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民党最后的总动员

第一节 “戡乱”总动员

一 总动员令的发布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成了四大强国之一。国家面临着和平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由国民党一党执掌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坚持一党的狭隘利益，拒绝了和平、民主和发展经济的道路，蓄意发动内战，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解放区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然而，在政治和经济上拒绝改革的国民党，在军事上同样腐败无能，国民党军以绝对优势的装备和兵力，却屡战屡败。1947年上半年，国民党政府衰败的形势开始明朗起来。在军事上，打了一年的仗，国民党军损兵折将，要想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连不懂军事的人也明白已经是做不到的事了。在经济上，通货膨胀，财政破产，民生凋敝。在政治上，国民党政府统治地区群众运动高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威信扫地。国民党面临着失败的局面，不能不力谋补救，企图挽回危局。

当时，在东北和华北，国民党军已经只能处于守势，除了局部性的反击之外，总体上是被动挨打。西北战场，对于国民党军来说，并无军事上的重要价值，占领延安，只有暂时的宣传上的、或者是说不清的心理上的价值。然而，中共中央和彭德怀所率领的六个野战旅，在陕北坚持旋磨打转，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三十多个旅的主力部队被牵制，置于无用之地，一无作为，还屡屡损兵折将。在南线，国民党军拥有明显的优势，但孟良崮一战，主力第七十四师被解放军歼灭，师长张灵甫阵亡。高级将领随着整师整旅成建制地被歼灭，也屡屡被俘、阵亡，使国民党军的士气越来越低落。蒋介石也十分沮丧地说：“自从去年七月开始剿匪以来，我们前方有若干师旅团部高级指挥干部为匪所袭击，指挥官且被匪所俘，这不仅影响一部分的士气，而且使整个战局都受到顿挫。”战略上的主动权，慢慢转移到了解放军手里。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群众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日趋高涨。5月20日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此起彼伏，国民党的后院起了火。在5月间的参政会会议上，民盟主席张澜等参政员的提案，历数人民的痛苦，坚持要求停止内战、恢复和平，并且要求“政府先明令停止征兵与征粮、征实，为倡导和平之表示，以减轻人民负担”，“政府先饬各地方文武官吏，切实尊重人权，保障自由，迅速释放一切政治性被逮捕、被拘禁之人民，恢复政治性被封闭、被查禁之刊物。并停止一切有名无名的特务非法恐怖行为”。张澜等的提案在参政会内得到了广泛的共鸣。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内战方针，在自己的统治区也遭到了严重的抵抗。这使国民党深感自己的区区虚假的民主政治形式也成了它的战争政策的绊脚石。

同时，原先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如李济深、冯玉祥等也加紧了反对蒋介石的活动。美国驻北平领事弗里曼（Fulton Freeman）获得情报说，存在着建立一个第三党的运动，其中包括了许多非黄埔系将军，“他们中的许多人，急于除掉委员长（指蒋介石——引者），以便促使内战结束”。据估计，这股力量共计有32个整编师。当然，这类活动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和成效，存在着疑问，活动的性质也各不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动摇着蒋介石的统治，打击着国民党的士气。

1947年5月24日，蒋介石考虑时局对策说：“时局逆转，人心动荡，军政经社均濒危殆。奸党为遂行其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之意图，其在前方则广泛展开武力斗争，攻城掠地，着着进逼，而在后方各大都市，则鼓动风潮，扰乱社会，更无所不用其极。而此次参政会中，亦既为只求和平不顾利害之空气所笼罩。而本党同志又大都苟且自全，随声附和，革命志业，委以尸解，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若不早下决心，用斩钉截铁手段，拨乱反正，则因循延误，更难挽救。故决定先肃清后方，安定社会，再图军事之进展也。”也就是说，他已不能容忍区区民主政治的形式存在，而要进一步强化军事独裁统治。6月27日，蒋介石进一步考虑当前要务归结为：“一为实施总动员，二为党政改革，并拟于鲁中军事告一段落，即实行总动员，巩固后方，而先以整饬党务，充实军队，改革币制，切实稳定社会，树立威信，恢复革命精神为急务。”

