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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中国大陆自从1980年代走向改革开放后，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几乎都呈两位数的增长。巨额的商品交换不仅意味着物资的流通，而且还滋养了个人的消费欲望和新的社会网络。尤其是对城市居民来说，从经济改革中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异常显著，就从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这二十年而言，城市居民有了新的通讯方式、新的社会语汇，以及新颖的休闲方式。1990年代末已有西方学者断言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消费革命戴慧思（Deborah Davis）主编，《中国都市消费革命（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页1—3。。果然当时有新闻就指出：中国将在2012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关于当代中国消费力的崛起，以及其消费行为与消费观念的变化，还可以参见Karl Gerth, As China Goes, So Goes the World:How Chinese Consumers are Transforming Everything（New York:Hilland Wang,2010）一书，中译本为葛凯著，曹槟译，《中国消费的崛起》（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许多世界名牌拟在中国大陆的一级城市登陆，背后的动机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国内的消费市场，已经成为世界奢侈品销售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再从区域经济的发展来看，从1979年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三十年中，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也就是传统称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最为迅速。该地区的面积和人口虽然分别仅占全中国总数的1%和6.2%，但该地区在2004年的GDP却占到全中国的六分之一，人均GDP超越全国平均值的1.4倍，且年增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董增川，《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进程水问题及对策思考》，《中国水利》, 2004年第10期，页14—15；谭晶荣等，《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测度及劳动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估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16个城市为例》，《商业经济与管理》,2012年第5期，页72—81。。由此可见，在今天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中，江南扮演着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角色。不仅如此，从近年来中国城市竞争力的排行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江南地区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地，其居民消费指数都遥遥领先其他地区的城市。尤其是对化妆品、电子通信设备等高价消费品，该地区居民有相对更高的购买力倪鹏飞、谢海生，《中国城市竞争力2009年度述评》，《综合竞争力》,2010年第3期，页26—33；林阳，《我国各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因子分析模型及结论分析》,《中国市场》,2012年第2期，页91—92、116。。

造就今日江南经济奇迹与城市居民消费革命的原因，如果从历史的角度作观察的话，其实可以从明清时期江南的消费现象看出一些端倪，也就是说，当今的现象其实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李伯重从经济史的角度来探讨此现象与近代早期历史的关联性，参见李伯重，《“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页68—80。。本书即探讨明中叶以后至清中叶，江南城市居民的休闲性消费活动。所谓的休闲性消费活动，系指人们在闲暇时的消费活动。这样的消费活动是在城市内与其周边发生，势必会与城市的空间结构产生互动，那么休闲消费如何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新形成的消费空间又如何反映社会关系呢？这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

在进入正文之前，必须先面对过去研究明清城市史的两大问题：其一是什么是城市性，另一则是促使明清城市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城乡一体vs．城乡分离

西方学者在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城市时，很难摆脱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的观点。韦伯的解释框架中，系以探求西方资本主义城市的起源与特性为目标，他将现代城市的演化发展溯及古代社会。他认为，要发展成一个城市共同体，聚落至少得具备有贸易与商业的性格，此外，还要有下列特征：（一）防御设备；（二）市场；（三）自己的法庭，以及至少局部自治的法律；（四）相关的社团组织；（五）至少是部分自治与独立，市民可以某种形式参与市政韦伯著，康乐编译，《经济与历史：韦伯选集（IV）》（台北：远流出版，1990），页214。。这是西方城市由上古至中古时期发展出来的特色令读者纳闷的是，韦伯的叙事没有超过中世纪时期，对中国城市的论述也没有明确的时代。。但是他认为中国并未具备上述的特征，因为中国城市内的社团组织，以及区别乡村的“市民概念”从未存在。中国城市居民在法律上仍属于其家庭和出生的村庄，城市没有自主的法律与自己的法庭，市民更没有参与市政的机会，所以中国完全没有符合上述西方城市共同体的标准韦伯著，康乐编译，《经济与历史：韦伯选集（IV）》，页215、216。。韦伯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自治城市的发展，主要的障碍来自于皇权。所以整个中国历史上，城市一直是地方行政的中心，或具有军事驻防的政治功能同上书，页217、266—267。。

