治湿;润药得地气者多，故能治燥。药未有不偏者也，以偏救偏，故名曰药，试举其大略言之。”

辛润如:杏仁、牛蒡、桔梗、葛根、细辛、前胡、防风、青蒿、紫菀、百部、当归、川芎、桃仁、红花、茺蔚子、白芷、鲜石菖蒲、远志、鲜郁金、蜀漆、僵蚕、芥子、莱菔子、苏子、薤白、生姜、豆豉、葱白、芹菜汁、韭菜汁之类。

温润如:党参、高丽参、黄芪、甜冬术、苁蓉、枸杞、山萸、菟丝、芦巴、巴戟天、桑椹、金樱子、五味子、桂圆、大枣、胡桃、鹿茸、鹿角、鹿胶、羊肾、海参、淡菜、紫河车之类。大抵温润一类，气温，得天气多;质润，得地气多。受气比他类较全，且味多带甘，秉土之正味，治阴阳两虚者，颇为合拍。

平润如:南北沙参、东洋参、熟地、首乌、芍药、玉竹、百合、沙苑、柏子仁、酸枣仁、甜杏仁、冬瓜仁、麻仁、亚麻仁、黑芝麻、乌梅、蜂蜜、饴糖、阿胶、燕窝、猪肤、鸭肠、人乳之类。

凉润如:干地黄、元参、天麦冬、西洋参、鲜石斛、女贞子、银花、菊花、鲜桑叶、蒲公英、知母、荷叶、竹沥、竹茹、竹叶、淡竹叶、芦根、白茅根、怀牛膝、川贝母、枇杷叶、瓜蒌、(天)花粉、海藻、昆布、柿霜、紫草、白薇、梨汁、蔗汁、荸荠汁、露水、龟甲、鳖甲、牡蛎、决明、文蛤、海浮石、童便之类。

寒润如:石膏、鲜地黄、羚羊角、蚌水、猪胆汁之类。

辛燥如:羌活、独活、苏叶、荆芥、薄荷、藿香、佩兰、香薷、木香、香附、麻黄、桂枝、牵牛、芫花之类。

温燥如:苍术、厚朴、半夏(半夏虽燥其汁尚滑)、南星、蔻仁、砂仁、益智仁、破故纸、山楂、青陈皮、槟榔之类。

燥热如:附子、肉桂、干姜(肉桂、桂枝、干姜，质虽微润，究竟气厚)、炮姜、吴茱萸、椒目之类。

平燥如:茯苓、琥珀、通草、苡仁、扁豆、山药(体微燥而精尚多)、甘草、神曲、炒谷芽、猪苓、泽泻、川牛膝、萆薢、茵陈、防己、豆卷、蚕砂、车前子、海金沙(车前子精汁颇多，但其性走泄，海金沙质微燥，两者在利水药中，尚不甚伤阴)之类。

凉燥如:连翘、栀子、霜桑叶、丹皮、地骨皮、钗石斛、滑石、寒水石、柴胡、升麻、蝉蜕、钩藤、槐米、枳壳、枳实、葶苈子之类。

寒燥如:黄连、黄芩、黄柏、木通、苦参、金铃子、龙胆草、大黄、玄明粉、大戟、甘遂之类。

本草体质，大略如此。

“至用药之法，须知用意……六气之中，寒湿偏于合，燥火偏于开。风无定体，兼寒湿则合，兼燥火则开……燥病治以润，不妨佐以微苦，以微苦属火，火能胜金也。湿病治以燥，不如治以淡，以淡味得天之燥气，功专渗湿也。”

“燥病当用膏滋，湿病当用丸散。燥病挟湿，润药用炒，或用丸散;湿病化燥，燥药用蒸，或用蜜丸。”

以上论述，强调临床用药应当辨明药性之润燥，并要结合寒热等药物性能，分清其润燥之寒热甚微。主张以润治燥热之证，须兼用微苦清热之药;以燥药治湿证，不可但恃苦燥，须重视淡渗利湿。还指出，药性之润燥，是可以通过选择剂型及炮制等人为手段，予以增强或减弱。其对药性润燥的认识具有代表性，也具有指导意义。

近代以来，药物润燥之性进一步与通便、止咳、止渴、滋阴、除湿、健脾等功效相融合，并直接突出这些作用的主要特点。在各类或各种药物之后的使用注意项内，药物的润(滋腻)燥偏性和寒热偏性一样，成为病证禁忌之首。而在总论性能中，则缺乏必要的论述。

如前所述，药物的性润或性燥，是相对于燥邪、湿邪或燥证、湿证而言的。对此性能的确定，自然应以中医辨证理论为基础，以药物相应的功用为依据。其认定方式，与寒热药性、升降趋向等性能完全一样。

