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次第二

【内容提要】

《道法》是《经法》之总论，本篇实即《经法》正文之首篇，讲论为政治国所当遵循的正常法则。本篇讲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攻伐战争中，存在着三种情况：其一，不极不当；其二，过极过当；其三，合极合当。不尽天极天当（未达到天道所规定的准度）或超过这个准度，都会受到自酿祸患的惩罚。只有合极合当（“尽天极，用天当”，即恰恰合于天道所限定的准度），方是兵戎之道。

二、论述了“五毋”、“五逆”。

五毋、五逆仍是天极、天当的衍伸。五毋、五逆中，兵戎为首，其次务农，其次任地，再次治民，最次驭下。循此次序治国，是需循的正常法则。

道法为统，首治兵戎，然后是农、地、民、臣，这是《四经》处在战乱中的治国方案脉络。

国失其次，则社稷大匡［一］。夺而无予，国不遂亡［二］。不尽天极，衰者复昌［三］。诛禁不当，反受其央（殃）［四］。禁伐当罪当亡，必虚（墟）其国［五］，兼之而勿擅，是胃（谓）天功［六］。天地无私，四时不息。天地立（位），圣人故载［七］。过极失［当］，天将降央（殃）［八］。人强朕（胜）天，慎辟（避）勿当［九］。天反朕（胜）人，因与俱行［一○］。先屈后信（伸），必尽天极，而毋擅天功。

【注释】

［一］　国失其次，则社稷大匡：为政治国，失去了正常的法则，天下就会不安定。

“次”，秩序，这里指为政治国的正常法则。

“社”，土神。“稷”，是五谷之长，故为农神。社稷，古时国家、天下的象征。《四经》中尚有两处“国家”与“社稷”共文的例子，即《十大经·前道》“长利国家社稷”、《十大经·兵容》“茀茀阳阳……其国家以危，社稷以匡”。三处的“社稷”都当作“天下”讲。《称经》“有国将亡，天下弗能存也”可以为证。

“匡”，或说通“枉”，或释为“亏损”，或释为“恐”。按：当释为“恐”。《礼记·礼器》“众不匡惧”，注：“匡，犹恐也。”引申谓惊动不安。《汉书·淮阳宪王钦传》注：“恐，谓怖动也。”《素问·藏气法时论》注：“匡，谓恐惧魂不安也”。

［二］　夺而无予，国不遂亡：攻夺他国之地而不分封给贤者，便不能真正灭亡其国并长久占有它。

《十大经·行守》“夺之而无予，其国乃不遂亡”，与此文义相同。有夺有予，这是由天道决定的。《十大经·兵容》说：“天固有夺有予。”违反天道是不行的。“夺”即下文“兼人之国”，“予”即下文“裂其地土，以封贤者”。

“遂”，终究，彻底。

［三］　不尽天极，衰者复昌：是说征伐他国而不能最终达到天道所限定的准度，则经过征伐本已衰落的国家会重新振兴起来。

“极”，如同“当”，即度。“天极”即天当，指天道所限定的准度。《四经》的观点，诸侯征国略地，不达到天道所限定的准度（“不尽天极”）不行，超过这个准度（“过极失当”）也不行，要恰好止于这个准度上。《国语·越语下》“无过天极，究数而止”，韦昭注：“极，至也。究，穷也。无过天道之所至，穷其数而止。”与此义同。

［四］　诛禁不当，反受其央（殃）：“诛”，讨伐。“禁”，禁止。“诛禁”，指伐乱禁暴（《十大经·本伐》：“伐乱禁暴。”）。“当”，即上文的“极”，即度。“不当”，未达到准度。这两句是说伐乱禁暴未达到准度，反而会招惹祸患。

［五］　禁伐当罪当亡，必虚（墟）其国：“禁伐”，即上文之诛禁。

“当罪”，应当治罪。“当亡”，应当灭亡。这里面的“当”仍然含有“天当”的意思，即天道决定其国应当被治罪、应当灭亡。“虚”，同墟，使动词，使成废墟。《荀子·解蔽》“此其所以丧九牧之地，而墟宗庙之国也”，用法相同。“必虚其国”，指下文的“堕其城郭，焚其钟鼓，布其资财，散其子女”等等。