韦伯关于中国城市性质的观点，主要是为了其欧洲城市发展的思想提供一个参照对象而提出的；实则西方学界已在理论上批判韦伯的城市理论，尤其是韦伯论东、西方城市形态不同的这方面参见Vatro Murvar, “Some Tentative Modificationsof Weber's Typology:Occidental Versus Oriental City, ”Social Force 44（1966）:381-389. 。如学者对于西方城乡分离的说法，已有新的看法。英国学者E.A. Wrigley从城市体系、农村提供城市粮食以及农村提供城市移民与劳动力等方面，说明西方的城乡也是连续一体的，而非分离的参见E.A.Wrigley, “City and Country in the Past:aSharp Divideora Continuum? ”Historical Research 64.154（1991）:107-120. 。

然而韦伯的论点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对西方研究中国史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的专家影响极大。西方研究中国城市的史学家也有不少突破其论点的研究成果，诸如找出不同于韦伯假设的实例，指出宋代以后中国城市仍有持续的发展，反驳其以为自此中国城市发展停滞不前的说法。再如韦伯过度强调中国城市的行政功能一说，也有大量的研究指出中国城市具有经济作用有关这方面的检讨，William Rowe的作品最具反思能力。参见其Hanko 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一书之导论。。同时中国城市的多样性面貌与多元性形态也不断地被挖掘出来。

在西方研究明清城市史的方法论上，受到韦伯影响而衍生的重要论点，就是所谓城乡连续一体的议题，代表性的人物是学者牟复礼（Frederick W.Mote）。他主张，和工业化以前的欧洲相比，传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之间是相互开放的，并没有明显地隔绝开来。城乡之间是连续一体的，无论是建筑形式、生活方式、衣着款式等方面，城乡之间并无不同；甚至精英分子对城乡的态度、经济活动的市场区与商业集中地，以及文化活动之结构与特性都不只限于城市内 F.W.Mote, “A Mille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Form, 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 ”Rice University Studies 58.4（1973）:101-154;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1350-1400, ”in G.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103-116,117-119. 。

直到最近的研究仍不乏有倾向牟复礼的观点者，如科大卫（David Faure）与刘陶陶合编的论文集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Identity and Perception，即主张明清时期当时人们心理并未意识到城乡的区分有何重要；直到20世纪政治改革运动兴起，城镇成了社会变迁的代言人，而乡村则被视为落后的根源。甚至认为要在传统时期探寻城市的传统，终究是时代错置 David Faure and Tao Tao Liueds., Townand Countryin China:Identityand Perception（New York:Palgrave,2002）,1,14. 。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强调晚明以来城市的特殊性。如许亦农关于苏州的研究，试图指出城市内宗教建筑在功能上的多样性，显示与乡村明显有别。又如费丝言透过晚明南京徭役改革的研究，呈现了城市作为一个课税的重要空间，明显与乡村区隔开来 Yinong X u, The Chinese Cityin Spaceand Time:the Developmentof Urban Form in Suzhou（H 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173-176,180-190;Si-yen Fei, Negotiating Urban Space: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9）,29-75. 。

总而言之，中国历史上的城乡关系是一体或分离的问题，成了日后西方学界研究中国城市史必定要问的问题，但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唯有充分说明城市与乡村究竟有何差异，也就是所谓的城市性格（urbanity）是什么，如此才能合理化研究城市史的必要性，也才能让城市史这块领域具有主体性。

