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博物学

大概14岁的时候，我在学校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被翻到卷了页角的《蝴蝶》，这是我拜读的第一本“新博物学家”。尽管书的封面被摸得皱巴巴、脏兮兮，但封面的图片却让我眼前一亮，它跟我读过的其他任何博物学书的封面都不一样。书中的内容则更有意思：彩色插图处处可见，文段读起来津津有味，详细记载了各种蝴蝶的变种和畸变，这都是大自然的杰作。但是，除了那些有意思的内容外，书中还有一些关于繁殖的章节，其中涉及的均质结合体、对偶基因和多态性等概念颇令人费解。对于类似章节，我就跳过去了。

一两年后，我又得到了一本萨默海斯的馆藏版《英国野生兰花》，对我而言，这本书简直是完美至极。后来我努力攒钱希望能买一部单反相机，一心想着拿它模仿罗伯特·阿特金森去拍摄兰花。更妙的是，乔布·爱德华·劳斯利的《白垩及石灰岩上的野花》绝版多年之后，重又再版，依然广受欢迎。为了追寻劳斯利的足迹，我带着相机遍访多佛白崖、佩恩斯威克灯塔、埃文河峡谷和贝里海角，那一两年我对拍摄野生花卉近乎痴迷。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当时那个年龄我应该喝喝小酒、追追漂亮姑娘，但我并不后悔，也不觉得这是萨默海斯和劳斯利的不是。是他们的书带给了我从别处无法找寻到的灵感，书中描绘的都是我喜爱的东西，有四季更替的乡村风光，有隐匿在田间地头的村落，还有一些离奇又有趣的自然现象：找不到配偶的黄蜂寂寞难耐，硬是和兰花凑成了一对；白色岩蔷薇的花蕊却是黄色的，稍一触碰便展开好似风扇；还有那神秘的虎舌兰，终其一生或许也只会盛开一次。

书尾清单中列举了卷帙浩繁的丛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及至毕业，我拥有了清单中至少三分之一的书。其中有好些书我一直没能读懂，但大部分同大学教科书、指南之类的书比起来让人耳目一新，有时不禁会想为什么其他的书不能如此。

25年后，我仍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我已经明白为何世上只有一套“新博物学家”。一般人未必愿意去冒险编撰这类大部头丛书，即使他愿意，时机也不见得合适。“新博物学家”丛书的出现是因为其创始人希望汇编一套与众不同的书，为博物学书籍出版设定一个全新的标准。“新博物学家”之所以能顺利发展至今，其原因有二：首先，作为相对较新的学科，生态学走向“成熟”，这不仅让一直以来杂乱无章的实地研究形成了体系，还催生了观察理解自然的全新途径。生态学是一门关于生物同其所在的不同环境（食物、避难所、洞穴、巢、空气、水和岩石）之间关系的学科，是实地研究让生态学变成了一门可以量化的学科，生态学也因此备受推崇。其次，摄影技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革命性的发展。美国柯达公司引领的这次革新，让摄影技术娴熟的博物学家能够首次使用彩色图像记录大自然，也改变了博物学家及出版商承袭多年的习惯。他们无需再用针插、填塞、按压等方式将蝴蝶、鸟或花制作成标本，只需在其生活的自然环境中去记录它们。

时代背景或许有利，但没有合适的专家乐意组织编写“新博物学家”并四处拍照，这一丛书的存在或许不会超过五年，更别说到目前为止已发展了50年。“新博物学家”最大的财富莫过于此。1945年，众多的专职及业余博物学家不仅精于某个学科，还能够从其他学科的角度思考问题，并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任何受过较好教育的人都能够读懂。其中部分人已经出过很受欢迎的书，或通过接受广播、采访、撰写报纸自然专栏而为公众熟知。有一个人特别要提到，那就是朱利安·赫胥黎，他不仅是一位才华卓著的科学普及者，还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出版商W.A.R．柯林斯的商业资源同赫胥黎的才华相结合，奠定了“新博物学家”成功的基石。柯林斯能将书推向市场，赫胥黎则能找到适当的作者。此时，恰好这一领域学术水平最高的作者愿意而且有能力写出让他们两人都满意的书。

但是，这样的书会有市场吗？“新博物学家”丛书涉足了出版界的未知领域。其他的出版社似乎确信这是一趟浑水，而柯林斯也一定认识到了此举的商业风险，尤其是在摄影和编辑上投资不菲的情况下，风险越发难以预测。然而，第一批书的销量却让他喜出望外。1945年的读者有些独特的共性。即使在战争期间，书籍的出版也能满足他们的阅读期待。但是，当时鲜有书籍使用彩印（柯林斯出版社推出的《图说英国》除外），而且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在乡村漫步，欣赏花鸟的机会也实在有限。“新博物学家”丛书给战后英国的书店带去了色彩。那时的人们对自然的兴趣极高，而且那时也没有电视机来帮他们打发时间，因此，他们选择读书。他们读书时注意力更为持久，对成人教育兴趣浓厚。社会上也设置有专项基金鼓励退役军人通过自学成为学校教员。科学知识的普及在这一阶段已达到了巅峰，试想谁不曾被先进的战争武器把生活搅得天翻地覆，被可怕的原子弹夺去一切？所以，人们对于和平未来的期望也前所未有的强烈，他们希望未来城镇有更多绿色的空间，山间有更多的国家公园。丛书的成功，一定获益于这种期待。二战后，“新博物学家”和实地研究及自然保护的同步发展绝非偶然，二者都是大众切身需要的产物。“新博物学家”的成功是“天时”的结果，由于丛书的市场定位的关键在于其收藏价值，第一批图书的大获成功为后一批图书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W.A.R通常被人称作比利·柯林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从体型来讲他高大健壮，他言辞诙谐、眼光敏锐、眉毛浓密，他豪放不羁、性格直率，可以说是个急性子。三个无与伦比的特质让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出版商：首先，他是一名狂热分子；其次，他对于细节的注意几近痴迷；最后，他对自己和同事都极为严厉。据说，即便是在周末，他也会忙于农艺、狩猎和园艺，最重要的是，即使是周末，他还坚持阅读书稿。作为那种墨守成规似的老派出版商，他会毫不含糊地去读书。