［六］　兼之而勿擅，是胃（谓）天功：兼并了其他国家但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是冥冥天道促成的功绩。“兼”，兼并，指吞并他国。“擅”，独占。因为诛禁兼并他国所根据的是“天极”、“天当”，所以称作“天功”，因此不能独占。

“毋擅天功”与《老子》的“功成弗居”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显然已赋予了更新的含义。

［七］　天地立（位），圣人故载：“立”，通“位”（前文“贵贱有恒立”之“立”即读为“位”。《易·系辞上》“贵贱位焉”同此）。“故”，所以。“载”，成。《尚书·尧典》“熙帝之载王”，注“载，成也”。《白虎通·四时》：“载之言成也。”或训故为则、载为治，失考。“天地立（位），圣人故载”是说天地各当其位，因此，圣人能成就万物。这是对“毋擅天功”的说明。

“天地位，圣人故载”，此与《易·系辞下》“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孔颖达疏：“圣人成能者，圣人因天地所生之性各成其能，令皆得所也。”）文意、辞例完全相同。此又可见《四经》与《系辞》之思想线索。

［八］　过极失［当］，天将降央（殃）：“极”，天极，“过极”，超过天极。“当”，天当。“失”，通“佚”，超过。《庄子·养生主》《释文》：“失，本又作佚。”《公羊传·宣公十二年》注：“佚，犹过。”《国语·周语上》“不失其序”，《汉书·五行志下》引作“不过其序”。

不达到天极、天当要“受殃”（“不尽天极……诛禁不当，反受其殃”），超过天极、天当又要“降殃”。只有“合当”，才能“无殃”（《经法·四度》：“倍逆合当……亦无天殃。”），这便是《四经》关于“度”的阐述。

案：《国语·越语下》“无过天极，究数而止”，《管子·势》篇引作“无亡天极，究数而止”。盖《管子》初作“无失（佚）天极”，失即佚，即过。传本者以“失”为“亡”，故讹为“无亡天极”，此亦可作本经“过极失当”为“过极佚当”之又一佐证。

［九］　人强朕（胜）天，慎辟（避）勿当：当敌国强大时，应该谨慎地避开它。

这里说的即是下文的“先屈”。

“勿当”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等待时机，等待它走向反面。《经法·亡论》“逆节始生，慎勿‘谌’正，彼且自抵其刑”，《十大经·行守》“逆节萌生，其谁肯当之”，《十大经·顺道》“不擅作事，以待道节所穷”，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其二，不仅是被动地等待，还要通过主观努力，加速其走向反面。《十大经·正乱》“予之为害，致而为费……累而高之……盈其寺，其力，而投之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老子》三十六章“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事物运转的规律。而这事物运行的方法，也即“物极必反”的天道为其前提和基础的。

［一○］　天反朕（胜）人，因与俱行：当敌国衰微时，应该乘机征讨它。

“反”，即返，指天道往返运行。“因”，于是。“因与俱行”，即于是与天道同步而行，也就是说在天道盈盛时乘机征讨敌国。

这里说的是“后伸”。

上文说屈，此处说伸；上文说静，此处说动。总之，屈伸动静，都是因时而定，因天当、天道而定。

上文和此处的“天”都是指天道。古人认为天道的运行是有盈有亏的。天道亏弱时，便不能左右正值强盛的敌国，所以要随之“先屈”。天道运行至盈盛时，便足以左右敌国了，因此要随之“后伸”。《国语·越语下》：“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