如何分析城市有别于乡村的不同特性呢？社会学的研究取径有助于我们思考历史的问题，如德国的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在《大都会与心灵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一文中，试图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指认出独特都会生活的普遍特征。他认为，19世纪以后的都市化将人们的个性从传统社会的支配形式中解放出来；他又说：“街道纵横，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速度与多样性，表明了城市在精神生活的感性基础上，与小镇、乡村的生活有着深刻的对比。” 中译参见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页132。新的都会生活方面却又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是日渐客观和理性化，另一方面则是过度的外在感官刺激西蒙·帕克（SimonParker）著，王志弘、徐苔玲合译，《遇见都市：理论与经验》（台北：群学，2007），页19—21。。受到他影响的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沃斯（Louis Wirth）在《都市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中也指出都市环境的人口规模、居民密度与多元社群生活的异质性，使得城市的生活经验有别于其他的地方。所以他认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城市定义，“是试图凸显城市社群生活模式的要素” 中译参见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页143；另参见西蒙·帕克著，王志弘、徐苔玲合译，《遇见都市：理论与经验》，页63—64。。

虽然上述的观点是奠基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都市社会研究，但两者都强调城市的生活经验或生活方式有别于乡村，而这样的特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近代早期的城市，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明清城市的特殊性。即使是强调城乡连续一体的牟复礼也承认：在明清时期，确实有一些态度与特点，是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城市里的人较乡下人能够享受到更多彩多姿与更具刺激性的生活，能够知道与获取更多的远地产品，能买到更高级的手工业制品，也能与政府行政部门作较直接的接触。因此城市居民的确存在着某种的“城市傲态”（city attitude） F.W.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1350-1400, ”106. 。

我们从当时城市居民在穿着与服饰款式上的态度，可以感受到他们自觉相对于村民的优越感。如嘉靖《宣府镇志》中记载：“城市中，绝无男子服裈衫两截者，有之则众笑曰‘村夫’；绝无妇人戴银簪珥者，有之则众笑曰‘村妇’。” 嘉靖《宣府镇志》（明嘉靖四十年刊本抄补本），卷20, 《风俗考·政化纪略》，页90a。 “村夫”与“村妇”这样的称呼是带有讽谕性质的词语，反映出城市居民自觉在服饰的消费方面是很前卫的，而贬抑乡村农民的服装是落伍的。笔者以为，城市提供了购物消费的便利与多元的娱乐活动，造就城市成为流行时尚的中心，正是构成城市生活不同于乡村生活的特点之一。近年来王正华有关晚明城市风俗图的研究也指出，城市风俗图中充满许多市场、娱乐、商店、购物等活动，反映了当时人对城市印象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消费性格参见王正华，《过眼繁华：晚明城市图、城市观与文化消费的研究》，收于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页1—57; 《乾隆朝苏州城市图像：政治权力、文化消费与地景塑造》，《“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50（2005年12月），页115—184。。

都市化与城市发展史的动力

因为自秦朝统一中国、实施郡县制度之后，城市的规模已规格化，唯独首都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于是城市史的研究自然聚焦于史料最丰、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首都城市。有关首都城市的规划、城墙的规模、居民人口的数量与分布，以及城市管理的相关制度，就成为城市史研究的焦点。然而，城市到宋代以后的发展，因经济发展的动力，促成一波城市化的现象，学者称之为“中古的城市革命”（Medieval Urban Revolution）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175-177. 。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前代的坊市制度崩解，使得商业贸易的机能不断地加强；亦即城市除了行政与军事的功能之外，它的经济功能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刘石吉，《城郭市廛——城市的机能、特征及其转型》，收于刘石吉主编，《中国文化新论·经济篇·民生的开拓》（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页322—325。。

