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职业选择

粟特胡人是世界闻名的商业民族，是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国际商人。入籍唐朝以后，他们的商业传统是否受到影响呢？让我们通过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资料进行观察。

贞观二十二年（648），三十岁庭州百姓米巡职，带着他的一个奴隶哥多弥施（十五岁）、一个婢女婆匐（十二岁），还有一个八岁的骆驼和十五口羊，要前往西州（今高昌故城）进行“市易”，向地方有关部门申请手续（“公验”）。一个名字叫做“怀信”的官员在他的申请书上批下“任往西州市易，所在烽塞勘放”等字样，米巡职的申请顺利获得批准[31]。米巡职是入籍的粟特人，吴震先生认为米巡职是“原出米国之粟特移民后裔”。而申请书中提及“州司”，吴震先生认为是西州政府，这是米巡职贸易完毕向西州政府申请的公验[32]。

百姓一定是入籍之人，如果没有入籍的外来商人，通常称作“兴胡”，如开元十九年（731）二月，外国商人米禄山把女奴失满儿（十一岁）卖给来自京城的唐荣，地点就是西州市场。而米禄山在名字前有“兴胡”字样[33]。米巡职与米禄山很可能是同族，但是米巡职的申请书上没有月份，只有一个日期，所以不知道米巡职从庭州到西州贸易是什么月份。米禄山在西州卖掉女奴失满儿是开元十九年的二月，不知道米巡职前往西州贸易是否也是相近的月份。不管怎么说，我们通常理解的百姓都是农民，但是米巡职显然不是一般的农民，他至少在农闲的时候是出门贸易的，贸易的商品在羊和骆驼之外还有奴隶，说明米巡职是一个颇有实力的商人。粟特人是著名的商业民族，米巡职虽然入籍唐朝，显然并没有放弃这个传统。按照吴震先生的说法米巡职是移民后裔，那就说明粟特移民在入籍之后，他们的后裔很可能是长期保持着经商的传统。

石染典的实例更能说明问题。吐鲁番出土了一件开元二十一年（733）石染典买马契，证明石染典在这一年的正月五日从康思里买了一匹六岁马。有保人作证，卖马人也有署名，是一件真实的契约[34]。同墓出土的一件文书，被命名为《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染勿等保石染典往伊州市易辩辞》，是石染典要求前往伊州市易，而政府有关部门的询问调查，比如携带的人畜是否合法等，最后文书签署的时间是开元二十一年的正月二十三日，内容是“责保可凭，牒知任去”，批准他前往伊州市易[35]。石染典前往伊州市易所带的商品中就有一匹马，就是之前不久购买的那匹六岁马。

不仅如此，在同墓的文书中，还有一件文书与石染典有关，即《唐开元二十年（公元七三二年）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石染典是西州百姓，他前往瓜州市易，获得瓜州政府批准，时间是开元二十年三月十四日，然后离开瓜州前往沙州，途经悬泉、常乐、苦水、盐城戍等守捉，在二十一日到达沙州。沙州市易之后，又要前往伊州市易，沙州批准。到四月六日又获得伊州政府的审批，可能是回西州了。在文书的开头部分，还提到“安西已来”和著名的“铁门关”，证明石染典还曾计划去安西市易[36]。这样，在开元二十年年初，西州百姓石染典应该是从西州到达安西，然后又从安西到了瓜州、沙州、伊州，可能最后返回西州。他的一路所向，都是因为“市易”，很明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经商行为。转年开元二十一年，他又提出去伊州市易的要求，并获得批准。可见，石染典是个很专业的商人，而他的正式身份是西州百姓。

在石染典的资料中，他的身份另一种说法是“西州百姓游击将军”。游击将军是武散官，品阶是“从五品下”[37]。这就是说，石染典说是西州百姓，同时也是武散官。按照《唐六典》的说法，武散官都要定期值班的，这就是所谓的“番第”，是由兵部负责。那么石染典外出经商，一定是选在没有值班任务的时候。可是，在《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染勿等保石染典往伊州市易辩辞》文书中，石染典要去伊州市易，官府审核资料，保人染勿等向政府担保，说石染典“家宅及妻儿亲等，并总见在。所将人畜，并非寒詃等色。如染典等违程不回，连保之人，并请代承课役，仍请准法受罪。被问依实，谨辩”。这份文件证明，石染典外出经商，政府审查的时候是需要保人担保的。保人不仅担保石染典情况属实，还保证万一石染典不能及时回来，保人“代承课役”。也就是说，石染典还有课役问题。那么，游击将军石染典应该有课役吗？这里，保人所谓的课役，或许是指石染典的纳资代役问题。

石染典作为西州百姓，他同时也是一名游击将军。他是入籍的粟特人或者后裔，毫无疑问。而我们这里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他的经商几乎是畅通无阻的，他从粟特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在作为唐臣的时候保持完好。我们从石染典的例证上似乎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入籍的粟特人在职业上显然是可以有所选择的，或者说唐朝的环境下，石染典这样的粟特人是有职业选择机会的，至少粟特人的经商优势和传统得到了保持。

