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陳編盡屬君——論顧千里爲清代《文選》校勘第一人
【提要】顧千里、王念孫父子於《文選》並有專門之校，旗鼓大略相當。然顧、王校《選》，多有不同：顧主“不校校之”，二王父子主“三勇改、三不改”之説，實質觭重於“勇改”，是校勘理念有異。顧氏兼版本學家身份，重版本，二王則兼訓詁學家身份，重聲音，是校《選》身份有不同。同擅考據，顧力求内證、外證二個“透底明白”，二王不免有輕信類書、誤解善注之蔽。顧校時見闇合古本，王則時有多疑而不能折衷一是。顧於清代《文選》校勘，有椎輪大輅之功，此非二王得有。本文因由前人稱顧“校勘古今第一人”、“清代校勘第一人”，遂推導顧亦爲“清代《文選》校勘第一人”，並試論成就顧氏“校《選》第一人”之特殊根源。
一
校勘學勃興於清世，乾嘉時，名家雲集，顧千里（1766－1835）是其中佼佼者。晚清李慈銘（1830－1894）率先推崇“顧氏校勘之學是爲古今第一”
。而日本漢學家神田喜一郎（1897－1984）則推顧爲“清代校勘學第一人”。神田撰《顧千里先生年譜》，初《識》云：“清儒治考據……而校勘乃成專門之學。……乾嘉時，如畢沅、盧文弨、汪中、阮元、孫星衍、洪頤宣、嚴可均等，皆從事於此，而尤以顧千里先生爲魁傑。蓋先生以校勘爲畢生之業，是以成績獨優也”。復《識》曰：“余草先生《年譜》既竣，於先生之學，微有所見，願與當世君子言之。先生爲清代校勘學第一人，殆世所共許。……又精《文選》而善駢文。近人李詳以先生與段玉裁、王念孫、阮元並稱，謂此‘四君子’，‘乃真治《文選》學者’。讀先生《文選考異》，知李氏之言爲不虚。”神田初《識》“魁傑”云云，蓋出顧同時李兆洛（1769－1841）所撰《顧君墓誌銘》，言乾隆中校讎盛事云：“一時如抱經盧學士、懷祖王觀察父子、竹汀錢詹事，無不兼擅其長，而元和顧澗薲，學博，尤魁傑者矣……先生嘗從容論古書訛舛處，細若毛髮，棼如亂絲，一經剖析，剨然心開而目明。歎先生慧業一時無匹”。李兆洛與李詳二家，實是神田立論之兩大支撑。衹是於李詳“四君子”説之起源，尚須稍作補充。李詳嘗汰去張之洞《書目答問》所列“文選學家”錢陸燦、潘耒等六家，而補入段玉裁、王念孫、顧千里、阮元“四君子”，事見《李審言文集·媿生叢録》。本命題即由李氏、神田二家“校勘學第一人”説，推理而爲“《文選》校勘第一人”。命題之“第一人”，既由“校勘學”推之“校《選》”，範疇縮小，據上文提供之文獻材料，從理論上言，應該無大問題：蓋以一個“選”字，便可排除神田羅列的“畢沅”七人，李兆洛圈定之盧抱經、錢竹汀及李詳所謂“四君子”中之“段、阮”，凡八家矣。竊復思既稱“校《選》第一人”，則理當有專事校《選》著作，如顧氏之十卷《考異》或念孫之《讀書志餘·文選》專章，否則，即名不符實矣。故如段氏爲阮元輯《十三經校勘記》、注《説文》，雖内容時有涉及《選》文訂訛，縱選學史家有標舉《段校文選》之目，亦不當闌入，遑論段氏以下哉！如此，神田及李兆洛、李詳所稱舉諸人，唯剩王、顧二家，得預其選矣。
若論王、顧二家之校勘，據余所見文獻，神田外，别有王念孫、李兆洛、李慈銘及近人王欣夫（1901－1966）四家，明確以顧校在王上。李慈銘《跋思適齋集十八卷》云：“先生綜覈群書，實事求是，校勘之學，尤號專門。並世高郵王氏父子，通儒冠代，石渠先生尤精考校，而極推先生，以爲獨絶。”王念孫之“獨絶”，其義可理解爲第一。上李撰《墓銘》，謂盧抱經、王念孫父子等，於校勘擅其長，而獨以“尤魁傑者”冠顧氏，王欣夫則稱顧“在校勘學上的成就爲最大”。三家於顧、王高下，實已有軒輊。復玩味當事人王氏“獨絶”之論，心傾折服，發自肺腑，尤可視爲篤論。當然，此尚是籠統就校勘而言，至於裁定兩家校《選》之高下，尚須努力疏證，以校《選》之具體實績爲衡石也。
二
顧校有關《文選》材料，主要見於顧氏《文選考異》，别有陳景雲《文選舉正》和孫志祖《文選考異》、《文選李注補正》三書之顧氏批校，以及顧氏與人論學書札等。王念孫校《選》，則主要見於《讀書雜誌·餘編》下“文選”章，其餘散見《讀書雜誌》他篇、《廣雅疏證》等。王引之《經義述聞》、《經傳釋詞》亦有若干相關材料。引之自稱“述聞”，故可視同念孫之校，文獻學、校勘學史上，通常以念孫爲代表。