中古的城市革命又带出了两个重要的争论性议题，一个就是宋代以后都市化发展是停滞还是持续发展的争论，另一个则是明清时期兴起的小市镇应该算是城市还是乡村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起源，在于有学者主张南宋之后至19世纪之间，中国城市人口数量增加缓慢至极点（10%以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数长期下降，城市人口不集中向大都市而在小市镇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177-178．赵冈、陈钟毅，《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食货月刊》复刊，卷13期3—4（1983），页9—31；赵冈，《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页5—18。。但近年来的研究已经显示，明清城市化是持续上升的，尤其是江南的城市化持续发展，学者重新估计江南城市人口比重在17世纪约15%，到18、19世纪成长到19%至20% 李伯重估计明代后期1620年江南城市人口比例为15%，清代时则达20%。曹树基估计明代后期江南地区城市人口比例为15%，推算清代则为16.3%；龙登高修正清中叶江南的城市人口比例为19.2%。刘石吉估计江南苏州一府内的市镇人口，据乾隆《吴江县志》市镇人口数占总人口数35%。参见龙登高著，《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页56—58；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页424—425；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页757；李伯重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页409—417；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思与言》，卷16期2（1978年7月），页26—47。。以苏州府为例，明清苏州的城市人口增加2倍，市镇人口增加9倍。城市化的现象反映在城市景观的变化，包括城市内建筑密度加大而有侵街、河道堵塞，人口由城内扩展到城外的关厢；其下郊区市镇规模也变大，常有“居民万家”之说。学者称之为“苏杭型城市”，而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工商业又其下之市镇成了“卫星城市化”，因工业部分受大城市的带动影响，而形成合理的工业布局。参见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页377—446。。

与上述争论密切相关的是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市镇应该属于城市或是乡村。尤其是本书所要讨论的明清江南地区，有大量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当时人的角度来看，往往将市、镇称为“乡” 在明清的地方文献里，称为“城”皆指县城与县城以上的行政都市，而市镇相对县城时则被称为“乡”，在市镇志中则自称“吾邑”或“吾里”。又如嘉庆《石冈广福合志》记当地几位重要的先达祖居“我里”，后置别业于“城”中，又称这些人为“半城半乡”。参见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凡例》，收于《上海乡镇旧志丛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据嘉庆十二年刻本标点出版，2004），册1，页1。。然而，这些被称为“市”或“镇”的聚落，从居民的数量来看，有许多是远远超过“村”的规模的。其次，市镇的居民从事工商业人口的比重，通常会超过从事农业人口的比重。再次，明清（特别是清）有颇大数量的外来商人与工匠常住江南市镇。他们虽然是侨居市镇的“常住人口”，但却并未计入当地户籍。因此依照上述标准，明清江南大多数市镇当然应为城市地区。此外，大多数关于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显示了市镇具有了大多数城市的一般功能。在空间结构方面，到了清代，江南许多专业性市镇已有明显的城市机能与城市生活，无论其规模、商况，较之于所属的县城乃至一些府城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发展趋势，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趋势是由小而大，由集市性质的地方农产品交易场所逐渐变为工商业发达的专业市镇。因此明清江南大多数市镇并非一种非城非乡的特殊聚落，而应属于城市地区李伯重著，《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页390—391。。

既然明清时期的都市化是持续地发展，而且具备城市条件的小市镇大量出现，那么促使如此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呢？并不能否认工商业的发展与贸易市场的扩大是城市人口增加、城区扩大的重要动因。然而除了工商业的发展之外，消费性格也是明清江南城市的特征之一，那么消费何尝不是提供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呢？从消费角度来看城市的特殊性格，除了可以补充与修正过去城市史研究有关城乡一体或分离之讨论外，也可以解释晚明以后都市化与城市发展的动因。

西方史学界过去较偏向探讨都市化对消费产生的影响，如英国史学界主张在18世纪英国发生“消费革命”的学者，就提出都市化是造就消费革命重要的动力之一。当时许多制造品和进口舶来品都集中在大城市，因为城市通常是市场网和运输网的集中站，也是货品分销的集中点，有利于城市居民消费的便利性，同时也影响人们拥有物品的消费行为与消费心态 L orna Weatherill, Consu mer Behaviour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Britain, 1660-1760（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88）,70-90. 。另一方面，消费文化对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影响，也逐渐受到重视。例如有学者指出，当时不仅是在大城市，英国的小城镇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也经历了发展的高峰时期，史家称之为“城市文艺复兴”（Urban Renaissance），而且和消费革命的发生息息相关 Peter Borsay, The English Urban Renaissance: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Provincial Town,1660-177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J.Beckett and C.Smith, “Urban Renaissance and Consumer Revolution in Nottingham 1688-1750, ”Urban History 27（2000）:31-50. 。

