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先秦至近代赋一直是很兴盛的文体

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是说一代有一代文学的特色。一般认为赋只有汉代的好，甚至有的人误认为赋是汉代才有的，或以为后代虽然也有人写，但数量不多，水平也不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可以说，从先秦至近代，赋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都有大量作品，而且代有名作，名家辈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色。

先秦是赋的孕育与形成期，至战国之末，已各体具备。赋有骚赋、文赋、诗体赋与俗赋四种体式。大体说来，骚赋起于《离骚》、《九章》中《橘颂》外的八篇和《九辨》、《远游》、《惜誓》，只是从宋玉、唐勒、景瑳之后，铺排的特征更突出，所以更远于诗而近于赋。诗体赋起于屈原的《橘颂》、荀况的《礼》、《知》、《云》、《蚕》、《箴》和《遗春申君赋》。文赋起于行人辞令和议对，而为王公卿大夫担任讽诵职事的瞍矇和一些侍从文人在文赋的发展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从《师旷》中的一些篇章即可看出。屈原的《渔父》、《卜居》开其头，宋玉的《风赋》、《钓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使之基本定型。俗赋则同俳优的活动有很大关系。齐国淳于髡搜集编辑有关晏婴的文献与传说故事而成的《晏子春秋》书中，就有些类似于俗赋的东西，虽然不像西汉时《神乌赋》、敦煌发现的《晏子赋》那样有生动的情节，而界于俗赋和文赋之间，但语言通俗，多四言句，风格诙谐，用对话体，已具俗赋的基本特征。所以，可以说赋的四种体式在先秦时代都已产生。

汉代是赋独霸文坛的时代，这不仅由于赋在汉代各体文学作品中数量最多，传世作品中远远多于诗、乐府、小说，而且名篇多、名家多，对后代影响大。这同大汉王朝在秦亡之后统一全国，国势日臻强盛，抚四夷，通西域，削平诸侯，成有史以来真正统一而强大的帝国有关。《七发》、《子虚赋》、《上林赋》等骋辞大赋表现出来的那种开阔的胸襟与眼界，自信而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后代罕有其匹。《西都赋》、《东都赋》虽然是因东汉迁都与否的争论而作，但仍然就反映了两汉的强盛与当时稳定的政治局面。当然，每一个社会总会有它的方方面面，会有阴暗的一面，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东方朔的《答客难》就反映了这个强大帝国的另一面，这也是汉赋的内容之一。这方面主题的赋作就汉朝而言，也是没有中断的题材，直至汉末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对此前近千年的社会制度予以批判。所以说，汉赋既体现了大汉王朝的社会风貌与时代精神，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其题材还是比较全面的。而汉代骋辞大赋中表现出来的统一、繁荣、强大的帝国风貌，则成了以后一两千年中向往的社会，在维系共同的民族心理、增强全国各族的认同感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作为汉赋主体的文赋中，骋辞大赋多，而且铺排浮夸、以巨丽为美，如东汉王充所说：“文丽而务巨，言眇而务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论衡·定贤》)。已有人认为其“多虚辞滥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颇有失实之处。《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语：“合綦组而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这可以说是对汉赋的一个很准确的理论总结，唯其只以为美，而不知其非。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二者结合来看，才是对汉赋比较客观的评价。

随着汉王朝的分崩离析，终至灭亡，汉武帝时“一统天下”的局势和东汉“明章之治”的成为历史，意识形态领域也打破了独尊儒术的局面，从汉末开始，各种思想十分活跃。而魏代汉、晋代魏不断“禅让”的政治表演也让人们从心底看清了帝王将相的内心深处。所以，魏晋南北朝时赋作中歌功颂德的成分大大减少，抒发个人情感的作品大大增加，而且作品更侧重于心理、情感的表现，而少铺排浮夸的作风。这个阶段中的赋作中，有些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深刻社会矛盾以及抒发个人情怀的作品，如鲍照《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李谐《述身赋》、颜之推《观我生赋》等，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魏晋南北朝时的一些小赋诗意盎然，饱含情感，有的直与诗无别，唯其名作“赋”而不作“诗”。这是赋吸收了诗的抒情手法，克服了汉赋“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侈言无验”(左思《三都赋序》)的虚夸性铺排，向诗的表现方法方面靠拢的结果。由于魏晋南北朝时作家在语言方面更讲究辞藻的华丽和句子组织的齐整，讲究偶俪，于是逐渐形成了骈赋，在齐梁之际风行一时，对初唐赋作也以极大影响。如果说汉赋如巨大的石雕，多用图案化的夸张的手法，魏晋南北朝的赋作则显得越来越细致而生动，如精致的浮雕。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赋发展的高峰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从赋在艺术上更为成熟的角度来说，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唐诗在沈约《四声谱》等声韵学著作的指导下，在南朝永明体实践基础上慢慢形成近体诗，大唐盛世就像大汉帝国为赋提供了适宜的题材一样，为各体诗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所以诗的成就掩盖了赋的成就。唐代的散文也由于韩、柳古文运动一反南朝浮艳文风而别开生面，提倡古文，引起后来文人的广泛重视，同样形成驾凌于赋体之上的局势；小说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和艺术积累，在大唐社会稳定、城市繁荣、文化教育空前发展的情况下，因“市人小说”的流行和士人的“温卷”风习，也走向繁荣，“传奇”成了小说史上辉煌的一页。相比之下，赋的成就被掩盖了。自明代前七子为反对台阁体末流的冗弱平庸，倡导“文必秦汉”，李梦阳又提出“唐无赋”之说(《潜虬山人记》)，其后王世贞、胡应麟有类似论调。清程廷祚不明此背景，于其《骚赋论·中》也说：“唐以后无赋。……君子于赋，祖楚而宗汉，尽变于东京，沿流于魏晋，六朝以下无讥焉。”则实非通人之论。二十世纪以来在各种文学史著作中，唐赋基本上完全消失了。实际上，王国维所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说每一时代总有一种文学体裁成就突出，具有特色，不是说这种文体在这个时代一定是最好的，更不是说其他时代便没有这种文体。