不过，蒋介石已经等不得前线军事的进展，即着手部署动员。国民党发动的对中共的军事进攻，当时叫作“绥靖”行动，按文字含义，只是对地方进行“安抚”的工作，用以掩盖大规模内战的本质。国民党为了进一步强化战时体制，“绥靖”这一概念就名不正言不顺了。6月20日，蒋介石在宴请国府委员时，张继就提出要对中共“明令讨伐”，以便公开用军事、特务统治，强力压制舆论，强行集中人力物力，支持战争。25日，最高法院检察署训令全国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以“窃据国土，称兵叛乱，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罪名，饬属严缉毛泽东。《中央日报》借用某法学家的话说：“最高法院对于毛泽东之通缉，在人民心理上必能产生一种极严正之印象。此后倘仍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之作乱为政治性之斗争，不仅属是非之观念，且系犯罪思想。”不过，蒋介石对于选择明令讨伐还是采取全国总动员的方式，有所犹豫。当时，青年党方面，曾琦主张：“第一，讨伐令下后，共党必在东北自行组织政府；第二，苏俄可能首先承认其所支持之傀儡组织；第三，战事若扩大及长江时，最重现实之英国，亦可能承认其为交战团体。故不如实际上总动员以征剿之，而形式上之讨伐令则从缓发。”

1947年7月4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正式向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国务会议提交了一份议案：《为拯救匪区人民、保障民族生存、巩固国家统一，提请励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该案指控“中国共产党拥兵割据，扰害地方，武力叛国”，并要求：“必须全国军民集中意志，动员全国力量，一面加紧戡乱，一面积极建设，方能扫除民主宪政之障碍，达成和平建国之目的。本此意旨，拟请由国务会议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号召全民，一致奋起，淬励进行，举凡加强经济建设，刷新地方政治，发动人力物力，改善粮政役政，保持社会安全，救恤人民疾苦，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厉行消费节约，增进农工生产，提高官兵待遇等项，均交各主管机关，妥拟方案，制颁法令，一体依法推行。”

总动员令的实施，本是使国家从平时体制转入战时体制的强力措施。国民政府曾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对日宣战后，制定《国家总动员法》，规定：“国民政府于战时为集中运用全国之人力物力，加强国防力量，贯彻抗战目的，制定国家总动员法。”《国家总动员法实施纲要》规定：“国家总动员之使命，在于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达成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目标，其方法为增加生产、限制消费、集中使用，因而管制物资之生产、分配、交易、储存乃至征购、征用，实属急要之图。”但中国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处于战争状态，在战前和战后，也一直处在内战状态，人民长期过着战时生活。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经历了长期战争的痛苦之后，迫切需要和平和民主的生活。因此，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发布这种总动员令，根本不可能起到动员人民从事战争的作用，只能是强化法西斯式的恐怖统治，更加残酷地掠夺社会财富以供战争的需要，加剧人民的痛苦，从而激起人民更大的不满和反抗。

按例，战时体制，必须限制人民平时享有的民主生活，以便当局集中权力，实行军事管制。抗战胜利之后，对人民要求的民主权利，国民党为了敷衍各方面的舆论，做了一些表面文章，而且召开了制宪国大。这些举措，本不为中共和中间性的民主党派所承认，所以他们并没有参加制宪国大。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既要实施总动员，当然就要进一步限制人民本来就不存在的民主权利，也就不可能去实行什么宪政。然而，这个总动员提案却要让总动员去扫除民主宪政的障碍，在后来也就是在总动员令之下行宪。如果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循序渐进的理论，也就是让军政时期和宪政时期同时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行政院长张群也感到了逻辑和体制的无理，只好勉强解释道：“现在的动员问题，一方面是要集中人力物力来使用，加强戡乱的力量；一方面又要作实施宪政的准备，从事建设。这两件事好像不能平衡，顾到戡乱便顾不到建设。就如今日谈到的军法问题，顾到治安，就顾不到宪治一样。这都是出于情不得已。”国家体制的混乱和滑稽，也表明国民党和蒋介石已经统治乏术，回天无力了。

正由于有上述的矛盾，行政院在贯彻总动员令时，没有直接援用《总动员法》及其相关法规，而是另行制定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这个纲要，除规定对于妨碍人力物力动员的行为以及怠工罢工停业等予以惩处外，其第七条规定：“为维持安宁秩序，政府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第十四条规定：“人民基本权利，均应切实尊重，妥为保障，除因动员戡乱所必需之各种法令必须切实施行者外，任何法外侵扰行为，均应严行防制。”而第二条规定：“实施宪政及各项有关宪政之选举，均应依照规定积极进行。”这就是说，在实行战争动员的同时，还要制造民主宪政的表象，多少缓冲一点人民对独裁政治的愤怒。张群在前述总提示中表示：“我们对于动员令的实施，除了照动员戡乱实施宪政纲要运用外，假如超出了这个范围，在行政院权责上，自然还可以再引用动员法其他条文，另定办法。不过，我总希望能够如此顺利进行，不至于扩大更好。”