顧千里、王念孫二家《文選》專門之校，旗鼓大略相當。時人張古餘贈詩有“獨學遠追三惠業，精心近比二王看”，已有此議。近人傅增湘（1872－1950）《思適齋書跋序》云：“余嘗謂：有清一代以校勘名家者，如何義門、盧召弓，皆博極群書，撰述流傳，霑溉後學。至中葉以後，澗薲崛起，持音韻文字之原，以通經史百家之義，其訂正精謹，考辨詳明，與錢竹汀詹事、高郵王氏父子齊驅並駕”，與之桴鼓相應。然則，欲辨顧、王雌雄，誠非易事。竊以爲似可從以下四方面，較其異同而求真諦。
第一，校勘理念之異同。此論容引進中介人物段玉裁（1735－1815）以助比較。吴中，自顧炎武羅列改書之弊，以爲後戒，影響深遠。顧千里多校勘理論，與一般校勘家不同。千里受亭林沾溉，故主“不校校之”，具體見《禮記考異跋》、《思適寓齋圖自記》二文。顧氏所謂“不校”，即校書“毋改易其本來”；所謂“校之”，即“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而形式則表現爲刻書仍保存誤字；校正訛誤文字，則置於《考異》、《校勘記》及有關札記中。以此力避萬一誤校，致後人無可救其失。此法實得顧亭林樸學實事求是之精髓。段玉裁校勘理念與顧千里對立，然其理論有“戒妄改”説，又與顧略同，如《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亦有“邢子才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以善思爲適，不聞以擅改爲適也”云云，在校勘實踐中，行事則往往與其《與黄蕘圃論孟子音義書》“不得勿論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真，適滋後來之惑也”反其道而行之，故不可避免有改不誤爲誤者。李慈銘《題思適齋集》批評云：“蓋段學固博奥，頗喜立新義，盡翻古人”。於改與不改，王氏父子理念則介於段、顧之間。引之主“三勇改、三不改”之説，此理念有其兩面性。王欣夫嘗有精闢總結：“至於寫官、刻工之誤和後人的妄改，也必須加以思考，搜得證據，才能勇改。”此與段氏“喜立新義，盡翻古人”保持距離，持論矜重，迹近顧氏。然二王校勘理論，還有求本字和不墨守之一面。治經讀破假借，引之《經義述聞序》道：“字有假借，則改其讀”，“説經者，期於得經意而已。前人傳注不皆合於經，則擇其合經者從之；其皆不合，則以己意逆經意而參之他經，證以成訓，雖别爲之説，亦無不可”。在改與不改之間，仍觭重於“勇改”、“别爲之説”，其理論核心終究與段氏同歸宗於皖派，而與顧氏之‘不校校之’異其趨爾。事實上，在校《選》實踐中，二王亦着力貫徹此主張，因而終不能免逞臆訛改之疏。姑舉二例——
例一：潘安仁《西征賦》：“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注：“《論語》：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陳景雲《文選舉正》云：“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齒’下，舊本有‘名’字。”
顧千里按曰：“齒字韻。五臣‘才’作‘名’，遂混入。”
王氏《讀書志餘》曰：“才難不其然乎。自注：今李善本如此。六臣本作‘名才難不其然乎’。五臣作‘名難不其然乎’，吕延濟曰：‘音、鳳之流，其死之日，曾不得與蕭、曹等十餘公之僕隸齒列，名器之難其如此矣。’念孫案：作‘名難’者，是也。音、鳳、恭、顯生前赫奕，而死後無名，是富貴易得名難得，故曰：‘名難不其然乎。’此用《論語》句法，故李善引‘才難不其然乎’爲證。其實，《論語》言才難，此言名難，句法雖同而意不同也。六臣本作‘名才難’者，後人因李善引《論語》‘才難’，故旁記‘才’字，而傳寫者遂誤合之也。今李善本作‘才難’者，又後人以‘名才難’三字文不成義，而删去一字也。乃不删‘才’字而删‘名’字，斯爲謬矣。”
謹案：尤本同毛本作“才難”。五臣正德本、陳本作“名難”，奎本、明州本同，校云：“善本作才。”贛本、建本有“名才”字，校云：“五臣本無‘才’字。”毛本蓋從尤本，不誤。陳校非，善注是，王校從五臣，誤也。王氏之誤，一在未探五臣改“名”之動機及其含義。五臣改“才”爲“名”無他，蓋求異善注耳。其改作“名”之含義，非指名聲、聲譽，而是“名器”。此一層，濟注甚得，王雖引而未措意。名器者，原爲帝王所賜臣子爵號和車服也。考《左傳·成公二年》：“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杜注：“器，車服；名，爵號。”是其本義，五臣所用則爲引申義，猶言“大器”，喻國家棟梁之才也。