认真说起来，今存唐赋的数量超过以前各代所存赋作的总和；从赋的发展上来说，也有自己的特色。首先，文赋中的一部分脱了齐梁以来堆砌华丽辞藻的风习，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语言趋于平易明畅，形式上也富于变化，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的程式而有所创新。另一部分则沿着骈体赋的路子，形成更讲究偶俪、藻饰，形式上限制更严而且限韵的律赋，使文人在充分发挥汉语修辞上的布置之美、色彩之美、建筑之美上，可以进行穷尽性探索。律赋虽因科举而兴起，但其创作并非全出于科举的目的，也有一些抒发作者真实思想感情与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而所反映出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和汉语表现功能上的奇正相生、千变万化，也令人叹为观止。

总的来说，唐代可以说是赋在南北朝以后骈散分道发展的时期，两条路的终点，风景各异，俱可千秋。很多卓越的诗人也同时是赋坛高手。即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柳宗元，也在这个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清代学者王芑孙《读赋卮言》中说：

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曷其盈矣！

这才是符合实际的评价。

宋、金时代除北宋时中原地带相对处于统一、稳定的形势下之外，长期存在南北王朝的对峙与战争，元代又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民族矛盾突出。所以，这是一个各种矛盾尖锐复杂的时期，也是南北朝以来又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总体说来，赋的创作成就不能同唐代相比，但也有它的特色，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赋的成就和赋在不同历史条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新变。这为赋在不同条件下的创新、为在当代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经验。

诗在盛唐凭借魏晋南北朝和初唐在语言、表现手法、意境创造等方面积累的经验，达到了一个后人难以超越的高峰，中唐白居易从通俗平易方向试图超越李杜，韩愈从雄奇险异方面试图超越李杜，虽未能至，然而也大大地丰富了唐诗的品类，开拓了唐代诗歌苑囿的境地，贡献是很大的。宋代诗歌一方面向说理、议论的路子上去探索，一方面向体现学力和文化底蕴的路子上去探索，形成宋诗的特色，此后直到清末，“宗唐”、“宗宋”仍然是诗人们争论的焦点。可以看出，宋诗并不是在唐代辉煌成绩的比较之下毫无成就。宋代赋的发展，情形与此近似。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云：

三国两晋以及六朝，再变而为俳；唐人又再变而为律；宋人又再变而为文。

所谓“俳”，即讲究对偶的骈体赋；所谓“律”，则是进一步偶俪化并讲究音韵的律赋；所谓“文”，指文赋中的散体，其特征是一反不断向齐整、偶俪方面发展，愈来愈精、愈来愈严的路子，向自由轻松的方面发展，很有些向先秦时代文赋形成阶段的作品回归的意思。这主要表现在两点：(一)以文为赋，语言自由，不事雕凿，追求平易晓畅的风格；(二)喜好议论，在写景叙物之中，往往说理论事，表现出哲理性，令人回味。元代祝尧《古赋辨体》评欧阳修《秋声赋》云：

此等赋，实自《卜居》、《渔父》篇来，迨宋玉赋《风》与《大言》、《小言》等，其体遂盛，然赋之本体犹存。及子云《长杨》，纯用议论说理，遂失赋本真。欧公专以此为宗，其赋全是文体，以扫积代俳律之弊，然于《三百五篇》吟咏性情之流风远矣。《后山丛谈》云：‘欧阳永叔不能赋。’其谓不能者，不能进士律体耳，抑不能风所谓赋耶！