“戡乱”总动员令发布后，民盟成了执政的国民党攻击的主要对象。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对记者发表谈话：“总动员令之颁布实施，旨在加强剿匪军事，若仍有人提出反对战争口号，即系反对政府。此项行动绝对不能饶恕。君等可以我意转告民盟朋友。”蒋介石在“七七”前夕发表广播讲话，一面攻击中共，一面也对民盟加以影射攻击：“共产党利用社会上苟且偷安、因循姑息的心理，指使其反动工具，提出‘反对征粮’、‘反对征兵’、‘反对内战’等各种口号，来颠倒黑白，麻醉人心，蛊惑社会，动摇国本，使我们的人力物力乃至精神的力量，都不能集中应用到剿匪和建设的工作上去，坐视共匪暴力长大，叛乱因而蔓延。追本溯源，不能不说是我们社会人士中了共匪反宣传的毒计。”

但是，民盟方面并不因为总动员令的发布，及蒋介石、孙科的威胁恫吓而屈服。7月8日，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书面谈话，对总动员令表示遗憾：“至今日政府下总动员令矣。同人痛心之下，复有何言。”同时表示：“同人一日为中华民国国民，矢愿一日为民主和平统一而努力。”7月11日，参政会举行驻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白崇禧在会上作了军政情况的报告。参政员潘朝栋在会上提议，请政府励行总动员令，遭到民盟参政员黄炎培的痛驳，主张由提案人撤回。潘的提案，在参政会内遭到强烈反对后被迫撤回。黄炎培在日记中记道：“参政会条例第一句，团结全国力量，不能赞成战争。大会通过和平方案，驻委会无权违反。我本次多数第九，经十余人让出递补驻委，全为我民盟或可为和平助力，我安能主张战争。”国民党政府方面，为此也进一步加深了对民盟的压迫。

此外，总动员令发布后，经7月18日国务会议第七次会上通过，国民党政府于7月22日发布训令，批准行政院于7月8日第十一次院会决议：“原保留共党之国大代表及国府委员之名额，应予取消，共党现任参政员者，应予除名，今后如办选举，亦不再为共党保留名额。”24日，参政会秘书处函复国民政府文官处，已将毛泽东、林祖涵、陈绍禹、邓颖超、董必武、周恩来、吴玉章除名（另一共产党参政员秦邦宪已去世），表示了国民党与中共的最后决裂。

此后，各种加强统治和控制的法令法规即陆续出台。

二 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

蒋介石面临着全面的统治危机，深知不改革就难以生存。总动员和党政改革，是他企图挽救危局的两项措施。

1947年6月30日，蒋介石亲自主持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作出了三项决定，一是集中党与团的力量，二是加强剿共军事，三是依照宪政实施准备程序，办理选举。与准备总动员的同时，部署改革。党团统一是为行宪作准备的改革部署。

国民党之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原期望向党内输送新生力量，而结果却形成党团之间的纷争。白崇禧在1947年初即向蒋介石建议，确定青年团的性质。他指出：“青年团应使成为党之生力军，在党领导之下，为巩固革命政权而奋斗到底……惟就过去七年来之经验与教训，青年团与本党之关系，未能明确划分，而工作亦多重复，必须立即加以调整，乃能避免相抵相消之病。”他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案确定青年团隶属于党而在工作上与党有明确之划分。如苏联的青年团。第二案青年团独立成一政党。第三案青年团为社会性之训练组织，其性质如今日之童子军。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时，萧铮也指出：“党的号召力异常薄弱，非但一般人不相信国民党自己的决定能够施行，一般民众没有信心，就是我们自己的党员也没有信心。党到了这个阶段，的确没有法子收揽人心。抗战期间，总裁看到了党的危机，为新的号召，在抗战期间成立了青年团，希望能有真正新的号召，从【重】新提起党的精神。不幸到现在目的没有达到，党团分成了两个组织。”这就是说，组织三青团的结果，不过是使派别林立的国民党又增加了一个派系。