明清消费文化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而明清时期某些特殊的消费现象与都市化的发展难脱关系。如明清以来奢侈风气的蔓延，最初就是以城市为中心，再向周围的市镇与乡村扩散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9），页144—159；牛建强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页77—82；巫仁恕，《明清湖南市镇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之变迁》，《九州学刊》，卷4期3（1991），页66—67。。而晚明以来服饰方面形成的流行时尚，也是唯江南大城市马首是瞻。笔者也曾指出，都市化的发展，是晚明形成消费社会的重要基础，没有城市就没有消费社会巫仁恕著，《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台北：“中研院”；联经出版公司，2007），页46—49、139—144。。反过来我们也应该重新思考的是，消费又对城市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导致城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过去研究明清消费文化的学者，尚未将焦点放在城市里，城市里的消费现象颇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消费与空间

消费与城市两者可以说是相互影响，城市的环境提供了消费社会的形成与消费文化的养分，而消费文化促使城市性格发生了改变。笔者以为，城市性格的变化，可以从空间性（spatiality）看出端倪。贯穿本书的重要论旨之一，就是从消费的角度来探讨晚明以来江南城市里的空间性，亦即探究明清时期的江南城市的空间建构与消费文化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最早关注消费文化与空间的关联性者系社会学家，特别是因为现代购物商场如shopping mall的出现，它们是具有休闲与商业双重意义的空间，社会学家已指出类似的购物空间其实与消费族群的认同关系密切 Rob Shield, “Spacesfor Subject of Consumption, ”in Rob Shield ed., Lifestyle Shopping:The Subject of Consumption（London:Routledge,1992）,1-20; Daniel Miller et al., Shopping, Place and Identity（London:Routledge,1998）, 1-30. 。而历史学界关于这方面的探讨，最早的是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史的研究有关近代早期英国消费文化的研究介绍，参见巫仁恕著，《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页9—13; Jonathan White, “A World of Goods? The‘Consumption Turn'and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History, ”Culture and Social History 3（2006）:93-104. 。有不少研究开始注意到城镇内的休闲与购物街区的形成，不仅是消费的空间，而且还是消费者的社交空间。如18世纪伦敦的购物廊（shopping gallery），被消费者塑造成消费族群自身的休闲与社交空间 ClaireWalsh, “Social Meaning and Social Space in Shopping Galleries of Early-modern London, ”in John Benson and Laura Ugolini eds., A Nation of Shopkeepers:Five Centuries of British Retailing（London:I.B.Tauris,2003）,52-79. 。在小城镇也发生了把传统的市集排挤出市中心，而将市中心改造成商店街的例子；背后的动机是为上流社会服务，使得市中心成为上流社会购物的社会空间 JonStobart, “Shopping Streets as Social Space:Consumption, Improvement, and Leisurein Eighteenth-Century County Town, ”Urban History 25（1998）:3-21. 。而商店为吸引与服务顾客也发展出新的特殊模式，如18世纪伦敦商店招待富有的中产阶级能够优雅购物的空间，以及金匠与珠宝商于玻璃柜陈列商品的展示模式。购物空间的形成还涉及到性别，如19世纪的伦敦出现专属女性购物的特定街区 Erika Diane Rappaport, Shopping for Pleasure:Women in the Making of London's West End（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这些研究也都呈现出消费空间的多元面向。

本书的写作受益于上述英国史学研究的成果外，特别是最近出版的由Jon Stobart、Andrew Hann、Victoria Morgan这三位学者合著之Spaces of Consumption:Leisure and Shopping in the English Town, c.1680-1830一书，给予笔者许多灵感。该书透过几个方面来看消费对城市空间的影响，诸如城市的阶层和空间结构秩序、建筑物的再现与展示、街道作为展演的舞台、广告再现城市景观、妇女的城市休闲与消费等 Jon Stobart, Andrew Hann and Victoria Morgan eds., Spaces of Consumption:Leisureand Shopping in the English Town, c.1680-1830（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7）. 。

