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字体分类来看甲骨卜辞中“子”的身份属性

莫伯峰

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子某”是一种常见的人名形式，如“子渔、子弘、子效、子商”等等[1]，其中“子”的身份，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热烈探讨的一个复杂问题。

目前的观点总结起来看，可概括为两类：

一类意见认为“子”是王的儿子或儿子辈人物。早期如董作宾提出“子”为王子[2]，其后胡厚宣更明确认为“子”表示武丁之子[3]，后来的学者则将范围进一步扩大，认为“子”或许还可包括武丁兄弟之子，亦即与王的儿子同辈的人物，持此观点的包括张光直[4]、李学勤[5]、杨升南[6]、曹定云[7]、朱凤瀚[8]等。

另一类意见认为“子”是一种贵族身份称号。岛邦男较早已认为“子某可能包括前代沿留的子某，而把子某一概看作武丁之王子未免太绝对了”，其应是“被封于多方，是后世的子爵之爵名的渊源”[9]，陈梦家更明确地提出“子与小子当是一种身份的称号”[10]，与此观点大抵相同的还包括林沄[11]、裘锡圭[12]、葛英会[13]、宋镇豪[14]等。

从根本上来讲，两种观点都没有否认“子”与商王存在血缘关系，也就是如有学者所说的“有调和融通的余地”[15]。只不过后一种观点认为“子”不一定是商王的儿子或儿子辈的人物，更多地强调了“子”是一种贵族身份。换句话说，“子”这种身份是作为商王的儿子辈们先天具有的，还是商代贵族家族首脑可以获取的，这才是两种观点的重点差异所在。理论上看，要厘清“子”的身份是否可以获取，可以通过对比“子某”与“某”的使用情况来实现。在甲骨卜辞中，“子某”也常可以称“某”，如“子效（《合》3093[16]）”也称“效（《合》3094）”，“子弘（《合》23531）”也称“弘（《合》6192）”，“子甗（《合》3089）”也称“甗（《合》20317）”，如果这种由“某”到“子某”的变化，反映的是一种身份上的变化，那么将对“子”性质的认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但是，从“某”到“子某”也有可能只是一种刻写时的简省行为，下文会提到一些例子也明显可见“某”是“子某”的简省写法。在没有卜辞分类的情况下，仿佛共时存在的“子某”到“某”更易被理解为简省行为。如何能使得这种从“某”到“子某”的变化具有事实性的意义，只有依靠甲骨卜辞的分类来实现。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分类体系对相关甲骨卜辞进行全面分类，区分卜辞的先后顺序，把“某”和“子某”从共时平面材料整理为历时平面的材料，也就能够系统地论证这是一种规律性现象，而不是随机的简省。

早期的研究者也曾注意区分不同类型卜辞对于研究“子某”的意义，但囿于当时的卜辞分类体系，所得结论难免偏颇。比如，按照五期分类法[17]，岛邦男在《殷墟卜辞研究》中将共同包含“子渔”的《佚》524（《合》13619）与《粹》1263（《合》32780）并列同观，将共同包含“子央”的《甲》3512（《合》10067）与《京》3974（《合》32216）并列同观，将共同包含“子汏”的《乙》7751（《合》3061正）与《前》6.19.5（《合》20028）、《京》2069（《合》20031）并列同观，将共同包含“子效”的《铁》22.4（《合》3090）与《甲》786（《合》32782）并列同观[18]。而前者岛邦男皆列为第一期卜辞，后者皆列为第四期卜辞，进而得出了“第一期中所见的子某亦见于后期（指“第四期”，引者注），这说明子某者中有的是世袭的”这样的结论[19]。实际上，所谓第四期卜辞中的历组卜辞，按照后来的研究来看是应该提前的[20]，这样就断不会出现大量同一人物跨四期的现象了。卜辞分类的不确，反倒贻害了对“子某”性质的认识。而按照卜辞分组的方法[21]，类型划分犹未细密，对处于同一组中的卜辞便失去了辨识其先后的可能。

直至上世纪90年代，涌现了如《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22]《殷墟甲骨断代》[23]《殷墟甲骨分期研究》[24]等多部有影响力的著作，甲骨卜辞的分类体系才逐渐趋于完善。甲骨卜辞字体分类体系，以字体为依据，将纷繁庞杂的卜辞条分缕析，并确定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赵鹏的《殷墟甲骨文人名与断代的初步研究》曾运用字体分类理论，对甲骨文中的大量人名进行了分类整理，取得了很多成果。书后“附录三：殷墟甲骨文所见人名列表（部分）”[25]对除宾组以外的人物都进行了分类整理，所整理的人名材料也正可与本文数据进行对照。但该书论证目标在于“为殷墟甲骨文断代确定出人名方面的参照标准”[26]，故不大涉及依靠字体分类来确定人名的属性方面内容。

