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祥瑞与造神

帝王天命的神圣性，是一个否定不彻底的观念，革命时期往往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否定意见占据上风，而新的政治秩序一旦树立成功，肯定天命论往往成为主流。武则天篡唐，因为没有一个军事斗争的阶段（武装革命），从而无法否定天命，最需要证实的是天命的改变而已。证明了武则天拥有天命，自然就完成了全部论证，因为天命唯一论是天命论的自明理据。

事实上，武则天的政治提升过程遇到的反抗力量很有限。扬州事变很不成功，不仅因为李敬业有称帝企图，也因为李敬业起事完全没有获得社会支持，甚至他的叔叔都拒绝参与。李唐皇室成员的反抗理据最充足，但是他们的表现确实太差，导致垂拱四年（688）的军事行动如同儿戏般失败。不管是李敬业起兵还是琅琊王李冲起兵，都没有表现出正义性来，以至于一般民众都认为是反叛而不是起义。这从军事力量对比上或许可以获得部分原因，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早就论证过的关中本位政策在府兵制度下的表现，即所谓“举天下不敌关中”的实力分布状况[17]。既然不是通过军事斗争实现的改朝换代，官场生态就成为关键因素。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之下，个人的政治选择其实十分有限，为了安全而从众，是普遍性的趋势。而一旦进入官场，升官与人生成功的形影关系，也会诱使更多的人走上趋炎附势的道路上去，毕竟绝大多数人都是识时务者。

所以，当武则天的朝廷致力于制造武则天的神迹的时候，一方面充分利用人们的天人感应信念，一方面利用官场的安全自保心理。真实的情况永远是祥瑞与怪异并存，不管经典和传统理论的规定如何清晰，在面对具体对象的时候，困惑依然不可避免，如此，政治觉悟才是关键，才能够让祥瑞的故事及其主旨继续进行下去。武则天对官员的祥瑞发现的奖励是很显然的，这样的官员会树立起一个政治榜样，让更多的后来人踊跃学习。这方面，朱前疑就是一个代表性的符号。神功元年（697），《资治通鉴》如此记录下朱前疑的故事：

先是，有朱前疑者，上书云：“臣梦陛下寿满八百。”即拜拾遗。又自言“梦陛下发白再玄，齿落更生”。迁驾部郎中。出使还，上书云：“闻嵩山呼万岁。”赐以绯算袋，时未五品，于绿衫上佩之。会发兵讨契丹，敕京官出马一匹供军，酬以五品。前疑买马输之，屡抗表求进阶；太后恶其贪鄙，六月，乙丑，敕还其马，斥归田里。[18]

神功元年，武则天称帝八年，无论是政治实际还是武则天的个人感受，政治形势已经稳定，局面完全在掌握之中，不论是社会上还是朝堂上，武则天的统治正如日中天。这个时候，对于那些似是而非的合法化证明，已经不需要了，武则天自己也不再有兴趣。但是朱前疑此前走这条路已经习惯甚至上瘾，依然积极进取，结果让武则天失去了耐心，“斥归田里”，就朱前疑而言，此前的一切努力都归零处理。

当造神成为政治潮流之时，如果表现不积极可能也会有危险。《资治通鉴》记载的一个人品很差的酷吏成长故事，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背景：

衡水人王弘义，素无行，尝从邻舍乞瓜，不与，乃告县官瓜田中有白兔。县官使人搜捕，蹂践瓜田立尽。[19]

白兔是中级祥瑞。王弘义后来成长为一名酷吏，他除了本性顽劣以外，也是一个聪明人，善于利用政治形势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县官表现出来的可能仅仅是上了王弘义的当，充当了王弘义报复邻居的工具，但是搜捕白兔，却是他必须完成的事情。这里，除了积极的意义上，上报祥瑞有利于自己官场发展，可能也有消极意义，如果搜捕白兔不积极，可能带来政治上的风险。在政治风向十分清楚的时候，官员们的选择也是有限的。虽然其实并没有白兔，但县官在蹂践农民的瓜田之后反而会轻松下来，努力也是一种政治表态，至少是一种有利于自身安全的表态。

在武则天祥瑞造神的运动中，推波助澜者大有人在，不过如李千里这样的情况，也应该属于小部分人群的自保选择。《旧唐书》记载太宗孙子、吴王李恪儿子李千里，情况如下：

天授后，历唐、庐、许、卫、蒲五州刺史。时皇室诸王有德望者，必见诛戮，惟千里躁无才，复数进献符瑞事，故则天朝竟免祸。[20]

仅仅用缺乏政治觉悟来评价李千里，恐怕是不得要领。一个“躁无才”的浑人，却知道用祥瑞讨好武则天，其中存在着不合理性。李千里的故事只能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积极帮助武则天证明武周合法的人，是明确无误的政治表现，如果本人无能因而不具有任何政治威胁如李千里这样的人，至少生命安全是可以获得保障的。

在纷乱的背景下，个人被政治的洪流裹挟前行，至少看上去这些政治行动波澜壮阔，势如破竹。天授元年（690），在武周建立大势若趋的政治背景下，《通鉴》记载：

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游艺帅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改国号曰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许；擢游艺为给事中。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皇帝亦上表自请赐姓武氏。[21]