一般说来，具有生津止渴，养阴润燥，润肺化痰、止咳，润肠通便，滋补精血等功效，用以治疗津伤口渴，阴虚内燥，燥咳痰黏，肠燥便秘，精血亏耗等病证的药物，均具有濡润之性。反之，具有燥湿，化湿，利湿，化湿痰，祛风散寒，行气健脾，祛风湿等功效，用以治疗水湿内盛之病证者，多具有燥性。

《本草纲目》发展了《黄帝内经素问》的思想，认为化湿、引湿(利尿)、逐湿(泻下逐水)、祛湿之药，均应性燥，不仅苦燥者如此;而生津、养血、益精之药，则均应性润。同时，还比譬取类于自然现象，提出了“风药可以胜湿”之说，为后人广为引用，往往将祛风药与性燥相联系。风能胜湿的自然现象是普遍的，多风之处，湿物容易干燥，而谓祛风药性燥能胜湿则不尽然。绝大多数具有祛风功效的药物，如祛风散寒药、祛风止痒药、祛风止痛药、祛风湿药、祛风化痰药、祛风止痉药，一般都有明显的燥性;但辛凉解表药，虽可祛风，其中桑叶、蝉蜕、牛蒡子、菊花、葛根等，却无明显燥性或根本不具有燥性。不过，习惯上只是将羌活、独活、防风、藁本、白芷、川芎、苍耳子等温燥性较强之物，视为风药胜湿的代表，并未包括桑叶、牛蒡之类。总而言之，“风药可以胜湿”的基本出发点，是以药物功效为依据的，应当肯定。

此外，明代《医门法律·伤燥门》提出“秋燥”一证，系感受秋季燥气而发的一种热性病，并有凉燥与温燥之别。治此外燥之证，宜以轻宣之法，宣肺达邪;凉燥宜温宣，温燥宜清宣。自此以后，又往往将治“秋燥”的方药谓为“润燥”之物。如何廉臣说:“六气之中，唯燥气难明，盖燥有凉燥、温燥、上燥、下燥之分。凉燥者，燥之胜气也，治以温润，杏紫散主之;温燥者，燥之夏气也，治以清润，清燥救肺汤主之;上燥治气，吴氏桑杏汤主之;下燥治血，滋燥养营汤主之”(录自《重订通俗伤寒论》按语)。当代若干方书，亦将杏紫散(由苏叶、杏仁、半夏、茯苓、前胡、桔梗、枳壳、陈皮、生姜等组成)称为“轻宣润燥”剂，该方轻宣凉燥之邪，宣肺化痰止咳，实无濡润之性。故言本方“治燥”“宣燥”则可，以其能“润燥”则不可。又桑杏汤中之桑叶，系与豆豉同用，意在“宣肺透邪”，其润肺之功，有赖方中之沙参、梨皮;在清肺救燥汤中，是以桑叶与枇杷叶、杏仁同用以“宣肺止咳”，其润燥之药，乃是麦门冬、阿胶等品。仔细推敲，谓此二方有润燥或润肺之功则可，谓方中桑叶、杏仁可润肺则不妥。由上可知，能治秋燥之药，并不尽是性润之药，有的只是其轻宣达邪之功在“秋燥”证中的特殊应用，宜将全方与方中药物的功效区分清楚，不可混为一谈。

除药物的功用以外，历来还将药物的性和味作为确定性能润燥的依据。如谓“辛能燥”(《医经秘旨》)、“辛能润燥”(《汤液本草》)、“苦入胃，其气燥”(《针灸甲乙经》)、“苦……养血，补阴”(《药品化义》)、“苦以生津液”(《注解伤寒论》)、“苦以润燥”(同上)、“甘润生阴”(《医学读书记》)、“甘……润肠，补气，补阳”(《药品化义》)、“甘能开、缓、渗”(《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乌梅)其味最酸……故食梅则津生者，类相感应也”(《本草纲目》)、“咸润下”(《本草备要》)、“咸濡润”(《嵩厓尊生书》)，“淡药可以渗湿……湿去则燥，故谓之燥”(《本草纲目》)、“味淡……通气以润燥”(《推求师意》)。毋庸讳言，芳香辛温及味苦之药，其性多燥;甘咸或寒凉之药，其性多润。《素问·脏气法时论》提出:“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此乃利用辛味药之行散功用，开通腠理，使津液得以正常输布，从而间接达到“润肾燥”的效果，并非辛味药的主要特点，故“辛能润燥”不能反映辛味药的润燥特性。“苦能燥之”说亦始自该论，但滋补及生津药中，亦有不少味苦之物，如沙参、麦冬、天冬、女贞子、生地、玄参、知母、天花粉等，因而又出现了“苦以生津液”“苦以润燥”等与“苦燥”相互矛盾的说法。前面石寿棠所列辛润、温润药中，不乏辛温之品;其凉燥、寒燥药中，亦不少甘咸寒凉之品。显而易见，药物的性润性燥，与其性味、气臭之间，只是或然的相关现象，并非本质的联系。前人在论述这种关系时，均是就事论事，完全出于实用的需要。于此再一次证明:中药的各种性能，都是从一特定角度，反映药物作用的一种特性，相互之间，是并列的、平等的，处于同一层次，不能作为确定某种性能的依据。