《汉书·匈奴传赞》云“诎（同屈）伸异变，强弱相反”，说的便是下文“先屈后伸”的道理。

【今译】

为政治国如果失去正常的法则，天下就会不安定。攻夺他国之地而不分封给贤者，便不能真正灭亡其国并长久地占有它。在征伐他国时，如果不能最终达到天道所限定的准度，则经过征伐本已衰落的国家会重新振兴起来。在讨伐乱逆禁止暴虐时，如果未达到准度，反而会招惹祸患。在诛禁理当治罪、理当灭亡的国家时，必须一鼓作气，使其成为废墟。兼并了其他国家但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是冥冥天道所促成的功绩。由于天地的公正无私，才有了四季、昼夜、存亡、生死等现象的正常循环。因为有了天地的各当其位，所以圣人才能够成就万物。任何事情如果超过了天道所限定的准度，都会受到天降祸患的惩罚。在敌国尚处于强盛时，要谨慎地避开它。而当敌国由强转弱时，就应该乘机去征讨它。这便是先屈后伸的道理，而这也是由合于天道所决定的；由于是受天道的指导，所以，一切的功德人都不能独自占有。

【阐述】

本段所论述的观点是诛伐、兼并他国时在原则上所应遵循的三点守则：

其一，先屈后伸。那就是敌国强大时，要避开它；敌国衰弱时，要乘机讨伐它。

其二，要符合道的准度。在讨伐敌国的时机已经成熟时，要谨防不极、不当或过极、过当，应该合极、合当。

其三，兼并他国后，要注意三个问题：1．有夺有予。2．“必虚其国”，否则会死灰复燃。3．功成不居，因为这是天道使然。

事实上，这三点都是由天道决定的。而《四经》的观点却是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1．天下万事万物由天道决定，人是天道的执行者，是替天行道。2．同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通过人的主观努力，使事物在天道的控驭下加速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人的主观因素发生偏颇，天道也是徒劳的，时机也会错过。准确、适时、适度地把握天道、抓住时机是本段的中心观点。

兼人之国，修其国郭［一］，处其郎（廊）庙［二］，听其钟鼓［三］，利其齑（资）财［四］，妻其子女［五］。是胃（谓）［重］逆以芒（荒），国危破亡［六］。

【注释】

［一］　修其国郭：“国”，国都，城邑。“郭”，外城。《左传·隐公元年》：“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国语·周语中》：“国有班事，县有序民。”（注：“国，城邑也。”）《孟子·公孙丑下》：“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国郭”即下文的“城郭”。内城称为国或城，外城称为郭。《管子·度地》：“内为之城，外为之郭。”

［二］　处其郎（廊）庙：“廊庙”，同庙堂，指朝廷。“廊”，殿四周的廊。“庙”，太庙。本都是古代帝王和大臣用以议论政事的地方，后指代朝廷。《孙子·九地》：“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战国策·秦策》：“今君相秦，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又按：此处的“廊庙”似当指宫室、宫殿，如同“朝”指朝廷，又指宫室。《孟子·梁惠王上》：“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此指朝廷。又《老子》五十三章“朝甚除”，王弼注：“朝，宫室也。”处其宫室与“听其钟鼓”正相呼应。《孟子·告子》：“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城郭”与“宫室”共文，与此同辞例。《诗·白华》：“鼓钟于宫。”“宫”与“鼓钟”连言，与此“处其廊庙，听其钟鼓”辞例亦相同。《十大经·顺道》：“不谋削人之野，不谋劫人之宇。”此与“修其国郭，处其廊庙（宫室）”意思接近。《管子·八观》“入国邑，视宫室”，也是国都与宫室互文。

［三］　听其钟鼓：钟鼓磬瑟，不仅是古代的乐器，也是古代的礼器，也叫重器。“听其钟鼓”，即有“兼而擅之”（兼并其国而独占之）的意思。《孟子·梁惠王下》：“王往而征之……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

［四］　利其齑（资）财：“利”，谓喜爱而贪取之。《荀子·正名》注“利，谓悦爱之也”，《广雅·释诂》：“利，贪也。”《淮南子·说山》“不憎人之利之也”，注：“利，犹取也。”