《魏書·崔寬傳》：“衡舉李沖、李元愷、程駿等，終爲名器，世以是稱之。”劉禹錫《奚公神道碑》：“公少以名器自任。”並其證。然則，濟注“名難”與善注“才難”義本一致，“名難”並非“名聲難”之謂。王氏之誤，二在誤會善注。審李善引《論語·泰伯》：“子曰：才難不其然乎？”非如王氏所言李善僅“用《論語》句法”、“句法雖同，而意不同也”，而是句法，包括字面、内涵，並用《論語》，蓋“才難不其然乎”，固古人常用語爾，非别有意也。王氏之誤，三在不究潘《賦》宗旨，賦稱引音、鳳之流，非謂彼等死日名聲不流，而謂生前位高權重，聲勢雖顯赫，而實非棟梁之才耳。本條顧校“齒字韻”，蓋明句讀；“五臣才作名，遂混入”，則一語揭破，陳校誤從舊本（此處即六臣合注本）“名才”兼存之根源。議論雖平實，然遠勝王氏之起初誤從五臣，繼而誤解善注並濟注，直至擅改正文。其實，即論版本致誤之由，顧氏亦較王氏臆測後人合分增删過程，爲得體而可信從者矣。
例二：《思玄賦》：“翾鳥舉而魚躍兮”舊注：“《廣雅》曰：翾，飛也。”
王氏《讀書志餘》曰：“飛鳥舉而魚躍。甚爲不詞。且訓翾爲飛，既與‘魚躍’不協，又與‘鳥舉’相複矣。今案：翾者，疾也，猶言倏鳥舉而魚躍也。《方言》：‘儇，疾也。’郭璞曰：‘謂輕疾也。’儇，與翾通。《荀子·不苟篇》：‘小人喜則輕而翾’，《韓詩外傳》翾，作快。快，亦疾也。《説文》：‘
，疾也。’義亦與翾同。”
謹案：奎本以下諸六臣合注本、尤本悉作“飛”。《廣雅》（見《釋詁》）正作“飛”。若依王氏“翾者，疾也”之説，則諸《文選》本非也。朱珔《文選集釋》從王説，以爲如此“文義方明”，並以爲《荀子》“輕而翾”注：“翾，與儇同。”蓋亦借字。然按本條，顧氏之所以謹守李引《廣雅》注，蓋除諸《文選》本同外，《後漢書》李賢注亦同，且《廣雅》卷一“翾”、“儇”字，並未見“疾也”之釋，故顧氏無校。王氏從訓詁、文義改善注，雖似明通，然並無版本依據。今按《説文繫傳·羽部》：“翾，小飛也。從羽、睘聲。臣鍇曰：‘《文子》云：翾飛蝡動，或作蜎。虚全反。'”復檢上文云“潄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下文“何道貞之淳粹兮，去穢累而飄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云云，蓋並抒容與輕揚而自得之情，與王訓“疾”、“倏”，義正相反。再驗王氏上引《荀子》：“（小人）喜則輕而翾”楊倞注云：“翾，小飛也。言小人之喜輕佻，如小鳥之翾然。”故解作“小飛”，文義既明，且切合無間矣。然則，王、朱並非。此顧氏不校，不戰而勝王氏者也。
第二，顧千里與王念孫校《選》身份不同。所謂“身份不同”，非指顧爲乾嘉吴派代表與王係皖派代表之異，而是謂顧氏兼以版本學家身份，王兼訓詁學家身份，以事校《選》之不同。衆所周知，講究版本，乃是校書前提。而《文選》版本與他書有較大歧異。它源遠流長且版本繁雜，各有宗祖，自成系統，若不擅版本之學，不熟悉此道，無以爲功，而相對而言，顧氏校《選》，在版本選擇上，較王氏有絶對優勢。顧於版本，首重底本之選擇。彼刻《文選》胡本，直取單善注尤延之本，此是顧積年校《選》之深思熟慮。胡克家《重刻宋淳熙本文選序》云：“受書之士，均思熟精《選》理……而佳本罕覯。往歲，顧千里、彭甘亭見語，以吴下有得尤槧者。因即屬兩君遴手影摹，校勘行世。”胡《序》實顧代筆。單刻李善注本，當時未知有北宋國子監本，故以尤本爲首選。顧之前，自明末至清乾隆，學人校《選》，大抵用尤本系統之汲古閣毛氏重刻本。大凡書刻一次，便多一層訛誤，尤本品質當然遠非毛本可及。顧校刻《文選》、爲撰《考異》，以尤爲底本，無疑是最佳選擇。底本既定，則選副本。顧氏何以取同重刻於嘉靖間之袁氏嘉趣堂本和茶陵陳氏二本？有兩個原因：一是顧深于《文選》版刻源流。六臣合注本有兩大系統：有五臣居前與善注居前之不同，故各取一爲代表，且袁、茶並爲六臣合注本中翻宋善本，事半功倍，可收取精用弘之功。二是兩本皆刻于蘇州，就地取材，方便易得。比照王氏所用本，則底本、副本或交代，或不交代，大抵因對象而定，隨機取用，蓋王氏校《選》如校他書，多重理校，較少用版本對校耳。顧因精於版本、長於對校，故多見略勝王氏一籌。亦舉二例：
例一：揚子雲《甘泉賦》：“若登高眇遠，亡國肅乎臨淵”舊注：“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亡國爲戒，若臨深淵也。”
