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黑格尔与康德

黑格尔所处的时代，在哲学上可以说是康德的时代。康德自称其时代为“批判的时代”。理性成为康德斗争的武器，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康德抓住理性这概念，作为研究、考察和批判的对象。可以说，理性批判是抓住了政治运动、宗教信仰、道德实践和哲学研究的中心主题。康德在哲学上提出了动人心弦的中心问题，企图作出严肃的、创造性的、系统性的批判。黑格尔沿着康德哲学的道路前进，系统地回答了康德提出的问题。他先从康德的伦理学和宗教思想开始，因为伦理宗教与政治的联系较为密切，然后才进一步研究逻辑学和认识论。黑格尔全面地接受了康德的遗产，继承、批判、发展和提高了康德哲学。他批判了不可知论，建立了唯心主义的可知论；批判了主观唯心主义，发展为客观唯心主义，把德国哲学发展到古典唯心论哲学的最高峰。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继承和批判，是有重要成果的。他批判康德的二元论和形而上学，评价了康德对“事物的矛盾表示温情”的辩证法局限性，从客观唯心论出发，发展出全面系统的辩证法。诚如列宁所说：“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黑格尔对康德等人的批判”，就是这样。

康德在思想和生活上，有两个重要的矛盾：科学和宗教的矛盾，必然性和自由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有内在的联系，反映了当时整个德国甚至整个西欧的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矛盾。文艺复兴以来，西欧社会生活中一直存在着科学对宗教的斗争。新兴资产阶级提倡科学，也发展了科学；提倡民主自由，反对封建统治和宗教权威。他们经过伏尔泰和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发挥，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口号；提出了以理性反对封建和宗教权威，把理性当作主要武器，要使一切传统的东西都经过理性的检验，或用理性辩护其存在的权利，如经不住检验，就站不住脚，要被推翻。当然康德所谓理性也是带有资产阶级软弱性的烙印，并且是抽象的、先验的。这种矛盾的尖锐性，特别深刻地反映在康德的生活和思想中。

康德的生活和思想中表现出科学和宗教的矛盾。他出身于清教徒家庭，自己也是清教徒。他最敬爱的老师苏尔兹是有名的清教徒。清教徒注重内心的生活，虔诚的信仰，漠视烦琐的礼节仪式，反对强制的教条，它是最富于道德意识的宗教，也是比较适合于资产阶级的宗教。这是矛盾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是天才的、渊博的自然科学家。他第一次提出星云假设，用发展的观点来解释天体运动的问题。他当了四十年大学教授，每年开两门功课，在理学院开一门自然科学的课程，在哲学院讲授一门逻辑或哲学课程。康德第一次创立了自然地理这门学科。最受欢迎的是他的人类学，讲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极为形象生动。但他的哲学课反而讲得使人昏昏欲睡。据统计，他讲自然地理学26次，人类学24次，自然律12次，理论物理学20次，数学16次，力学2次，矿物学1次。可以看出康德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广博，兴趣的浓厚和特殊的贡献。他的宗教生活和科学研究，包含着深刻的矛盾。所以康德只好采取调和和妥协的态度，使两者并行不悖。康德所亲切感受的这种矛盾归根到底是当时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矛盾的一种反映。就在法国革命前夕（1787年），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他就公开提出，他要限制科学，为宗教保留地盘，企图解决宗教和科学不可调和的矛盾，为宗教和科学划分范围。科学研究现象世界，宗教信仰无限、绝对、永恒的上帝。康德要把知识和信仰范围严格分开，互不侵犯。他要求宗教不要迫害科学，也不要利用科学和哲学为宗教辩护；科学既不要如中世纪那样为宗教当婢女，也不要去反对宗教和否定上帝的存在。这种观点给有传统宗教信仰的许多科学家以很大的安慰。他们可以一面进行科学研究，一面在案头上放一本圣经进教堂做礼拜等等。康德自认为这是解除矛盾，不偏不倚的折衷办法。这实际上是偏袒宗教，认为宗教高于科学。列宁说康德贬损知识，为了替宗教开拓地盘。康德以大科学家的身份去限制科学的范围，所起的麻醉作用特别大，影响也特别大。其效力远比那些牧师、神学家、反动政客从实用主义出发去攻击污蔑科学大得多。

