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体多元
唐朝的种族与文化，并非唐朝所独有，一体多元的基本格局，可以看作中原的固有传统。多元即民族文化的多元，而一体即是国家的一体。种族文化的存在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部落式聚落存在与乡里式的聚落存在会有很大不同，但是这都不妨碍国家作为最高政治原则的贯彻与执行。如果多元民族文化的存在，最终构成了对国家一体原则的冲击，那么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这种格局是成功的结构。唐朝民族区域并不一直太平，叛乱之事确有发生，但总体估计，这种一体多元的体制毕竟还是成功的。
拜读张广达先生的论著《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很容易感受到，唐朝政府在羁縻州府是否维持的问题上，并不是一意孤行的，而维护国家的统一意志是无法否认的，面对反叛必须加以镇压。唐朝的区域设置，基本情形如此，首都是政治中心，外围是一般正州，边疆地区主要是拥有军事能力的都督府或都护府，最外一层是羁縻府州。羁縻府州以各个民族为主，其组织传统与文化传统等都得保持。中原地区不设羁縻府州，六胡州就不属于传统的中原区域。这种国家区域结构，既是历史的结果，也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其中，也体现了对于种族与文化的尊重。
对于入籍的国民，即使外来族群，只在最初享受赋税方面的优惠，过了优惠期，就与一般国民没有区别。唐朝对于国民的管理，就入籍之民而言，是没有任何种族考虑的，如果说考虑的话，那也是一律平等而已。因为所有国民根本不做族群的区分，没有任何族群的标识。
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我们可以确信有粟特人获得授田，如“右给得康乌破门陀部田三亩”（65TAM42:63）[45]。这是一件西州授田记录，其中获得三亩部田的“康乌破门陀”，一定是一位来自康国的中亚胡人。为什么如此认定呢？我们的根据来自习惯，因为中国人不会如此命名，“乌破门陀”在汉文中不词，没有意义。然而，除此之外，我们也无法获得更加准确的信息。其他方面，姜伯勤先生已经有了研究和结论[46]。
然而，唐朝的这种管理原则，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要在具体的文书资料识别出不同的民族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原因很清楚，唐朝的户籍制度或者人口管理制度，在落实在具体文书上的时候，从来不给出民族标示。以昭武九姓来说，这些来自中亚的粟特人，是隋唐时期外来人口中最多的，但是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通常如果没有详细的墓志文字一般只有通过名字的独特性来识别，其实就是推测。唐朝的户籍等制度，只认国民不认民族。凡是入籍者即是国民，除了最初的优待政策（如免税规定）外，与其他国民待遇完全一致。
这种管理规则在中国是有传统的，而研究者也早就形成了一套民族识别办法。如何识别外来人呢？以中亚为例，研究者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利用一种约定俗成的知识，如中亚人来华，通常会用国家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姓氏。《北史·西域传》在记述康国的时候有如下记录：“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47]至于康国左右到底是哪些国家，各书记录各有不同，比如《通典》记录为“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凡九国”[48]。这种说法流传甚广，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主流说法。所谓以昭武为姓，甚不可解，而进入中国者，以国为姓，则例证极多。冯承钧总结“自汉迄唐，中亚之人多以国为姓，安息姓安，康居姓康，月支姓支，天竺姓竺，曹国姓曹”[49]。向达先生也有归纳：“凡西域人入中国，以石、曹、米、史、何、康、安、穆为氏者，大率昭武九姓之苗裔也。”[50]除此之外，确实再无良方，而归根结底，是由于古代中国管理国民，并不进行族群区分。
现在所见资料，真正可以确定这些唐臣的原来民族身份，墓志资料是最可宝贵的。2004-2005年，新疆吐鲁番文物局在交河沟西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康氏家族墓地，出土了一组墓志。其中高昌延昌三十六年（596）的康某，称作“领兵胡将”，与他相差不远的另外一位名叫康密乃，很显然是胡人名称。但是，他们的后人到了唐高宗时期，已经自称“其先出自中华”了[51]。
讨论粟特人汉化不是本文的主旨，本文强调的是，因为唐朝户籍资料中不注明民族成分，为我们的历史研究带来了很多障碍。但是，就当时的效果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制度是成功的。如果在国民的日常管理中，在所有细节上强调种族性，等于强调不同民族的差异，强化了民族的自我认同，而与此同时，势必产生对国家认同的模糊。一旦民族认同超越某种度，很容易产生对国家认同的否定，政治动乱甚至叛乱就拥有了思想与感情的基础。从唐朝实施的多民族国家管理制度看，在文化多元问题上的宽松，有利于国家认同，没有造成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结构性内部冲突。
就一体多元的整体制度安排而言，并非始于唐朝，也没有终结于唐朝。在中国古代的环境中，形成了持续的历史传统，就中国而言，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原载《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
[1]《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中华书局，1956年，7492-7493页。
[2]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原载《东方杂志》二十七卷（1930年）第十七期，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63年，129-157页。
[3]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初载《燕京学报》专号第二，1933年10月，收入作者同名著作，三联书店，1957年，1-116页。
[4]《唐会要》卷四十九：“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入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011页。此处之籍，应特指僧籍，而非僧人当编入一般户籍。
[5]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五章第一节《敦煌吐鲁番所见两类粟特人》，文物出版社，1994年，154-198页。
[6]仁井田陞《唐令拾遗》，1933年初版，栗劲等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146页。仁井田陞先生根据的是《白孔六帖》卷三十五的“使绝域”条，更具体的是“没蕃人还户贯令”，四库类书丛刊本《白孔六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557页。
[7]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183页。
[8]《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中华书局，2006年，392页。此条明确为唐令原文，参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引证《通典》，中译本，610页。
[9]《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390页。此条明言是宋令，但是来自唐令是没有问题的。参见《通典》，中华书局标点本，1988年，109页。
[10]《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中华书局，1992年，77页。参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中译本，601-602页。“轻税”二字，句读有不同，有的学者上属，而李锦绣先生下属，并且找到了“轻税诸州”的其他证据，可以信从。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二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613页。