顧氏《考異》曰：“若登高眇遠亡國。袁本‘眇’下有‘而’字，‘遠’下無‘亡國’二字，云：‘善正文作登高眇遠亡國。’茶陵本云：‘五臣作若登高而眇遠。’陳曰：‘《漢書》無亡國二字。’今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注應劭曰：‘當以亡國爲戒’者，但説賦意，非舉賦文也。傳寫善本，因注引應而誤添正文，又五臣衍而字，《漢書》亦無。”
王氏《讀書志餘》曰：“正文内‘亡國’二字，後人所加也。應云：‘以亡國爲戒’者，承上‘璿室傾宫’言之，以申明‘肅乎臨淵’之意。後人不審，輒與正文内增入‘亡國’二字。‘亡國肅乎臨淵’，斯爲不詞矣。五臣本及《漢書·揚雄傳》皆無此二字。”
謹案：尤本、五臣陳本同。贛本、建本同，校云：“五臣作若登髙眇而逺”。奎本、明州本作“若登高而眇遠”，於善注末，有校云：“善本正文言：若登高眇遠亡國”。五臣正德本正有“而”字。贛本是尤本所從。顧氏論應注“但説賦意，非舉賦文”，點破《文選》衍“亡國”二字之根源。王念孫校，看似詳贍過顧校，然有二點不及：一，其校實未能出顧牢籠。二，王校素重考究致誤之由，今結論以“後人增入”，未免籠統，不如顧校“傳寫善本”云云，爲直截可信。故一向宗王、好以聲音校《選》的後起之秀胡紹煐，於《文選箋證》首引“王氏念孫曰：亡國二字，後人所增入”之後，及時補上關鍵一句：“此涉應氏注而誤加耳。是也。”顯係取之於顧校也。顧校所以爲明白，即在於對校，在以二副本爲支撑耳。
例二：陸士衡《文賦》：“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説之所能精。”
顧氏《考異》曰：“茶陵本無故字，‘亦’下校語云：‘五臣作故。’袁本‘故’下校語云：‘善有亦。’案：有，即‘作’之誤。尤因此而兩有，非也。”
王念孫《讀書志餘》曰：“李善本有‘亦’而無‘故’，五臣本有‘故’而無‘亦’。今李善本兼有之者，後人據五臣本，旁記‘故’字，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六臣本作‘亦非華説之所能精。’又云：‘亦，五臣作故。’劉良曰：‘文章之妙，故非此輩所能精察而言。’是其明證矣。”
謹案：尤本同。五臣正德本、陳本正作“故”。奎本、明州本作“故”，校云：“善本作亦。”贛本、建本作“亦”，校云：“五臣作故。”顧與王校同主今李善本衍一“故”字，然求其衍之緣由，依據不同。顧立足於版本。因六家系統袁本校語“作”誤“有”，而得直接斷言：“尤因此而兩有”。不但坐實了首誤在尤本，而且點明其根源，在誤信六家本校語。當然，尤氏不及見袁本，所見當其祖本廣都裴宅本。當初尤本確取六家、六臣二家成就，見尤本附淳熙辛丑《跋》。此是有文獻依據者。前後從出之迹，因果相連，是合乎邏輯的。而王校立説基礎，衹有六臣系統之茶陵本，未免孤證單行，進而援校家之傳統手法“後人作注旁記”、“傳寫者誤合”之類推測之論，亦因論據空泛，不能如顧校確實，而爲人信從接受。
第三，上條從校《選》身份不同，以論顧、王，尚未免有以顧之長較王之短嫌疑。此論考據，係王、顧同擅其長。如此，應無偏頗。所謂“考據”，本漢學治經之家法。指以本書内證、他校旁證之材料，用訓詁、校勘、推理諸法，辨析事實、歸納例證，從而對文獻、史料、語言等某一問題，作出判斷和結論。内證、旁證之信實是考據之基礎，而對此二種材料之取捨，涉及識見之深淺，乃是考據成敗之關鍵。于此，顧氏有二個“透底明白”簡潔明確之説：“凡校書之法，必將本書透底明白，然後下筆；必將本書引用之書透底明白，然後可以下筆。”所謂“本書透底明白”，就校《選》而言，重要者有兩點：明白今本“李善注已非李善之舊”和明白“善注義例”。前者，如《考異》卷一，首條《兩都賦》二首注“自光武”云云，開宗明義道：“此一節非善注也……凡善注失舊，有竄入五臣注者，有並非五臣注而亦竄入者。”又《西都賦》“挾灃灞”注“張楫《上林賦》注曰：‘灃水，出鄠南山豐穀。'《漢書》曰：‘灞水，出藍田穀。'”《考異》案：“‘灃灞’，當作‘豐霸’，‘豐’字注可證。必善‘豐霸’，五臣‘灃霸’而亂之。霸字説見後。今注中亦作‘灞’，非善舊也。餘依此求之。”兩條共證顧氏“今本《選》注，已非李善之舊”説之確。王念孫校動輒云“今李善注本”如何如何，並非不知今《選》注已非善舊，而往往爲申己説，曲以善注不誤爲誤。上舉《西征賦》“才難”條，便是明證。矯枉過正，亦是不能“透底明白”。至於後者。讀書要講究義例，是謂讀一書，讀懂作者説什麽外，於研究者而言，尚須知作者如何著此書。清潘錫爵《題顧氏説文二種》云：“先生每讀一書，必求其義例所在。