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上中学的时候读《古文观止》，对其中所选杜牧《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很是喜欢，皆熟读能诵。上大学以后，因朱东润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两册刚出版，用为教材，其中有贾谊的《鵩鸟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赋作十多篇，于是对骚体赋、骋辞大赋、骈赋和宋代的散体赋的各自特征有了一点了解，也弄清楚了汉代辞赋同楚辞的关系。后读当时出版不久的瞿蜕园先生的《汉魏六朝赋选》，甚感兴趣，又找《鲍参军集注》、《庾信诗赋选》和《六朝文絜笺注》读了一些。工作以后，对赋也一直喜爱不舍。近几十年中，我的主要精力在楚辞研究方面，也要考察楚辞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及影响到楚辞文体在后代演变与传播的各种因素，所以一直对赋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汉以后骚赋继承楚辞传统仍然重在抒情，由《三百篇》演变而来并继承了屈原《橘颂》和荀况五首《讔》(见《荀子·赋篇》)的体制与风格的诗体赋则是借咏物以明志。但这两种体式在汉代以后都不是赋的主体，作为赋的主体的是文赋。故元代祝尧《古赋辨体》论赋之体制多言“古赋”、“俳体”、“律体”、“文赋”，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将赋分为“古赋”、“俳赋”、“律赋”、“文赋”四类，而均将“楚辞”另列，汉至宋的仿“楚辞”之作附于后，不在赋的范围之中，只是论赋之源头时言及。将诗体赋、骚赋排除在赋的范围之外，自然欠妥，以“文赋”只指唐宋时代古文运动之后兴起的散体赋，而将与这种赋没有多大区别的战国、汉代之作称作“古赋”，也缺乏历史的眼光。但这个看法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实，那就是：文赋是赋的主流。

我觉得，以文赋为主体的赋作吸引人的，主要不在情节，不在场面描写，更不在人物刻画，而在语言。无论小说还是记叙性散文，都以能生动、清楚地描述出事件的发展过程，展现当时细节与场景，让读者头脑中产生想象，如身临其境，亲闻亲见，此为最高水平。赋的创作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同样要求具有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赋却更侧重语言本身的表现美。所以，赋除了带动读者的艺术想象之外，更侧重通过语言表现来感染读者。可以说，小说和辞赋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发挥、调动、挖掘着语言的表现功能。赋和诗一样，在驾驭语言上，把汉语潜在的美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而且在表现上比诗更自由，更少束缚；作者以其深厚的语言素养、灵动的笔触，在自由变幻之中，显示着汉语的美。

1949年以后的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近三十年中，就中国大陆而言，赋是各种文体中最受冷落的，因为除敦煌佚书中发现的俗赋之外，赋全是文人之作，也很少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很快，这些东西不能读了，文赋中的骋辞大赋、骈赋、律赋全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骚赋全是“没落文人消极情绪的倾吐”，诗体赋是“封建文人反动意识的体现”，全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些年头，只是偶尔在灯下读读而已。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艺界、学术界真是一片春光明媚，将近三十年时间中受到冷落的赋，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很多研究赋的著作问世，港台一些学者的赋学著作，也先后被介绍进来，赋学显示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虽然这样，我觉得新时期赋学范围之中，研究性著作多，而包容较广的注本少，对赋作从文献角度进行校订、注解、评说的少。赋的研究著作中，通论、概论类著作较多，而对一些作家、作品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较少。所以，二十多年来，我对赋的研究侧重两个方面：一是对一些代表作家，对汉魏六朝时代一些重要作品文本方面的问题作了些研究，虽然有些作品如《七发》、《两都赋》等都有很多人写过文章，但有些问题实际上并未解决，还有一层遮蔽着我们视线的布幔并没有被揭开。《<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是对人们最熟知的两篇大赋中以往未能解决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以为由此这两篇赋中一些令人迷惑的问题可以排除。《梁王兔园赋》黄侃曾作过整理，但距恢复原文的基本面貌使能顺利阅读尚远。我对它作了校理，应同原作差距不会太大，读者可借以了解其内容与大体结构。《汉晋赋管窥》校理了贾谊、班彪、崔骃、蔡邕、傅玄、孙绰的几篇赋，大体都是名家名篇。《读陆机赋札记》、《韩朋赋校补》属同类之作。

