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祥瑞的养护和入史

祥瑞的种类繁多，发现之后要如何处理呢？《仪制令》的规定是：“其鸟兽之类，有生获者，放之山野，余送太常。若不可获，及木连理之类，有生即具图书上进。”如此，从具体的形态分类，祥瑞不过两种，可捕捉的送样品给朝廷，不能捕捉的画图上报。麦子一茎多穗作为嘉禾，这是可以呈送样品的，但是树木连理生长，无法把树连根拔起，只好画图进上。庆云、神龙之类，也只能号称多人共见，然后画图进呈了。

可以捕捉到的禽兽类，看来并不是尽数供上，仅仅把样品送给太常寺，其余的放归山野即可。但是，令文把“生获”与“余”对称，含义值得琢磨。如果所有生获的祥瑞都放之山野，就不存在活的样品，所以余下的只能是丧失生命的样品了。太常寺有专门的天府院，“藏瑞应及伐国所获之宝，禘祫则陈之于庙廷。”[30]天府院的这个功能，收藏无生命的物品没有问题，那么禽兽类的祥瑞，除了图画之外，也应该有一个放养处。太常寺有廪牺署，负责重大祭祀的牺牲事宜，而用于祭祀的牺牲，养护十分小心：“凡祭祀之牺牲不得捶扑伤损，死则埋之，病则易之。”[31]牺牲需要养护，这与活的祥瑞有很多一致性。如果由这个部门负责祥瑞的养护安置，比较顺理成章。

祥瑞资料的保存，即由太常寺的天府院负责，一是供元日奏祥瑞使用，二是供告庙之用。《唐会要》记录唐高宗时期的一次活动，高宗让礼官求征故实，即奏祥瑞和告庙的根据，其文为：

仪凤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常以仲春告祥瑞于太庙，上令礼官征求故实。太常博士贾大隐对曰：“古者祭以首时，荐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然后告太庙，盖缘告必有荐，便于礼也。又检贞观已来，敕令无文，礼司因循，不知所起。”上令依旧行焉。[32]

看来这个行之已久的制度，并没有什么法理根据，仅仅因为实施已久。高宗虽然初令调查，最后并无改变，不过是依旧进行而已。

元日奏祥瑞的记载有很多，《大唐开元礼》对于礼仪的记载最详细：

初群官将朝，中书侍郎以诸州镇表别为一案，俟于右延明门外，给事中以祥瑞案俟于左延明门外，俱令史绛公服对举案。侍郎、给事中俱就侍臣班。于客使初入，户部以诸州贡物陈于太极门东西厢；礼部以诸蕃贡物量可执者蕃客手执入就内位，其重大者陈于朝堂前。初上公将入门，中书侍郎降，引表案入诣西阶下，东面立；给事中降，引祥瑞案入诣东阶下，西面立。上公将升贺，中书令、黄门侍郎俱降，各立阶下。初上公升阶，中书令、黄门侍郎各取所奏之文以次升。上公贺讫，中书令前跪奏诸方表讫，黄门侍郎又进跪奏祥瑞讫，俱降，置所奏之文于案，各还侍位。侍郎与给事中引案退至东西阶前，案遂出，侍郎、给事中还侍位。[33]

这个礼仪与奏祥瑞有关的部分，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由给事中准备好“祥瑞案”，再由令史“对举”祥瑞案，然后给事中引领祥瑞案到东阶下西面而立，最后由黄门侍郎“跪奏祥瑞”，最后再引领祥瑞案退出。关键是“祥瑞案”应该如何理解。案，应是几案之类的工具，上面放置祥瑞。各地上报的祥瑞的基本方式是图与书，即祥瑞的图形和表奏文字，那么祥瑞案之上应该正是这样的文书图册。《唐六典》记载说“其他并年终员外郎具表以闻”，那么《大唐开元礼》中黄门侍郎所奏的祥瑞报告，应该就是礼部员外郎撰写的。

祥瑞告庙，应该也是这样的一套程序。元日是把祥瑞呈现给皇帝，那么告庙就是把祥瑞呈给列祖列宗。告庙于太庙，高宗仪凤二年曾经调查过一次，不仅没有找到经典根据，而且最后也依旧进行，可见新的传统已经形成。这个传统，对后来的皇帝依然有约束力。

