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我与逵夫结缘，缘于辞赋研究。逵夫长我半岁，晚我一年硕士毕业，其学术成就却令我不可望其项背。他的硕士论文《屈原生平考辨》新见迭出，多有发明。其中《屈氏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一章因解决了屈原研究两千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获得学界耆老汤炳正、张震泽等先生好评，被认为是楚辞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由于楚辞为汉赋的不祧之祖，逵夫顺理成章地涉足赋学领域，我才有幸在1990年首届国际赋学研讨会上与他相识，并自此视他为我的学长。
逵夫作学问，基础深厚，视野开阔。他大学毕业，躬逢“文革”，却在工作之余，开始关注乐府诗歌、宋前戏剧、敦煌文学，为日后自己的步入学术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他更系统地研究了《诗经》、《楚辞》、《周易》、先秦散文、敦煌变文、西部神话、氐族史前史、宋前戏剧史，出版《屈原与他的时代》、《屈骚探幽》、《先秦文学编年史》，完成汉简《孙膑兵法》补校。2010年，逵夫利用自己在历史、文学、民俗、文献、文字、音韵、训诂等学科之所长，主持完成并出版赋学巨著《历代赋评注》。该书选文精审，注释翔实，评说经典，在同类著作之中，堪为典范。目前，他和他的团队正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编纂整理与研究，这也是赋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程。
逵夫的《读赋献芹》收录历年赋学论文，内容颇有分量，书名却很谦逊，其中既有宏观的考察，也有个案的研究。宏观的考察颇能高屋建瓴，切中肯綮。如论赋体文化特质、来源，他认为，赋的体制、表现手法与汉语的特征、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思想乃至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密切相关，是中国特有的文体，因而不可能用西方通行的文体观念予以分类和规范。在他所确立的四种赋体中，文赋应为主体。“论赋之发展，主要是论文赋在结构方式、语言风格上的变化，兼及其与骚赋、诗体赋之间的相互吸收与消长。骚赋、诗体赋本身不是没有变化，但大部分时间中被边缘化，不占主流，所以也影响较小。”赋体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新变或“复古”，除了与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相关外，也体现了作家希望超越前代的艺术追求(《论赋的特质及其与汉语和中国文化之关系——<历代赋评注>序》)。又如论南北朝赋的创作得失，他认为从东汉开始，赋逐渐转向抒情，其审美功能逐渐增强。特别是汉魏六朝时期的赋，虽不及汉大赋的题材广泛，能多角度观察社会，但汉魏六朝赋侧重于作者在不同境况、不同遭遇下的情感的反映，兼以作者能充分发挥汉语的表现功能与审美功能，因而具有了心灵史的意义。相比“润色鸿业”、歌功颂德的汉大赋，汉魏六朝赋中一些篇幅较小、抒情意味浓厚、描写细致传神的赋作更能感动读者，更易让人接受。南北朝是辞赋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诗赋互渗及赋进一步骈化的时期。此时的赋作，不管是在开拓文学的题材方面，还是在深掘语言的艺术表现方面，都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南北朝赋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文学本质之深化(《南北朝赋创作的得失》、《汉魏六朝赋点评前言》)。一个“心灵史的意义”，一个“文学本质的深化”，把汉魏与六朝赋体文学的特点与成绩，评说得恰到好处。观以上逵夫所论，涉及赋学研究的若干关键问题，没有中国古代文学的宏观视野以及相应的理论高度，不可能做出如此精要的结论。
透过逵夫于辞赋个案的研究，尤能见出其文史结合，探究历史真相的用心。如其论说《七发》的创作背景、创作过程、创作动机及其构思的特点，皆有不同于前人的新看法。在此之前，学者虽然也注意到汉初藩王拥地自大的背景，但基本依据《六臣注文选》，将《七发》中的“楚太子”与“吴客”视作假设人物。逵夫却说，高后之时，楚元王太子辟非有病，“吴王濞派其门客之年轻博学而善于文辞者去问候并以谈说解闷，是情理中的事。”后吴王濞对朝廷生怨恨之心而图谋不轨，“但此时吴王濞只不过有所谋划，尚未至决心铤而走险的地步；所表现出来者，只是称病不朝。我以为，《七发》之作就是在这个时期。枚乘以此前有过的自己的前往楚国问候楚太子之事为由头，企图达到正面劝说开导吴王的目的。”故《七发》中的“楚太子”、“吴客”云云，并非枚乘的向壁虚造，而是借此暗射汉初吴楚两国的政治现实，并借事设喻，对藩王予以规劝。《七发》的主旨与枚乘两次上吴王书的思想一致；枚乘以向太子进“要言妙道”为“语端”，采用文内文外结合的办法，最终向吴王谈论的是政治上“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的道理。又如《论<两都赋>体制及影响》，其文虽然主要论述《两都赋》体制形成的过程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但逵夫同时也指出，汉代的都城赋有两种体制，一种以班固的《两都赋》为代表，由两篇作品组成，两篇在内容和结构上有一定的联系，分则为二，合则为一；一种则独立成篇，以傅毅的《洛都赋》为代表。把汉代京都赋概括为两种体式，此前未曾有过。在《读赋献芹》中，逵夫对荀赋、《梁王兔园赋》、赵壹、陆机、李谐及其《述身赋》乃至《韩朋赋》、《西藏赋》等，或有翔实而令人信服的考辨，或有独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其学术的价值除在结论本身，论证的过程更能给人以启示。
