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器媵二女”现象补说
刘丽
“一器媵二女”是指有一类媵器上同时铸有两名出嫁女子名字的现象。这类器物总数不多,情况却较为复杂,有些问题一直争论不已。近年陆续出现了一些新资料,为某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契机,但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笔者不揣浅陋,试对这一现象进行补说。
较早探讨“一器媵二女”现象的是郭沫若,主要研究的是曾侯簠和鄦子妆簠盖2件传世器物。
曾侯簠(《集成》04598),原藏丁树桢,未见器物图像,铭文内容为:
叔姬霝乍黄邦,曾侯乍叔姬、邛媵器彝,其子子孙孙,其永用之。
鄦子妆簠盖(《集成》04616),现藏上海博物馆。该器直口高沿,腹斜收,腹壁两侧有一对兽首耳,长方圈捉手,每面正中有长弧形缺口,盖沿长边设两个兽头卡扣,短边设一个兽头卡扣,口沿和腹壁均饰蟠虺纹。从形制和纹饰看,可能为春秋晚期器。铭文内容为:
隹正月初吉丁亥,鄦(许)子妆择其吉金,用铸其簠,用媵孟姜、秦嬴,其子子孙孙,羕保用之。
郭沫若认为曾侯簠乃“楚之邻国姬姓之女嫁于黄邦,楚作器以媵之,同时复媵适江之楚女也”[1]。许子妆簠“殆许与秦同时嫁女,或许嫡秦为媵,秦嫡许为媵。故铸器以分媵之”[2]。
吴闿生在《吉金文录》里认为“二女各适异国,尤不能共一器矣”“曾侯簠有三点不可解”[3]。
杨树达认可“器用当有专属,不能以一器为二人之用也”,但认为:“两家(郭沫若和吴闿生)皆不知两铭称谓为女君统媵之辞,故不免若明若昧,惝恍迷离。实则铭文宾主分明。‘楚簠’媵己女而文并及叔姬以明己女之为媵,‘许簠’因秦嬴为己女之媵,亦制器媵之,以尽礼文,核之文字,揣之情理,两无隔碍,或者可以析两君之疑,明当日之情况乎!”[4]除去因为时代局限而对曾国认识有误外,杨树达女君和媵女的观点得到了较多人的支持[5]。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单从铭文看,鄦子妆簠盖里秦嬴应该是指秦国的嬴姓女子,那曾侯簠里的邛呢?是邛国姓女子吗?
与鄦子妆簠盖和曾侯簠铭文格式类似的有上鄀公簠(《近出》536),该器1979年出土于河南淅川县下寺M8。
隹正月初吉丁亥,上鄀公择其吉金,铸叔、番妀媵簠,其眉寿万年无期,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从铭文看,此器是上鄀公为叔和番妀所作的媵器,李零认为叔应是上鄀姓之女,番妀是番国妀姓之女,后者是陪前者出嫁[6]。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王鬲》(《集成》00645):
王乍番妀齐鬲,其万年永宝用。
我们知道周王是姬姓,一般而言,丈夫为妻子作器,称呼妻子为妻子的父国(氏)+父姓,则此器很有可能是王为妻子番妀所作的器物,可知番为妀姓[7]。上鄀的灭亡时间大概为春秋中期[8]。上鄀公簠直口平折沿,腹壁斜坦,方圈足沿外折,圈足上有椭圆形缺,腹两侧有一对兽首形鋬,通体饰蟠虺纹。盖与器造型、纹饰相同,只是口沿每边有一个兽头卡。从器物的形制和纹饰看,年代为春秋中期,应为鄀国灭亡不久。此上鄀公可能为姓楚国贵族。
上面所列一器媵二女器类的铭文格式,大体是前一个为自家女,后一个为异姓女。还有一类铭文恰好相反,前者为异姓女,后者为自家女。如伯狺父鬲(《集成》00615):
白狺父乍井姬、季姜尊鬲。
青铜器铭文里有关于丼族姓的证据,丼公簋(《铭图》04874):
丼公乍仲姊姬宝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由是可见丼为姬姓,如此伯狺父鬲的井姬则是指来自井国的姬姓女子。因为没有传世、出土材料记载,伯狺父的族姓不是很清楚。杨树达曾经指出伯狺父鬲与曾侯簠、许子妆簠事例相同[9]。从铭文格式上分析,伯狺父鬲似可以理解为一器媵二女的器类,季姜未标明国别,可能因为是伯狺父女儿辈的缘故,就如同曾侯簠里的叔姬、许子妆簠里的孟姜。有学者认为伯狺父鬲乃丈夫为一嫡一妾作器,置于前者称以母国国名加母国姓,为嫡,置于后者有姓无国名,贱之,为妾[10]。曹兆兰认为这一可能性不大,伯狺父以夫的名义作器,妻、妾的称谓结构模式应是相似的[11]。陈昭容认为伯狺父鬲可以被理解为伯狺父为嫡妻井姬与异姓媵妾季姜同作一器,但同时又认为在青铜器铭文中,为二女同作一器的例子,没有一件可以理解为丈夫为嫡妻和媵妾同作一器。即使伯狺父鬲确实是丈夫为嫡妻媵妾同作一器,这也是一个异姓女子相媵的例子[12]。曹、陈说有理。这样的例子还有,如樊君鬲(《集成》00626):