不仅是石染典，我们在许多文书中看到粟特人参与商业活动，如充当保人。石染典买马契约中，充当保人的有“保人兴胡罗世郍（那）年卌、保人兴胡安达汉年卌五、保人西州百姓石早寒年五十”。兴胡是外籍商人，百姓是入籍国民，但是他们同时出现在这个担保文书中，而这类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和相应责任的。兴胡拥有担保资格，应该是政府允许的，而其他百姓出面担保，意味着他们也一定程度地参与商业活动。此时，他们担保石染典，如果有一天他们需要担保的时候，石染典也责无旁贷。池田温先生也注意到，敦煌从化乡的粟特人是间接参与商业活动的[38]。

不仅如此，根据敦煌文书保存的《唐户部格残卷》，记录了垂拱元年（685）八月二十八日的一道敕，可知关于胡人经商问题，不是西州才有的个别的行为，而是中央政府有统一的权威规定，内容如下：

诸蕃商胡，若有驰逐，任于内地兴易，不得入蕃，仍令边州关津镇戍，严加捉搦。其贯属西、庭、伊等州府者，验有公文，听于本贯已东来往。[39]

这道敕，规定了胡人经商活动的管理和范围问题，“诸蕃商胡”是指所有外来商人，他们可以在内地从事商业活动，但是不能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指示边州的关津镇戍要认真负责，严加看守。不仅是胡商，还有入籍的商人，“其贯属西、庭、伊等州府者”，其中的“其”指代还是“诸蕃商胡”，他们的身份有所区别就是在西州、庭州和伊州有户籍。他们的经商范围是户籍所在地以东地区。

唐朝的格多来自敕，一旦入格，就意味着永久施行。垂拱的这道敕文，完全可以作为上文讨论的石染典例的制度背景来看待。石染典贯属西州（称作西州百姓），前往以东地区经商，申请公验等，一概顺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朝廷有相关规定。但是，我们同时在石染典的资料中，也看到了与垂拱格不相符的内容。石染典是西州百姓，但是他的经商行程中我们还是看到他在开元二十年计划去安西，还要经过著名的“铁门关”。他前往伊州、瓜州、沙州是符合垂拱格规定的，即“本贯已东来往”，可是安西和铁门关分明在西州之西，为什么他也能够照样前往呢？

这应该从西域的背景来探究。众所周知，高宗时期因为吐蕃的原因，唐朝在西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朝廷被迫放弃四镇，史称“拔四镇”，时间是咸亨元年（670）。期间，唐朝与吐蕃反复争夺西域，但是到垂拱二年（686）再次拔四镇，放弃西域。直到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十月，王孝杰大败吐蕃，才重新实现了对西域的控制，恢复四镇建制，并且开始在四镇驻兵。垂拱元年八月，朝廷发出关于胡人经商的敕文之际，正是西域激战正酣时刻。而王小甫先生研究，垂拱二年的“拔四镇”，从上一年的一系列行动中已经展开，最初的考虑就是把四镇交给羁縻州府管理[40]。

垂拱元年、二年，对于当时的西州而言，战争压力巨大，甚至政府都无法依法征兵，不得不采取特殊办法，以至于会出现单丁入伍、合家当兵的情形[41]。新近出土的文书资料，继续证明了同样的事实，拔四镇是不得已的办法，同时导致西州成为经营西域的滩头阵地，压力空前[42]。四镇放弃之后，西州、庭州和伊州就成了唐朝的西部最前线，只要是国内旅行，这便是最西端，所以只能由此向东。“其贯属西、庭、伊等州府者，验有公文，听于本贯已东来往”，其实正是可以在国内自由往来。只有如此理解，才能够明白，贯在西州的石染典在开元二十年也能前往安西经商，因为从长寿元年（692）开始，四镇再次回到唐朝（武周）的控制之中，安西自然也进入了合法经商的范围。

荒川正晴先生认为“在唐帝国中央的交通、交易管理体制中，如果是外国商人，原则上是被禁止自由往来于帝国的领域内的。然而在这当中，粟特人却是个例外。……不管是定居于中国内地的粟特商人，还是外来的粟特商人，在唐帝国完备的交通体制下，这些粟特商人在与掌握着通行权限的各州官员密切接触的同时，进行着交易活动”[43]。这里，我们讨论的是入籍的粟特人情况，而石染典给出了典型的例证，在职业的选择上，入籍以后的石染典依然顺利地从事着商业活动。唐朝的法律显然是鼓励外来入籍，种种的优惠条件上文已经涉及，而职业上的选择又不受限制，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外来入籍者的有利生存状况。

入华胡人的其他情况，如婚姻、信仰等，都可以视作自由存在的。池田温先生研究敦煌从化乡，是有祆教的寺院存在的，而这无疑是粟特人信仰的中心建筑。根据荣新江先生的研究，安禄山叛乱前，也充分利用祆教对当地的胡人进行了组织[44]。唐代的信仰，基本上属于自由状态。入华胡人与其他国民，都能享受同样的待遇，当然也会遭遇相同的命运，如唐武宗采取打压政策，不仅对于佛教，祆教等也受到冲击。

至于婚姻问题，学者也多有研究，粟特人之间的通婚很常见，异族之间的婚姻也不可避免。安禄山与哥舒翰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因为汉人数量的优势，入华胡人与汉人之间通婚终究会成为最主要的婚姻关系，因此走向最终的汉化，这对于中原的多民族传统而言，是上演千年的固定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