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一个扩张的帝国
Migrations:An Expanding Empire

中国在1400年以后的四个世纪里新增的食物供给量，有一半来自于密集使用传统耕种技术和引进外来农作物，另一半则来自于开荒耕种。1400年到20世纪30年代期间，中国的耕地面积增长了四倍（如表1.1所示）。在人口稠密地区，人们通过在山坡上开荒，沼泽排水以及建造圩田（将河边或湖边洼地辟为耕地）等方式来拓展耕地。当然，大部分新增的耕地还是靠开荒得到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边疆垦殖”经验的延续。

“中国人”通常是指区别于中国少数民族的“汉人”，这个族群在迷雾般的史前时代出现于中国北部的黄土高原地区，即今天西安附近靠近黄河大拐弯处的地方。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些“汉人”或者说“早期中国人”的居住区在面积上刚抵得上今天“中国人”生活区域的十分之一，而且当时在“中国人”生活的区域之外还生活着在政治、文化上，特别是民族属性上区别于汉人的越人、黎人、蜀人和壮人等。然而，发端于星星之火的汉人却拥有非常强大的活力，在随后三千多年当中势不可挡地发展壮大，几乎融合了“挡在”其前进道路上的所有民族及其文化。这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旷日持久的过程，即便在今天，汉人的迁徙，汉文化的传播仍在继续。

相比于自身强大的政治扩张力，汉人通过经济方式拓展生活区域的能力却相对较弱。比如，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已确立了包含今天广东省在内的政治统辖范围，此后不久，又将今天越南北部地区纳入版图，自此这种格局延续了千年之久（公元前111―公元939）。不过，这些地方一直是帝国地处偏远的蛮荒之地，而汉人聚居的中国北方地区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区域。

很快，汉人就开始了向南方的迁徙，即历史上所谓的“中国之挺进热带”（China's march toward the tropics）。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为躲避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北方大量汉人开始向南迁徙至长江流域。此后，也就是8世纪到12世纪，随着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逐渐移至南方，中国东南地区（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因自然增长和人口迁徙等原因增长了七倍，而同时期原本作为汉文化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人口仅增长了54%。到了1200年，中国超过75%的人口都生活在南方。

[图1.1]清代中国人口迁徙情况

来源：Yeh-chien Wang, 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 1750—1911（剑桥，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第85页。经授权再版。

随着人口向南方迁徙，中国人的食物供给方式也发生了剧变。北方人主要在靠降雨供养的旱地上种植谷子、小麦和大麦，南方人则种植水稻。从亩产量上看，水稻是谷子的两倍，因此大米迅速成为汉人的主要粮食。中国文化由此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比如稻作基础上产生了新的农耕方式、新的烹饪方式，并形成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等。总之，由于汉人迁到南方后在农耕方面产生了诸多变化，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

1400年以后，中国人口数量的增长仍在持续地改变着这个国家的社会地理格局。在明代早期，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新月地带”（the quarter-moon crescent）（如图1.1所示）。而在西部和南部等正在开发中的区域里，中国人已把自己的生活区和文化拓展到了低洼地、河谷和平原上。不过，在淮河流域和湖北的低地区，人口仍然很稀少，大量耕地有待耕种，而且在其他超出当时中国文化边界的地方，在丘陵地带和山区，很多土地还处于未被开垦的蛮荒状态。在16世纪晚期，中国的很多地方，比如江西的丘陵地区仍被原始森林所覆盖，是虎、鹿等走兽的天堂。这些地方除了有一些原始部落，几乎没有别人，或者偶尔会有一些猎人、挖草药的人、土匪或隐士出没。即便在一个世纪以后，一个荷兰人到台湾时竟发现那里“是一片水乡泽国，鱼类丰富……到处都是鹿、野猪、野山羊、野兔、丘鹬、鹧鸪、鸽子等各种飞禽走兽……这片土地尚未被开垦，但非常富饶”。

