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周礼教文献

宗教社会里，鬼神的旨意是绝对的真理，对神意的领悟是文化的核心，社会文化呈现出感性而神秘的特征。商朝繁杂的祭祀是与旨酒歌舞分不开的。商代君臣正因沉湎于此而懈于人事，并终于在小邦周的伐挞声中分崩瓦解。周人以农业立国，理性精神强于商人，他们对改朝换代的历史巨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以整饬严谨的礼仪逐步取代了沉迷泛滥的巫祭，并由此导致了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王国维说：“夏商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1]这就是所谓“周公革命”的意义。礼仪文化自宗教祭仪发展而来，而它并没有刻意去抹平宗教的烙印，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下有着不同的表现罢了。

作为文化的表征，文献在周代的功用也产生了变化。商代文献，无论是文字、图画，都是天人交流的产物，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因而它本身也是神圣的。周代早期文献，也基本都有宗教礼仪的背景，仍然披着神秘的面纱，但它们反映的是政治教化，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是周公神道设教的体现。这些礼仪政治性文本可以称为礼教文献。《尚书》是这类文献的代表，它主要产生于周公制礼作乐的文化革新运动中，有些篇章则可能到战国时期才告完成，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周初文化精神，其形式亦受早期仪式的影响。这类文献由于形式和意义上的规范性，从而也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体。也就是说，最初的文体特征实际上是由仪式或行为方式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