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卢卡奇对精神现象学的歪曲与利用

卢卡奇（G. Lukács）是匈牙利人，生于1885年，是当代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著作有：《歌德和他的时代》（1947）, 《现实主义论文集》（1948）,《文艺史家马克思和恩格斯》（1948）, 《青年黑格尔》（1948）, 《美学史》（1954）。除1962年出版的《美学特征》外，在《理性的毁灭》（1954）里，卢卡奇强调“反理性主义是帝国主义时期一个普遍的国际现象”，对形形色色的反理性主义作了一个全面的批评（共675页）。

卢卡奇于1954年增补再版他的巨著《青年黑格尔》（柏林版，共656页）。这书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黑格尔早期的思想，特别是《精神现象学》的思想，企图对资产阶级哲学家特别是新黑格尔主义者对黑格尔早期思想的歪曲提出批判。但是卢卡奇这一巨册著作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却只是片面地反对反理性主义，反对对于黑格尔的存在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歪曲，而忘记了现代哲学战线主要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其次，他对于黑格尔的解释，已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抛弃黑格尔唯心神秘的体系，批判吸收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的原则性指示，而陷入片面地歌颂黑格尔，把黑格尔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先驱”，而看不见马克思批判、改造、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艰巨工作，也看不见，而且他从来也没有提到辩证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根本相反的一面。他把黑格尔尊崇为对法国革命、拿破仑的统治、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给予辩证法和哲学的总结的哲学家，换言之，他把黑格尔描写成体现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世界精神”的“左翼”的思想家，而看不见黑格尔的立场和观点受经济政治落后的状况的影响，表现出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一面，而且对黑格尔用辩证观点批判法国革命的缺点，反对没有正确领导的人民群众暴力革命的危害性的思想，也未能正确总结出来。

下面我们试列举并摘录我们认为是卢卡奇在解释精神现象学方面的片面的、错误的论点：

1．卢卡奇认为“关于劳动问题，黑格尔完全与他所掌握的英国材料和英国经济学的知识分不开。黑格尔所增加的是把在经济对象中所认识到的辩证法提高到自觉的哲学水平”。又说，“黑格尔把亚当·斯密经济学中客观地包含着的特定范畴提到远超过斯密水平的辩证法高度”。照这些话看来，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成了黑格尔哲学的主要来源之一，用哲学辩证法去总结、批判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人不是马克思，而首先应该是黑格尔。他完全忘记了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劳动观念的批判，即“黑格尔所意识的并承认的劳动乃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最奇怪的是，卢卡奇说“经济学、哲学的结合……是真实地克服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前提”。而卢卡奇认为，黑格尔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把英国的经济学提高到辩证法的、哲学的水平，亦即已经把经济学和哲学结合起来了，而且卢卡奇还责备“费尔巴哈一点也不懂得包含在黑格尔‘异化’观念中的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那么，黑格尔自己就已经“克服”了他的唯心主义了。无怪乎卢卡奇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只在于马克思“对于经济事实本身有较正确、较深刻的理解”罢了。换言之，没有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根本差别。谁都知道，资产阶级哲学家中，企图把经济学与哲学结合起来的人很多，最著名的如出自新康德派的麦克思·韦伯、实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约翰·穆勒等。须知经济学和哲学结合与否决不是克服唯心主义的关键，要克服黑格尔的唯心论，唯一的办法是摧毁他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把他的头脚倒置的体系与方法颠倒过来。

2．卢卡奇好像认为黑格尔超出了德国政治经济的落后状况，摆脱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因而断言：“黑格尔的历史观点……不是当时贫困的德国状况的反映，而是最发展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反映——是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物。”这种看法也是不够全面的。他说：“黑格尔特别赞同和拿破仑的统治相联系的政治和社会幻想。……他从这里所获得的充分乐观的情调、一个世界更新的情调、世界精神的一个新形态的情调，在精神现象学中得到它的完备的表达。”“以精神现象学为代表的黑格尔早期思想是以法国革命及拿破仑为中心。”他并且进一步认为，《精神现象学》中“对其自身具有确定性的精神、道德”一章代表“黑格尔的乌托邦，即悬想在拿破仑统治下的德国。德国古典作家的诗歌和哲学为拿破仑时期最高的思想形式，为世界危机的解决”。

把拿破仑当作精神现象学的中心。精神现象学的中心始终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绝对精神、绝对知识、世界精神。黑格尔承认拿破仑是世界精神的体现——所谓“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承认法国革命是世界精神的一个新形态，但是他是站在德国的资产阶级立场，用客观唯心主义去承认的，黑格尔根本就没有什么乌托邦，因为他不是理想的浪漫主义者。黑格尔谈“道德”的章节只是在把康德、费希特的道德观点和席勒的“美的灵魂”作为发展过程中的诸意识形态而加以评论，目的是由道德过渡到宗教，最后发展到哲学——绝对知识。谁也看不出黑格尔把它们作为“拿破仑时期的最高思想形式、世界危机的解决”。卢卡奇忘记了马克思所说的话，“德国古典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版。”由于是“德国版”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德国社会经济、文化种种条件的制约。

3．卢卡奇搜索了种种理由，千方百计想“证明”黑格尔的宗教思想是进步的、接近无神论的。他首先把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宗教观混同起来。他认为费尔巴哈之反对宗教、揭露宗教，其目的在于要求新的纯化的宗教，这与黑格尔相同。又认为费尔巴哈过分估计宗教的历史意义，好像把宗教的变革看成人类发展的转折点似的，这也是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相同之点。此外，卢卡奇看见黑格尔论述启蒙运动时提到：启蒙运动认为“信仰看做绝对本质的那种东西，只是信仰本身的意识的存在，只是信仰本身的思想，只是某种由意识产生的东西”，便不顾别的条件，单从字面去看，因而断言，黑格尔在解释宗教时“几乎达到了费尔巴哈的批判的水平”。他完全不从主要方面去看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为宗教奠定哲学基础、以哲学代替神学的企图根本对立。费尔巴哈哲学中诚然还残存着宗教伦理的杂质；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认“黑格尔哲学是神学的最后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这是主流，也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认为，卢卡奇混同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宗教思想，可以说他是一贯地抹煞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以便替黑格尔辩护。

