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关于汉语史词汇部分的研究状况，日本老一辈的汉学家青木正儿曾作过如下评价，他在《中国文学概要》第一章第二节“训诂”中说：“古书的训诂，我们能够浴于清代学者的馀泽中，是很幸运的，然至近世俗语文学之训诂，则还在赤贫如洗的状态。”这里所谓“古书”，指的是先秦两汉典籍，“近世俗语文学”则包括唐宋以下的诗词剧曲、变文俗讲、话本小说等。作者这番话是就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情况而言的，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训诂学研究先秦两汉典籍中的“雅诂旧义”所取得的辉煌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方面又对传统训诂学忽视近代而造成头重脚轻的状况深致不满。这种评价，就其基本方面来说，应该是正确的。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中外学者的逐渐重视和共同努力，“近世俗语文学之训诂”可以说有了长足的进展，单从国内的研究情况看，就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出现了一批专著。解放前后（主要是解放后），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相继问世。近年来又有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第一册）陆续出版。其中，张、蒋二书尤以搜罗宏富、训释精当而堪称力作，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

第二，解放以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考释近代白话语辞的单篇论文也不在少数，散见于《中国语文》等专门刊物及各大学报。

第三，在这一历史阶段各类文学作品的多种注本中，对出现的语辞也往往加以考释，其中不乏精到之见。王季思《西厢记注》、钱南扬《元本琵琶记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可为代表。

在国外，以日本汉学界为主力，除了着手编制大量语汇索引、资料汇编等基础工作之外，也出现了一批新作，如高岛俊男《水浒传词汇词典稿》、盐见邦彦《唐诗俗语新解》等。吉川幸次郎等人的《元曲选释》，则堪称同类注本中的白眉。

从以上不完全的列举中可以看出：“赤贫如洗的状态”到今天已经大为改观。然而，由于这一历史阶段所包括的时间既长，作品又多，呈现出来的语言现象非常丰富，因此，现在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还仅仅是这个领域内研究工作的一个良好开端，要解决的问题还多，待开垦的处女地仍有不少。

在一种语言内部，语音、语法、词汇三者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语法变化较慢，语音较快，词汇主要是那些非基本词汇最快。拿汉语来说，即便是唐宋以下的一些词，也有不少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亡，成为历史陈迹；有的还以各种形式存在于现代方言中；有的则是形式依旧而内容全非。研究这些已经消亡或使用范围已不广的词语，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对此，笔者曾在《试论古代白话词汇研究的意义与作用》一文中谈过一些粗浅的看法，现再撮录其要点如下：

第一，这是汉语史这门学科本身科学化、系统化的需要。讲汉语的历史发展，当然不能抛开词汇，讲词汇的历史也不能只讲古代而忽略近代。前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原因而详古略近，留下了词汇研究的一段空白，理当由我们来填补。这与现代汉语（包括普通话和各大方言）的词汇研究也大有关系，是自不待言的。

第二，大型辞书是汉语史词汇研究成果的直接体现者，新编这类辞书质量上要超越前人旧制，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近代词汇的研究，取决于对这方面研究成果概括吸收得如何。日本编《大汉和辞典》、台湾编《中文大辞典》可谓宏篇巨制，但在近代词汇的收录诠释方面并未有重大突破，商务新版《辞源》尽管作了努力，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原因即在于可供概括吸收的成果太少。

第三，近代词汇研究也同继承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有密切关系。本期大量的文学、历史、哲学以至科技著作，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当时口语，有的则纯粹用口语来记录。要分析和利用它首先得理解它，要真正理解它又不能不从扫除文字、词汇方面的障碍入手。日本汉学家入矢义高曾经慨叹读《朱子语类》之难，认为关键就在于它是语体，而此书却是治哲学史、思想史、政治史乃至文学史的人不能不稍加留意的。