義例既得，而其中訛謬踳駁之處，一一瞭若指掌。乃詳加校證，列諸簡端。然猶不敢自是，竟有已列數年，猶複竄改者。”顧氏與所校書之義例“透底明白”，王引之亦可爲證人。《讀書雜誌·顧校淮南子各條叙》，載其父在庚辰間，嘗托顧録道藏本與宋本不同之字，據以補綴《淮南子校》。云：“其心之細，識之精，實爲近今所罕有。非熟於古書之體例，而能以類推者，不能平允如是。”可證潘説不孤。引之所言顧校對象，雖是《淮南子》，然其校勘風格是一以貫之的。由此，可推顧氏於善注義例，用工必深。顧氏《考異》隨文揭櫫善注義例，前後達數十條，其中有“他皆類此”一語爲明顯標誌者，亦有無標誌，而同爲義例者。如《考異》卷一《西都賦》“注‘然則成功在西’”。顧案：“則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凡‘然則’，善例衹云‘然’。全書盡同。”此顧明善注特殊用詞例。復有“善例不全同”例。如：班叔皮《王命論》題下注：“《漢書》：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争。天下分裂。意者縱横之事，復起於今乎？'”顧《考異》云：“注‘復起於今乎’。案：此下有脱文。必並引‘既感囂言，以及廼著《王命論》’等語。各本皆脱。善例不全同，本書無以補也。”謹案：“既感囂言”二句，是《漢書》語。“善例不全同”，顧蓋謂善注有《文選》未必全同《漢書》例，故雖李善時有引《漢書》及顔注等，且據上下文，此處必有脱文，然亦不可擅補“既感囂言”二句，寧缺毋濫焉。
所謂“引用之書透底明白”，其含義一，指他書援引本書之義例。潘氏《題顧氏説文二種》云：“《辨疑》一書，不特申明《説文》之義例，並申明群書引證《説文》之義例。”所言正是前者，不過所據爲顧治《説文》，若《文選》之校，則可以史部之范曄《後漢書》爲例。章懷注多見同善注，如善注引‘《小爾雅》'，多省作“《小雅》”，今本多誤作“《爾雅》”，章懷注誤同。《兩都賦序》“激神嶽之嶈嶈”。顧氏《考異》卷一云：“善引《毛詩》‘應門將將’爲注，似其本但作‘將將’”。五臣濟注作“嶈嶈”，故顧以《文選》各本“嶈嶈”者，皆以五臣亂善。告誡云：“《後漢書》作嶈嶈，章懷無注，而此與彼不必全同也。”顧所謂“此”即善注，“彼”即章懷注。是顧明乎李賢注例不必悉與善注同。含義二，指所援引他書，必明乎該書之得失。比如類書。如《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是校家慣用。顧氏《校刊明道本韋氏解國語札記序》即云：“諸注疏及類書援引，殊未可全據。”又於《説文辨疑》論《御覽》曰：“今本《御覽》最多錯誤，難可依據。”於《書鈔》，則嘉慶四年，顧氏親手爲孫星衍校過陶九成影宋鈔本，冷暖自知。大凡有過校書經歷的，都會發現《御覽》引舊書，同一條資料，往往見於多部門，且文字每有歧出，魚目混雜，此就是顧説之有力旁證了。因此，顧氏《考異》罕見稱引。《書鈔》、《御覽》緣何不可靠？在“世無善本”、“來歷已不可恃”。偏偏二王不少見援以爲證。清朱一新《無邪堂答問》亦指出：“王文肅、文簡之治經……顧往往據類書以改本書，則通人之蔽。若《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之類，世無善本，又其書初非爲經訓而作，事出衆手，其來歷已不可恃，而以改數千諸儒齗齗考定之本，不亦傎乎？然王氏猶必據有數證而後敢改，不失慎重之意。若徒求異前人，單文孤證，務爲穿鑿，則經學之蠹矣。”朱氏直接點名二王，非是偶然。觀照王氏《讀書志餘》，果有此種現象。姑舉一例：
《蜀都賦》：“酌清酤，割芳鮮。”善曰：“既載清酤。毛萇（詩）曰：‘酤，酒也。'”
王氏《讀書志餘》曰：“酌清酤，割芳鮮。五臣本‘清酤’作‘醪酤’。念孫案：‘醪酤’與‘清酤’，相對爲文，則作醪者，是也。今作清酤者，後人以李注引《詩》‘既載清酤’而改之耳。不知李注自解‘酤’字，非兼解‘清酤’二字。其‘醪’字，已見《南都賦》，故不重注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八》引此正作‘酌醪酤’”。