蒋介石把白崇禧的意见交给吴铁城、张厉生、陈诚，会商的结果并未如白崇禧要求的那样确定团的性质，竟规定：“绥靖区高级军事长官，如察明当地党政负责人员有不称职或自相磨擦贻误事机者，先行撤换，或调整，再行补报。”这种规定只是一种战区的军事独裁手段，不可能达到发挥党团政治功能的目的。

这时，国民党即将部署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准备行宪。6月25日，选举总事务所正式成立。党团之间，在竞选中发生冲突，已经难以避免。蒋介石认为青年团“过去在心理上精神上已经犯了两个足使革命失败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决定今年团的中心工作在参加立委和国民代表的竞选；第二个错误是主张与本党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发生相互的作用。这两个错误的决定足可以使革命整个失败。青年团是青年组织，是培育青年、为青年服务的团体，为什么要参加竞选，为什么要使纯洁的青年变成政客？这样的青年组织还有什么革命性可言？要知道：凡是竞选的人就是你的敌人，那里还有功夫对付我们真正的敌人！所以你们这种行动的后果，只有促成党团对立，而减少本党革命的力量。这是我所以要把团合并于党的主要原因。”

6月27日，蒋介石召见三青团书记长陈诚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宣布实行党团统一组织的决定。至6月30日，国民党召开中常会和中政会联席会议，决定党团统一。蒋介石在讲话中感叹说：“现在我们党的精神是太颓唐，太消沉，根本提不起气来。所以我们中央同志人人都要立下决心，要趁此时机来自反自觉，贡献自己的才力。对于本党作一番彻底的改造，彻底的刷新。如果还是不从改造党的本身着手，那么革命建国的前途，绝对没有希望！”是日，蒋介石手令成立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设立党团统一组织研究委员会，并拟订9月9日召开党团中央全体联席会议。

当时，国民党正在批判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士大夫意识，压制他们对国民党政府内战政策的批评。而事实上，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已深深地侵入到国民党政权中去。虽然民国以来，中国的现代经济和现代观念有所发展，但仍非常薄弱，大批读书人仍然只能以做官为谋生手段，甚至是唯一的谋生手段。像黄炎培那样，辞官不做，一心从事社会事业的人；像章乃器那样，主张不靠做官吃饭，不靠做官发财而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在战争环境下，是无法发育壮大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的。蒋介石通过青年团向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的结果，竟发展成了传统的朋党之争。尽管国民党人以北宋的新旧党争的历史教训为鉴，实行党团统一，又能发生什么改革效果呢？

7月16日，蒋介石对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全体委员作出指示：“此次合并统一，应以求其产生新的力量为前提。故必须提出新的革命主张及办法，以资号召与团结，使人民拥护本党。其次为对党员团员提出新的要求，并以能否符合此要求，作为肃清腐败分子之标准。党团合并统一工作，应视为政治革命性的，而非技术或事务工作。”同时，确定9月9日召开党团中央全体联席会议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并为会议准备相应文件。

1947年9月5日至14日，三青团二届二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宣告了三青团团务的结束。9月9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暨中央党团联席会议召开。在开幕典礼上，蒋介石在开幕词中指出：“此次大会所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改造本党，充实内容，以期完成我们历史的使命。”他规定了大会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这次大会要完成党团的统一，团结意志，加强党的力量，来消灭共匪，完成革命。除了这个方法以外，实在没有第二个方法可以达成这种任务。第二，这次大会要对今年十二月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要作必要的准备。对于选举国大代表的具体办法，应该赶快决定，迅速举办，使别人明了本党有真正实现民主、还政于民的决心，以打破共产党对我们的毁谤和社会上对我们的怀疑。”蒋介石痛苦地指出：“这次大会，各位同志应该切实检讨，我们为什么会弄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会弄到人人束手无策，人人失去自信心。经济问题不过是各种问题中的一种，其他如军事、政治各方面没有一样不是如此。本来处在很好的环境，具有很好的条件，一到我们的手里，就毫无办法。这真是最耻辱最可痛的问题。”他警告说：“而仍如过去一样，因循苟且，腐败堕落，甘于暴弃，那即使没有敌人，我们也将遭遇天然的淘汰，无法生存于这个世界。”

