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一顿午餐的收获

“大部分人都记得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那场灾难，但一战后，时势造英雄的时代并未如约而至，这让人非常沮丧。整个二战期间，人们都渴望和平。”

“对于疲惫不堪的探寻者来说，“新博物学家”丛书犹如上帝的恩赐，缓解了公众对和平的渴望，淡化了战争造成的伤害。对《新博物学家》而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摘自L．达德利·斯坦普《英国的自然保护》作者前言（1969）

“新博物学家”丛书的出版商、制作人及编辑，在1942年6月举行了首次非正式会议，比利·柯林斯在提到这次会议的召开背景时说：“英国已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当时纳粹元帅隆美尔已攻下托布鲁克，逼迫英国第八集团军退至埃及境内的阿拉曼地区。英国在大西洋战役中也是节节败退。那时，德国的三艘主力战舰甚至可以在不受任何损伤的情况下横穿英吉利海峡，并且击落了大量英国鱼雷轰炸机。虽说此种局面对英国并未构成最直接的威胁，但从军事层面上来说，这无疑是二战中英国面临的非常不利的局面之一。早期的“新博物学家”丛书编辑工作会议上充满了乐观情绪，但达德利·斯坦普称这是一种逃避主义，因为若德国赢下了二战，英国民众将会面临更为紧迫的事务，根本无暇顾及博物学。

为了出版“新博物学家”丛书，比利·柯林斯找到了爱德普林特出版社的主管沃尔夫冈·弗格斯，为了逃离希特勒第三帝国的统治，弗格斯从匈牙利前往英国避难。他们刚刚合作完成了《图说英国》系列（见第三章）。弗格斯专门研究彩色照片冲印，他相信照相机在不久的将来会给博物学书籍的出版带来革命性的改变。他的职责是根据作者的草图制作彩色照片、图表与地图。正是因为有了弗格斯和爱德普林特出版社的帮助，我们才能在早期的“新博物学家”丛书中欣赏到制作精美的注释地图。

就在首次会议前，不过肯定是在1942年4月之后，柯林斯与弗格斯登门拜访了朱利安·赫胥黎，想再次获得赫胥黎对出版“新博物学家”丛书一事的积极支持。因为柯林斯与弗格斯知道，赫胥黎的专长就是将生态学与动物行为学的新见解与英国传统的博物学研究相结合，并以合适的方式将研究成果展示在公众面前。当时已54岁的赫胥黎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放弃了学术生涯，转而积极投身于宣传普及科学的事业当中。从多方面来看，他都是新博物学家的典范。在研究生涯的早期，赫胥黎就已将他在实验室对基因与胚胎发展的研究与他更为著名的与潜鸟实地研究相结合，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将此研究成果写进了自己关于进化、动物语言以及群居昆虫的文章中。在成功向公众介绍了实地科学取得的最新成果后，赫胥黎在帮助博物学研究起死回生方面比任何人的功劳都要大。人们认为，赫胥黎几乎是凭一己之力让博物学在科学界重获尊严。在他已故好友W. H．索普的眼中，他几乎是英国在二战期间唯一认识到生态学和动物行为学重要性的资深动物学家。赫胥黎成功地将实地研究的两大重点领域结合起来，成为了继达尔文后最具影响力的博物学家。

赫胥黎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优良的家族基因。同其他家庭成员一样，他文笔出色，睿智优雅，才干出众，而这些正是所有人都想从祖先那继承来的优良品质。他的祖父T.H．赫胥黎是一位优秀的达尔文主义者，让他从小就对进化论研究产生了兴趣，他的父亲是一名传记作家和杂志编辑，弟弟则是一位出名的小说家和评论家。在母亲家族这边，他继承了托马斯·阿诺德卓越的组织能力，阿诺德是著名拉格比公学的校长，也是一位教育改革家。其子马修·阿诺德是赫胥黎的舅姥爷；赫胥黎的姨妈汉弗莱·沃德也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但是，在阿诺德家族优良的基因背后却隐藏着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阿诺德家族有着不可控制的抑郁症倾向，赫胥黎的弟弟特里维廉就是因为抑郁症自杀身亡的。他本人也深受抑郁症的折磨，当他感觉自己无法正常工作时，就会断绝所有与外界的联系，只让妻子陪在身边，有时在乡间散步，有时埋头研究。

