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有寒热虚实的不同，药性相应亦有四气补泻之异，药性的补泻，即通常所称的虚实补泻，是从药物所治虚实病证的疗效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它反映了药物在影响人体正邪消长、虚实变化方面的作用倾向，是说明药物作用性质的重要概念之一。临床“补虚泻实”正是在这一性能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尽管对药物的补泻作用及有关补泻的治则治法认识很早，《黄帝内经》已有大量论述，《神农本草经》的药物“三品”分类亦将补养扶正与祛邪泻实作为依据之一。但首先将补泻与药物性能联系在一起的是唐·陈藏器《本草拾遗》，其曰:“诸药有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此十种者，是药之大体。”并释补泻:“补可去弱，即人参、羊肉之属是也”，“泄可去闭，即葶苈、大黄之属是也”。之后，药物补泻之性成为反映药物作用特征的重要内容之一。

药物虚实补泻是从药物作用于机体所发生的反应概括出来的，是与所治疾病的虚实性质相对应而确定的。疾病的“虚”是指精气不足而产生的衰弱、退化等表现，而疾病的“实”是指邪气有余而产生的亢厉壮盛等现象。即“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素问·通评虚实论》)。治疗上，“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素问·三部九候论》)。与治则相对应，药物作用亦可从所治病证的虚实上归纳出其补泻的性能。凡能扶助正气，改善患者衰弱状态者为补，如人参、党参可用于脾气虚的倦怠乏力、食少便溏等虚证，有补中益气作用，表明这两种药物具有补的性能;反之，凡能祛除病邪，平其亢盛者为泻，如大黄可用于热结肠道、便秘、高热、神昏谵语等实证，有泻下攻积、清热泻火等作用，这表明大黄具有泻的性能。

掌握药性的虚实补泻是合理运用中药的重要部分。“虚而不实者，止用补，虚而实者，必攻补兼施，若实而不虚，则直攻之而已”(《医碥》)即是说，若疾病属虚证时，当用具“补”性的药物以补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若疾病属实证时，当用具“泻”性药物以攻之，此时不可再用“补”药，正如《类经》所言“盖补之则与正无与，而邪反盛，适足以藉寇兵而资盗粮，故治实证者，当直攻其邪，邪去则身安……此治实之道也。”若证属虚实夹杂，则又当“补”“泻”并用，攻补兼施，正所谓“补正必兼泻邪，邪去则补自得力”并“酌其邪正之强弱”以定补药泻药之多寡，“多寡得宜，方为合法”(《医学心悟》)。

但是，若只知药物的补泻，不明其他性能，亦不能很好地指导临床。如《景岳全书》曰:“阳虚者，宜补而兼暖，桂附干姜之属”，因“阳虚多寒”，故“宜补以甘温，而清润之品非所宜”;“阴虚者，宜补而兼清，门冬芍药生地之属”，因“阴虚多热”，故“宜补以甘凉，而辛燥之类不可用”。再以具体病证为例，对中气虚弱下陷、脏器下垂者，仅知用补性药物远远不够，临床应选用甘温、升浮、归脾经，具补性的药物(如黄芪、人参);而对寒湿中阻，则宜选用苦温性燥、升浮、归脾经，具泻性的药物(如苍术、厚朴)。可见，药性的补泻要真正指导临床，必须与药物的其他性能合参。

药性的补泻具体落实到药物，存在着多种情况:有性属补者，如人参、党参之类;有性属泻者，如大黄、葶苈子之属;更有既补又泻者，如白术健脾益气性补，而其燥湿利水性泻。当归，其用治心肝血虚，有养血之功，其性属补，若用治瘀血证，则发挥活血化瘀之力，其性属泻，但若用治血虚血滞者，因能养血活血，故又为补泻相兼。

此外，尚有部分药物作用难以用补泻药性概括之。诸如“止咳平喘”“止痛”“止血”等对症功效，由于所针对的“咳喘”“疼痛”“出血”等症状与疾病的虚实不直接相关(虚证或实证均可出现以上症状)。因此，这些药物功效与药性补泻不一定有直接联系。

中药之“补泻”理论，除药性的虚实补泻外，在《素问》中尚有五味补泻(或称五脏苦欲补泻)，它对后世药学发展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在金元及明代，该理论有较大的发展，部分内容尚被当时医家用以指导临床用药。如泽泻“补阴不足”(《医经溯洄集》)、黄柏“补水润燥”(李杲语)、知母“润肾燥而滋阴”(《本草纲目》)等均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发展而来。因此，了解这一理论，对研究古代药性理论及药物功效均有一定意义。

五脏苦欲补泻的理论源于《素问·藏气法时论》。文中指出“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耎，急食咸以耎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泻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阐发了五脏的苦欲补泻，其中，最有成就及影响的当推张元素。他将《素问》中五脏苦欲补泻的理论与具体药物联系在一起，如《医学启源》谓:“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甘草。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白术。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黄芩。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黄柏、知母。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以辛补之，细辛;以酸泻之，白芍药。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芒硝;以咸补之，泽泻;以甘泻之，黄芪、甘草、人参。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甘草，以甘补之，人参;以苦泻之，黄连。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药;以酸补之，五味子;以辛泻之，桑白皮。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知母;以苦补之，黄柏;以咸泻之，泽泻。”

以上内容可以列表(表3-1，表3-2)归纳如下:

表3-1、表3-2中，尽管张元素所增补具体药物，如黄柏、知母、桑白皮之“辛”味，若以现今对药物性味的认识去审视，可能产生诸多疑虑。但若抛开这些具体药例，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理解五脏苦欲补泻，可得结论:同是辛散、酸收、苦坚、咸软、甘缓，针对不同的脏器，由于各脏生理、病理特点的不同，可分别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或为“补”，或为“泻”。即便如人参、甘草之类，在脾为“补”，在心则为“泻”。不同脏器对同一药物有不同的反应。

继张元素《医学启源》对五脏苦欲补泻提出标准药物后，王好古、李时珍等均将之收入所著本草如《汤液本草》(“五脏苦欲补泻药味”)或《本草纲目》(“五脏五味补泻”)中，故而进一步扩大了该理论的影响。明代医家张景岳《类经》、缪希雍《本草经疏》、李中梓《医宗必读》及清代景日昣《嵩厓尊生书》等，对五脏苦欲的缘由做了许多解释和补充。如张景岳《类经》释肝之苦欲补泻曰:“肝为将军之官，其志怒，其气急，急则自伤，反为所苦，故宜食甘以缓之，则急者可平，柔能制刚也……木不宜郁，故欲以辛散之，顺其性者为补，逆其性者为写(同泻)，肝喜散而恶收，故辛为补，酸为写。”与张氏同时代的缪希雍亦从“苦欲者，犹言好恶也，违其性，故苦;遂其性，故欲。欲者，是本神之神所好也，即补也。苦者，是本脏之神所恶也，即泻也，补泻系乎苦欲”(《本草经疏》)来阐释具体脏器之补泻。其后，李中梓《医宗必读》亦言“夫五脏者，违其性则苦，遂其性则欲。本脏所恶，即名为泻，本脏所喜，即名为补”。总之，“顺其性者为补，违其性者为泻”成为后世理解、认识和研究五脏苦欲补泻的基础。

应当承认，尽管五脏苦欲补泻在金元以后诸家对之阐释发挥颇多，但仍然没有解决该理论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故丹波元坚《药治通义》评曰:“五藏苦欲补泻，见藏气法时论，而王海藏隶以各药(按:实为张元素《医学启源》)，殆不免牵执，今缪氏就其意，敷演为说，亦似不确协。”具体地说，该理论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如五味对五脏的补泻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五味对脏器的补泻可出现何种有利或不利的效果?临床又怎样利用之?再以张元素所列具体药物来说，因肾欲坚，以黄柏、知母之苦以坚之、补之;因肾苦燥又以黄柏、知母之辛以润之。那么，黄柏、知母之辛味从何而来?其味的标定与五味理论是否一致?如此等等。

正是由于以上诸多问题悬而未决，五脏苦欲补泻没有在临床中起到应有的作用。清代以后，五脏苦欲补泻的理论渐渐被医药著作所淡忘。但是抛开前人所列五脏苦欲补泻的具体药物，从总体上来评价这一用药理论，仍然是值得肯定的。该理论的核心是将药物的“补”与“泻”与具体的脏腑联系在一起，灵活看待，并从脏腑当时状态的生理、病理特点出发，进而制定相适宜的治疗原则，选择人体脏腑在该条件下“所欲”的药物，这种研究问题的方式和用药主张，值得借鉴和采纳。

该理论还以举例的方式告诫人们，任何药物，哪怕是名贵的补益之品，若不被脏腑所需要，往往会干扰和破坏人体生理功能，或加剧病理改变，导致不良反应，都是有害的，因而不能乱用。相反，只要为脏腑所需要，不论什么药物，哪怕是偏性强烈，甚至是有毒之品，只要使用得当，都是有利的，都是应当果断使用的。这对人们喜补益恶攻邪的不良心理，进行了针砭。仅就这一点而言，缪希雍称“五脏苦欲补泻，乃用药第一义”是不无道理的。这对后人加深对药物利与害的认识，区别药物治疗作用与副作用的关系，也是大有启迪的。

中药的补泻还源于“精气阴阳”论，以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离。在中医学中，“阴阳”的概念虽是明确不移的，但阴阳所指则是变动不居的。诚如朱丹溪在《局方发挥》中说:“阴阳二字，固以对待而言，所措无定在。或言寒热，或言气血。”当以阴阳代指“阴精”与“阳气”时，则阴阳两者密不可分。这就是古代哲学中的“元气”说或“精气”(有时亦单称“精”)说。如《论衡》:“元气未分，浑沌为一”“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圣济经》对此表述为“觉此而冥焉者，合阴阳为一德，知此而辨焉者，分阴阳于两仪”。张景岳说:“盖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此所谓元阴、元阳，亦曰真精、真气也。”徐灵胎在《杂病原·阴阳》中说:“道产阴阳，原同一气。火为水之主，水为火之源，水火原不相离也……其在人，即元阴元阳，即先天之元神元气也。”张景岳更明确指出:“以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离。”当依据这一理论来认识药物“补阴”功效时，则所谓补“阴”，实指补阴阳浑沌为一之“精”，即肾中“元阴”。这既是“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治则的立论依据，也可据此理解何以“温”性药也可补“阴”，如熟地黄、制何首乌之类，从而消除了以“阳(温)药补阴”在理论上枘凿不合的问题。至于将枸杞子、菟丝子之类阴阳双补之药，列为补阴或补阳药，更不难理解了。而其他药如鹿茸、海狗肾之类既补阳又益精之药也可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