笔者在拜读《读赋献芹》之后，感触最深的，是逵夫治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在传世文献而外，对于出土文献、口传文献、历史遗存乃至民俗文化遗存，皆能纳入视野，加以综合的考察与判断，从而使其研究具有罕见的广度和深度。例如他考察赋体的起源，对于俗赋之存在、作用，便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此前学术界一般从《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探寻赋体来源，而于《国语》所云“瞍诵矇赋”，往往只是视为传播形式，而未注意到其所蕴含的文体意义。此外，对于荀况《赋篇》，论者虽然以其具有民间说唱的性质而将其视作赋之一源，却未能对民间说唱的原型作进一步的探究。其实，史载瞍矇所诵，除了可供吟诵的民间乐歌，还有可供口诵的民间俗赋。而后者以其口诵的性质，给瞍矇所诵留下语言与文字的印记，且自此深刻影响到赋体语言风格的形成。瞍矇将口诵的艺术带入宫廷，不仅所宣讲的内容受到朝廷与文人的重视，其表现的形式也逐渐为文人所吸纳和借鉴，荀赋即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标本。随着此后语言文学艺术的发展，它更渐次纳入《诗经》、楚辞、先秦散文的某些文体因素和艺术特质，从而形成后之所谓诗体、骚体、文体的赋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论上述哪一种赋体，都仍保持着口诵的特点。从汉太子听了王褒等人的赋诵而病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诵赋至少在西汉，还是可以诉诸唇吻且给人以美感的艺术形式(《汉书·王褒传》)；从孙绰自誉其《游天台山赋》掷地有金石之声(《晋书·孙绰传》)，也可以肯定至少在崇尚文辞华美典雅的六朝时期，赋依然可以口诵，听者仍能从中获取美感。可以口诵并给人以美感，说明当时的辞赋使用了大量生动的口语。对声音的形象模拟和对状貌的生动描绘，是口诵文学借以吸引人的必要手段；形声字和会意字的重叠使用，乃成为口诵文学的一大特征。后人所见辞赋用词的繁复乃至艰涩，是因为口语随历史而湮没，留下的只是文字的躯壳。没有了口语的支撑，后人见到往古的文字躯壳，赞赏者以它们为密丽典雅，并自此认为所谓的辞赋，密丽典雅乃是其当然的形态；贬斥者以它们为繁复艰涩，并自此认为所谓的辞赋，繁复艰涩乃是其本来的面目。这两种误会，其实都忽略了辞赋的最初传播途径不在案头，而在唇吻。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说到辞赋的传统，很容易忘记其语言的初始形态其实与俗赋同源，完全可以用于口诵。上述误会导致赋之三体，长期成为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赋体分类。因为如此，逵夫在此基础上更别出俗赋一体，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逵夫分赋体为四，初看似有跨越范畴之嫌，因为前三者明显属于文体的范畴，而俗赋之俗，大抵表现在题材和语言，应属风格的范畴。但仔细考量，俗赋的题材、语言乃至结构的特点，既关乎风格，更关乎文体，逵夫将它们与诗体、骚体、文体并列为四，其实很有见地。
笔者以为，在本书所录《赋的特质及其与汉语和中国文化之关系》、《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论瞍矇、俳优在俗赋形成中的作用》、《汉晋拟人故事赋钩沉》、《韩朋赋校补》等文中，逵夫依据大量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参酌俗文学之特点，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为赋体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两个重要的成果：
其一，确定了先秦俗赋的赋文学史地位。逵夫认为，学者讨论赋体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有的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他自己则根据汉赋已经定型的的几种体式，分别溯流讨源，指出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逵夫认为，上述应用文字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皆同瞍矇赋诵的艺术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文学体裁的产生。逵夫还认为，《国语》所记虽然全为春秋时人的语言和行事，且传说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所编。但“从汉语的语法、词汇的特征和中国美学思想的传统说，可以追溯至春秋时代以至更早，但这只是指赋在结构上和语言上的要素而言，赋的形成期，我们只上溯到战国中期”(《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逵夫所论，对于探寻赋的初始形态及其形成时期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除文献所载瞍矇故事之外，逵夫还认为先秦时期较早的赋体作品与典籍所载师旷以及俳优很有关系。“先秦两汉文献中师旷的几篇言论，多句子整饬，讲究对偶、排比，同莫敖子华《对楚威王》一样，具有赋的特征。”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有所反映(《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逵夫还在《俗赋研究序言》中说，过去探讨赋的起源，只是由“赋者，古诗之流者”、“不歌而诵谓之赋”、“赋，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等一些定义去推衍，未能揭示出赋形成的原因。实质上，先秦时期的瞍矇、俳优对赋特别是俗赋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论瞍矇、俳优在俗赋形成中的作用》)。
