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卷主要论述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历史。从时间上说，就是从1912年2月到1916年6月。

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创立了民国，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这个政府于1912年4月迁往北京，依据《临时约法》，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治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但人员结构却有重大变动。原来在政府中起主导作用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员，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官僚所代替。这不是一般的更换政府人员，而是一次全面的改组。表面上，改组是通过合法选举进行的，还带有中国古代揖让天下的色彩；实际上，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集团一连串政治阴谋活动和兵变暴乱的结果。从效果看，它起到了反革命政变的作用。

政府的性质，是由掌握政府权力的主导集团的阶级属性决定的。主导集团改变，政府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当权，就标志着大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联合在中国统治的开始。所以我们把这一事件作为《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结束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开端。

从民初的社会全貌来看，维护帝国主义利益和代表封建势力的北洋集团，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他们凭藉北洋军的实力掌握中央政柄。在解决重大政治难题时，他们常常不使用政治手段，而是直接利用军队作工具，镇压人民，排除异己，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在封建专制时代，毫无民主可言；在军阀政治的高压下，人民无权和官僚擅权的情形依然如故。对北洋集团荼毒社会、祸国殃民的罪行，本书使用了较多的篇幅加以揭露和鞭笞。

作为一种特殊统治形式的军阀政治，并非一开始就以完备的形态出现。随着民初社会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它的特征才愈来愈明显。袁世凯的上台不同于改朝换代，与欧美国家总统更替也不一样。他之所以能出任大总统，主要是因为他掌握着一支军队。北洋政府的内外政策，不仅与南京临时政府有根本区别，与晚清政府也有不少差异。特别是在北京临时政府阶段，不仅仍保留着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一些同盟会领导人直接参加了政府的工作。唐绍仪内阁期间，除总统府由袁世凯亲自控制外，内阁各部基本上是北洋集团和同盟会平分秋色。总理唐绍仪虽然出身北洋派，但他加入了同盟会，并试图找到一种北洋集团和同盟会两大政治势力都能接受的政策。事实上，这种政策是很难找到的，所以唐内阁不满一百天便夭折了。在北迁后的临时参议院里，尽管清末立宪派势力有明显的扩张，但同盟会仍占优势。所以从控制政府的派别分析，北京临时政府还不是北洋集团独占的政府，而是北洋集团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的过渡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同时，我们注意到，由于清政府的倾覆和临时政府的存在，封建专制势力的政治思想统治，已不可能像清朝那样严密，而有了某些松动。就政党而言，清政府视政党为洪水猛兽，严禁人民结社组党，因此除中国同盟会等秘密团体外，公开的党派是无法存在的。但民国元、二年间，全国各地出现了上百个党会团体，其中有政治纲领的就有三十多个。在五光十色的党派团体中，首屈一指的是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同盟会。1912年8月，它联合四个小党改组为国民党。由于大批官僚政客加入，党员素质下降，组织涣散，失去了革命党应有的战斗力。但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李烈钧、张继等著名的革命家仍在党内起重要作用。这个党虽然也有少数人关注议会外的斗争和保持地方实力，但绝大多数领导人都试图通过议会和平手段，制定宪法，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致国家于富强。其次，是以清末立宪派为核心的共和党和民主党。1913年5月这两个党合并为进步党，其主要领导人有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此外还有统一党、中国社会党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在这些党派的领导人中，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实业界头面人物，也有旧官僚和投机政客。他们的政治品格虽有高下之别，但都以拥护或标榜拥护共和为宗旨。这表明，人们参加政治生活的积极性普遍高涨，对建设共和国抱着美好的幻想。在当时，这种政治积极性的主要倾向，有反军阀专制统治的性质。对此，本书加以适当的肯定。