[11]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文物出版社，1996年，317-318页。
[12]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中译本，600-601页。
[13]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623页。
[14]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619页。
[15]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原载《ユ-ラシア文化研究》1，1965年，收入作者《唐研究论文选集》，辛德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3-67页。
[16]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初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收入作者《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246-279页。
[17]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初载马大正等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收入作者《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19-36页；《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初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37-110页。
[18]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109页。
[19]荣新江《从聚落到乡里——敦煌等地胡人集团的社会变迁》，高田时雄主编《敦煌寫本研究年報》3，日本京都大学，2009年，25-36页。
[20]参见池田温《沙州图经考》，《榎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91-93页。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39页。
[21]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111-168页。
[22]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533-544页。
[23]池田温《神龙三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について》，《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記念論集》，东京汲古书院，1988年，245-270页。
[24]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48页。
[25]荣新江《从聚落到乡里——敦煌等地胡人集团的社会变迁》，高田时雄主编《敦煌寫本研究年報》3。
[26]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唐研究论文选集》，3-67页。
[27]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唐研究论文选集》，45页。
[28]李鸿宾先生强调唐朝政府的意志，见《论唐代宫廷内外的胡人侍卫——从何文哲墓志铭谈起》，初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收入作者《隋唐五代诸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58-71页。
[29]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七章《唐朝对东突厥的安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227-272页。
[30]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
[31]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306页。
[32]吴震《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胡人》，《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45-264页。不过，本文以为，这里出现的“州司”，不该指西州，而应该是庭州。
[33]《唐开元十九年（公元七三一年）唐荣买婢市券》，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264-265页。
[34]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279页。
[35]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277-278页。
[36]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275-276页。王仲荦先生认为石染典最后放弃了去安西的计划，见《吐鲁番出土的几件唐代过所》，见《
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274-314页。参见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第二章第三节，中华书局，2000年，95-98页。
[37]《唐六典》卷五，153页。
[38]关于从化乡粟特人的商业活动，池田温先生写道：“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确切资料，可以直接反映该乡居民的商业活动。但是通过下记各项事实，可以间接地推察他们与商业活动具有密切关联。”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唐研究论文选集》，41页。
[39]S.1344号。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571页。
[40]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二章《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68-88页。
[41]黄惠贤《从西州高昌县征镇名籍看垂拱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396-438页。
[42]文欣《吐鲁番新出唐西州征钱文书与垂拱年间的西域形势》，《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31-163页。
[43]荒川正晴《唐代粟特商人与汉族商人》，《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法国汉学》第十辑），中华书局，2005年，101-109页。
[44]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原载《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7年，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222-237页。
[45]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129页。
[46]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五章第一节《敦煌吐鲁番所见两类粟特人》。
[47]《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3233页。
[48]《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中华书局标点本，1988年，5255页。
[49]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131页。
[50]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12页。
[51]李肖《交河沟西康家墓地与交河粟特移民的汉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5-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