1925年，赫胥黎离开牛津大学，担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动物学系的主任。也许感到自己并不太适合教授职位，两年后他就辞职了，与H.G．威尔斯一道为著名的双周刊杂志《生命科学》工作。威尔斯希望将这本书打造成“总结当代有关生命及其可能性的科学杂志”。1935年，赫胥黎被任命为伦敦动物学会秘书，这也意味着他将负责伦敦动物园的日常运行。接下来的几年，他主编了两本十分重要的书籍——《新分类学》（1940）与《进化论之现代综合论》（1942），并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当柯林斯登门拜访时，赫胥黎刚刚结束在美国的巡讲，并打算回国后立即辞去动物学会的秘书职位，重新专注于写作与新闻工作。

赫胥黎的名气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达到顶峰。虽然柯林斯并未出版过赫胥黎的任何书籍，但他俩显然还是相互认识的。在这种情况下，柯林斯的拜访时机真可谓恰到好处。赫胥黎对出版一套有分量的博物学丛书一事表现出了兴趣，邀请柯林斯一边吃午餐，“一边讨论这项可行的计划”。

当天共进午餐的有4个人，除了柯林斯与赫胥黎外，还有弗格斯和赫胥黎的学生詹姆斯·费舍尔。费舍尔是“新博物学家”丛书团队中最具活力的一员，关于他，还有一段传奇故事，我相信许多读者都听说过。在德国对伦敦的一次空袭中，费舍尔与柯林斯在防空洞内偶遇，当时费舍尔对柯林斯说：“英国当前需要一套关于博物学的优秀丛书来转移民众对屠杀的注意力。”柯林斯对此表示同意，并答道：“此言极是，我们需要成立一个编辑部，如果你下定决心要这么做，我将会提供资金支持。”这故事讲起来挺精彩，但是否真有其事呢？40年后，费舍尔的儿子在一封信中对此故事的描述令人确信此事的真实性。但1946年，柯林斯在发表于《书商》上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个故事只是一笔带过：“当时“新博物学家”丛书的出版商与摄影师（即柯林斯与弗格斯）一起拜访了赫胥黎，他对丛书一事很感兴趣，是他将鸟类学家费舍尔介绍给了他们。”这不免令人感到柯林斯与费舍尔直到那时才见着面。不过，也许此句只是柯林斯正式的写作风格的一种体现而已，很可能他俩此前就有过交流，只是并未深谈。

虽说无从考证费舍尔是否在防空洞内说过那句话，但不管怎样，这句话至少非常符合他的性格。他是平民化的“朱利安·赫胥黎”，是“新博物学家”丛书的代表人物。受邀出席那顿非同寻常的午餐时，他仅29岁，却已是英国鸟类学基金会秘书，并且出版了畅销书《观鸟》。更为重要的是，他对鸟类研究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和坚韧的意志力，因而成为当时英国最具盛名的鸟类学家之一。同赫胥黎一样，费舍尔家族也有着优良的基因。他的父亲肯尼斯·费舍尔是英国顶尖的寄宿中学奥多中学的校长，从这个学校曾走出了彼得·斯科特与莱斯利·布朗等著名人物。肯尼斯·费舍尔是个非常狂热的观鸟者，但是在博物学方面，对年轻的费舍尔影响最大的却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他舅舅阿诺德·博伊德，一位来自英国柴郡的博物学家（此人我们应多加了解）。詹姆斯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进入伊顿公学，并获得了英国皇家奖学金。完成学业后，费舍尔于1931年进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学习医学。但不久之后，他便转入动物学系，自那以后，鸟类成了他一生的挚爱。1933年，费舍尔以鸟类学家的身份加入了牛津大学北极探险队，此次经历让他写下了人生第一篇学术论文，并开启了他对管鼻藿长达20年的迷恋。1936年，费舍尔与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玛杰里·莉莲·伊迪丝·特纳喜结连理，两人一同完成了探险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传记。他们在费尔岛度的蜜月，两人经常一起观鸟。对海鸟的追寻不仅满足了费舍尔本人对旅游的热爱，同时也让他尽情享受了划船与爬山（费舍尔身高肩宽，是进行这两项运动的理想体格）。每每读到介绍费舍尔的文章时，我们总能感到他在进行每项研究时总是充满活力，激情满满。那时，他甚至可以说了解鸟类学界的一切事物，认识界内所有的人。即便有人认为同他交往令人疲倦，但他依然是一个广受欢迎的人。与其他做学问的人不同，费舍尔性格外向，平易近人，富有幽默感，因此也能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人们都说，费舍尔的交际能力十分出色，不论是在伦敦的萨维尔俱乐部，还是在北安普敦郡博物学家基金会的会议上，他的交际能力都受到了众人的赞扬。费舍尔还是一位非常懂得享受生活的人。1950年前后的一天晚上，费舍尔与尼尔·坎贝尔在一艘停泊于圣基尔达岛海边的游轮上度过了一晚，坎贝尔曾如此回忆那次的经历：“那天晚上我们聊得非常开心，之后，我又不得不怀着十分沮丧的心情回到我那狭窄的充气船内，回到岸上的军队宿舍。我真希望今后可以多多与他碰面。”