第四，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也有助于提高古籍整理工作的质量。解放以来整理出版了不少这一时期古籍的点校本或校注本，从总的看质量大大超越前人，但在校勘、断句、注释方面也往往出现失误。推究致误的原因，则大都与误解白话词语有关。

由此可见，研究近代汉语词汇并非出于研究者搜奇猎古的个人癖好，而是有着不应忽视的意义与价值的。

近代词汇研究自有其意义与价值，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为了加快研究的步伐，使工作更有成效，还不能不讨论到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等问题。在上面提到的国内诸家著作中，取材于韵文者占绝大多数，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种偏重韵文的倾向。诗词散曲属于韵文自不待言，即便是变文和杂剧，也是以韵文为主的文学样式，纯粹取材于散文的只有陆著《小说词语汇释》一种。当然，韵文作为一种文学语言，它也是口语的反映，从这部分入手是必要的。不过因为它经过作者的加工提炼，加上韵文本身声律方面的要求，在反映口语的程度上，便不免受到限制。譬如有些太“土”太“俗”的词，多数作者是不屑引入诗词的。元代散曲和杂剧在口语化方面有较大的突破，但如把曲文和宾白相比较，也不难看出其间仍有明显的差异。韵文中有些历来公认的“语辞”，很可能出于特殊的修辞需要和格律要求，并不一定反映当时口语。如“伊”作“你”用，“他、谁”无所指，改“去就”为“去秋”，改“巨阙”为“巨毒”之类，就是为了平仄的调配和押韵。又如“无赖”之作“可爱”解，“可憎”作“可喜”解，“伤心、肠断”之作“欢快”解，与反语这种修辞方式大概不无关系。再如方位词在韵文中多表“泛向”，即方位不定，用法极为灵活，而在散文中就没有这样自由。可见，研究一代语言，仅限于某一类体裁是不够的。《小说词语汇释》从古代白话小说的角度对散文中的语辞做了一些考索，取得一定成绩，但它选材以明清为主，宋元寥寥，唐代更是绝无仅有，仍不免使人感到某些缺憾。

蒋礼鸿先生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序言中说：“研究古代语言，我以为应该从纵横两方面做起，所谓横的方面是研究一代的语言，如元代。其中可以包括一种文学作品方面的，如元剧；也可以综合这一时代的各种材料，如元剧之外，可以加上那时的小说、笔记、诏令等。当然后者的做法更能看出一个时代语言的全貌。”纵横结合，熔各类体裁于一炉，这个意见无疑是中肯的。不过这应是一个总体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个别的研究者尽可侧重于某些方面，然后集腋成裘，汇溪流为江海。另外，在横的也即共时研究的具体做法上，似乎还应该强调点和面的结合。这里所谓“点”，指的是专书词汇研究。如能选择若干部时代确切而有代表性的作品，对其中的词汇现象进行全面的、穷尽式的分析排比，整理归纳，这无疑会给词汇史的研究与大型辞书的编纂打下坚实的基础。所谓“面”，则是从一代或一个历史阶段的某一类或几类体裁的作品中去博观约取，作为专书研究的一种补充，以利于克服专人专著在词汇面上存在的局限。这样，经过许多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汉语史词汇研究的这一段空白是完全能够较快地填补起来的。这一历史阶段新的语法词汇现象被发掘出来之后，必将大大丰富传统训诂学的内容，并为发展普通语言学、词汇学的理论做出贡献。