樊君乍叔嬴、媵器宝。
李学勤认为樊君鬲铭文中的“叔嬴”不是一个女子而是两个,即叔嬴和,后者即芈,只是没有记出她的字罢了。樊君作叔嬴、芈器和曾侯簠“曾侯作叔姬、邛芈媵器”文例一致,都是兼媵两女[13]。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对于樊的族姓,学者讨论较多,陈昭容有详细的论述[14],樊是姓应该是可信的。此器与伯狺父鬲不同之处在于异姓女并未提及其父国(氏)。
综观上面几件器物铭文,可以看出,一器媵二女器类中女子称名规律大体是:自家女称谓不标明国(氏),而他国异姓女称谓则是其父国(氏)+父姓;或是两女均只称姓。所适夫国一般省略,有时也会在铭文中有所提及。
如若按照上述铭文格式,曾侯簠中的“邛”似指来自邛国的姓女子。传世文献中有江芈,《左传·文公元年》:“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大子……既又欲立王子职,而黜大子商臣。商臣闻之而未察,告其师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关于江芈,杜《解》以为楚成王妹嫁于江者[15],而《史记·楚世家》则以为成王宠姬。
罗运环认为曾侯簠中邛有可能是文献中的江芈。曾侯簠中“邛芈当是楚国再嫁之女,她先嫁邛(江)国,故称邛芈,后或因夫死或其他原因回到娘家,现由娘家作为曾女叔姬之媵改嫁黄邦。邛芈再嫁而用前夫国称,可能是因为邛芈此名在母国方面来讲已成习称,现又以曾女之媵的身份出现在曾人所作的铭辞之中,所以没有更改名字……邛芈可能就是文献中的江芈,即楚成王的妹妹”[16]。李学勤不赞同此说,他认为再嫁用原夫之氏,很难解释[17]。从文献记载看,对再嫁妇女的称谓还是较为严格的,晋文公夫人怀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水经注·淮水》:“淮水自成阳来,东径安阳县故城南,江国也,嬴姓。今其地有江亭,汉乃县之。”[18]1953年河南郏县太仆出土一件鬲,铭为“江小仲母生自作用鬲”,系江国女子所作,可证江国国名不写作“邛”[19]。陈槃也认为邛与江不同,并认为邛是姬姓:“《金文世族谱》:‘为姬姓,见《潜夫论·五德志》。’案《五德志》:‘姬之别众多……邠、方、卭、息……皆姬姓也。’《路史后纪》九下高辛纪同。、邛字同。然则氏姬姓,与江氏之为嬴姓者异矣。”[20]
其实“邛嬭”在青铜器铭文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楚王钟(《集成》00072)里有见:
隹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邛仲嬭南龢钟,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从铭文内容看,这是楚王为邛仲嬭作的媵器,按照媵器铭文的一般规律,女子称谓为夫国(氏)+父姓,此邛仲嬭似乎是楚国嬭姓女子嫁于邛国者。与此器铭文格式最为接近者为2011年《江汉考古》第4期曹锦炎介绍的随仲加鼎[21]: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仲加飤緐,其眉寿无期,子孙永宝用之。
此器为附耳折沿束颈鼎,三蹄足,盖鼎微弧,正中有平环握手,盖及上腹饰蟠虺纹带,腹中部凸起绹纹一周,其下饰倒垂三角形回纹。曹锦炎认为“”即“隓”字繁构,国名。春秋战国文字中作为国名、地名或氏称专用字,其构形常常叠加“邑”旁。“隓”字在铭文中既然用作国名,则当读为“随”。随仲加鼎铭文的书写风格约为春秋中期,从其形制和纹饰分析,年代亦可定在春秋中期[22]。张昌平通过对随仲加鼎形制、纹饰等方面的细致探讨,认为随仲加鼎的年代应当接近于下寺M2:1鼎而略早于下寺M2:43鼎,在春秋中期无疑[23]。从传世文献我们知道随国为姬姓,则从铭文格式可知,此器是楚王为嫁到随国的宗室女仲加所作的媵器。
类似的还有楚王甗(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03358,该书后文简称为《铭图》),传该器出自山东省,铭文作:
唯八月初吉丁亥,楚王媵(徐)季嬭伣媵甗,用享以孝,用祈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世本》:“徐,嬴姓。”从器物铭文看,楚王甗是楚王为嫁于徐国的宗室女季嬭伣所作的媵器。
若此,则单从铭文格式看,楚王钟中的邛仲嬭应是楚国嬭姓女子嫁于邛国者,这样就与前面我们对曾侯簠中邛的分析矛盾。楚王钟和曾侯簠时代差不多,都是春秋早期器,难道同一时期有两个邛国?如若不是,那如何解释这个矛盾?