从牛津毕业时，费舍尔只拿到了令人失望的二等学位（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观鸟上），结束了在彼谢普斯托夫学院短暂的执教生涯之后，他便在伦敦动物园谋了一份园长助理的工作，负责组织大众参与鸟类研究。工作期间，他经常在英国动物行为研究学会和英国鸟类学基金会里与赫胥黎见面。费舍尔将“新博物学家”丛书中的《观鸟》一书敬献给赫胥黎，是为了感激他对自己的指导与鼓励以及在一同观鸟时留给自己的许多美好时光。1939年，赫胥黎与费舍尔参加了圣基尔达岛探险队，这次探险的目的是调查塘鹅与其他海鸟的生存情况。从此，圣基尔达岛便成了费舍尔的精神家园，要不是二战的爆发，他肯定会经常故地重游，也许还将写下《塘鹅》和《管鼻藿》这两本书。

二战中，费舍尔受英国农业部委托研究白嘴鸦。但他还是挤出时间完成了《观鸟》一书，这本书被视为博物学的经典著作，同时，在使观鸟成为一种科学性爱好上，此书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一本都要大。其实，《观鸟》一书放在那个时代比现今更为适合，因为在1940年，许多人倾向捕杀鸟类而非观赏它们。书中有多个章节着力介绍了当时对普通博物学家依旧较为陌生的课题，如鸟类迁移、鸟类栖息地、鸟类语言与行为等，此外，本书还保留了其他许多受赫胥黎影响的印记。与此同时，此书采用了新颖的写作手法向读者陈述鸟类研究的最新发现，语言朴实易懂，文字间充满自信与激情。《观鸟》虽说是一本向大众普及鹈鹕知识、价格便宜的平装本，但却大受欢迎，十分畅销。此书背面上的订阅单让英国鸟类学基金会的会员数量在1940-1944年增加了一倍。《观鸟》一书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作者前言，这个部分可以让我们很好地了解费舍尔为何对“新博物学家”兴趣浓厚，以下就是本书的前言部分节选：

“也许有人认为，在英国奋力捍卫自身国民与他国国民生命的大环境，出版一本有关鸟类的书籍是非常不妥的，此书作者应向大众道歉。但我绝不会道歉，因为鸟类也是世界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同样必须加以保护。二战结束后，人们的日子将回归正轨，人们会更多地走进自然；甚至可以放下繁重的工作，好好休息。这样，必定会有人愿意去观察鸟类或进行相关鸟类研究。这样的时机一定会来临。”

詹姆斯·费舍尔，《观鸟》前言（1940）

其实费舍尔与那些科学界的精英并非趣味相投，而且对当时非常流行的那种所谓大众化的博物学书籍进行了猛烈批评。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书的内容太过简单幼稚，而且书中那伤感的情绪有时令人感到厌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是这些书籍内容空洞，主要目的是引起读者的情感认同。费舍尔对博物学最为清晰明确的解释，可在他1947年编撰的《新博物学家杂志》的前三页上找到，在当时这本杂志可谓是命运多舛。也许，费舍尔早在1940年就已持有相同的观点。不管怎样，从本质上来说，这意味着一位业余的实地博物学家终于走向了成熟；而作为英国传统与流行趋势的博物学研究，因民众的参与拓展了研究广度，也因新生态科学的出现挖掘了研究深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博物学家们需走出家门，到户外亲身观察野生动物、鸟类与植物的生活。更重要的是，现在正是专家们需通过杂志、书籍和讲座向业余的博物学家传授经验，来帮助和鼓励业余博物学家为解决生物地理分布、生态学以及生活史的研究难题做出贡献的大好时机。在一封写给阿里斯特·哈代的信中，费舍尔自信地提到，大众科学读物与低俗新闻不再被人们混为一谈，这令人非常欣慰。而在今后的20年中，博物学的每个领域都将会有大量的业余博物学家成长起来，他们的数量将超过受过专业训练的博物学家。我们（包括“新博物学家”丛书）对此似乎已做好了准备。