謹案：尤本作“清酤”。奎本、明州本作“醪酤”，失校語。贛本、建本作“清酤”，校云：“五臣作醪”。五臣作“醪酤”，良注“醪酤，酒也”可證。善作“清酤”，善引《毛詩》可證。王校取五臣，其失有四：善作“清酤”，除善注外，别有《藝文類聚》卷六十六《産業部·田獵》載魏文帝《校獵賦》曰：“授受甘炰，飛酌清酤。割鮮野烹，舉爵鳴鼓”可證。曹《賦》脱胎自本《賦》，顯而易見。曹當初所見左氏作“清酤”，事在李善以前也。以五臣亂善，此王失一。善注援《毛詩》，是釋“清酤”連文一詞，兼引《毛傳》釋“酤”字。五臣良注亦解“醪酤”連文，已可佐證。而王氏强以善注爲單解“酤”一字，援張平子《南都賦》爲説。今核張《賦》曰：“酒則九醖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徑寸，浮蟻若蓱”注：“十旬，葢凊酒百日而成也。鄭玄《周禮注》曰：‘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也。'《説文》曰：‘醪，汁滓酒也。'”賦既“清”、“醪”分屬二句，注亦分釋“清酒”、“醪（酒）”，與本條“清酤”、“醪酤”，字面了不相干，何得附會“醪字，已見《南都賦》，故不重注”？善注特釋“酤”字，亦正因“清酤”與“清酒”，字面畢竟不同耳。曲解善注，此王失二。王校作“醪酤”，又以“醪酤與清酤，相對爲文”爲理由，亦不得成立。依善注，則爲“清酤”、從五臣則是“醪酤”，二條不得並存，何容相對？若必欲論“相對爲文”，則本條惟有下“芳鮮”與上“清酤”可匹配。若對以“醪酤”，則不切。據《周禮·天官》“辨四飲之物”，清酒，是已過濾去酒糟之酒。而醪酒，則已見上引《説文》，爲“汁滓酒”，是未去汁滓之濁酒耳。帝王犒賞羽獵之士豈宜用濁酒？妄論修辭，歪曲作者，此王失三。王氏以爲立論支撑者，末一條即是援《北堂書鈔》爲證，然此正應朱一新所謂“通人之蔽”，誤信“世無善本”之類書，此爲王氏失四也。朱言非善本之類書，不及《藝文類聚》，蓋該書通行版本相對可靠爾。本條王校之蔽，不徒在援《書鈔》，連累已及朱氏所稱王氏“猶必據有數證而後敢改”之明矣。顧、王二家考據雖並擅其長，然兩個“透底明白”，使顧氏考據效應與王氏有二處拉開了距離。差距一，在考據結論。顧每有與《文選》古鈔本，諸如日抄三十卷白文本、《敦煌》唐寫本、《文選集注》本及宋刻國子監本、奎本等闇合。顧校與白文本契合者，有近代著名目録版本學家傅增湘《思適齋書跋序》述其親身對勘經歷爲證：“余曩時從楊惺吾君，假得日本古鈔《文選》三十卷本，以胡刻手加對勘。其中古本之異，可以證今本之訛者，凡數百事。因取所附《考異》觀之：凡奪誤疑難之文，或旁引曲證以得其真，或比附參勘以知其失。而取視六朝原本，則所推斷者，宛然符合。夫以叢殘蠹朽之書，沿訛襲謬已久，乃能冥搜苦索，匡誤正俗，如目見千年以上之本，而發其疑滯，斯其術亦奇矣。余披覽之餘，未嘗不歎其精思玄解，爲不可幾及也。”兹爲補一例。《西京賦》：“繚垣綿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顧校涉及正文、舊薛綜注、善注之文字訛誤、科段分合與注之誤屬諸問題。顧氏定正文及薛注之“垣”爲“亘”、以善注“植物”八字歸還薛注，繫薛注“曼也”之下、截正文“植物斯生”二句，與上“繚垣”二句爲二節，繫注“植物”八字及下善注“《周禮》”云云，於“斯止”下。無一不確。訂正文作“亙”，與《白文》本闇合；定“植物斯生二句别爲節”，則與唐寫《敦煌·法藏本》P.2528及單善注北宋國子監本斗接榫合。誠如傅説“精思玄解，爲不可幾及也”。至於，與《文選集注》本吻合者，且舉二例：
顔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景屬宸居”注：“景，光景連屬也。”
顧氏《考異》曰：“注：‘景，光景連屬也。’陳曰‘光上有脱文’云云。案：當有‘屬’字也，各本皆脱。”
謹案：奎本、尤本同毛本。明州本以下諸六臣本並“光”上“景”字亦脱去。陳校疑而不能補。核《集注》本“光”上正有“屬”字。顧氏蓋從正文及注上下文義校補，居然與《集注》本密合無二致。
曹子建《七啟》：“捷忘歸之矢”注：“《儀禮》曰：司射，搢三挾一個。”鄭玄曰：“搢，插也。”
顧千里按：“捷，即插字。見《儀禮·釋文》。”顧氏《考異》曰：“注：‘搢，插也。’‘插’，當作‘捷’。宋潭州本《儀禮·鄉射》釋文：‘捷，初洽反。’又《士冠》：‘捷柶。初洽反，本又作插。’此正文作‘捷’，善所引《儀禮注》亦作‘捷’，不知者誤依今本作‘插’，改之，亦如通志堂刻《釋文》，於《鄉射》改‘捷’爲‘插’也。何校正文‘捷’改爲‘插’，陳亦云：‘捷，當作插。’皆據注之誤字。”
