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07年以後，古音學論爭的浪頭雖然逐漸平靜下來，但是餘波仍然不斷蕩漾。這裏有兩期風波必須有所交代：一是梅氏留下的“美”字的歸部問題，2007年我在《語言學論叢》（第35輯）發表了《“美”字能歸入微部嗎？——與梅祖麟商榷》，對梅文作了辨正，分析了錯誤所在及其原因。鄭張尚芳2008年在《語言學論叢》（第38輯）發表了《“美”字的歸部問題》批駁我。我2009年寫了《再談“美”字能歸入微部嗎？——與鄭張尚芳商榷》，2011年發表在《中國語言學》（第5輯）。我在文章中揭示了鄭張研究古音完全割斷了從顧炎武以來古音學家的理論方法，對如何運用詩文押韻、諧聲系統和《切韻》系統的對應關係來考察古韻分部的基本方法都十分生疏；並指出他把“美”字歸入微部是拋棄了系統性原則，陷入了隨意推測的泥坑。

另一風波是馮蒸2008年在《漢字文化》（第4期）發表了《第三次古音學大辯論》講辭。他貌似客觀公正，卻不顧事實，爲梅祖麟、鄭張尚芳辯護；把郭某的表現描寫成霸氣十足，並借别人之口，攻擊郭某“以衞士自居，可是在學人的眼中，他們是學術界的恐怖分子”。黎新宇撰寫了《讀馮蒸教授第三次古音學大辯論講辭——兼回應梅祖麟教授對“一聲之轉”的批評》，發表在2009年《中國語言學》（第5輯）。文章首先揭示了馮蒸“自炫頭銜”、“冒充”“音韻大家的學生”，棄業師於不顧；他的講辭僞裝公正，明顯偏袒梅氏，甚至替梅氏向王先生“追加質疑”；又吹捧鄭張尚芳，爲貶低王先生張目；還宣揚鄭張尚芳爲幫助梅氏而攻擊《漢字古音手册》時所用的網站，卻置純粹批評梅氏的文章《對“殺”和“死”形式標誌的確立與應用的追蹤分析》於不顧。黎文在回應梅祖麟對“一聲之轉”的批評時，揭示出梅氏不懂《廣雅疏證》，把“一聲之轉”片面化爲同源。黎文還剖析了馮蒸的“擁躉”，指出他謾罵郭某的言辭，恰恰暴露了他自己文章“遺老遺少”的“嘴臉”。

郭錫良、孫玉文對潘悟雲2005年的文章都在2006年寫了批駁文章，在不同的國際學術會議上宣讀。郭錫良的《從湘方言的“蓋”和“㔶”談到對古代語言學文獻的正確解讀》，2008年發表在湘方言首屆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上。孫玉文的《漢語史研究中材料的考證與運用》（答《字書派與材料派——漢語語音史觀之一》），發表在《中國音韻學——中國音韻學研究會2006年南京研討會論文集》。郭文把“蓋”和“㔶”在湘方言中詞義、語法的異同詳細分析後，又討論了它們的歷史發展，然後分析潘文的錯誤，指出它概念混亂，缺乏語言學基本知識，“是一篇歪曲前人成果、邏輯混亂、自相矛盾、錯誤加胡編的奇文”。孫文就潘文提出的“硬”和“㔶”兩字的考證，從學識和學風兩方面進行了批駁；揭露他隱瞞學術事實，“對前輩的成果隻字不提”；曲解對方意見，掩蓋自己錯誤；引證材料粗疏，論證方法荒謬。

此外，2008年《中國語言學》（第1輯）發表了郭錫良的《漢藏諸語言比較研究芻議》、陳新雄的《鄭張尚芳〈詩經的古音學價值〉述評》，孫玉文的《漢藏諸語言詞彙比較中的詞義對應問題》，也屬於這次論爭的範圍之列。

郭文根據考古成果、文獻資料論證了：中華大地華夏族與四周其他族群是語言各異的族部；華夏族有史以來就使用同一語言，周代形成雅言，長期國體統一，書面語統一，語言融合成爲主流，漢語没有分化成不同的語言。又從語言類型學方面論證了漢語與藏緬語族同源不可信。最後引用了《李方桂先生口述史》中他看低漢藏語系的可信性和批評白保羅靠雙語詞典搞漢藏語比較和構擬上古音的意見，並批評某些人把白保羅的書捧作聖經；然後提出，“李先生的話似乎都是對着鄭張、潘悟雲這些人説的”。此文是對論爭初期某些人聲稱“漢藏諸語言構成一個語系是常識”的説法，做出了決定性的回擊。

陳文揭示出鄭張的古音系統一部有三套三個主元音；入聲韻不是向來的清塞音，而是根據民族語改成濁塞音；一個韻部既可以收喉（質-g、真-ng），也可以收舌（質-d、真-n）。不但擾亂《詩經》押韻，而且系統混亂，把人“搞得如墮五里霧中”。還批評鄭張在一篇論述古音學價值的文章中，推斷出“莫須有”的“前冠音”，弄出個“史無前例”的“連讀音變”。這是這次論爭對鄭張古音系統的一篇畫龍點睛的專論。

孫文從偏重理論、方法的角度批駁了白保羅及其追隨者鄭張尚芳等運用比較詞義的論證方法來證明漢藏同源，揭示他們在詞義的對當上常常任意牽合，荒謬比附；對那些爲這種論證方法辯解、找托詞的論調也進行了直接批駁，指出是“顛倒了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