其二，梳理出了俗赋自先秦至唐的发展线索。逵夫认为，俗赋是自敦煌文献中发现唐代《晏子赋》、《燕子赋》、《韩朋赋》后，才为学者所注意的。但若上溯其源，俗赋的产生可以提前到西汉，甚至是先秦。敦煌发现的《燕子赋》、曹植的《鹞雀赋》和连云港所发现《神乌赋》这类俗赋，不仅具有情节性，基本上用代言体，而且也都用了拟人的手法。这类代言体俗赋，由《庄子·秋水》中的《夔蚿相怜》、《坎井之蛙》类寓言而来，追溯其上源，则有《诗经·豳风》中的禽言诗《鸱鸮》。《史记·龟策列传》中的《宋元王与神龟》在构思上、形式上、语言上已具拟人故事赋的特征。今存扬雄《都酒赋》、傅玄《鹰兔赋》、卞彬《虾蟆科斗赋》虽不完整，却能证明这类俗赋西汉至唐一直存在的事实(《汉晋拟人故事赋钩沉》)。逵夫钩沉此类赋作，不仅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发展线索，而且再次强调了俗赋在中国赋体文学中的地位；它与文体、骚体、诗体赋并列为四，是当之无愧的。
基于以上认识，逵夫对其学生伏俊琏的《俗赋研究》一书给予很高的评价：其一是“从目录的方面对汉以前俗赋存在的状况作了很有意义的探索”；其二是“根据俗赋特征的几个要素及《汉书·艺文志》中‘杂赋’的内容和汉代人关于赋的论述，大大拓展了研究的范围”；其三是“对敦煌遗书中的俗赋和近于俗赋的作品进行了考论”。故“这部书的出版无论于赋学研究、俗文学的研究、还是于敦煌文学的研究，都会起到推动的作用”(《论瞍矇、俳优在俗赋形成中的作用》)。因有逵夫对俗赋的重视，一个以俗赋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梯队已经形成！
2004年我到甘肃采风，行前，朋友说甘肃遍地是宝，万勿空手而归。8月20号我在岷县采集花儿，晚上休整，与在兰州的逵夫通话问候，且告诉他我采集民歌的意图与计划。不料逵夫听了以后很是激动，一再叮嘱我第二天务必去他的家乡西和，那里有为期七天的乞巧节，正好第三天开幕。因有逵夫连夜为我跟县里联系，我此后的工作非常顺利，收获之大，出乎意料。经历了在甘肃的采风，我相信了朋友“甘肃遍地是宝”的说法：除了地下和地面的文物古迹，在甘肃淳朴的民风民俗中，还有深厚而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如今之西和(古之仇池)的乞巧节，便是古代女儿节的活标本；至今仍流行于榆中县青城乡的小曲，亦可看作戏剧的雏形。数年以后，我把主要的精力从辞赋转向采集、保存与研究原生态的民间歌谣，实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雅文化到俗文化的转化。从现象看，这个转化的跨度很大，但文人辞赋的源头是民间讲唱，文人诗词曲的源头是田野歌谣，所以我的新工作并非改弦易辙，不过是沿着以往的学术方向进一步探本溯源罢了。向古代文学的苑囿跨到门外，与民间文化亲密接触，不经意间再回头向古代文学的大门望进去，突然发现有好些问题，过去不曾想到，现在却有了新的认识。但我的这一觉悟，在逵夫却早已是自觉的行为。从俗文学的角度关照辞赋的源流和特征，仅仅是逵夫努力拓展自己研究层面与转换角度的一个方面。他曾经在父亲赵子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形天神话与氐族和陇南文化的关系，并对甘肃西和、礼县的七夕风俗与秦文化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还将其父收集整理的乞巧歌加以校订，编成《西和乞巧歌》出版，不仅对于地方俗文化的保存与研究做出贡献，更昭示了继《诗经》、《乐府诗集》、冯梦龙《山歌》之后，当代学者在俗文化的研究方面仍然大有可为。逵夫能够在赋体文学的研究中别开蹊径，显然与其对俗文化研究的重视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是分不开的。
刘熙载说“赋兼才学”(《艺概·赋概》)；方师铎《传统文学与类书的关系》详细论述了赋文学与类书形成的关系。可见在中国的各体文学之中，赋体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涉及更多的要素，其“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内容也使它几乎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性质。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研究者应该具备的素质；尽可能合理的知识结构与尽可能广阔的研究视野，是赋学研究质量的根本保证。原全国赋学会会长马积高先生除赋学研究外，在荀学、文选学、宋明理学、清代学术思想等的研究方面皆有可观的成绩，故其《赋史》一书在赋学界能有里程碑的地位。逵夫的学术成果及其即将出版的《读赋献芹》，亦证明了赋学研究者应该具备的学术修养，以及永不故步自封的学术品质。
是为序。
2013年2月19日
(万光治：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赋学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