《唐宋笔记语辞汇释》的编写，就是试图在两代口语词汇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取材范围再略加扩展，为解决面上的问题而略尽绵薄。所谓“笔记”或“笔记小说”，是一个传统的概念，其内容与形式都相当驳杂，除了考据辨证之类的学术文字以及记载历史琐闻和掌故的稗官野史之外，还包含“残丛小语”式的故事传说和一定数量现代意义的小说。在内容上，它同其他文学遗产一样，难免精华与糟粕杂呈，需要分别对待。作为语言研究的材料看，它却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大都出自当时的文人学士之手，用的基本上是文言。不过由于这种体裁形式活泼，可以不拘一格，信笔所之，娓娓而谈，所以比起正宗的八家派古文来，口语色彩要强。二、涉及的范围和生活面广，举凡诸子百家、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天文历算、博物技艺、医药卫生、典章制度、金石考据、民情风俗、人物传记、宫廷琐闻、神话传说、现实政治等等，几乎无所不谈，无所不包，因而词汇的容量相应较大。三、其中往往有成段的白话资料，如供词、诉状、外交谈判记录之类。此外，故事传说中的人物对话部分，口语的程度也往往较高。当然，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笔记只是“散文”这个大纲下面的一个细目，而且比起那些地道的通俗文艺作品来，口语化的程度也要逊色得多。不过，由于它具有以上特点，在唐代和宋初白话文献较为缺乏的情况下，它是有资格作为白话词汇研究取材的重点之一的。

正是基于以上想法，本书选取了唐宋两代笔记百馀种作为此段词汇研究的材料。在收录的范围和标准方面，大体上和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与拙撰《诗词曲语辞例释》一样，仍是那些“非先秦两汉雅诂旧义所能赅，又非八家派古文所习见”的语辞，实即这一时期所孳生的新词新义，包括当时流行的一些熟语。其中固然以通行全民的口语词汇为多，但有一些也很可能只流行于士大夫之口。这一时期惯用的通假字，本不属词汇的范围，但往往造成阅读理解的障碍，因此也酌取了少量条目。此外，还有一个如何继承发展前修时贤已有的成果而又应尽量避免重复雷同的问题。具体说来，约有以下几条粗略的设想或界限：第一，各家专著与辞书未曾论及的语辞，或虽已论及而义项未全者，当然在探讨之列。第二，专著或辞书已收，但例证较晚或举例仅限韵文者，适当补出较早的散文用例，辞书仅列其源而未及其流，或后来意义有所变化易滋误解者，间或也加讨论，以利描出该词意义变迁的轨迹。第三，在所能见到的单篇论文中已加论列的语辞，也酌取某些条目，但举例不尽相同，有时解说也未必完全一致，目的主要是进一步提供例证，助成其说；偶有质疑辩难，也是为了共同探讨，以求其是，并非敢以一得之见自矜。

在传统训诂学的著作中，有一类增益补充前人成果之作，本书性质与此略近。不过一则研究的对象有所不同，二则编著者为学识与条件所限，虽有心追步前贤后尘，结果却不免陷于画虎与效颦的境地吧。

最后将编排体例和其他未尽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书所收词语计标目288，附目145，分列337条，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后附笔画索引，以利检索。

二、引用例证与解说，原则上使用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所规定的简体字，个别简化后易滋疑误者或酌情保留，或于词目后加括号注明相应的繁体。

三、每条重点解释的词语，下加黑点为识。

四、每条所引例的多少，视词目难易而定，不强求一律。凡前人未及或用法较为纷繁的新词新义，尽可能多举用例，以供研讨；凡意义显豁或属助成前人之说者，则只酌举二三，以省篇幅。

五、例证以采自笔记者为主，他种体裁的用例只供参证。例句排列，大体依作者作品的时代先后，有时为了醒目和解说方便，亦不惜躐等凌次。

六、引用笔记，绝大多数出自唐宋人之手，只有少数几种为六朝或金元作品。某些总集如《太平广记》中，也有一部分六朝的材料。不过因为语言是渐变的，此书又经宋人编定，所以仍姑且把它作为唐宋这个平面上的东西看待。为免烦琐，也不再注明每条例证的原始出处。

七、书后列出引用书目及其版本，以便复核。

八、后附“语辞备考录”，所列者约有三种情况：一是略见端倪尚难确指的；一是笔记中单例孤证而尚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一是可以帮助探讨、说明语源的。所有这些，都意在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一点线索和资料。

编著者

1985.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