1400年后中国人口成倍增长，移民也相继涌向边疆地区。明朝时期朝廷鼓动民众向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迁徙，在西南方向主要是向明朝与缅甸的边境线上拓展，在北方则是向长城一带拓展。朝廷有时甚至强制民众迁徙到这些地方；有时也会通过向民众承诺免税，为他们提供种子、工具和役畜，而且还帮助建造堤坝和灌溉网络以鼓励他们迁徙。通过这些方式，明朝廷成功地向云南迁徙了约一百万人口。清朝在17世纪也用类似的方式加速了对四川的再开发，而此前的明末时期，四川曾因当地爆发张献忠起义而人口骤减。

其实，各地区间人口大规模迁徙大多是个人自愿行为，到了清代，人口大幅增长使这种自愿迁徙行动达到了顶峰状态。迁徙者最初沿着三个方向迁徙：最大的迁徙潮是向西涌动的，如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同时还有部分人口溢出到云南、贵州和广西等地；第二大迁徙潮向西北方向，沿汉江流域，从湖北北部穿过陕西南部，进入甘肃；第三大规模较小的迁徙潮发生在东部地区，方向是从广东，特别是福建到台湾岛。

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究竟有多少人加入了这场规模巨大的地区间迁徙行动，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目前可知的是，作为人口迁徙最大接受地的四川在1786年到1850年的三代人期间，人口增长了四倍，合计超过3500万人（部分原因是，当地人口也在自然增长，但当地人口大幅增长主要还是人口迁徙的结果）。整个中国人口分布则因为此番内部人口大迁徙而发生了根本性的重新排列组合。

19世纪后半叶，人口迁徙流动方向发生了转变。1800年左右，西部和西北部等“开发中”地区因人口超载而负担过重，所以不再接受东部“新月地带”的移民。相反，农民和很多想改善经济环境的人开始向当时的东北地区和海外流动，抑或是不可思议地返回到东部“新月地带”。当时的长江下游地区，特别是安徽和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江西等地，在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和捻军起义（1853―1868）期间遭受重创，其中有些地区甚至成了无人区，曾经富饶的土地被弃耕，长满了野草。对于其他地方那些渴望拥有土地的农民而言，这些地方给他们提供了诱人的前景，于是，数百万的移民从河南、湖南以及江苏北部这些“开发中”地区回迁到东部“新月地带”。

“新月地带”以北和以南地区并未像长江下游地区那样在19世纪中期的若干次起义中遭受重创，这些地区的人口压力因此在持续增大。由于西部“开发中”地区人口已达到满负荷状态，东部“新月地带”的过剩人口因此被迫寻找其他能够谋生的地方。对于中国北方人，特别是直隶（今河北）人和山东人来说，东北到处都是机会。对于中国南方人，特别是福建人和广东人来说，移居东南亚以及更远的地方是他们逃离故乡人口过剩压力的首要选择。

东北是清朝统治者的故乡，在清代绝大部分时期都禁止汉人移居东北。尽管总有一些猎人和冒险者违反禁令迁徙到了东北，朝廷也数次慷慨地放开禁令允许北方饥民迁入，但直到1800年前后东北地区的人口仍然维持在一百万左右。由于关内人口压力在19世纪和20世纪持续增长，关外就成了一个对关内贫民和饥民虚位以待的巨大空间。1860年到1907年期间，清廷逐步废除了禁止移民东北的禁令，目的是“移民实边”，以对抗沙俄对东北日益增长的野心。关内民众向东北大规模移民始于1902年，当时恰逢第一条铁路即将在东北平原的无垠沃野上开通运行。铁路的开通不仅为移民提供了便利，而且还将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连接了起来。自此，东北地区人口从1860年的300万一跃增长到1907年的1700万，而到1953年又增长到了4700万。

明朝以及1893年之前的清朝，朝廷是禁止本国民众向海外移民的。不过早在15世纪和16世纪，中国人已经开始向当时作为东南亚商业中心的马尼拉和马六甲移民了——这说明当时的民众并未理会官方禁止向海外移民的政策，直到19世纪中期，人们迫于经济压力仍在向海外大规模移民。一些中国移民成为美国和拉美地区的合同劳工——他们在去往海外的途中和后来的就业过程中曾遭受过无法言说的惨遇；另一些中国人则移民至印度洋诸岛和南非；而绝大部分中国南方人都移居到东南亚地区，并逐渐成为那里的主要少数族群，到了20世纪中叶，东南亚的华人数量已经达到约13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