大历十四年（779）十二月三十日，皇帝命令“元日门下侍郎奏祥瑞，宜停。”[34]德宗上台有一系列振作时局举措，此年五月即位，当月就有“诏禁天下不得贡珍禽异兽”[35]，这与后来的停止奏祥瑞之举应该有呼应关系。所以，《唐会要》记载的下面文字，应与上文有关：

贞元八年（792）正月，鄂州观察使何士幹献白鹿。上曰：“朕初即位，即止祥瑞。士幹致白鹿，其谓我何？还之，彼当惭惧。留之，远近复献。竟不视，遂放于苑中焉。”[36]

但是，核查《册府元龟》的符瑞门，贞元八年之前，并非没有祥瑞，德宗为何对何士幹献白鹿如此有意见呢？在德宗时代，能否允许进献祥瑞，似乎也是要看皇帝的态度的，原来的制度规定让位于皇帝的立场和政策。

顺宗在位时间很短，但也留下了相关政策，有记录如下：

永贞元年（805）八月，皇帝诏曰：“朕以所宝为贤，至如嘉禾神芝、奇禽异兽，盖虚美也。所以光武形于诏令，《春秋》不书祥瑞。但准令式，申报有司，不得辄有闻献。珍禽奇兽，亦宜停进。”[37]

不过，顺宗的愿望在元和二年以制度执行的名义被否决了，唐朝的祥瑞问题再回从前，政策的改革终于回归原有的制度。《唐会要》记录下这个回归，其文如下：

元和二年八月，中书门下奏：“诸道草木祥瑞，及珍禽异兽等，准永贞元年八月敕，自今以后，宜并停进者。伏以贡献祥瑞，皆缘腊飨告庙，及元会奏闻，若例停奏进，即恐阙于盛礼。准《仪制令》：其大瑞即随表奏闻，中瑞、下瑞，申报有司，元日闻奏。自今以后，望准令式。从之。”[38]

在唐代有关祥瑞的文献记载中，大臣们对于某项祥瑞的发现，常常故作惊人之语，有人会郑重其事地向皇帝建议，请允许把这个盛事“宣付史官”或者“望编国史”，而皇帝通常也都是慷慨应允。其实，唐朝有严密的史馆制度，而定期地把祥瑞故事录送史馆是制度规定的内容。史馆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条款，其中第一项便是祥瑞问题：“祥瑞，礼部每季具录送。……已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39]

所有历史文献大约都可以表达研究者的这个普遍看法，历代祥瑞观念和相关制度，都是当时统治者自我合法化的努力。因为祥瑞观念与当时的意识形态系统也存在着内在联系性，任何单一的判断和研究方向也都存在问题。祥瑞之制，尤其是祥瑞资料系统进入史馆，成为未来国史修撰中的当然资料，就此而言，更有力地说明了祥瑞的历史学价值。如果说，政治合法性体现的是当代性话题，那么进入史馆的祥瑞，是在努力影响未来。尽管祥瑞在未来的证明力难以判断，但是力图影响历史的努力毕竟证明了一定的历史观，重视未来的历史地位，至少不能说是政治短见的表现。

《酉阳杂俎》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贬低武则天的意图十分明显，其文如下：

予数见还往说，天后时，有献三足乌，左右或言一足伪耳。天后笑曰：“但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乎？”《唐书》云：“天授元年，有进三足乌，天后以为周室嘉瑞。睿宗云：‘乌前足伪。’天后不悦。须臾，一足坠地。”[40]

武则天为了欺瞒后人，不惜用假祥瑞当作工具，她所说的含义很蛮横，祥瑞的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史书的记录。事实上，即使不以贬损武则天为意，那么武则天所说，不幸正是历史上最真实的一面。只不过，武则天的武周时间短暂，很快受到唐朝的追究，武则天的很多祥瑞故事于是变成武则天演出失败的证据，而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祥瑞的境遇，都未曾如此，于是至今闲卧在历史文献之中，安然无恙。

如果，对待那些没有政治顽疾的皇帝，用祥瑞来表达鼓励，是否也是一种向善的举动呢？这已经越过了本文讨论的祥瑞之制界限。不过，用祥瑞之念表达祝福，即使今天，也不失是一个恰当做法。

（原载《高田时雄教授退休纪念东方学研究论集》〔中文分册〕，日本京都临川书店出版，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