在会上，秘书长吴铁城作了党团统一组织的报告，行政院长张群作了政治报告，国防部长白崇禧作了军事报告。吴铁城对这次会议寄予了极高的期望：“此次会议为富有革命性、建设性、政治性之会议，为集中革命力量、巩固革命组织之会议。其由此会议而实现的党团统一组织之力量，其必可以戡定变乱、统一国家、改善民生国计，将同于民国前二年改组兴中会为同盟会以后之卒能推翻清廷，民国三年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后之卒能推翻袁世凯帝制，民国十三年改组中国国民党以后之卒能荡平军阀，民国二十七年本党实行新建设以后之卒能获得抗战胜利。”

会议的中心议题为《如何加强本党革命组织，革新政治，完成戡乱建国，贯彻后期革命之任务》，围绕此中心议题，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拟有《党的新建设纲领草案》，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拟有《中国国民党改造纲领草案》供大会讨论。但讨论的结果，仅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当前组织纲领》，而“关于当前政治纲领，经大会详加研究，认为此次全会不必另订新的纲领，应就历届全会所作决议，择要力行，藉收实效”。同时，会议通过了《统一中央党部团部组织案》。蒋介石认为：“此次会议，以本案最为重要，今由大会通过，充分表现吾人团结之精神，奠定本党新生之基础。”

国民党的这次党团统一，其主观目的上，“系革命组织之彻底改造，其意义系政治革命性的，而非事务技术性的”。改造方案反映在《当前组织纲领》上，纲领中的“原则”一项规定：“1．加强团结，集中力量，整饬纪律，淘汰腐恶分子，严肃革命阵容，以促进党的新生。2．吸收党员，应特别注意优秀农民、工人及青年知识分子，以为革命之主力。3.建立宪政时期党的作风，改善组织运用。今后各级党部当以服务民众，切实为民众生活之改善、痛苦之解除及知识水准之增高而努力。”纲领规定党团员要重新登记为党员，党员要登记财产，禁止党内的小组织，等等。但国民党的腐败已经成风，这些官样文章，难收实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Stuart）在9月20日致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的报告中评论说：“对这次大会的特殊成就似乎毫不足道。它只是在常务委员会之前进行了职位的预先瓜分和政府的一些调动。鉴于合并青年团的计划规定党员要重新登记，所以可能出现改革和清党。但现阶段尚难预见改革和清党的形式及性质，不过可以推测，它符合于最有势力的集团的愿望与野心。”

为了改造国民党，蒋介石于会后继续部署统一工作，并曾要求：“自明年一月起，办理党务人员，均为无给制，应与统一组织办法同时宣布，并自十一月份起，凡有党籍之党员，均应由其所属党部实行征收党费，并以收费之成绩，定党部工作之优劣。”也就是使国民党从国库养党，改造为党员养党。但研究的结果，“事实上似不可能”。因为，地方党部的人，本来就觉得待遇不公，生活困难。程中行说：“地方党部里，个个人都是苦干，生活很苦，像叫化子一样……现在上海市党部就没有一辆汽车。所以中央对于地方党部的待遇似太残忍。”谷正鼎说：“党外人说国民党一党专政，我们实在没有……在我们本党，今天既不能支配政治，实际上政治的权力反被一些官僚所窃据支配了，成了官僚政治，挟天子以令的诸侯的政治。”这些CC派分子，对自己的利益和权力并不满足。

蒋介石在9月13日闭幕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强调“第一要澄清吏治，根绝贪污”，指出：“现在我们中国政治最为外人所诟病的，就是我们政府的贪污和无能。这当然是部分的现象，然而我们政府里面如有一个贪污的官吏，就是我们全体的耻辱。而本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当然要负责任。”然而，就在这篇讲话中，他在要求党员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时，直接出面为宋子文辩护：“今天有一件事可以附带报告的，就是宋子文同志，已决定捐献其建设银公司全部股产，作为救恤抗战剿匪死难同志家属之用。宋子文同志在前次卸任财政部长之后，经营经济事业，颇多成就，而社会上多诬为官僚资本。现在宋同志慨然将其财产捐献于党，足见其并非为私人利益经营事业，而是为党为国发挥服务精神。他这种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感佩，值得全党同志效法。”