康德为宗教辩护，认为旧的形而上学、旧的经院哲学用理论去为宗教辩护，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各种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证，也全都无效。他主张把宗教限制在理性和道德范围内，但也引起一部分反动统治阶级不满。普鲁士王朝认为他《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有碍传统的宗教信仰，曾给他“钳口令”，不许他继续对这方面的问题说话。这充分表明康德自己深切感受到的科学与宗教的矛盾。

康德住在东普鲁士的寇尼斯堡，是容克地主的大本营，崇尚严格的训练，军人的纪律，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这些使康德感到生活中的必然性。加上康德对牛顿力学研究的结果，他在认识论中概括了牛顿力学研究的方法，形成森严不可侵犯的必然规律支配着自然界的观念。另一方面，他又受到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深刻认识了伏尔泰、卢梭的民主自由思想。自由观念成为他的主导观念。为了在纪律森严、必然性支配的自然界和社会中寻找自由，调解必然和自由的矛盾，康德提出一个中心原则：“自己立法，自己遵守。”这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自由的愿望。明确在哲学上提出这个原则，也就是要遵守自己的实践理性所颁布的道德律。他要尽自己实践理性所规定的义务，即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义务。这就是人人应该遵守的无上的命令，实践理性所颁布的必然的命令。这种命令和道德是基于善良的意志，由实践理性出发的普遍原则，是自己为自己提出来的，也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康德认为人的行为都是按照自己理性提出来的通则（Maxims）办事，外不受自然环境的压迫，内不受个人情感欲望的支配。这样我们就成为既遵守必然性规律，而又有自由意志的人。可以说，他在自己几十年的日常生活方面也体现了这个原则，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有规律地生活。海涅曾风趣地说：康德住宅对面教堂的钟不如他准确。他每天下午准时出门散步，邻居可以按时对表。他认为这是遵守自己建立的法则，称为自由。他通过自己具体生活中的规律性，表明了由严格遵守他自己建立的规则所获得的自由。

在政治方面，“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原则，不服从传统的教条、法律和权威。人民服从国家法令是遵守自己和国家或全国人民订立的契约。在社会政治方面，这表现为人民公共意志的发挥，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一方面有秩序、法律，另一方面有自由。但是，他谈得非常少，怕谈多了触犯统治阶级。因为封建势力强大，资产阶级软弱。

最主要的是康德把“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原则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发挥出自己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强调并论证“人是自然的立法者”。这是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中心原则。康德一方面证明自然界是有规律性的、有秩序的，同时又证明这是由先验的自我、理性的人或人的理性建立的，不是原来物自体所固有的。所以在这个唯心的世界观指导之下，人对森严的必然性的自然界规律是自由自在的，在主观上，他们可以自诩作为理性的人是自然界的主人翁。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令人感动地说，天地间有两个最崇高、最令人敬畏的、严肃的东西，就是“上有日月星辰，内有天理良心”。人在外遵守自然律，在内遵守道德律。这都是人自己建立的。人是自由的，人不是工具、手段，人是处在“目的的王国”之中。

康德调解必然和自由的矛盾有一定进步意义。他争取自由，争取理性自由，反对旧权威，说出人的尊严和独立自主。但是由于受时代、受他的阶级和科学水平所限制，他的解释是有缺点的。缺点表现在片面地强调人自己立法，没有想到人，哪怕理性的人，也是受社会经济条件制约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独立自己立法，即使自己立法，也受到自己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利益的制约。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就曾说过：“制定宪法者并不是个别的人，宪法乃是历史造成的、神圣和精神的东西。”康德所要争取的自由，也是抽象的道德的自由、宇宙的自由。不懂得团结群众、不通过政治的革命运动来争取到的自由，是没有力量的，这种想法是很不现实的。尤其错误的是：认为唯心主义的道德自由、宇宙自由高于政治、经济方面的自由；甚至比起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还更高尚，并且还可为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的自由奠立基础。他不了解，恰恰相反，只有有了经济的独立、政治的自由，才能有道德的自由和宇宙的自由。尽管康德吹嘘资产阶级自由，强调主观能动性，从当时看来，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从唯心主义出发，把自己的理性当作自然的立法者，不是先向自然学习，给自然当学生，然后理解自然规律，控制自然，当自然的先生。但是他善于抓住当时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矛盾，进行论证，深刻地、批判地进行哲学研究，作出了深刻的严肃的独到的结论。他对法国革命作出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哲学理论，提出了他所谓“哲学革命”。黑格尔所遇到的还是这个矛盾。他循着康德的端绪，在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去加以解答，依照康德提出的问题和开辟的道路，有所批判、提高、发展。