［五］　妻其子女：“妻”，意动词，即以其子女为妻妾。

［六］　是胃（谓）［重］逆以芒（荒），国危破亡：“是”，此。指“修其国郭，处其廊庙，听其钟鼓，利其资财，妻其子女”这样的“五逆”而言。“［重］逆以荒”，“重”字原缺，据《经法·名理》“重逆□□……国危有殃”补（按：《名理》亦当作“重逆以荒……国危有殃”）。“重逆”就是大逆。“逆”谓违背天道。“以”，连词，无义。“荒”字《四经》中多次出现，如“阴窃者土地荒”（《国次》）、“主失位则国荒”（《六分》）、“主暴臣乱，命曰大荒”（《六分》）、“驱骋驰猎则禽荒”（《六分》）、“国贫而民荒”（《六分》）、“阴蔽者土荒”（《十大经·观》）等。此处的“荒”作“败”讲。《周书·大明武》注：“荒，败也。”

按：这句话的意思是：上述这些做法，都大大地违背了天道，是取败之道。

【今译】

兼并了他国之后，便修治其城郭，占据其宫室，享有其钟鼓声乐，贪取其资财，霸占其子女。这些做法，是大逆天道的取败之道，必然导致国家危殆而最终败亡。

【阐述】

本段是从反面论证不合天极、不合天当的具体做法和危害。

修治其城郭，有违“必虚其国”的原则，将导致死灰复燃，“衰者复昌”。占居其宫室，便是兼而擅之的意思。这两点，都是违反天道的，《十大经·顺道》说得很清楚，“不谋削人之野，不谋劫人之宇”。

听享其钟鼓，贪取其资财，便非“为义”（《十大经·本伐》）之兵。钟鼓，本为宗庙祭祀之用，亦是古代礼器之一，听其钟鼓，即是占其宗庙，即是有其国家之义。

妻其子女，在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中，往往是最终战败吞并对方的象征和标志。因此，这一点被专门提出来，作为“毋擅天功”的反面。更何况，妻其子女，在客观上是在广其世祀、衍其后胤，“绝而复属”的危险因之就现实化。

《孟子·梁惠王下》：“王往而征之……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这些做法都是被反对的。当然，在这一点上，虽有相同之处，但《孟子》与《四经》在观念上还是有区别的。

故唯圣人能尽天极，能用天当［一］。天地之道，不过三功［二］。功成而不止，身危又（有）殃［三］。

【注释】

［一］　能尽天极，能用天当：“用天当”，即行天道。《方言》六：“用，行也。”《贾子·大政下》：“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谓之用。”“尽天极”、“用天当”，都是说圣人在治国用兵时，能够合于天道。

［二］　天地之道，不过三功：三功，意未能明。或释为“功业不能超过三次”，或释为“指天极、天当、天功”。

按：疑“三功”的意思在此有两种可能。其一，概是指“三时成功，一时刑杀，天地之道也”（《论约》）的“三功”而言。二者的语言环境是一样的。其二，三功即“三事”。《诗·七月》“载缵武功”，毛传：“功，事也。”《书·吕刑》注：“功，事也。”三事，指君主要做的三方面功事，即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书·大禹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孔颖达疏：“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当谐和之。”

［三］　功成而不止，身危又（有）殃：这是“毋擅天功”的反面论证，也是《老子》“功成而弗居”（二章）、“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九章）、“功成而不有”（三十四章）思想的继承。

【今译】

所以说，只有圣人在治国用兵时，才能够合于天道。天地间的道理，概括起来不过是“三功”而已。如果成就此三功再觊觎其他，那么就难免有祸殃之危了。

【阐述】

本段从总体上说明圣人的治国用兵之道，那便是“尽天极，用天当”。

合于天极、天当，那便是适可而止。讲的仍然是“度”。反之，便叫做“功成而不止”，自然是危险的。

“功成而不止”，既是上承“修其国郭，处其廊庙”等而论，又是下启“堕其城郭，焚其钟鼓”等而说。

功成而止，显系老子思想之继承。然而，这里的“功成”是得之于“兼人之国”的有为，与老子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功成”迥别。