一位路人侧目的权贵，竟然受到如此崇高的评价，不免使正人丧气。会后不久，宋子文即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一位反对共产党、宁肯与国民党同归于尽的自由主义学者傅斯年，是年3月间写信给胡适说：“‘政府决心改革政治之诚意’，我也疑之。盖不能不疑也。现在改革政治之起码诚意，是没收孔宋家产，然蒋公在全会上（指三中全会——引者）骂人时仍言孔宋不贪污也。孔宋是不能办的，CC是不能不靠的，军人是不能上轨道的。借重先生（指胡适——引者），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假如先生在京听到蒋公教训中委的一段话，当知此公表面之诚恳，与其内心之上海派决不相同。我八九年经历，知之深矣。”他感慨地说：“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傅斯年不愧是一位历史学家，说出了至理名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已经是可以预期的了，任何所谓的改革，都无法挽回它失败的命运。

三 民主同盟被迫解散

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在“改革”和“民主”的旗号下，筹备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准备行宪，所谓“还政于民”；而一方面又在“戡乱”总动员令之下，压迫中间派的第三大党——中国民主同盟解散。这一严重的政治压迫，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国大尚未召开之时，就给自己筹备中的“民主政治”打上了一个大大的疑问号。

自从5月间学潮爆发之后，国民党方面就对民盟的疑忌更为加深。“戡乱”总动员令发布后，民盟仍坚持反对内战、反对总动员的政治立场。延至10月间，国民党决心排除民盟这一异己的政治派系。10月1日，新闻局长董显光发表谈话，指责民盟“殊非独立政党，实为中共之附庸”。为此，黄炎培起草了一个经民盟同人商定的书面谈话，予以反驳：“炎培所愿向各方坦白说明者，民盟一切行动，只以民盟中央纲领所大书特书的民主、和平、统一为目的。为了主张统一，所以反对分裂；为了主张和平，所以反对战争。为什么反对分裂？分裂将不成为国家。为什么反对战争？战争给予老百姓痛苦实在受不了。这都是双方的，不可片面的。民盟同人，不能帮助国民党去打共产党，那能帮助共产党来打国民党？同人亦知是两方不讨好的事，但宁使不讨好两方，不愿违反自己一颗良心。”对当局的攻击，常驻南京民盟总部的民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罗隆基，也在报上公开进行了答辩。

国民党方面一步步地强化对民盟施加的压力，它已容不得民盟以不同的政治观点进行自由答辩。10月3日，董显光就黄、罗的答辩，进一步攻击民盟：“自参加政协以来，无独立之政治主张，有之，唯追随共党，亦步亦趋，为世人所共见。”10月7日，西安警备司令部公然枪杀了在押的民盟中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10月13日，中国文化界戡乱救国总动员会声称，民盟在“戡乱”总动员令宣布后，“尚认定共匪为友党，即无异于附敌，无异参加叛乱，应与共匪同在讨伐之列”，要求当局“明令解散”。10月23日，南京梅园新村、高楼门两处民盟总部办事处均为警察围困，出入须检查。罗隆基和民盟成员的活动遭到跟踪和监视，失去了行动的自由。民盟作为一个从事合法活动的政党，面临的形势陡然紧张起来。

上海民盟方面接到南京方面的报告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史良、叶笃义等在张澜处商谈对策。同时，上海警方对民盟事务的干预也强化起来。至10月27日，为了缓解国民党对民盟的压迫，上海民盟领导成员决定请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较密切的黄炎培到南京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黄炎培即与上述民盟领导成员商定最后主张：“如政府不下令解散，即声明现状，通告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当日，叶笃义和黄炎培即先后前往南京。同一天，内政部发言人指控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内政部“已将该‘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团体，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处置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而维治安”。10月28日，黄炎培乘车到南京后，看到了报纸上登出的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谈话；翌日，又看到了报上登出的所谓民盟参加叛乱真相文件。鉴于国民党当局的严重压迫，民盟作为一个合法政党，在事实上已经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性，他必须为民盟的结束方式和民盟成员的人身安全同当局谈判。

黄炎培到达南京的当天，即先访问邵力子，旋至司徒雷登大使官邸，同傅泾波、罗隆基、叶笃义一起商谈两小时，随后到参政会借邵力子办公室再和罗隆基、叶笃义商量两小时。翌日，司徒雷登向国务卿报告说：“民盟的共产倾向仍令人怀疑，很少希望它能具有自由运动的核心作用。我目前主要担心的是，政府在对民盟的鲁莽迫害中，将进一步使自己声名狼藉。而民盟则获得主张开明宪政的人士的同情，这使民盟更加左倾，并从事地下活动。”