黑格尔同样企图对这个矛盾加以解决。关于科学同宗教的矛盾，黑格尔坚决主张科学、哲学要过问宗教。他反对康德形而上学地把两者割裂开，他主张用思辨理性解答宗教和科学的问题，“以逻辑学代替神学”（费尔巴哈语），解决宗教问题。他认为上帝就是真理，就是绝对理念。人们用辩证法，可以逐步深入地认识上帝。他反对康德认为理性不能认识上帝的观点，认为哲学是用概念把握真理，宗教是用信仰和表象方式把握真理，二者都是绝对精神体现的不同形态。凡真理所在，理性所在，即宗教所在。在人类所建立的文化制度内，充满了理性，它也就是神圣的。黑格尔认为，不只教会是神圣的，家庭、国家也是神圣的。文化机关、学术团体也是神圣的。有一点相同：两人都肯定道德理性范围内的宗教，肯定宗教要有哲学基础。不过讲法不同。康德主要用道德证明上帝存在，形成了“道德的神学”。

其次，关于自由同必然性的矛盾，黑格尔同意康德从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去争取自由。特别是他的早年著作，强调从自己立法的基础上出发，去反对外在的宗教权威，反对异己的实体性。但在逻辑学中他主张通过组织必然性、思维必然性来获得自由。他认为把握现实有具体内容的思想是解决矛盾、争取自由的力量，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力量。一切对象和客观必然性，遇到思想立刻就会溶解。康德主要把自由归结为个人的、主观的、道德上的自由。黑格尔讲自由，则是讲世界精神的自由，历史性的自由。自由是在人类历史上从世界精神各发展阶段体现出来的，有它的发展过程。自由是世界精神、绝对理性的核心。个人的自由，哪怕是历史英雄人物的自由，都是世界精神的体现。康德的自由是主观上、道德上应该有的公设，从善良意志、从自己立法出发，缺乏矛盾的辩证发展过程。黑格尔认为自由不是从形式的抽象的理性得来的。主体和对象对立，和异己的东西对立，异化自己，过渡到对方，回复到自由。生来就有的自由，原始的自由，天真朴素的自由，以及形式的先验的自由，非真自由。经过辩证发展过程，失而复得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不是空想的抽象的东西，不是逃避社会和离开敌对方面可以现成拾取的，乃是通过艰苦争取自由的斗争而赢得的。

康德在宇宙中争自由的观点，由黑格尔大大地加以发展了。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探讨的认识规律和逻辑规律，其实就是认识自然和宇宙的普遍、必然的规律。或者说逻辑学就是宇宙的宪法。黑格尔曾用易于引起误解的语言说过：人们可以说，逻辑学的“内容在于阐述上帝还没有创造自然界和有限精神〔个人意识〕以前的永恒本质〔或规律〕”。这就是说，逻辑的内容是自然界和精神界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一部永恒宪法。这一部宪法在上帝创世以前似乎就存在了。上帝也必须按照逻辑规律来创造世界（正如斯宾诺莎所说，几何学的公理和规律，上帝也必须遵守）。科学家、哲学家在认识的过程中发现这些规律，他们就是自然的立法者、宇宙的代言人。

不过，康德所说的为自然立法的人是理性的主体，是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先验自我，但又是在岸上学游泳，不能认知物自体的主体；而黑格尔所谓宇宙宪法的逻辑学则是下水游泳，在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中概括得来的绝对理性、理念。恩格斯说：杜林模仿黑格尔，“先从头脑中制造出存在的基本形式，一切知识的简单的成分，哲学的公理，再从它们导出全部哲学或世界模式论，然后以至尊无上的姿态，把自己的这一宪法赐予自然界和人类世界”。

恩格斯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打中了康德论证“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的先验逻辑的要害，也打中了黑格尔的思辨逻辑，亦即在逻辑学、认识论、辩证法统一的基础上给自然界和人类颁布宪法的逻辑的要害。杜林的“世界图式论”只不过是抽掉了批判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一种抄袭和效颦。

用恩格斯的话来概括：“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