故圣人之伐殹（也），兼人之国，隋（堕）其城郭［一］，棼（焚）其钟鼓，布其齑（资）财［二］，散其子女，列（裂）其地土［三］，以封贤者，是胃（谓）天功。功成不废［四］，后不奉（逢）央（殃）。

【注释】

［一］　隋其城郭：“隋”即“堕”，通“隳”，拆毁。《史记·秦始皇本纪》“石门刻碣”云：“初一泰平，堕坏城郭。”

又按：准上文“修其国郭，处其廊庙，听其钟鼓”辞例，则此处“堕其城郭，焚其钟鼓”两句之间，疑脱“毁其宗庙”一句。《孟子·梁惠王下》：“王往而征之……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

［二］　布其齑（资）财：“布”，分散，分赐。

［三］　列（裂）其地土：“列”即裂，分割，划分。《墨子·尚贤中》：“般爵以贵之，裂地以分之。”

［四］　功成不废：“废”，损失，损坏。《吕览·诬徒》注：“废，失也。”《吕览·壹行》注：“废，坏也。”《四度》：“功成而伤……功成而不废，后不逢殃。”

又按：“废”字于先秦典籍中多用为“止”。《尔雅·释诂》：“废，止也。”《管子·内业》注：“废，止也。”“不”或为“而”字之讹。《易·噬嗑》注“不合”，《释文》：“本又作而合。”《仪礼·服传》“非主而杖”，武威出土《仪礼》简作“非而不杖”。“功成而止，后不逢殃”呼应上文“功成而不止，身危有殃”。

【今译】

所以，圣人的征伐之道是，兼并他国后，要拆毁它的城郭，焚毁它的钟鼓，均分它的资财，散居其子女后代，分割其土地以赏赐贤德之人，总之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功绩是天道促成的。这样才能功成而不失去，然后方能没有患祸。

【阐述】

本段是从正面具体论述应如何“尽天极，用天当”，也是“国次”的要旨所在。

“堕其城郭……是谓天功”，即上文言“兼之而勿擅，是谓天功”。因此，本段所述，即是兼而勿擅的道理。

堕城、焚乐、布财、散人、裂土等五事，一言以蔽之，“虚其国”。由此也可见，“兴灭继绝”是当时社会和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而“逢殃”、“破亡”词语的反复出现，又在强有力地昭示着当时不断出现的“绝而复属，亡而复存”的这样一种历史事实。

毋阳窃，毋阴窃，毋土敝，毋故埶，毋党别［一］。阳窃者天夺［其光，阴窃］者土地芒（荒），土敝者天加之以兵，人埶者流之四方，党别［者外］内相功（攻）［二］。阳窃者疾，阴窃者几（饥），土敝者亡地，人埶者失民，党别者乱，此胃（谓）五逆［三］。五逆皆成，［乱天之经，逆］地之刚（纲），变故乱常［四］，擅制更爽［五］，心欲是行［六］，身危有［殃。是］胃（谓）过极失当。

【注释】

［一］　［一］毋阳窃，毋阴窃，毋土敝，毋故埶，毋党别：这是说征讨以杀伐为务，劝农则以护养为务，耕稼不要过度劳伤地力，治民不要偏执一己之私，驭下不使其结党营私。

这段文字与《十大经·观》及《国语·越语下》在词句上有相近之处，当相互参读，方可疏通。

《观》云：“夫是故使民毋人埶，举事毋阳察，力地毋阴敝。阴敝者土荒，阳察者夺光，人埶者拟兵。”

《越语下》：“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后无阴蔽，先无阳察。用人无蓺，往从其所。”

察、窃、蔽，古音相近，故典籍中多通用。《庄子·庚桑楚》《释文》云：“窃窃，崔本作察察。”《淮南子·本经》“明可见者，可得而蔽”，高诱注：“蔽，或作察。”

以上几段文字参读，则知阳窃即阳察，阴窃、阴蔽（阴敝）即阴察也。“察”谓审度。“阳”作何解，“阴”作何解，这是关键，需参考《十大经·观》中一段文字，方可得出此处阳察、阴察二语之正解。