黄炎培探明了民盟的处境后，第二天即前往拜访行政院长张群，就民盟的结束方式和民盟成员的人身安全问题与当局谈判。根据《黄炎培日记》的记载，谈判的要点大体为：一、民盟解散由政府宣布还是由民盟自行宣布；二、民盟要求必须公告其成员免除登记；三、罗隆基个人的自由保障。民盟方面，黄炎培向张群、吴铁城（国民党秘书长）要求政府宣布解散，而国民党方面既要迫使民盟解散，又不愿背解散民盟的反民主的政治包袱，因而逼迫民盟自行宣布。黄炎培提出的基本条件是：“一、撤退监视，恢复自由；二、各地盟员一律无庸登记；三、代管（指为中共代管——引者）或拨给房屋交还政府。”在谈判中，和黄炎培个人友谊良好的张群，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而在幕后的人则立场严峻。据《黄炎培日记》记载：“（11月3日）夜九时，岳军（张群——引者）又招往谈，乃大变：（一）取消换函，（二）不允努生（罗隆基——引者）明日同赴沪，皆以某方为梗。余议将来往函叙入总部解散内，准明晨八时半脱稿送到，努生事明日偕努生来面商。即夜起草完了，大能（黄炎培之子黄大能——引者）录副。……（11月4日）七时到参政会共努生等公阅昨夜稿。八时半至官邸挟努生、笃义往。岳军接稿，约定十二时顷电话复努生去沪事，恳商结果亦待十二时复。十二时得岳军电话，昨稿略修正认可，努生见允去沪，此事乃始圆满解决。”谈判的结果，民盟以自行宣布解散的严重代价，换取了暂时免遭大规模镇压的危险，为民盟成员转入地下赢得了时间。

11月4日下午3时3刻，谈判结束之后，黄炎培即同罗隆基、叶笃义一起在特务监视下回沪。翌日，民盟中央不得不作出最后的抉择。据《黄炎培日记》记载：“九时半，到集益里，表方、衡山、努生、笃义、史良、张云川（陈新桂列席）共商大计。余报告在京商洽经过，努生继之。衡、史、云各就携归之稿仔细商榷，发表异议。终以大局被迫至此（至门外特务为努生云集），已无否认之余地，乃决照原稿付公表。”沈钧儒、史良、张云川等虽曾义愤填膺，表示反对解散，但因缺乏具体办法未能通过。民盟本是一个松散的进行合法活动的团体，并没有武装斗争和转为地下斗争的充分准备，在国民党压迫来临之际，民盟中央并没有力量采取强有力的应变措施。在国共两党眼里，民盟都只是历史机遇的产物，在国共大决战的时候，民盟作为一个并无强大社会基础的政党，其被迫解散，也是无可奈何的历史命运。

1947年11月6日，民盟主席张澜不得不签署了民盟解散的公告，这份由当局审定的公告宣布：“合将洽商经过情形公布周知，并通知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翌日，张澜发表个人声明：“余迫不得已，忍痛于十一月六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

黄炎培在南京谈判期间，心力交瘁。11月2日，在谈判间隙游玄武湖时，赋《玄武湖秋感三绝》以明志：

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争羡湖园秋色好，万千凉叶正辞枝。

红黄设色补寒苔，点缀秋光枉费才；毕竟冰霜谁耐得，青松圆角后雕材。

那有秋纨怨弃遗，金风尽尔鼓寒漪；谁从草际怜生意，百万虫儿绝命时。

民盟公告发表后，他又发表了《我与民盟》一文表明心迹：“经过无数沧桑，到今年——三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政府认民盟为非法团体，禁止活动，民盟同人亦已不能活动，而我于其间被推自沪赴京，与政府当局商善后办法。七日之间，会商七次，民盟主席乃于十一月六日宣布洽商善后经过，同时正式公告……一部大历史，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者，不知凡几。民盟已矣，自我发之，自我收之，知我罪我，其唯春秋。我只平心静气地问一句话：请大家公正检讨民盟从创始到结束，前前后后所有文件，曾有一字一句，足以构成危害国家颠覆政府的罪行者否？”他忧劳过度，旧病复发。

从1940年底黄炎培动议创立民盟起，作为一个独立、中立、进行合法活动的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派系（或称第三方面）的政党组织，至此宣布结束。中共方面，周恩来也指出：“自民盟在蒋管区被迫并由其一部分领导人接受国民党的命令自行宣布解散后，全国性的第三大党运动已经失败，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已经破产。”从此，民盟的基层组织开始转入地下活动，民盟总部的恢复和政治路线的确定，转移到香港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