《铭图》著录有2件一器媵二女的铜器,或可为曾侯簠的理解提供新的线索。
首先是曾甫人匜(《铭图》14964):
曾甫(夫)人作仲姬、辛姬盥池(匜),其万年眉寿永用之。
这件曾甫人匜是曾夫人为仲姬、辛姬作的器物。从目前的出土材料来看,已经能够确知有姬姓曾国存在。辛姬还见于中伯壶(《集成》09668):
(中)伯作亲(辛)姬人媵壶,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从媵器铭文格式来看,此器应是中伯为嫁往辛氏的姬姓宗室女作的器物。还有一件器物,辛叔皇父簋(《集成》03859):
辛叔皇父作(中)姬尊簋,子子孙孙其宝用。
从铭文格式看,此器应是辛叔皇父为来自中氏的姬姓妻子作的器物。上面2件器物对照起来,中氏为姬姓问题应该不大。根据一般“同姓不婚”的原则,辛氏为姬姓的可能性比较小。对此,还有一件器物可以作为佐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辛王姬簋(《新收》1674):
盖铭:辛王姬作叔西父、姬西母媵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器铭:辛王姬作姬西母媵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从铭文看,叔西父、姬西母很可能是一对夫妇。“西”可能是氏称[24]。“辛王姬”疑为嫁往辛氏的王室姬姓女,此器似是辛王姬为母家晚辈所作。“辛王姬”称谓为:夫国(氏)+父国(氏)+父国姓,同于辛中姬皇母鼎(《集成》02582):“辛(中)姬皇母乍尊鼎,其子子孙孙用享于宗老。”
辛氏可能是莘氏[25],文献多有记载,为姒姓。如此,则曾甫人匜中的辛姬似乎应该解读为嫁往辛氏的姬姓女子。仲姬或许为曾夫人的女儿,如同曾侯簠中的叔姬。辛姬与仲姬或是姐妹、或是侄娣、或是同姓国陪媵女[26],后者标明了所嫁夫国的族氏。可以看出,这与前面讨论的大多数“一器媵二女”器类的铭文格式不尽相同,或许因为媵女是同姓的缘故。但这却为“邛”是姓女子嫁到邛国的这种说法提供了可能性。
另外一件器物是伯鼎(《铭图》02356):
唯正八月既生霸丙申,伯作楚叔妊、乐姬媵盂鼎,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此器直口,宽平沿,颈部有一对高大的附耳,圜底设三条蹄形足。颈部饰窃曲纹,腹部饰垂鳞纹。从形制和纹饰看,是春秋早期器。此器是伯为楚叔妊、乐姬所作的媵器。根据文献记载乐氏似乎是宋戴公后裔。《元和姓纂》:“宋微子之后,戴公生子衎,字乐父,子孙以王父字为氏。”[27]有一件乐子嚷豧簠(《集成》04618):
隹正月初吉丁亥,乐子嚷豧择其吉金,自作飤簠,其眉寿万年无期,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马承源介绍过这件簠。据称,这件簠残,仅存器底,纵20、横26、残高3.9厘米,纹饰作蟠兽纹及较细的环带纹。据簠之铭文、纹饰及形制,为春秋晚期器。若此,则乐氏似为子姓,乐姬应该理解为嫁往乐氏的姬姓女子。楚叔妊的称谓又该如何理解[28]?如若此处楚是指芈姓的楚国,楚叔妊则是嫁往楚国的妊姓女子,则这是一件媵器中出现两名女子嫁往不同国(氏)的例子,与曾侯簠相同。曾侯簠中明确指出叔姬乍黄邦,而邛是姓女子嫁往邛国者的可能性又很大。这样释读的问题是:这两名异姓女子是什么关系?两人嫁往不同地方,为何会为二人同作一器?这种现象的确令人费解,这也是以前很多学者认定邛为邛国姓女子的缘故。
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前面我们对“一器媵二女”器类铭文进行过分析,自家女子称谓一般是不标明国(氏)的。我们大胆推测乐姬的姬是姓,乐是此女子的名。女子的名可以在姓之前,如1990年3月河南淅川县仓房镇沿江村徐家岭春秋墓葬(M1.8)(鄬)子孟青嬭簠(《新收》522)器铭:(鄬)子孟青嬭之飤簠。盖铭:(鄬)子孟嬭青之飤簠。如此,则乐姬是伯宗室女,乐姬和叔妊同时嫁往楚国。然这种说法的偶然性太大,也没有太多证据。
无论如何,随仲加鼎和楚王甗的出现为楚王钟中邛嬭的认识提供了新的依据,邛为姓女子嫁往邛国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如此便出现了一件媵器中出现两名女子嫁往不同国(氏)的情况,伯鼎可能与曾侯簠情况相同。虽然目前对于这种现象还无法解释,但是曾侯簠、伯鼎包括曾甫人匜的出现打破了以前“一器媵二女”器类的铭文格式,我们须要重新审视此类铭文。至于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待更多新材料的出现。
注:
[1]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169—170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2]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183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3]“首曰叔姬作黄邦,不可解一也;曾侯见‘熊章钟’,以称其先祖,此乃自称,二也;叔姬邛嬭二人共一媵器,三也。”