“阳察”是就“举事”而言，“阴察”是就“力地”而说。而“举事”即是指战争。《淮南子·兵略》：“夫为地战者，不能成其王；为身战者，不能立其功。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可见，阳察指征战，阴察指农耕。征战，主刑、杀；农耕，主德、生。此乃阳、阴之义。《十大经·观》：“……而正之以刑与德。春夏为德，秋冬为刑。……举事毋阳察，力地毋阴敝。”《姓争》：“刑阴而德阳。”而《果童》明确地说：“地俗（育）德以静。”（此处“德”即指生、养。）

“毋阳察，毋阴察”二句是说，在诛伐征讨敌国时，不应从护生存养对方的角度去审度问题；而在务耕农桑时，不要从刑虐死杀的角度去审度问题。总之，要“因天地之常”。“毋阳察”，是说“因天之杀以伐死”；“毋阴察”，是说“因天之生以养生”。

“土敝”，见于《吕氏春秋·音初》、《礼记·乐记》及《史记·乐书》。《史记·乐书》云“土敝则草木不长”，张守节《正义》云：“敝，犹劳熟也。”劳熟，即指过度使用地力。《君正》云“地之本在宜……力之用在节”，即呼应此“毋土敝”也。

“故埶”、“人埶”的“埶”，注家有两种说法：

其一，读为“槷”，训为磨擦不安。

其二，读“故”为“怙”，训为恃。以“埶”同“势”。认为“毋故埶”即不仗势。

按：二说均于义未安。

“埶”当为“执”字之讹。从“埶”与从“执”之字，古籍中常常因形近互讹。兹举数例以证之。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埶，又为蓺之误字。”

《史记·楚世家》“申子红为鄂王”，司马贞《索隐》云：“有本作‘艺经’二字，音挚红，从下文熊挚红读也。”

《说文》：“，埶声，读若至。”《周·春官·大宗伯》注：“挚之言至。”

此皆埶、执混作之证。

“故”与“固”古通用。《国语·越语下》注：“固，故也。”《史记·鲁周公世家》《集解》引徐广曰：“固，一作故。”

“毋故埶”，即毋固执，也即《道法篇》之“无执”。《越语下》之“无埶”即无执，“用人无执，往从其所”，即说用人之道，切勿偏执己见，听其自择。此处毋固执，是说为政治国，当“以法为符”，不可偏执一己之私。此即《称》之“不专己”之义。

“党别”，即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帛书《老子》甲本卷后《伊尹论九主》一段，有“下不别党，邦无私门”、“别主之臣以为其党”，即此之谓。

［二］　阳窃者天夺［其光，阴窃］者土地芒（荒），土敝者天加之以兵，人埶者流之四方，党别［者外］内相功（攻）：这几句是说，征伐不尽天极而怀存养之心，则天反夺其功名。劝农而有刑虐之意，则必导致土地荒芜。过度使用地力，稼作无收，国力积弱，则必有外兵侵侮。人主偏执一己之私，强奸民意，必被人民逐放而流徙四方。君主驭下无术，臣下结帮营私，党派纷争，则必有外内相攻之患。“光”，指荣誉、功名。《淮南子·俶真》注：“光，誉也。”《诗·韩奕》郑玄笺：“光，犹荣也。”《古微书》引《孝经援神契》曰：“誉之为言名也。”“兵”，谓兵祸，即战争。“流”，流徙，流放。此指国君失国，被赶下台，即如周厉王辈。

按：“外内相攻”之“外”字原缺。后文“外内皆顺”、“外内交接”与“外内相攻”相反为义，据补。

阳察者，诛伐不尽天极，沽名钓誉，故天反夺其功名。阴察者，违逆天道，不顺地理（《果童》所谓“地育德以静”，“德”谓生养，而“阴”指刑杀），故使土地荒芜。土敝者，过度使用地力，而不知“地之本在宜”，凋蔽耕土，国必积弱，故必有外兵加之。人主偏执一己之私，强奸民意，故必蹈厉王之辙，而流徙四方。驭下无术，党派纷争，必有外内相攻之患。