药材质地的柔润或枯燥，也是前人认定药性润燥的依据。如《医原·用药大要论》所言“凡体质柔软，有汁有油者皆润，体质干脆，无汁无油者皆燥”可为其典型例子。前人为了寻求药物奏效之理，立足于药材本身的特点，将质地与润燥之性相联系，其主导思想是积极的。实践也证明，润肠通便药之“润性”确与其有油相关。但将其作为确定药性润燥的依据，其可靠性恐还不及性味。因为药材的“柔软”与“干脆”，“有汁无油”与“无汁无油”皆是相对的，难以截然区分。以植物和动物的鲜品入药，无不富有汁液，但决不是具有润性。沙参、龟甲之类，其体干燥少汁，药性甚润;而巴豆、椒目、车前子之类，其体润而有汁有油，药性却偏于燥。再观石氏本人对具体药物的处理，亦未能真正按药材质地区分药性润燥，如将体质干燥，少汁少油之桑叶、菊花、红花、枇杷叶、海浮石等，归入性润之列;而燥性药中，如牵牛子、豆卷、葶苈子、椒目等，又并非无汁无油之物。《药品化义》将药物质地的润燥，归入辨药八法的“体”项中，以之与药材的轻重、滑腻等相并列，并完全区别于药性之“义理”。这种做法是十分可取的。

由于将药材质地的柔软性状作为认定其性能濡润的依据，导致一些常用药物的“润肺”等功效，成为不实之词。如百部、紫菀、款冬花三药，在现代中药学中无不谓其“润肺止咳”之类，其含义与麦门冬、百合等药的润肺作用，显然不同。其实，在本草学中主要是认识这些药物虽为辛温或苦温之品，但无燥性，仅此而已。如百部，《本草新编》谓其“不耗气血”;《本草正义》谓其“虽曰微温，然润而不燥，且能开泄降气，凡嗽无不宜之，而尤为久嗽虚嗽必需良药。”并不专主肺燥之咳嗽。紫菀，《本草通玄》谓其“辛而不燥，润而不寒”;《药品化义》谓其“体润”;《本草正义》谓其“不偏于燥”;《本草正》还认为“劳伤肺肾，水亏金燥而咳喘失血者非所宜”。款冬花，《本草正义》谓其“开泄结气，定逆止喘，专主喘咳，性质功用，皆与紫菀绝似……气味虽温，润而不燥。”均未言其功能“润肺”。性不偏燥之药，绝对不能等同于润燥之药，对此类表述有欠准确的功效术语，应加以订正。

药性的润燥，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映了药物又一重要特性，使中药的性能理论进一步完善。正确地掌握和运用这种性能，可以提高临床用药的准确性，并减少用药的偏差。

由于每个人的素体有特殊，脏腑的生理有差异，感受的邪气有区别，就是罹患同一种疾病，往往有的兼湿，而有的兼燥。治疗这些病证的药物，尽管主要功效一样，其所具药性，又可能偏于燥，或偏于润，其适应证候并不完全相同。充分考虑和利用这种药性润燥之偏向，正好兼顾病证的燥湿，使药证完全相合，疗效可以提高。故同为解表药，有的燥性较强，可以胜湿，宜于外感夹湿之证;而有的无明显燥性或略兼润性，则宜于外感之燥证。同为补气健脾药，因性有润燥，主治互异。白术补脾胃而苦温燥湿，与脾喜温燥之性相符，善治脾虚有湿者;山药补脾而养阴生津，可遂胃喜柔润之性，主治脾虚津亏之证。同为化痰药，亦有润燥化痰与燥湿化痰之分，应辨清燥痰与湿痰而选择使用。如此用药，一举两得，尽量发挥药之所长。否则，不是风去湿留，或助湿为害，就是愈伤其阴，其燥更甚。

因时因地制宜的治疗原则，也要求认识药物润燥之性。干燥的季节、干燥的地区，性润之药较为常用，且用量宜稍大;即使可用燥药之证，亦多轻用、暂用。反之，在潮湿的季节、多雨的地区，性燥之品较为常用，其用量可稍大;对于当用性润之药，亦多轻用、暂用。只有掌握了药物的性润性燥，才能使这一用药原则落到实处。

掌握药物性能的润燥，还可以使病证用药禁忌的内容更为充实。临床用药时，对于众多与治疗湿证或燥证无直接关系的药物，亦应了解其润燥之性，以避免因药性润燥不宜而带来不良后果。如温里药与补阳药，一般不是直接用以治疗湿证的，但其辛温香燥之性也是必须注意的。所以，在中药学各药物的使用注意项内，涉及其滋腻或燥性之弊者，尤数众多。

现代对中药润燥理论的研究极少，仅有少数对古代文献的研究，而该理论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值得进一步探求其实质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