[4]杨树达《曾侯簠跋》,《积微居金文说》第110—1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5]如曹兆兰《从金文看周代媵妾婚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陈昭容《两周婚姻关系中的“媵”与“媵器”——青铜器铭文中的性别、身份与角色研究之二》,《史语所集刊》第77本第2分,2006年。这两篇文章论述详细,她们均赞同杨树达关于女君与媵妾的说法。
[6]李零《再论淅川下寺楚墓——读〈淅川下寺楚墓〉》,《入山与出塞》第226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7]也有可能是王为异姓女所作器。
[8]黄盛璋《鄀国铜器》,《文博》1986年第2期。
[9]杨树达《曾侯簠跋》,《积微居金文说》第110—1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0]胡进驻《商周妇女称谓及婚姻制度浅析》,《殷都学报》2002年第1期。
[11]见如曹兆兰《从金文看周代媵妾婚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12]见陈昭容《两周婚姻关系中的“媵”与“媵器”——青铜器铭文中的性别、身份与角色研究之二》,《史语所集刊》第77本第2分,2006年。
[13]李学勤《光山黄国墓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14]陈昭容《两周婚姻关系中的“媵”与“媵器”——青铜器铭文中的性别、身份与角色研究之二》,《史语所集刊》第77本第2分第219—220页,2006年。
[1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版)第514页,中华书局2008年。
[16]罗运环《出土文献与楚史研究》第427—428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
[17]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第153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18]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第5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9]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第153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20]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第5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21]此器引发了学者对“曾、随”关系的热烈讨论,因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暂不做讨论。
[22]曹锦炎《“曾”“随”二国的证据——论新发现的随仲加鼎》,《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
[23]张昌平《随仲加鼎的时代特征及其他》,《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
[24]陈伯元匜(《集成》10267)“陈伯之子伯元作西孟妫婤母媵鉈(匜)”,此处“西”应该也是氏称。
[25]前面列举的辛氏和中氏的器物时代大多是西周晚期,而曾甫人匜是春秋晚期之器。辛氏是否在这段时间有所变化,因为材料有限,我们不能得知。但是从现有材料看,辛氏为姬姓的可能性很小。
[26]同姓相媵的例子在传世文献中有一些,出土材料中并不多见。比较典型的是叔男父匜(《集成》10270):“叔男父作为霍姬媵旅匜,其子子孙孙其万年永宝用,丼(邢)。”
[27]〔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第1488页,中华书局2008年。
[28]山东曹县东南四五十里处与河南滑县东六十里处,并有春秋时之楚丘。从青铜器铭文可知,山东地区有秦妊,妊姓秦国(氏)女子,也许还有楚妊。如此,则是楚妊与乐姬同时嫁往乐氏。但目前并无妊姓楚氏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