本文采用黄天树的分类体系和类型名称[27]，对大量的“子某”和“某”类卜辞进行了分类整理，发现从时间纬度上看，“子某”确实是“某”在获得“子”身份后的称谓。本文选取数量较多且有代表性的四例，见下表：

㉙ 数量统计范围包括《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英国所藏甲骨集》《小屯南地甲骨》《花园庄东地甲骨》。由于辞残，无法确定是“子某”还是“某”的不计入统计数量中。无法确定是否人名的不计入统计数量中。下表同。

例一：“弘”[28]与“子弘”

通过表1中数据可以看到，“弘（子弘）”存在于宾一类至出一类这些类型中。在这些类型所对应的时间区间内，可以较清晰看出：“弘”是早期使用的人名，在宾三类、宾出类时期“弘”获得了“子”身份[29]，其后便只使用“子弘”这一名称了。

例二：“甗”与“子甗”

通过表2中数据可以看到，“甗（子甗）”存在于小字类至出一类这些类型中。在这些类型所对应的时间区间内，可以清晰看出：“甗”是早期使用的人名，在典宾类至宾三类、宾出类这一时期，“甗”获得了“子”身份，其后便只使用“子甗”这一名称了。

例三：“效”与“子效”

通过表3中数据可以看到，“效（子效）”存在于小字类至典宾类这些类型中，此外还有3处出现于历一类中[30]。在这些类型所对应的时间区间内，可以清晰看出：“效”是早期使用的人名，在宾间类这一时期，“效”获得了“子”身份，其后便只使用“子效”这一名称了。

例四：“雝”与“子雝”

通过表4中数据可以看到，“雝（子雝）”存在于宾间类至宾出类这些类型中。在这些类型所对应的时间区间内，可以清晰看出：“雝”是早期使用的人名，在宾三类、宾出类这一时期，“雝”获得了“子”身份，开始使用“子雝”这一名称了。

从以上所列举的4则例子来看，“某”与“子某”的使用基本呈现一种接续状态（见图一），“子”的身份属性基本可以确定是获得性的。不同“子某”获得“子”身份的时期也是不一样的，有宾间类时期获得的，也有典宾类时期获得的，还有宾出类时期获得的，这种不同时期获得的情况也从侧面证明了使用“子某”的并不是某一时期甲骨刻手的习惯性行为，而是蕴含了实质性的身份变化。

还有一些“子某”的例子我们没有列举出来，一方面是限于篇幅及辞例较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有些“子某”基本上只使用了“子某”这一种形式。这种只使用“子某”形式的卜辞，也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使用“某”还是“子某”不是随意的，而是相当有规律的。我们也选取了四例进行统计，可参下表5：

㉜ “子兴”多出现于花东类卜辞中，共10处，其余分布于小字、典宾类中。

㉝ 其中一处为《合补》3931即《缀集》328，辞较残，据行款判断可能没有“子”字的位置，人名为“渔”，但据同版的“子渔”以及同文的《合补》3932即《缀集》67来看，应该可以确定“渔”为“子渔”的简称。另一处为《合》39685，为摹本，辞为：“贞：渔亡其比。”

最后还要补论的一点，从系统上来看，“子某”与“某”的使用是有规律的，基本上反映了“某”的身份变化，但并非完全没有例外，例如：“子汏”最早出现于小字类卜辞中（例见《合》19052、《合》20028），但在其后的典宾类卜辞《合》3067、《合》8758中又出现了“汏”的称呼。对这种现象我有两种推测：第一，由于省略而造成。虽然由表5来看，基本上“子某”省略为“某”少见，但也并不是完全不存在，“子渔”的统计中提到的一例，通过共版、同文关系基本就可以确定是省略行为；第二，不能排除相近时代同名的因素。“所谓同名，即指不同的人物拥有相同的名字”，“殷墟甲骨文中是存在时代相近的同名的。对于结构、身份明显不同的人名，可以对其进行辨析。但对于只以单名出现的人名，其具体所指究竟为谁，是否即是同一个人的名字是我们做商史研究时必须审慎对待的问题”[31]。这种因素也是有可能导致这一现象的。但是无论如何，这种现象只是极个别的，从数量上来看“子汏”出现了28次，而“汏”只出现了3次，这种概率还是很小的，并没有对我们整体上的认识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通过对甲骨卜辞字体分类，历时地来看“某”与“子某”之间的关系，可以较明晰地看出“子”是一种获得性的身份，多位“子某”身份获得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回过头来再结合大家普遍同意的观点——“子”与商王存在血缘上的关系，那么就可以想见：商代社会中，血缘关系并不是身份地位的绝对保证，卜辞中大量出现的“子某”并不是随着他们的出生就具有了“子”的身份，“子”身份的获得可能与继承或征伐战功等功业有关（“某”存在于很多的征伐类卜辞，我倾向于认为这是获得“子”身份的重要因素），当时的统治环境下已经将个人身份与个人的贡献联系起来了，这对于商王朝的兴衰也许起到过十分关键的作用。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字体分类的甲骨卜辞缀合研究”（14CYY056）的阶段性成果。