应进一步说明的是：尽管民初政党林立，十分活跃，但并没有能实行资产阶级的多党政治。临时政府的存在也不是以多党政治为背景。多党政治是近代资产阶级实现本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在内阁制的国家里，多党政治以政党轮流控制国会多数和组织内阁为前提。国民党和进步党虽然在国会中有左右论坛的力量，但谁也没有掌握过内阁实权。何况当时中央政府的政治重心根本就不在内阁，而始终在袁世凯的总统府。所以，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关于两党政治的设想和宣传，都只能是纸上谈兵。国民党人为追求政党内阁所作的巨大努力，以宋教仁惨遭暗杀而告终。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北京临时政府之所以暂时以联合政府的形式存在，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南北政治和军事的严重对峙。为此，本书发掘不少新史料，特辟专节来阐述南北对峙的形势。拥兵雄踞北方的北洋集团，以直隶、河南、山东三省为其腹地，不许他人染指。在南方，除立宪派和旧官僚占主导地位的湖北、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外，都是国民党人的势力范围，江西、安徽和广东三省被人称为他们的“根据地”。所以，民初虽有中央政府，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统一。各地区和北京一样，三大政治势力——北洋集团、进步党和国民党互争雄长，而惊心动魄的斗争则大都发生在北洋集团和国民党人之间。1913年下半年，袁世凯派北洋军南下，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南北对峙的形势基本消失了，袁世凯便恣意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又急忙将进步党人赶出政府，才实现了北洋派的一统天下。

对北洋军镇压二次革命的军事动员，以往估计不足。对这支军队来说，这是一次最全面的动员，此后因内部倾轧加剧，再也不可能统一行动了。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和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的广大人民之间的尖锐对立和斗争，是民初政治历史的重心。对此，本书用了很多的笔墨加以阐述。同时，我们也没有忽视揭露北洋集团内部的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斗争，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

对洪宪帝制的内幕，以往人们所知甚少，揣测之言颇多。近年来发现的有关洪宪帝制的数千件原始函电说明，筹安会和请愿团都是帝制运动的表面现象，帝制派并不看重这些活动，除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应外，他们最关注的是封疆大吏的态度。对各省封疆大吏的密电和北京军警官僚的密呈，袁世凯不仅亲自阅览，而且有的还加了批示，甚至哪些应登政府公报，哪些缓登或密存，都由他决定。这表明，他亲自控制着帝制运动。关于袁克定或杨度操纵帝制运动，蒙蔽了袁世凯的说法，显然是不可信的。

北洋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在洪宪帝制问题上也表现出来。筹安会一成立，首先密电政事堂反对帝制的是贵州巡按使龙建章。电文长达千言，痛陈变更国体的危险。接着，直隶将军朱家宝要求先办好外交，再行改制。他说“友邦一日不承认，国势一日不定”。更引起袁世凯不安的是，拥兵坐镇江淮的江苏将军冯国璋和长江巡阅使张勋都迟迟不肯上书劝进。由于段芝贵等人一再密电催促，他们才联名密电政事堂，说应由国务卿徐世昌定稿领衔推戴。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广西将军陆荣廷对冯、张密电均表示赞同。这些封疆大吏对帝制采取反对或暧昧的推托态度，目的虽不尽相同，但普遍不满则是非常明显的。徐世昌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不仅未敢领衔劝进，反而决然辞职脱身。这是帝制运动一再拖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前史从未记载过的这些内情，本书作了较详细的揭露。

护国战争是民初的重大事件。这场战争，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在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和全国各阶层人民反袁反帝制斗争的推动下，联合一部分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势力共同发动的。

进步党人是资产阶级保守势力的代表。与国民党人一样，他们也主张实行宪政。但由于现实利益的冲突和清末结下的宿怨，使他们经常站在北洋集团一边，攻击国民党人，而试图依靠袁世凯的“开明专制”来达到宪政的目的。在民初的政争中，他们留下了极不光彩的记录。直到洪宪帝制发生，他们才决心独立地发挥作用，举起讨袁护国的旗帜。最早举起讨袁旗帜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二次革命失败不久，他们就组织起中华革命党，多次发动讨袁起义，流血牺牲，百折不挠。从这方面比较，说进步党人的反袁是抢旗帜，并没有错。然而，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分析，进步党人从拥袁到反袁，并不单纯是策略手段的变化，而是战略方向的转变。这一转变使资产阶级的两大派别得以暂时站在一条战线上，为反袁斗争开创了新的局面，从而赢得了推翻洪宪帝制的胜利。忽视这一方面，就很难全面地说明进步党人的作用。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各种政治势力争持的焦点，是要不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建立什么样的共和国？护国军宣言中有关维护共和国体的主张，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政治要求，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从这一点来说，护国战争无疑是属于革命战争一类。长期坚持反袁斗争的中华革命党人理应成为这次革命战争的指导中心，但由于他们缺乏实力，没有能成为指导中心，而被排挤到一边去了。保守的进步党人却起了领导作用。因此，这次战争就有了更明显的阶级局限性。进步党人特别强调“文明革命”，反对“破坏”，而且一旦达到既定的有限目标，便立即改变战略方向，与当权的北洋集团妥协，无情地压制民主革命力量。