謹案：《集注》本作“捷”，引《文選鈔》、《文選音決》、陸善經注同。引善注“搢，捷也”，亦作“捷”，並如顧氏《考異》。奎本、明州本、尤本、建本正文作“捷”、注並誤“插”，並同毛本。贛本正文並注誤“插”。顧氏所謂“正文作捷，善所引《儀禮注》亦作捷”説，與《集注》本及其所引“《文選鈔》”以下三本一一吻合，五臣本亦作‘捷’，是六臣無異。又，本書曹子建《名都篇》“攬弓捷鳴鏑”注引“鄭玄曰：搢，捷也”云云，正作“捷”不作“插”，並證顧氏《考異》説之的。捷，與插，本古今字。王念孫亦知之，然《讀書志餘》不能察覺，蓋正昧於今本《儀禮》改“插”之誤也。此爲王於引書不能“透底明白”又一例證矣。差距二，在顧考據博稽群本，大抵能折衷一是；不像王氏，有多見五、六疑，而終難一爲斷讞者。如：
《離騷經》：“恐皇輿之敗績”王逸注：“輿，君之所乘也。以諭國也。”
顧氏《考異》曰：“注‘諭傾危也。’陳云：‘諭，喻誤。’又‘風爲號令，以諭君命；行媒，諭左右之臣也。同。’案：喻、諭通用。或逸自用‘諭’。下‘以諭國也’、‘以諭君也’; ‘故以香爲諭’、‘故以諭君’，袁本皆作‘諭’，茶陵本皆作‘喻’。《楚辭注》亦‘喻’、‘諭’錯出。”
謹案：《集注》本、尤本作“諭”。明州本、贛本、建本作“喻”。本條顧氏“諭”“喻”之辨，本因《舉正》陳校而發。陳校原繫“恐皇輿之敗績”注下，顧氏則於上聯下句“路幽昧以險隘”注“險隘，喻傾危也”下。既斷言“喻、諭通用”，且列舉本篇多處“諭”、“喻”雜用之現象。其“通用”之斷，由聲訓精當，今《玉篇·言部》：“諭，譬也”、《戰國策·齊策四》：“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虚。”並可佐證。顧氏於《文選》所收《楚辭》之校，既不膠固於以《騷》律《選》，亦不齗齗於《文選》諸本異同之瑣細，而能從聲音通用大處着眼，博綜群本異同，折衷於一是。進而歸納得出之王逸注《騷》與李善注《選》，用詞錯出之共同特徵，則言人所未道，再現了顧氏校《選》，奉行不輕改本書原則之得體和優勢。至於王氏有多疑而不能定是非之例，則如：
《東都賦·白雉詩》：“嘉祥阜兮集皇都。”
孫志祖《文選考異》曰：“《後漢》無此句。案：此與《寶鼎》詩章句相同，不應多一句。當以《後漢書》爲正。”
顧氏《考異》曰：“何云：‘《後漢書》無此句。’陳同。案：各本皆有。袁、茶陵不著校語，今無可考也。凡疑而未能明者，俱載之，以俟再詳。此其例也。”
王氏《讀書志餘》曰：“‘嘉祥’句，蓋後人所加。此句詞義膚淺，不類孟堅手筆，且《寶鼎》詩亦可通用，其可疑一也。下文‘發皓羽兮奮翹英’，正承‘白雉素鳥’言之，若加入此句，則上下文意隔斷，其可疑二也。《明堂》、《辟雍》、《靈台》三章，章十二句，《寶鼎》、《白雉》二章，章六句，若加入此句，則與《寶鼎詩》不協，其可疑三也。李善及五臣本此句皆無注，其可疑四也。《後漢書·班固傳》無此句，其可疑五也。”
朱氏《集釋》曰：“《後漢書》無此句。孫氏《考異》謂：‘此與《寶鼎》詩章句相同，不應多此一句。’然二首上下换韻，本非一例。古詩章句，何必多寡齊一？或是蔚宗所删。論其文氣，還以有者爲長。”
胡紹煐《箋證》曰：“王氏《讀書志餘》立‘五疑’，以明班本無此一句，其有者爲後人所加。”
謹案：顧氏既列何、陳“《後漢書》無此句”之説，然同何、陳，並不從范《書》改，結論爲“今無可考”，並設此爲己校“以俟再詳”之例。蓋據《文選》諸本並有此一句，且六臣合注本無校語耳。今檢《藝文類聚》卷六十一、王應麟《玉海》卷一百九十九引咸有此句。善注引《東觀漢記》：“章帝詔曰：乃者白鳥神雀，屢臻降自京師也”云云，正應詩題，亦證《文選》固有此句。然則，可明顧氏此校，考辨雖簡，然有文獻基礎，雖言“再詳”，其實堅守漢學守闕之戒，自信其是，是不斷之斷也。王氏則立“五疑”明范《書》本無。雖不離“疑”字，然劈空一句“後人所加”，即直指《文選》爲衍文。既失“疑”字之義，已亂己説，復見此校之不能自信。審其“可疑三”，以内證《寶鼎》章句例本詩，原出孫志祖；“可疑五”援范《書》旁證，則本從何、陳。其餘一、二、四三條，大抵臆説。如‘可疑二’稱有此句“文意隔斷”，朱珔有駁云：“論其文氣，還以有者爲長”，甚至推測原本有，“或是蔚宗所删”。“可疑四”，王依六臣本無注爲辭。然《選》文無注者遠多於有注者，豈可因此皆以爲衍文？其無理不待辨析。王氏之失，首要在不細究版本。其次在不顧《文選》與范《書》，固未必一律，處處相同也。在顧氏看來，不啻是犯了校書兩個不能“透底明白”之大忌矣。