注：

[1]关于“子某”的数量，很多学者做过统计，基本上处于不断增加的趋势，大致情况如下：

董作宾：23个。《五等爵在殷商》，《甲骨文献集成》第二十四册第196—20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胡厚宣：53个。《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97—10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丁骕：101个。《诸子名》，《甲骨文献集成》第二十册第393—39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张秉权：120个。《甲骨文与甲骨学》，《甲骨文献集成》第三十七册第96—272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宋镇豪：156个。《夏商社会生活史》第264—2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饶宗颐：138个。《甲骨文通检·职官人物》第93—130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

王宇信、杨升南：124个。《甲骨学一百年》第447—47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孟世凯：125个。《甲骨学辞典》第691—6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2]见董作宾：23个。《五等爵在殷商》，《甲骨文献集成》第二十四册第196—20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3]见胡厚宣：53个。《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97—10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4]张光直《商王庙号新考》，《中国青铜时代》第18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5]李学勤《论殷代亲族制度》，《文史哲》1957年第11期，第33页。

[6]杨升南《卜辞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一辑第130—1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7]曹定云《“亚弜”、“亚启”考》，《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一辑第1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8]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6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9]〔日〕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下册第875、8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0]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21页，中华书局1988年。

[11]林沄《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古文字研究》第一辑第322—324页，中华书局1979年。

[12]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裘锡圭学术文集》第5卷第126—12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13]葛英会《殷墟卜辞所见王族及相关问题》，《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57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14]宋镇豪《夏商周社会生活史》第229—230、265—2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15]刘源《“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73页。

[16]文中所引用甲骨著录书皆使用简称。

[17]“五期分类法”是董作宾创立的甲骨文断代体系，详参氏著《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史语所集刊外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33年。

[18]〔日〕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下册第870—8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9]〔日〕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下册第8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0]关于历组卜辞提前的观点，可参李学勤《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1981年第5期，第27—33页；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六辑第284—321页，中华书局1982年。

[21]甲骨卜辞分组是陈梦家首创的甲骨分类体系，详参氏著《殷虚卜辞综述》第四章断代（上）、第五章断代（下），中华书局1988年。

[22]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文津出版社1991年繁体版，科学出版社2007年简体版。

[23]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24]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25]赵鹏《殷墟甲骨文人名与断代的初步研究》第326—534页，线装书局2007年。

[26]赵鹏《殷墟甲骨文人名与断代的初步研究》第29页，线装书局2007年。

[27]黄天树的分类体系和时代总表，见《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繁体版第13页，简体版第9页。

[28]关于“弘”字，有三种字形、、，裘锡圭认为：“与不但应该是一个字，而且用作人名时指的也是一个人。至于早期卜辞中的和是不是一个人，就难以断定了。”（《甲骨文字考释（续）》，《裘锡圭学术文集》第1卷第184—18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我赞同此看法，所做的统计不包括不能确定为同一人的。此外，典宾类卜辞中有名为“良子”的，应该是“良族的家族长”，跟“子弘”“可以确定不是同一个人”（赵鹏《从弘、商谈商代时代相近的同名》，《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第97页），亦不在我们统计范围之内。而“弘”与“子弘”都参与过商王的祭祀活动，辞例如下：

乙丑卜贞：翌丁丑弘其［侑］于丁。

《合》3077（宾三类）

贞：翌丁未子弘其［侑］于丁三羌牢。

《合》381（宾出类）

这说明二者都应该是商王室的成员，都与“良子”无涉，应理解为同一人较妥。

[29]宾出类是对无法确定是宾三类还是出一类的卜辞所订立的大类名称，时期与宾三类、出一类相同。

[30]历一类为村中南系卜辞，时间相当于村北系的典宾类时期。

[31]赵鹏《从弘、商谈商代时代相近的同名》，《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第96、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