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
汤用彤，字锡予，湖北黄梅人。生于1893年6月21日（清光绪十九年五月初八）。他的父亲汤霖是光绪十九年进士，当过甘肃渭源知县，后在兰州和北京教馆。汤用彤出生于渭源。少年时代在父亲的塾馆中读书，勤奋刻苦。他说自己“幼承庭训，早览乙部”
，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2年他入北京顺天学校，1914年入清华学堂。1916年在清华学堂毕业考取公费留美，因治疗沙眼未成行，遂在清华学堂教国文，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1918年到美国，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两年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哲学，并习梵文、巴利文。
汤用彤1922年得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暑假回国后，在南京任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以后又在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授、系主任。1930年起到北京大学任教，从此没有离开过北大。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迁往昆明，他随之同往。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除任教外，兼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长。
青年时代的汤用彤一心钻研哲学，对国家大事以至新文化运动都不大关心。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正在美国。当时有一部分留美学生联名撰文支持五四爱国运动，他曾在上面签名，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并不怎么了解。1922年回国后，在《学衡》杂志上发表了《评近人之文化研究》一文，指摘新文化运动，说：“今日中国固有之精神湮灭，饥不择食，寒不择衣，聚议纷纷，莫衷一是。所谓文化之研究，实亦衰象之一。”
汤用彤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研究中国佛教史，同时研究印度哲学史和梵文，以加深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他在大学里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英国经验主义（洛克、巴克莱、休谟）。他研究历史很注意掌握充分而可靠的材料，长于考证。“由于他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有较深的理解，他就有条件利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一些思想方法对佛教思想进行分析比较，比起那些只用封建的含混不清的叙述、用佛经解佛经的中世纪办法提高了一个阶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汤用彤思想上有所震动。这时，虽然他还是埋头治学，不问政治，但思想上也有矛盾。暑假南下至庐山，在佛教圣地大林寺左近写《大林书评》，序言中带着自责的口气说：“时当丧乱，犹孜孜于自学。结庐仙境，缅怀往哲，真自愧无地也。”《大林书评》共六篇，其中五篇是批评日本人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中的谬误，他自称是借此抒发抗日救国的感情。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专制独裁加剧，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很激烈。当时昆明的学生运动日趋高涨，许多教授也投身到民主运动中来。汤用彤的心情是沉闷的：既不愿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又不愿投身到民主运动的洪流中去。他所走的还是那条为学术而学术，在学术中寻求安身立命的道路。1945年昆明“一二一”运动时，他同情学生的革命行动，曾经参加悼念牺牲烈士的追悼会。当时梁漱溟到昆明做调处工作，对民主运动和反革命镇压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汤用彤与梁漱溟虽是多年的朋友，但他公开反对梁的这种态度。
1946年，汤用彤回到北京大学，积极参加建校工作。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常常不在学校，有些工作就落在担任文学院长的汤用彤身上。他感到难以应付，十分苦恼。1947年暑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请他去讲学，他就乘机到美国去了。一年后哥伦比亚大学继续请他讲学，他没有同意，1948年9月回到北平。不久平津战役打响。胡适动员他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飞机票，被他拒绝。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汤用彤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任副校长。1953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专门委员，1956年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并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三届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1954年冬，汤用彤患脑溢血症，经过多方治疗，才逐渐痊愈。他经常对人说：“若不是解放了，若不是党和人民的关怀，我这个病是不可能治好的。”汤用彤病愈后的十年中，身体一直不好，但仍然指导青年教师，带研究生，从事佛教史研究，孜孜不倦。这时期，他积累了十几本读书札记，其中有关于佛教史的，有关于印度哲学史的，还有一部分是翻阅《道藏》的摘录。他写成九篇论文，概名之曰《康复札记》。他校点了梁代慧皎的《高僧传》，这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他曾改杜甫诗两句“虽将迟暮供多病，还必涓埃答圣民”，用以表达自己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感情。
1964年5月1日，汤用彤因心脏病逝世。
汤用彤的代表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魏晋玄学讲义》、《往日杂谈》、《汤用彤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