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卷是《中华民国史》的最后一卷。这一卷主要是叙述中华民国国民党政权最后溃败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新旧政权交替的标志。1949年10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本卷写作的历史时期，主要是从1947年7月到1949年9月，而以最后一章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残部在大陆失败和最后撤离的经过，以求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分期问题经常是历史学工作者争论的重要问题。事实上，历史过程是纷繁复杂的，后人对历史进行理性的分析研究时，依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分期方法。所以，本卷章节的划分，只求叙述历史过程的方便，而不纠缠于分期问题。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走向失败，有许多深刻的历史原因。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对此作过许多探讨，但到目前为止，这种探讨都还不够系统，人们仍然十分关注这段历史，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评价往往众说纷纭，难求一致。历史工作者的主要职责就是从历史实际出发，清理历史真相。因此必须在收集大量正确反映客观事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来叙述历史。本卷着重于叙述历史真相，对历史的分析也着重于使读者理解复杂的历史事实，而不作过多的历史评价。相信读者完全能够根据历史事实，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判断。

本卷所述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而许多核心资料又尚未公开，这使我们的研究工作面临着双重的困难。尽管本卷作者在近十年内一直用心搜求历史资料，但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仍然有限，由此叙述这一段复杂的历史，不免还有疏漏，敬请读者指正。

本卷所叙述的历史时期内，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政治上，一方面要动员“戡乱”，实行战时体制，强化法西斯式的统治，以支持其反对共产党的战争；一方面又要实行“宪政”，举行国大代表选举，“还政于民”。而进行战争是真，实现民主是假。这种自相矛盾的体制，使蒋介石和国民党自乱阵脚，加剧了内部矛盾，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国民党是一个松散的缺乏凝聚力的党，始终不能解决其内部激烈的派系纷争和冲突。这种内部派系斗争，成为促使它最后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军事上，由蒋介石和国民党掌握和指挥的政府系统的军队同样派系林立，内部矛盾尖锐，指挥难求统一。统帅部和前线将领以及前线将领之间，勾心斗角，加以赏罚不公，结党营私，人事制度腐败透顶，蒋介石的军事威信严重失落，战略意图难以贯彻。在错综复杂的战争形势面前，国民党将领的战斗意志越来越趋于消极，已经没有能力去控制战局的逆转，最终以一连串的指挥错误，导致了全面的雪崩式的崩溃。

在经济上，国民党政府财政崩溃，社会经济破产，通货恶性膨胀。社会各界一再要求打击豪门，即官僚资本。但国民党政府不肯触动豪门的丝毫利益，却用发行金圆券的币制改革，对全体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甚至用对付中共地下党的特种刑事法庭来对付中小资本家，结果导致了社会经济的极度混乱，使国民党政府完全丧失了民心。

土地制度的改革为现代社会所必需。同中共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形成鲜明对比，国民党自执政以来，始终未能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直至它的崩溃，仍然流于空谈。这使国民党的统治和战争动员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对农村残酷的人力物力的掠夺，导致了农村的破产。落后的地主经济并不能构成国民党战争政策的强有力的社会基础。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国民党政府军士气低落。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城市尚未成为中国强有力的经济和人力资源的基地，控制城市并不能够制约农村。国民党未能实行土改，也就失去了战争动员的最广大的社会力量，这构成了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基本社会历史原因。

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专制、腐败、自私及内部派系斗争，也导致了自己在外交上的孤立。国民党由于自己不能振作有为，也就逐步失去了美国的积极支持。尽管美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曾寄予很高的期望，并曾给予支持，但美国既不愿意、也没有力量去扶植一个扶不起的政权，最终只好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无奈地从中国内战中脱身。

历史学家傅斯年对国民党政权说过一段十分痛心的话：“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尽管傅斯年并不希望国民党政权崩溃，但历史的进程仍然证实了他的理智的判断，“自己的崩溃”是国民党政权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本卷概括而扼要的叙述，难以详尽地分析和论述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全部原因。国民党政权的内部运作方式、行政效率、官吏贪污腐败的深度和广度、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和普遍性、整个社会文化冲突的复杂性、国际环境和中国社会的交互关系、中国社会发展层次和世界发展趋向的落差，等等，这些复杂的问题本卷还难以细加叙述。同政治问题相比，社会问题更为复杂，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因素，也有待历史工作者继续深入研究。

我们在民国史研究过程中，遇到许多称谓问题，诸如北洋政府、北京政府，国民政府、国民党政府的用法和区别，等等。由于中华民国历史时期，政治状况和社会关系本身的复杂性，党派冲突变化的复杂性和尖锐性，造成了称谓问题的复杂性，在本卷的写作中，称谓问题是服从于叙述清楚历史事实的，我们尽量根据历史事实和我们所要叙述的问题的具体状况，来灵活地使用不同的称谓。我们参考了相关图书有关称谓使用方法，也作了一些新尝试，或许这样处理更有利于叙述历史。究竟如何，有待史学工作者和读者共同研究，以便将来能更好地处理这个复杂问题。

由于技术原因，本卷未附有关示意地图，烦请读者在必要时参阅相关的地图集。

本卷共分十章，第九章由陶文钊执笔，其余九章由朱宗震执笔，全书经总编李新审定。人名索引由程朝云编制。本卷因人手少，有些章节可能写得比较粗糙，如有错误、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教。

在本卷写作过程中，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辽沈战役纪念馆、淮海战役纪念馆等单位惠予帮助，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们在实地考察辽沈、淮海战役的时候，承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锦州部队、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江苏省税务局及徐州、临沂、邳县税务局等单位，惠予提供帮助。我们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了刘凤翰、万仁元、陈兴唐、阮家新、黄亦兵、胡绳武、王鹤鸣、田昭林、俞辛焞、程悠、马长林、皮明勇、华校生、莫永明、申晓云、陈谦平、戚厚杰、李玉贞、薛衔天、汪朝光等著名学者的帮助，并承郭汝瑰、杨伯涛、郑庭笈、文强等历史事件当事人的指教。周炳钦、萧甡、邵维正、杜振发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特此致谢。在本卷写作过程中，王欣嘉帮助解决了许多电脑操作中的问题。还有许多学者、朋友在我们工作过程中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未能一一列名致谢，谨致歉意。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的赞助。谨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