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梅氏《有中國特色的漢語歷史音韻學》的講話攻擊王力不懂“同聲必同部”的重要性，不懂得利用諧聲字研究上古音，不贊同複輔音，不用漢藏語材料，在古音研究中犯了“總退卻路線”錯誤，被他開除出“主流音韻學”行列。梅文又歪曲地表述王念孫《廣雅疏證》的“一聲之轉”，輕蔑地挖苦説“衹有清儒会發明這種論證方法，外國人可没有這個能耐”；還攻擊章黄學派“根本不是語言學”，進而横掃章黄學派的“徒子徒孫”和“旁支别流”。

我的發言《歷史音韻學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針鋒相對地批駁了梅氏對王先生的攻擊，揭示了他的無知和武斷；並指出梅氏自己考察漢藏同源詞的錯誤，還分析了潘悟雲的《漢語歷史音韻學》“知識性錯誤實在太多”，被奉爲歷史音韻學的主流著作，實在太荒誕。文章發表在《古漢語研究》2002年第3期，第4期又發表了孫玉文的《〈漢語歷史音韻學·上古篇〉指誤》。孫玉文説：“發現本書《上古篇》錯訛太多，初步核查，有一百多處。”他衹舉出38例，作了有理有據的分析、批評。這就證實了我批評潘著的論斷。

這裏須要説明，在我去南昌開會前，曾將發言草稿送請正在清華大學講課的陳新雄提意見，獲得贊許。陳先生回臺灣後，撰寫了《梅祖麟〈有中國特色的漢語歷史音韻學〉講辭質疑》，召集、舉辦了漢語歷史音韻學討論會。他們把梅氏2000年在史語所七十周年研討會上的發言，集中攻擊章黄學派的《中國語言學的傳統和創新》一文，一併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批駁，編發了《會前參考論文集》。

梅氏在香港的講話是貼在語言所和北大的網上，南昌會後，我把發言稿也貼上北大的網站。不久，梅氏給我來了一封信，承認自己的講話錯誤：“妄言王先生不懂‘同聲必同部’更是不當。”但是，卻向我提出了三個難題：一聲之轉是否能用來做同源詞研究；怎樣做漢藏比較；王先生的上古音系統是否能用來做漢藏比較。要我回答。

我不得不寫了第二篇駁議文章《音韻問題答梅祖麟》。主要内容是：（1）論證了梅氏攻擊王念孫《廣雅疏證》和王力的詞源研究的論點是錯誤的。（2）陳述了雙方對歷史比較法和漢藏語比較的不同看法，指出了漢藏語比較中現存的普遍缺陷。（3）指出王力明確表示擬测先秦古音是依靠傳統使用的三種材料，一般不用漢藏比較材料。從高本漢到董同龢、陸志韋、李方桂等各家深具影響的古音構擬系統，都是如此，並介紹了五家系統的異同。同時批評了潘悟雲古音構擬觀念和鄭張尚芳六元音古音構擬系統的荒誕。然後點出俞敏的《漢藏同源字譜稿》就是采用王力的古音構擬系統，梅氏應該把眼光開放一些。

2003年《古漢語研究》在發表魯國堯的《論“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華學誠等的《就王念孫的同源詞研究與梅祖麟教授商榷》（1期）、薛鳳生的《中國音韻學的性質和目的》（2期）後，發表了我的《音韻問題答梅祖麟》（3期）；同時也發表了爲潘悟雲辯護的文章，即麥耘的《漢語歷史音韻研究中若干問題之我見》和董建交的《關於“正月”及其他》（4期）。《語言學論叢》（第28輯）發表了唐作藩的《王力先生的“諧聲説”》、張雁的《上、去二聲源於韻尾説不可信》、李香的《關於“去聲源於-s尾”的若干證據的商榷》。《語言研究》發表了陳新雄的《梅祖麟〈有中國特色的漢語歷史音韻學〉講辭質疑》和梅祖麟的《比較方法在中國，1926～1998》（這是2000年一文的縮寫本）。《語言科學》發表了耿振生的《論諧聲原則——兼評潘悟雲教授的“形態相關”説》。還有韓國《中國學研究》發表了耿振生的《漢語音韻史與漢藏語的歷史比較》。此外，鄭張尚芳在《南開語言學刊》發表了《漢語與親屬語言比較的方法問題》，又在東方語言學網站貼上了《〈漢字古音手册〉勘誤》。因此可以説，2003年形成了這次古音爭論的高潮。

2004年《古漢語研究》發表了黄易青的《論上古喉牙音向齒頭音的演變及古明母音質》（1期）、張猛的《關於〈小雅·正月〉中“正月”的訓詁問題》（1期）。黄文從歷史音變角度對複輔音進行了質疑，張文是與楊劍橋在東方語言學網站爲潘悟雲辯護的説法（内容與董建交一文基本相同）進行商榷，分析了他采用俞樾説動摇不了古訓毛傳。

2005年《古漢語研究》發表了孫玉文的《試論跟明母諧聲的曉母字的語音演變》（1期）、周守晉的《漢語歷史音韻研究之辨僞與求真》（2期）。孫文從語音演變角度論證構擬複輔音不可信，周文則對麥耘維護潘悟雲的觀點進行了全面批駁。《語言學論叢》發表了孫玉文的《上古音構擬的檢驗標準問題》，主要從理論、方法角度批評了潘悟雲古音構擬的錯誤，揭示出他理論方法的荒誕，材料分析方面的主觀隨意。《學術界》發表了王寜、黄易青的《漢語歷史音韻學要尊重歷史、尊重事實、尊重科學》，也主要是從理論、方法角度著眼，批評梅氏評價前人時不尊重歷史事實，研究古音時不重視古漢語事實，進行漢藏比較時表現出明顯的循環論證。兩文考察都比較全面，分析都比較深入。此外，潘悟雲在《音史新論——慶祝邵榮芬先生八十壽辰文集》中刊登了《字書派與材料派——漢語語音史觀之一》，對我（2002）和孫玉文（2003）批評他《漢語歷史音韻學》存在的大量常識性錯誤中找出“㔶”和“硬”兩個字的論斷進行辯解，把我倆歸入字書派，他自己是材料派。我們分别寫了文章，對他進行了批駁，這是後話。這兩年，可以説論爭已經進入延續階段。

2006年《古漢語研究》發表了節於今的《建設創新型語言學》（1期），文章視野開闊，帶有對這場論爭小結的性質。該文提倡自主創新，反對盲目“接軌”；中心是繼承優良傳統，反對“嘲諷王氏（王念孫）貢獻”；提倡不同學派的爭鳴，對梅氏“不應戰”表示了“遺憾”。梅祖麟則在《語言學論叢》（第32輯）發表了《從楚簡“（美）”字來看脂微兩部的分野》，承認“兩次連帶着董先生的《上古音表稿》來敘述王先生功業，兩次都不怎麽成功”。肯定王力“《上古系統韻母研究》裏面的‘脂微分部’之説在當時有繼往開來兩種作用”。評價與他原來的説法完全變了樣；但是整篇文章卻是要論證王先生列在脂部的“美”字要歸入微部，認爲“王先生的丙項標準要改成董先生所説的樣式”。仍然留下了一項須要駁正的話題。可以説，這次古音研究論爭已經到了收官階段。這時，不斷有學者建議將這次古音學國際大討論的文章編成一部論文集；大家的論文要徵得作者本人的同意，梅祖麟等都不肯授權，我們衹得把他們的論文目録在《編後記》中列出。2007年底交商務印書館，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