这里要交待本书所涉及的“空间”与其定义。本书所谓的“空间”有两类，一是实质的空间，包括本书讨论的休闲设施在各地城市空间上的分布、休闲设施内部陈设与布置的空间、休闲设施在都市内的位置、休闲旅游的景点位置、城市内提供购物的街道位置、商店的外部建筑形式的空间利用与内部空间的配置、男女顾客购物与旅游的地点，这些都是有形的实质空间，都是因应休闲或购物的需求而形成的消费空间。

另一类则是指涉“社会空间”（social space），并不一定是有形实体的空间，而是人群主观建构出来的空间。这样的空间是社会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城市内消费空间的形成不只是由单纯的经济因素所决定，而是由消费者所建构并赋予其意义；这样的消费空间又会回过头来影响与形塑消费者的观念与行为。本书所涉及的休闲设施内部的分化、旅游空间的士庶区分、园林空间由私人转向公共性、男性与女性在购物空间上的差异等，都是社会空间的面向。

无论是实质有形的空间，还是无形的社会空间，本书所讨论的消费空间，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其实也是空间商品化的结果，亦即上述所说的空间本身也成了人们消费的对象。虽然社会学家认为空间的商品化是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产物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著，王志弘译，《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Space: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收于夏铸九、王志弘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北：明文书局，1993），页20—21。，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早在近代早期商业资本主义发达的城市内，已可见这种现象，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即是明证。

消费与性别

本书还涉及到的另一面向就是性别的研究。城市的消费性格与消费空间一旦成型，也会连带促使社会阶层受其吸引；若从性别的角度来看，活动于城市中的男女，在消费行为上应该也会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进而可能建构自己性别认同的消费空间。

过去从性别角度来探讨消费文化，在西方历史学界已有相当好的研究成绩，尤其是英国史方面。早期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研究，若从性别的角度来看，重视的是男性阳刚的一面，如汤普森（E.P.Thompson）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名著，焦点集中在男性工人阶级，对日后史学的研究影响甚大 E.P.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New York:Pantheon Books,1963）;Anna Clark, The Struggle for the Breeches: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曾几何时，随着1980年代消费社会与消费革命的命题甚嚣尘上，妇女在家内物品与流行商品方面的消费角色，逐渐得到重视。Neil McKendrick先驱的研究指出女性在创新的工业制品的需求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Neil McKendrick, “Home Demand and Economic Growth:A New View of the Role of Women and Childre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Neil McKendrick e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Studies in English Thought and Society in Honour of J.H.Plumb（London:Europa,1974）,152-210. 。在此基础上，近代早期的社会文化史学者开始大量地从事英国18世纪女性与消费的研究。如Beverly Lemire研究下层妇女 Beverly Lemire指出她们不只是新型或二手纺织品的生产者与流通者，同时也是棉衣与服饰的消费者。参见Beverly Lemire, Fashion's Favorite:The Cotton Trade and the Consumer in Britain,1660-180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与Dress, Culture and Commerce:The English Clothing Trade before the Factory,1660-1800（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特别是第2、4、5章。 ; Maxine Berg研究在工业城镇之中产阶级妇女投资在消费市场上的物品如衣服、轻家具、桌布、茶具与瓷器等成了女性个人的物品，传达出性别认同、个人特质与流行时尚，这些物品通常很少被男性所提及。Maxine Berg, “Women's Consumption and the Industrial Classes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0.2（1996）:421. ；至于社会阶级更高的上流社会妇女们，有更多的证据说明她们迷恋于消费的过程，如Amanda Vickery与Marcia Pointon的研究。

有关妇女的消费角色已有大量的研究，却也因研究的焦点几乎都放在女性身上，而使得男性消费方面相对地乏人问津 Victoria de Grazia and Ellen Furlough eds., The Sex of T hings:Gender and Consump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的英国市场形同“女性化”的市场，女人被描述成对所有新鲜、新奇物品充满饥渴（hungry for things） Elizabeth Kow aleski-W allace, Consuming Subjects:Women, Shopping and Busines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4-5. 。男性在这类商品的消费角色，相对地被忽略了。或有学者认为，女性利用消费品以建立其家庭的象征，遂衍生出女性偏爱购买家内物品、衣服与个人用品，不同于男性喜好购买武器与动物的观点 Paul Glennie, “Consumption within Historical Studies, ”in Daniel Millered., Acknowledging Consumption:A Review of New Studies（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5）,179. 。