民初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危机及其解决，都与帝国主义列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甚至是由列强的侵略活动所直接引起的。如蒙、藏交涉，善后借款及“二十一条”交涉等。不充分揭示列强与中国政治的联系，就不可能把许多重大事件讲清楚。所以本书既有专门章节集中阐述列强在华的侵略活动，也在有关中国内政的章节中如实地写出它们所起的作用。

本卷书重点是写政治史，同时对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的经济、财政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从宏观来看，政治状况的好坏和经济状况的盛衰常常是同步变化的。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也有暂时不完全一致的情形。

北洋政府建立之后，政治状况急剧恶化。但中国资产阶级“振兴实业”的热情，并没有因此而迅速低落下来。在一段时期内，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仍然持续高涨。究其原因，不外两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对中国的掠夺有所和缓，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发展的外部条件。除此而外，本书较多地考察了经济发展的内因。我们认为，辛亥革命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势力，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比清末有所提高，创办工矿企业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他们组织实业团体，从经济和舆论方面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推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跻身政府，或担任工商总长，或掌握地方要政，在他们的主持下制定了不少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的法令、条例。这些法令、条例虽然不可能全部贯彻实施，但也有一些起了促进作用。当然，这是从局部来看，从整体估量，北洋政权在发展民族工商业方面并不是积极因素，而是消极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曾经指望它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果完全失望了。

对袁政府时期的财政、税收，过去缺乏系统的研究。由于历年预算均未实行，更没有决算，所以收支状况在当时就没有精确的统计，而现存的北洋政府财政档案只有一鳞半爪，不成系统，更增加了研究工作的困难。本书利用档案资料、政府公报、报刊及其他公私文书，只能勾画出这一时期财政状况的基本轮廓。

袁政府初期，中央财政收入被地方截留，库空如洗，几乎完全依靠外债，地方财政为庞大的军费所累，普遍入不敷出。以出卖国家主权得到的大量外国借款，几乎全部用于填补纯消耗的军政开支。资产阶级渴望的建设投资、整顿币制和裁撤厘金等均未能进行。经过财政整顿、加重捐税和发行公债，1914年和1915年财政状况稍有好转，大致做到了收支平衡。但接踵而来的帝制运动，导致了财政崩溃。袁政府命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金融危机爆发，致使京钞问题在以后很多年内成为北洋政府财政金融上棘手的问题。

袁世凯统治时期，一共只有四年多，与漫长的中国历史相比，这是十分短促的一段。当时，正值共和初建，社会风气丕变，新旧冲突激烈，政局动荡不已；在民国史上，这是颇具特色和颇有影响的年代。对这段历史，我们分工合作，进行探讨。本卷书就是集体探讨的结果。参加本卷编写的共有八人，具体分工如下：

本卷编写提纲的拟定和初稿的修改是由李宗一负责的。曾业英对第一、第二、第四章的部分初稿作了较多的修改，李宗一对第五章第一节及第八章作了较多的改动。关于注释的统一、地图的绘制和照片的搜集，曾业英、徐辉琪、汪朝光等做了许多工作。全书由李新、李宗一定稿。

承蒙审阅本书初稿并多所指正的有：张振鹍、金宗英、王述曾、杨天石、韩信夫等同志。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限于我们的理论和业务水平，书中错误和疏漏之处难免，敬希读者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