他是比利·柯林斯家族第五代传人，柯林斯家族的第一代先祖是格拉斯哥的一位校长，于1819年创立了一家宗教及教育书籍印刷厂。20世纪30年代，当他的玄孙接手家族企业时，柯林斯公司仍旧是一家印刷信纸、日记簿和圣经的公司，而非出版社。公司因出版博物学方面的著作和小说而声名鹊起，这主要归功于比利·柯林斯。比利·柯林斯于20世纪20年代进入公司，他的兴趣完全不在印刷方面，反倒是对伦敦极具诱惑力的出版业兴致盎然。他是个精明的生意人，熟谙国际图书市场的运作之道。英国人物传记辞典中给予了他这样的评价“世界图书行业的领头羊订购了什么书，什么时候续定，什么时候库存积压，他都了然于心”。他和他的夫人经常去美国，有一次旅行归来，带回了詹姆斯·琼斯《从这里到永恒》的手稿。比利·柯林斯还培养起了一批忠心耿耿、尽职尽责的员工，包括罗纳德·波利策，他是在职期间最伟大的销售员；F.T．史密斯，他创立了柯林斯读书俱乐部，多年来一直是柯林斯推广“新博物学家”系列的得力助手。比利·柯林斯还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引入了清晰美观的“Fontana”字体，该字体是由18世纪的书写文字演化而来。尽管由于二战，国内四处征兵，还一度遭受德军空袭，柯林斯依旧创造出了不错的业绩，将众多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作品的版权收入囊中，其中包括亚瑟·布莱恩特的《英伦传说》。

W.A.R．柯林斯（1900-1976），埃里克·霍斯金 摄于1966年

1944年，柯林斯出版社的伦敦分部被德军轰炸，公司迁至圣詹姆斯宫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这里的两栋乔治国王时代小楼里，一栋是红砖建造，另一栋则被涂成了米黄色。“新博物学家”编委会成员常常围坐在一张宽大气派的会议桌旁开会，桌面擦得铮亮。对于一家家族企业来说，那已算是个不错的办公室，有着优雅的螺旋式楼梯和镶护墙板的房间，出版商和作者们可以一边品尝马德拉酒，一边畅聊书稿的事情。嘈杂的印刷厂远在格拉斯哥，共有2500名员工，包括排字工、印刷工、电子铸版工及铸版工、石版家、装订工、大理石工、切割工、裁缝师、通讯工、捆包工、药剂师和机械师，工厂占地面积超过5.2公顷。“新博物学家”丛书就是在那里付梓成册的，印刷15000册图书只要一个小时。

战乱的时候，比利·柯林斯一心盼望着和平。作为一个英国人，一名业余博物学家，他一心想要把公司打造成博物学界内主要的出版商之一。《柯林斯家族》（1952）一书中说道：“长期以来，他一直想着出版一套带有插图的自然丛书，丛书不仅会充实博物学文库，而且能经受住最严格的科学考验”。柯林斯公司旨在将“新博物学家”丛书打造成旗舰出版物，该系列的声望远远超过了随后出版的其他知名博物学书籍，如《袖针指南》、系列《野外指南》系列和《新生代指南》系列等。据说比利·柯林斯将“新博物学家”视为他最重要的成就，即便在外人看来，柯林斯其他的成就已然不凡。

后面两个章节将介绍比利·柯林斯采取了哪些及时有效的措施来筹备推出“新博物学家”丛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希望看到的是“关于英国博物学的新调查，如书籍在价格、内容、外观方面都能让人满意，这样，普通大众就能够接触到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人类所掌握的新的科学知识”。他认为这对于任何一家出版社来说，都是最大的风险，当时人们都以为“新博物学家”系列只有50本出版不到6年的书，而现如今它被视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博物学丛书。尽管和所有最美妙的故事一样，它的讲述方式在不断成熟，但说到底它是时代的产物。其实，“新博物学家”抓住了一个大好时机，正是这时英国博物学实地研究的传统开始与尖端科学完美融合，并随着一批研究机构的成立，正式登堂入室与理论研究接轨。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时刻，不过“新博物学家”丛书的精神在不断涌现的新著中得以延续，而新的博物学家们却仍然不断地从皮尔索尔、福特等人的经典著作汲取灵感。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种精神以及拥有这种精神的人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