［三］　阳窃者疾，阴窃者几（饥），土敝者亡地，人埶者失民，党别者乱，此胃（谓）五逆：这几句是说，因为违反诛伐之道，故反受其殃。因为违背耕种之宜，故导致饥馑年荒。因为用地失度，故被侵失土。因为人主偏执私见，故失去民心。因为党派纷争，故导致国家大乱。这些被称之为五逆。

“疾”，患害。《淮南子·说山》注：“疾，患也。”《后汉书·傅毅传》注：“疾，害也”。

不得征伐之道，故有患害（前文所谓“不尽天极，衰者复昌；诛禁不当，反受其殃”正为“阳窃者疾”的注脚）。不得耕稼之道，故有饥馑。不得治地之宜，故被侵亡地。不能公正无私，故失民心。不能有效驭下，故有国家之乱。以上五者，可以一字赅之——“逆”：违逆天道，违逆人理。

［四］　五逆皆成，［乱天之经，逆］地之刚（纲），变故乱常：这是说，犯下这种五逆，便是搅乱违反天地的纲纪常道、改变破坏旧制和常规的做法。

“乱天之经，逆”五字原缺，今以意补。其证如下：

其一，《庄子·在宥》“乱天之经，逆物之情”，与此辞例相同。

其二，《荀子·天论》“乱其天官……逆其天政”，辞例相近。

其三，《尚书·五子之歌》“乱其纪纲”，与此文义相同。

其四，此二句正蒙下“变故乱常”而言。

其五，成、经，为耕部字。刚、常、爽、行、殃、当，为阳部字。耕、阳合韵。

“故”，旧制。“常”，常规。

［五］　擅制更爽：专断法令，私设各种制度，时常更改变换各种律令，使之差乱无常。“擅”，私自，专断。“制”，制度、法令。“更”，更改、变换。“爽”，差，混乱。

［六］　心欲是行：一心要为此行径，不知改悔。

《十大经·正乱》：“乱民，绝道，反义逆时，非而行之，过极失当，擅制更爽，心欲是行。”

【今译】

在诛伐征讨敌国时，不应从护生存养对方的角度去审度问题，而在务耕农桑时，不要从刑虐死杀的角度去审度问题。不要过度地使用地力而使土地凋敝，为政治民，不可偏执一己之私。治臣驭下，不使其拉帮结派。征伐敌国不尽天极而怀存养之心，则天反夺其声名。劝农而有刑虐之意，则必导致土地荒芜。过度使用地力，稼作无收，国力贫弱，则必有外兵侵侮。人主偏执一己之私，强奸民意，必被人民逐放而流徙四方。君主驭下无术，臣下结帮营私，党派纷争，则必有外内相攻之患。违逆诛伐之道，必受其殃。违反耕种之宜，必导致饥馑年荒。用地失度，必被侵失土。偏执私见，必失民心。党派纷争，必致国家大乱。这些做法，被称为五逆，即是搅乱违背天地的纲纪常道、改变破坏旧制和常规的做法；专断法令、私设制度，更动律令差乱无常，一意孤行，不知改悔，最终会殃及自身。这些做法，就叫做违反天道。

【阐述】

本段提出了五毋、五逆的论点，仍紧扣“国次”主题。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此是儒家常说的。《四经》言“祀”绝少，而多言“戎”。言“戎”处之多仅次于“道”和“法”，则“道”、“法”之下，“戎”为“国次”之首。

其次是务农，其次是任地，其次是治民，其次是驭下。

“阳窃”即是存亡继绝、钓誉沽名，其结果是祸反自及。这是有所感、有所据而发的，非泛设之辞。

“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以为是在于经济实力对比的失衡，因而指出了务农、任地之道及其重要性。

“人执者流之四方”显系用的厉王之辈的典故，说明得民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