其《论宋体》部分云：

至于赋，若以文体为之，则专尚于理，而遂略于辞，昧于情矣。……今观《秋声》、《赤壁》等赋，以文视之，诚非古今所及；若以赋论之，恐(教)坊雷大使舞剑，终非本色。

虽然其评价泥于对赋的僵化的认识，但第一，看到宋赋以文体为之；第二，注意到以议论为特色；第三，认为它来自先秦时屈原的《卜居》、《渔父》，这眼光是相当敏锐的。有的学者称宋代的这种赋为“新文赋”，其实称作“散体赋”更明白，更可以看出同先秦文赋的关系。它也就是不同于律赋、骈赋和骋辞大赋的一种文赋，同先秦时的《渔父》、《卜居》和见于《师旷》、《说苑》的一些赋体之作无多大区别，它的新主要在作者的思想意识、所反映的社会风貌及语言的时代特色方面。当然，从艺术方面说它显得更自然、明畅，更善于摹物传情。从魏晋至唐在挖掘汉语外在美的表现功能上，各个方面都作了试验。《老子》第十六章云：“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鹖冠子·环流》云：“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了尽头，违背了它存在的本旨，便要回到最初特别强调本旨的那个出发点上去。宋代的文赋确实是回到了先秦时文赋的形成阶段上。但是，这又不是简单地重复，不是平面上的“环流”，而是螺旋式地上升。因为有了汉魏至唐辞赋创作在语言运用上积累的经验，宋代的文赋，已不同于先秦时代的重视铺排和一般论理，而追求着一种在摹物中抓住特征的艺术点染和在物我关系及人生际遇中的哲理感悟。所以说，宋代赋是另辟蹊径，别样风光。

金代赋的创作主要在后期，也受到北宋欧阳修、黄庭坚等人的影响，易俳为散，以适意自然、朴素冲淡、近于物情为尚，也同样以描绘而见哲理，由抒情而发议论。赵秉文、李俊民、元好问等皆因此而留下佳作。

元代赋的创作基本保持着宋金自然冲淡的风格，却不再大发议论，而上承唐代，主于抒情，张扬个性。这有社会现实方面的原因。首先，元朝统治者对诗赋之类在唐宋时代以为科举进身之阶的文学式样采取斥废态度，而在传统文化方面学养较深的汉族文人又得不到任用，其潦倒落拓者入于教坊剧院，有庄园资财者则借诗赋以娱性。其次，在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下，发议论也会招致危险。再次，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说，宋金赋在议论方面已发挥得淋漓尽致，元代作家难以出其右，所以不得不反省此前之失而另寻“柳暗花明”之路。与之相应，元赋在形式上出现了骚化现象，因骚赋具有抒情的传统。

明代前期由于八股取士等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箝制的政策，赋的内容消解了元末明初愤激慷慨的气息，风格上也趋于平淡，部分作品学习汉赋的歌功颂德，体现了专制文化下文学的特色，而大部分作品仍沿着元赋抒情的路子，形式上也仍然表现出骚化与诗化的特征。明代中期以后文艺思想活跃，前后“七子”反台阁体而倡导复古，否认唐代以后赋的成绩。有的人甚至提出“唐无赋”的看法，李梦阳首倡此说，但今天历史地来看，他是针对宋代以来讲格法理义及至明前期出现的工艺化倾向而发的，为了使赋的创作更具活力。这同初唐之时陈子昂慨叹“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的用意一样。《文心雕龙·诠赋》论齐梁以前赋云：

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杂而有实，色虽糅而有仪，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实风轨，莫益劝戒，此杨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

事物的发展往往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当其不利于本身发展的因素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变革的时期也就到来了。明代的赋在其后期或宗楚骚，或尊汉，或尊唐，各开路径，万马并驰，成就是突出的。在元末明初刘基揭露时弊、抒写忧患的赋作之后，赋家代有高手，即使喊出“唐无赋”，认为唐以后赋作不足读的李梦阳也留下了赋作四十余篇，且其愤世嫉俗、悯民报国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何景明、徐祯卿等也都有佳作传世。“前七子”复古派之外，无论此前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还是此后以唐顺之为代表的唐宋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心性学派，以王世贞、谢榛为代表的“后七子”，也都重视赋的创作，成绩斐然。至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朝廷对士人的禁锢也已无力，文人思想之活跃，有似汉末，而其摆脱传统思想束缚的程度则更为大胆而放荡。明代末年，民族矛盾尖锐，也出现了一些可歌可泣的篇章。至于小品赋的出现，是受明代小品文的影响，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也相同，这里就不多说了。

如果说明代后期赋的创作显出此起彼伏各派争流的局势，清代则在经过清初社会与意识形态的稳定过程之后，慢慢形成了赋复兴的局面。清初王夫之、黄宗羲的“志士之赋”(刘熙载《艺概·赋概》)之后，陈维崧、吴兆骞、尤侗、蒲松龄等紧承其后，至乾嘉之世，很多著名的学者、古文家，同时也都表现出对赋的兴趣；文赋、骚赋、诗体赋以至文赋中的散体、骈体、律体、骋辞大赋等各种体式全面复兴，百花竞艳，各种流派同时并存，自由发挥。在清人入主中原的形势下，似乎赋这种传统的文体成了光大华夏文化、显示空前盛世的手段。清代赋的数量又一次超过此前各代的总和。

晚清之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尤其是人们认识到了西洋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一些志士仁人首先从与国计民生联系密切的方面入手，文学创作也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产生了新文体、新诗体，并越来越重视小说的功用。而只在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赋，自然只能暂时置之脑后。1840年以后，直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虽然也有个别学者创作了反映时代风云、爱国精神的赋作，但就整个赋的变革、发展来说，不可能产生奇峰突起的状况。然而，如要研究赋将来之存在与发展，不能不由清末的赋开始加以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