直到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出现，才开始扭转上述刻板印象。MargotFinn的研究显示18世纪英国消费社会里，其实男性也参与购物消费的活动，且男性与女性两者购物的种类并非截然不同，因而质疑了过去把18世纪英国消费社会与消费革命“女性化”的观点 Margot Finn, “Men's Things: Masculine Possession in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Social History 25.2（2000）:133-155. 。也有学者注意到消费购物与男性气质（masculinity）的塑造息息相关，如英国16世纪以后随着意识形态的改变与社会阶层的递嬗，改造了男性的流行服饰，而且流行服饰在定义男性气质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D avid K uchta, The Three-Piece Suit and Modern Masculinity:England, 1550-185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 。再者，透过消费来塑造的男性气质与形象，显然都与伦敦这个大都市的环境有关。

上述英国史的研究成果给了我们研究明清史许多启示，虽然随着女性主义的抬头，性别研究与妇女生活史已然成为明清研究的主流之一，关于明清妇女的消费活动也逐渐受到注意，不过仍有许多待开发的空间。此外，我们也不能因为太过强调妇女消费，而忽略了男性的消费文化。近年来明清妇女的消费活动逐渐被学者挖掘出来的同时，代表当时男性特质的消费行为反而隐而不显。实则唯有愈加了解明清妇女的消费文化，才能更凸显男性消费文化的特质。笔者以为要探讨明清士大夫的男性特质，可以从他们的购物行为与消费文化着手。本书下篇二章即探讨此议题。

本书的架构

本书分成三篇，每篇各有两章，分别从六个面向来探析。上篇主要集中研究明清城市的消费性格与消费的动力，并从休闲与购物两方面来作探讨。第一章将一一介绍明清江南城市中的这类休闲活动与设施。笔者将根据清代笔记的记载，归纳出几个重要的休闲设施，即寺院、戏馆、游船、青楼、酒肆、茶店、蟋蟀局、鹌鹑局、浴堂等。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各类休闲设施的出现与发展，提供城市的居民更多样化的休闲娱乐，让城市的生活更加多彩多姿，这是明代前中期的江南城市住民所无法想象的。上述这些休闲设施在空间上也发生了变化，在外部空间上进一步地扩大到市镇，而内部的空间也发生了阶层分化，出现高级精致的休闲设施。

第二章主要是探讨城市内的商店街与商店本身的变化。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明清江南的大城市内，陆续形成不少集中提供休闲购物的街区。其实传统政府对城市的市场位置有相当的规划，本章以南京为例，说明了明初政府对市场位置与功能的规划。但是至明中叶，南京的市容一度衰落，到晚明又再度兴盛，直至清代中叶仍有持续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晚明形成了购物街，而且还出现了类似今日专卖奢侈品的商店所集中的精品或名牌大街。其次，商店本身的建筑形式以及空间的利用上，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本章透过对城市风俗图的分析，发现宋至明清，商店形式有三方面的变革。商店本身的功能也不只是买卖有无，许多工商业者为了促进消费者购买其商品，不断创造新的商品式样，俨然是在塑造流行时尚。不仅如此，商店更利用招幌这种视觉广告来吸引顾客，或有商人在灯会时装饰花灯作为宣传。这些现象说明了消费的动力驱使城市景观发生变化，以致明中叶以后江南的城市与过去相较，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差异。