此外卢卡奇还引证（但没有指明出处）并歪曲费尔巴哈的话，说“黑格尔哲学中无神论与神学的倾向是混杂的”。又援引布鲁诺·鲍威尔及海涅的话，说黑格尔对外是基督教，对内是无神论。并援引弗里德里克·希勒格尔的话，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比无神论更坏，简直是一种魔鬼主义。卢卡奇又着重提出基尔凯戈尔从存在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反理性主义来复兴宗教，坚决反对黑格尔的宗教观，借以反证黑格尔的宗教见解是“客观的、与客观现实性的认识不是对立的”，因而断言“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是德国启蒙运动的最后的哲学的表现”。但是事实不容否认，黑格尔虽然受过启蒙运动很深的影响，但在《精神现象学》中，他认为“启蒙运动的后果是唯物主义、不可知论和纯粹的功利主义”，加以坚决反对，而提出“思辨的创世说”去代替。所以他的宗教思想始终是企图超出启蒙运动的，是建筑在客观唯心主义上面的后启蒙运动或反启蒙运动的思想。

卢卡奇企图用斯宾诺莎对德国启蒙运动的泛神论影响，用莱辛、赫尔德、歌德等人的泛神论倾向来论证“黑格尔哲学具有一个突出的泛神论环节——尽管黑格尔自己反对泛神论”，因为“泛神论是客客气气的无神论”，所以他就想由肯定黑格尔的泛神论，进而肯定黑格尔是客客气气的或含羞的无神论。他完全忘掉了马克思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找到的“思辨的创世说”。建立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持思辨的创世说、认绝对理念即是上帝的黑格尔，他的宗教思想跟启蒙运动和无神论是沾不上边的，而且和认“自然就是上帝”“除自然外没有上帝”“凡违反自然的东西就是违反上帝的东西”的斯宾诺莎式的泛神论也有本质上的不同。

卢卡奇贯串在《青年黑格尔》全书的总的观点主要在于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青年黑格尔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他根本抹煞了马克思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之间是两个阵营、两条道路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也抹煞了辩证唯物论与辩证唯心论的根本差别。

在谈到《精神现象学》的方法论建筑在人类历史的发展和逻辑范畴的辩证发展的次序的“深刻的内在联系”上面时，卢卡奇立即颂扬道，“黑格尔这种历史主义的特性，这种哲学之彻底的历史化”〔其实不应说黑格尔历史化哲学，而应说他哲学化历史，即把哲学的范畴和联系强加给历史，把历史事实作为哲学理论的例证〕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先驱。他表面上交代一下，尽管“马克思与黑格尔有方法论上的对立”，尽管“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有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和颠倒的必要”，然后着重地说：“但是不看见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如何多地趋赴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乃是错误的。”他片面强调和夸大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先驱，而看不见黑格尔历史观的本质，主流是唯心主义的，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根本相对立的精神史观。

卢卡奇恭维黑格尔把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社会的动物”这一伟大真理，在《精神现象学》中加以具体化，表明“人是历史的动物”，并且强调“黑格尔这一观点的突出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具体理解，黑格尔的历史观是理性与历史一致的观念，只是以历史事件作理性原则的补充和注释的观点。其次，即使《精神现象学》中包含有“人是历史的动物”的思想（虽说黑格尔自己没有明确这样说过），而他所了解的人是历史的动物，主要是指“人是精神的、文化教养的、思维的动物”，与历史唯物主义所了解的“劳动创造世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翁”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恩格斯曾恰当地赞扬了黑格尔的“伟大的历史感”。但决不能像卢卡奇这样放松批判他的唯心主义基础。不摧毁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基础，我们是不能吸取他的合理的“历史感”和他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理的。

卢卡奇企图把黑格尔装扮成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或者唯物辩证法的“直接先驱”时说道：“从上面的叙述就可以看到，在那样唯心的神秘化范围内，何以并且为什么黑格尔却能够不仅给予经济和历史而且给予一般客观现实的辩证联系以现实的和本质的规定，何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却能够成为唯物辩证法的直接先驱。这关键，我以前已经反复着重说过，即在于黑格尔认为劳动是人、人类的自我创造过程。”他过分片面夸大黑格尔的劳动观，看不见黑格尔是从唯心主义出发，所谈的劳动，只是抽象的、思维的劳动。他直接否认列宁的原则性指示——“黑格尔在概念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的辩证法”——，而说什么黑格尔给予经济、历史和一般客观现实的辩证联系以现实的和本质的规定。他混淆唯物辩证法与唯心辩证法的界限，好像两者没有矛盾、斗争和根本对立，唯物辩证法就直接地继承了唯心辩证法，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没有经过批判、改造、颠倒就直接地成为唯物辩证法的先驱。

卢卡奇在黑格尔研究，特别是在《精神现象学》研究方面所表现的抹煞唯物、唯心界限，用马克思主义词句去颂扬黑格尔，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看成黑格尔的历史观点和唯心辩证法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显然是欠妥的。因此对卢卡奇的考察与批评，于进一步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正确评价黑格尔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此文写成于1960年，1962年《精神现象学》上册出版时，载在书首作为“译者导言”,1979年下册与上册一起出版时，又作了修订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