也许费舍尔低估了低俗新闻的顽强生命力和电视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不过，也正是基于媒体上的这些负面评价，费舍尔才更理智地把握了“新博物学家”的发展前景。据说，当时只有费舍尔对首版“新博物学家”丛书的大卖不感到吃惊，因为五年前他就在《观鸟》一书中自信满满地预见这一点。在他看来，首版“新博物学家”丛书的成功只不过是证明了他的观点正确而已。

当时虽说没人记录下赫胥黎与柯林斯等四人在午餐中的交谈内容，但几年后，柯林斯发表于《书商》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总结了自己的初衷以及赫胥黎对自己提议做出的回应。柯林斯回忆道，他的目的是对英国博物学研究做一次全新的调查，为了实现此目的，他计划出版一套涵盖博物学各个领域的系列丛书，此系列丛书将采用陈述性的写作手法，而且以亲民的价格在市场上售卖，向大众全面展示20世纪人类所取得的科学成果。虽然此计划从商业角度来说比较冒险，但其实倒不算异想天开，反而迎合了当时大众的需求与意愿，与赫胥黎和威尔斯出版的《生命科学》系列如出一辙。二战期间，人们对科学研究最新发现的兴趣，也在与日俱增。柯林斯相信，自己出版“新博物学家”丛书的王牌在于他可以用彩色照片作为此套丛书的插图，向读者呈现自然的真实魅力。然而，这一点也正是赫胥黎所担心的，因为在他看来，彩色冲印技术还不够成熟，而且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说服众人，证明这种来自美国柯达公司的摄影胶卷具有神奇的功用，可以克服自然摄影领域至今都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柯林斯与福格斯却对柯达彩色胶卷充满信心，并进行了大量采购。费舍尔在那次午餐中对出版“新博物学家”的贡献在于，他强调了在新博物学中现代鸟类学研究的重要性。他在《新博物学家》杂志上已经说得很清楚，分批、分种类的野生动物研究方法已经过时，他想立刻摆脱此种方法的束缚，并重拾他口中的“老一辈博物学家的好奇心理”。费舍尔在提出这一观点时（也许出现在他脑海里的是吉尔伯特·怀特），其实是想暗示是好奇心驱使人们去观察、推理以及进行简单的实验的。此后，他的这些观点被纳入“新博物学家”丛书的出版宗旨，印在每本书籍书名页的背面和早期书套的封底。也许本书读者非常熟悉“新博物学家”丛书的出版宗旨，但此宗旨背后所蕴藏的主张与观点才是此套丛书成功的关键，所以在此我不惜笔墨地将其摘录下来：

“本丛书旨在通过重拾老一代博物学家的探索精神，激发普通读者对于英国野生动植物的兴趣。编者一致认为，英国国民对本土动植物有着与生俱来的自豪感，人们应该更加关注以便其能够得以延续，而最能滋养这一自豪感的正是准确无误的信息和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本套丛书将从这些动植物的发源地与栖息地对其进行描述，并以彩色摄影与彩色冲印作为最新手段，向读者们全面展示这些动植物真实色彩所具有的美丽。”

4个人的这顿午餐可谓是收获颇丰，柯林斯曾写道，正是在他与赫胥黎等人共进午餐的那天，出版“新博物学家”的总体思路细化成了具体可行的实施办法。而且，复杂的编辑安排也成功地制定了出来。根据计划，赫胥黎与费舍尔将成为编辑部（柯林斯习惯称为编辑委员会）的核心成员，职责是为每一个研究课题找到最为合适的作者，并帮助每一本书籍顺利出版；爱德普林特出版社将负责制作书中图片材料，比如冲印照相底片、绘制地图与插图；柯林斯出版社则负责印刷，并作好后勤工作。作为“新博物学家”出版的三大负责方，编辑、印刷商和插画负责人应经常会面以查看进度，并制定下一阶段计划。虽说出版过程十分漫长，且任务紧迫，但本丛书还是克服了战争带来的困难与阻碍，一路磕磕碰碰走了过来，并于1945年底成功出版，“新博物学家”就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