傅游艺作为当时的政治人物，也具有符号意义。他率先请命，具有榜样作用，武则天虽然不答应，但却升了他的官。武则天的用意太明显，百官宗室等各路代表人物不得不亲自表态。六万人纷纷上表，如此大的规模，骇人听闻。在皇帝制度下，武则天所要表达的是人心所向，民意如此，如果不替代李唐，那就太违背民心了。加上一直以来不断涌现的各种祥瑞，武周建立正是顺天应人的体现。如同酷吏政治一样，当武则天的政权确实稳固之后，祥瑞的政治价值不能不有所降低，罪大恶极的酷吏们，被当作废弃的犬类杀掉，而依靠祥瑞官运亨通的朱前疑等也不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了。

在朝廷积极引导祥瑞潮流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情况正如《沙州图经》所呈现的那样，全国上下，祥瑞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到处生长出来，而语言和书写方式，也如出一辙。武则天的造神运动，积极参与者官职升迁，仕途远大，怀疑者受到打击，甚至命丧九泉。《通鉴》记载一件尚书左丞冯元常的故事，时间是光宅元年（684），其文如下：

及太后称制，四方争言符瑞；嵩阳令樊文献瑞石，太后命于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状涉谄诈，不可诬罔天下。”太后不悦，出为陇州刺史。[22]

其实，是否为祥瑞，本来就有核实的程序，但因为武则天政治意图明确，不容人质疑，从而让希图侥幸者有了机会。垂拱二年（686），雍州新丰县发生山体变化，有山踊出，被造神运动理解为“庆山”，而表示怀疑者则受到打击。对此，《通鉴》的记载如下：

己巳，雍州言新丰县东南有山踊出，改新丰为庆山县。四方毕贺。江陵人俞文俊上书：“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殃祸至矣！”太后怒，流于岭外，后为六道使所杀。[23]

观察《通鉴》的笔法，虽然此事获得了普遍的承认，即“四方毕贺”，但却用更多的文字记述了俞文俊的意见和最后结局，《通鉴》赞成俞文俊的立场鲜明。然而，就当时的情况看，主流当然是拥护“庆山说”，认为新的山峰的出现，是巨大祥瑞[24]。

《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记此事为：垂拱二年“十月己巳，有山出于新丰县，改新丰为庆山，赦囚，给复一年，赐酺三日”[25]。因为庆山的出现，朝廷给与极大重视，其中颇有惠民政策。《全唐文》保存崔融替泾州刺史书写的《贺庆山表》，与《新唐书》的说法完全呼应，其文如下：

臣某等言：某日奉某月诏书，新丰县有庆山出，曲赦县囚徒，改新丰为庆山县，赐天下酺三日。凡在含生，孰不庆幸？中贺。微臣详窥海记，博访山经，方丈蓬莱，人迹所罕到，层城元圃，道家之妄说。伏惟皇太后陛下应天顺人，正位凝命，中外咸一，阴阳以和。嘉木四方而平春，露草三旬而候月，冲恩浃洽，嘉贶骈阗，当雍州之福地，在汉都之新邑。圣渚潜开，神峰欻见。政平而涌，自荡于云日，德茂而生，非乘于风雨。游龙蜿蜿，疑呈八卦之图，鸣凤嗈嗈，似发五音之奏。仙蚕曳茧，美稼抽芒，一人有合于天心，百姓不知其帝力。方验镇星垂象，山萌辅地之征，太岁加年，水兆载坤之应。天人交际，影响合符。雷雨既作，嘉气冲于三象，钟石以陈，欢心动于万物。臣幸忝簪带，滥守藩隅，不获驰苍阙而拜手，望紫庭而继足。殊祥踵至，宝算无疆，厚赉傍沾，群生幸甚，不任悚踊之至。谨遣某官奉表以闻。[26]

崔融的贺表是有代表性的，应该是《通鉴》所谓“四方表贺”之一，为朝廷获得上天的赞许而欢呼雀跃。因为庆山的出现，证明了政治清平，道德昌盛，总之是天意赞美的充分表达。与这类来自政治系统的、正规而众多的四方表贺相比，俞文俊的上书不仅数量极少，而且反对立场鲜明。他认为朝廷现在女人处阳位，导致阴阳颠倒，新山的出现不是庆山而是灾异，是上天警示的“天谴”。同样的一个自然现象，正反双方都在利用同一种理论加以论证，或看做是祥瑞，或看做是灾异。毫无疑问，俞文俊这样的人物是绝对少数，他努力给武则天的朝廷添乱，最后受到打击是必然的。

就官场个人而言，在武则天的造神时代，存在两条路径的选择，而选择的不同会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在中央掌控强大的权力和无限的资源的背景下，顺从与反对，绝然成就两种人生境遇，而绝大多数人的选择是顺从，敢于出头反对的只能是凤毛麟角。于是，首先我们得承认，就武则天时期而言，祥瑞是武则天造神政治运动的一部分，至少从表面看上去，当时的祥瑞铺天盖地，人人争言祥瑞。而《沙州图经》等为代表的文献，就留下了这个时期的主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