另一个方面的工作，便是主持了《历代赋评注》的编选、评注工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决定编一部把历代重要赋作都收罗在内的选注本。这样，在一般的普及选本的基础上，给想步入赋学领域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个进一步扩大阅读范围的读本，为他们能顺利地进入赋学领域并打好较坚实的基础提供方便，以避免研究领域脱离具体作品的互相转述、架空立说，也使赋的普及同古代诗词、古文一样内容丰富，普及面较宽，向一般赋的爱好者展开一个更广阔的历代赋作名篇的天地。从1993年初我同本校几位老师开始《汉赋评注》等《历代赋评注》各册的编选工作，到1995年完成《汉赋评注》、《魏晋南北朝赋评注》、《唐五代赋评注》和《明清赋评注》，由于出版中的曲曲折折，到新世纪初我们又作了充实、修订，并完成了“先秦卷”，将“魏晋南北朝卷”分为“魏晋”和“南北朝”两卷，共七卷，于2010年2月出版，共收332个作者的574篇赋作。各卷的篇目，我们都认真研究，不因有的作家有注本可参而多选，也不因一些重要作品文字难懂且没有人作过注而不选。我们也特意作了些挖掘工作，使一些有较重要的认识价值或文学价值而前人较少关注者不至于遗漏。《论李谐及其述身赋》一文便体现了这一点。“先秦卷”自然要收楚辞中的作品，但《九歌》和《天问》没有收，因为它们明确是歌和诗(有的辞赋选本和辞赋鉴赏辞典中收入)。

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赋也确实是包括帝王将相、后妃女史在内的上层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的作品。上世纪初在敦煌发现了几篇俗赋，但一般认为它只是文学史上的“个别现象”。我以为这同文言小说之外的白话小说反映了小说在民间的创作与传播一样，它反映了赋这种文体在民间的状况。文人之作自古著之于竹帛，代代相传，如地面的河流；民间作品往往自生自灭，如无文人采辑，后人无从得知，正如地下的河流，只有打了井或地层断裂，才见得清泉喷涌。所以，我们应尽量寻找其流传的踪迹，展示其在历史上存在的状况。因此，我们除在“唐五代卷”选了敦煌俗赋之外，此前各卷中也注意选俗赋类作品。“先秦卷”中我在《师旷》佚文和《晏子春秋》中各选了三四篇。我认为矇瞍和俳优同先秦赋的产生与传播有关。实际上，《师旷》辑本和《晏子春秋》中含有赋之某些特质之篇章不少，我初选出好几篇，最后反复比较，筛选出几篇较典型的篇目。此外，从《说苑》中选《雍门子周论以琴瑟》一篇，从《史记》中选出《宋元王梦神龟》一篇，以展现先秦时俗赋形成的状况。《论瞍矇、俳优在俗赋形成中的作用》一文，即是从史的角度论述这个问题的。该文是为伏俊琏同志的《俗赋研究》一书写的序。伏俊琏这本书是他的博士论文，有所修改。十多年前指导他写这篇论文时，我就曾联系《太子晋》和《史记·龟策列传》中“宋元王梦神龟”等说明俗赋在先秦时已产生的事实。当时也从个人的理解上对俗赋的几个要素谈过一些看法。

《历代赋评注》前四卷的“概述”是我写的，这便是《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汉王朝的兴衰与汉赋的发展及演变》、《魏晋赋的局限与拓展》、《南北朝赋创作的得失》。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的，有时是迂回的，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状态。但严格说来，从来没有过完全的重复。文体的发展也是这样。赋的创作中在某些方面进行探索与开拓，有时显得另一些方面好像是退步了，但总体上说或是开拓了它的题材，或是变化了体式，或是丰富了表现手段，或是对语言本身的表现美与形态美有了新的开发，我在这几篇“概述”中希望能揭示出这一点来。后三卷的“概述”分别是尹占华、霍旭东、龚喜平三位教授所写，讨论、定稿中我也参与过一些意见。《历代赋评注》这个大项目的完成，在我自己，对赋的认识也更深了一层，了解也更为全面。

前年贱庚七十，学生们借此在暑假聚会，有的人建议我将有关赋的文章加以结集。伏俊琏同志是首倡者，又是全国赋学会副会长，这工作便落到他头上。今已编为一集，并请全国赋学会新任会长许结教授和全国赋学会顾问万光治教授写了序。《楚辞》中大部分作品虽属辞赋的范围，但我已有《屈原与他的时代》、《屈骚探幽》二书，还有些论文，也将收入《楚辞锥指》一书中，此书未予收录。另外，《枚乘<梁王兔园赋>校议》(原刊《文史》2004年第4辑)、《赵壹生年考》(原刊《文学遗产》2003年第1期)、《赵壹生平补论》(原刊《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已收入《古典文献论丛》(中华书局2014年1月第2版)，且本书已收有相关论文，故亦未予收录。读者如对有关问题想作进一步深入的了解，可以参看彼书。

书编成一年多时间因我忙于别的事，另外因上海辞书出版社约我主编一部《历代赋鉴赏辞典》，想将此书编成、《前言》写就之后，再抽时间将《读赋献芹》从头看一遍，故一直未交出版社。

感谢许结会长和我的老朋友万光治在百忙中为本书写序。也感谢伏俊琏教授为编集此书费去了不少时间，几位博士生、硕士生为此书的校改费了不少精力。更要感谢顾青先生垂青，接受此书的出版，俞国林先生为此书的出版作了很多工作。

希望得到赋学界朋友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