中篇两章则是以探讨城市休闲消费所反映的社会空间为主题。第三章以苏州为例，探讨城市园林由私人休闲空间转变成公共休闲空间的过程。从苏州的例子，显示出园林位置在空间上的分布，实与城市各个区位的机能发展息息相关。从明至清，苏州城市内住民人口与经济发展，不断由西部往东部扩散。反映在园林的分布上，是明代集中在西北部，而清代则是往东南部发展。又苏州城郊园林的发展情况，明代是以上、下塘街至枫桥一带最为繁华；至清代，则是以虎丘山塘一带为盛。从苏州的例子，可以看到晚明时已有私家园林于特定时节开放游人进入观赏；到清代，私家园林的开放成了苏州一地的岁时风俗。至此，园林成了城市居民非常重要的休闲场所，同时也形成市民对公共休闲空间需求的新观念。这些现象，都说明了私家园林逐渐转向公共化的倾向。

第四章也是以苏州为例，探讨明清以来休闲旅游的兴衰变化以及旅游空间的演变。本章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尝试分析旅游空间的重要开发者，也就是士大夫与文人阶层，他们积极开发旅游景点的背后动机。明清苏州旅游空间的变迁反映了另一层次的社会空间的变化，亦即从明清以迄近代旅游文化的发展与旅游空间的变迁中，呈现出社会阶层化（social stratification）的区别。明清苏州旅游空间的扩展与景点的开发，部分着实应归诸士大夫的努力。这些传统的士大夫阶层的动机，其实是为了彰显其身份，遂透过旅游空间与旅游景点的开发与塑造，创新其旅游文化，并以此区隔大众游观活动。此外士大夫还会透过文字书写来塑造旅游景点，尤其是清代的文人与士大夫。然而，此举却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带动游客前来一睹究竟的风潮。

本书下篇的两章，主要是关于两性购物消费的议题。第五章的主要论旨是企图推翻过去关于明清妇女消费活动的刻板印象。明清时期江南的妇女在许多方面的休闲活动，都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她们的活动空间也超越前代，就像跨省际、长距离的妇女进香活动，更是之前朝代绝少见者。明清时期男女消费形态的确也有差异。本章第二节里特别指出明清江南妇女在服饰消费方面尤为突出，从明中叶以后江南妇女的服饰从朴素走向华丽，甚至形成追逐时髦的流行时尚，还有模仿后妃或命妇装扮的社会仿效行为（social emulation）。至于购物方面，江南妇女较常购买的有成衣、珠宝首饰、化妆品、鲜花与甜食等。至于妇女如何购物，是否可以出门逛街或至商店内购物，本章也将有进一步的分析。为满足妇女的消费需求，除了游观地点有临时的市场外，在城市内还形成专卖妇女用品的商店街。最后谈妓女的休闲与消费活动，妓女在游船活动与服饰设计上都是引领时尚的，妓院也是城市内重要的休闲消费空间，甚至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

第六章尝试从男性角度来探讨购物行为，主要是以士商阶层作为探讨的对象。首先透过明清士大夫对女性休闲消费活动的批评，来说明男性面对妇女逐渐蓬勃的休闲消费活动而产生的焦虑感。其次，再从休闲旅游与购物消费两个方面，来看明清士大夫所建构的男性消费文化。在此将利用明清士大夫的日记，来探讨士大夫旅游与购物的行为，包括旅游的同伴、结社旅游的功能、旅游的地点、购物的内容、购物的经验与社交网络、购物的途径与地点等。最后要指出的是，还有另一群体，也是上述男性主流文化的重要参与者与实践者，那就是商人阶层。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日用类书与商业书，不只是提供商人采购大宗商品的知识来源，同时也转化成为士商阶层休闲购物的知识。此章又以明清徽州的中小商人为例，分析他们的收藏品与消费模式，以说明男性主流的消费文化也是士商阶层共享的消费文化。而城市空间是建构上述男性特质的消费文化时所不可或缺的要件。

透过上述各章的分析与讨论，在结论里笔者将进一步探讨休闲消费空间的多层意义，以说明消费作为城市发展的动力，对城市的空间结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同时讨论与本书有关的另外两个议题，一是尝试与中国城市史的问题对话，回答明清时期的城市性格为何。笔者以消费性格来说明城乡的差异与城市性格，并论述这样的城市性格如何吸引乡绅移居城市、改变其认知观念。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休闲消费空间的定位问题，亦即探讨当时人看待这类空间的观念，是否有去道德化与去政治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