第四，於清代校勘事業，顧有開創之功，而非王氏能替代。清馮桂芬《思適齋文集序》云：“（先生）遂以善校讎名。……（自顧亭林之後）則又百餘年間未有之學，而創之先生；又於惠（周惕）先生諸人後，别開户牖者也。”馮氏之所謂“創”，當然非指時間之早，而是謂校勘得以成爲專門之學，顧氏所作貢獻爲大。從《文選》校勘言，顧氏《考異》居前，王氏後出，亦是事實。顧與引之同齡，念孫爲顧氏長輩，事校勘不會後於顧，然《楚辭》、《文選》並在下卷之《讀書志餘》二卷，乃引之據其遺稿編成。《讀書雜誌》正編自嘉慶十七年陸續付梓，道光十一年甫畢。十二年（1832）念孫卒，四月，引之刻成《餘編》。事並在嘉慶十四年顧校刻尤本之後，故二王可見《考異》，顧撰《考異》時，固不及見《餘編》矣。王氏治《選》既在顧後，故多自由。既可揚長避短，復有因端竟委，以後掩前之勢。比如《讀書志餘》王氏校《思玄賦》：“嗟孰可爲言己”一條，曩括本書《西京賦》“嗟内顧之所觀”、《吴都賦》“嗟難得而覼縷”、《蜀都賦》“唴見偉於疇昔”、《雪賦》“嗟難得而備知”、王融《曲水詩序》“羌難得而稱記”六條，綜合考校而論辨之。當以上顧校《離騷》爲藍本。他如：王校枚叔《上書諫吴王》：“手可擢而抓”條末，王氏補注“六臣本注云：‘拔，善作抓。’則所見已是誤本”云云，並是得顧沾溉之例，故論椎輪大輅，創始之功，非顧氏莫屬焉。
三
最後，試論顧氏略勝王氏，成就校《選》第一人之特殊根源。予推有以下三端。
其一，職業不同，專攻有異。顧氏是職業校勘家，自弱冠，即以校刻古書爲生。夏寶晉《顧君墓誌銘》云：“鄱陽胡氏《通鑒》、《文選》，蘭陵孫氏《平津館叢書》，皆出君手……有功於古人甚鉅。然特以貧故，見役於人，一生心力實耗於此。身通六藝，僅爲謀食之資。”顧氏校刻古書，予所知有：爲黄丕烈校刻《周禮》、《儀禮》、《國語》、《戰國策》、《易林》，爲汪閬源校刻單疏本《儀禮》，爲孫星衍校刻《説文》、《唐律疏議》、《抱樸子》、《古文苑》，爲吴鼒校刻《韓非子》、《列子》，爲張敦仁校刻撫本《禮記》，爲秦恩復校刻《駱賓王文集》、《李元賓文集》、《吕衡州文集》，以及爲胡克家校刻《資治通鑒》、《文選》。至於經其手校之書，則指不勝屈矣。校刻亦是創造性工作，不比匠工刻書，故顧多精進之作，《文選》校刻爲其當行，亦其代表作。若言王氏，其本行自在治經，在小學、聲音訓詁。就知識結構而言，顧氏學問淹博，涉獵廣泛，不專一經，奄有衆長。其中版本、史學，皆非二王所及。即二王專精之小學，顧於《説文》，亦不弱於二王。而校《選》於王氏則爲客串。王校《文選》、《楚辭》，同厠于《餘編》，已自暴其於二書之校，衹爲《讀書雜誌》之餘興耳。
其二，勵志不同。顧校《文選》，務存其真，刻意爲《選》學功臣。顧氏嘉慶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跋《文選六十卷校宋本》云：“廣圻意欲遵古今通借，以指歸文字……經史互載者考其異，專集尚存者證其同……援引者沿流而溯源，已逸者借彼以訂此，未必非此學之功臣也。體用博大，自慚譾陋，懼弗克任，姑識其願於此，期與蕘圃交勖之焉。”言雖不無謙抑，而志在必得，躍然紙上矣。與王以爲餘興，迥然不同。
其三，勤勉修改。顧氏校《選》之役，可謂畢其一生。顧批校陳氏《舉正》在嘉慶元年（1796）十二月，至甲子九年（1804）七月朔畢。同年十一月，應安徽瀘州知府教讀之請。赴瀘舟次，跋讀畫齋本孫氏《文選考異》。戊辰年（1808）七月，校孫氏《考異》，十一月，再校其《李注補正》。己巳年（1809）三月，校讀畫齋本孫氏補汪氏《文選理學權輿》。道光庚寅年（1830），再校孫氏《補正》。去甲子初校《文選》，已三十四、五載矣。謂其一生治《選》，並非誇張。顧事校之勤，屢見名家揄揚盛美。上潘氏《題顧氏説文二種》言顧校“乃詳加校證，列諸簡端”之後，復有“然猶不敢自是，竟有已列數年，猶復竄改者”云云。今證之《考異》，尤多實例。如：上曹子建《七啟》“捷忘歸之矢”之校，顧氏起初針對《舉正》陳校而發，止按曰：“捷，即插字。見《儀禮·釋文》”，未作深論，至爲《考異》，始詳述陳、何致訛之由，乃在以《儀禮》誤本改正文爾。比較顧、王，可一言以蔽之：王念孫校《選》，惟在訓詁、聲音方面，可因偏鋒取勝，獨當一面，可以爲諸侯，然全局不及顧千里，得稱霸諸侯者，惟顧千里一人而已。晚清葉昌熾（1849－1917）《藏書紀事詩》紀“顧廣圻千里”有贊云：“誤書細勘原無誤，安得陳編盡屬君？”獨寄厚望於顧，不無齊桓、晉文五伯之許，頗得顧校精神風貌，遂藉以爲拙文大標題云。
【作者簡介】范志新（1948—），男，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