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末浙江学生的研究价值

清末十年（1901—1911）是历史大转局时期。新式教育所形成的新式学生群体普遍面临着学业、思想与前程的问题。该时段是皇帝制度最终崩溃的历史阶段，教育体制发生重大转型，新式学生在中国崛起并逐渐形成影响力，在近代中国大转局中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题为《学业、革命与前程——大转局中的清末浙江学生（1901—1911）》，借助历史转局的理论框架，选取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中国浙江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特定视角探讨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学生的学业、革命与前程等问题。在历史转局飞速旋转的时代里，学业依然是主流，革命是难以回避的社会选择，他们的目标是奔向前程。

（一）转局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表现

用转局理论可以清晰地了解历史发展的动力，由它的平转、内转和外转可以洞悉人类社会漫长发展阶段的基本现象。历史转局在近代发生了剧烈的旋转，近代学生群体是引发这一现象的重要载体和因素。他们的生活对于近代大转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学生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社会生活，构成了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果将公元前221年，看作是中国帝制的起点，那么公元1911年则标志着帝制社会走向终结。清末经历了复杂深远的社会变革和令人眼花缭乱的人事变迁，清末学生对于推动2000余年的帝制走向瓦解起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新兴的学生群体占据着国家未来栋梁及社会新知识掌控者的重要地位，因为他们具有的阶段性特征，所以在研究上受重视程度往往不够。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浙江，拥有深厚的人文环境、特殊的地理区位，清末浙江学生成绩卓著，进入社会后独领风骚。“综览浙江文史资料目录，有两类内容尤为引人注目：一类是民国时期浙江籍的国民党军政人物史料所占比重较大，这对于研究民国史是颇有用处的；又一类是近现代的浙江名人史料，主要是科技、学术、文化、艺术、医卫等方面的杰出人士介绍，展现了我省名人辈出的文化背景和人文精神，将会给予后人深远的启迪和激励。”据统计，在1912—1949年期间，民国的军政高官蒋介石、陈诚、汤恩伯、蒋鼎文、陈仪、陈布雷等都是清末学生，文化教育界精英周树人、沈雁冰、沈钧儒都是清末学生，辛亥革命三杰陶成章、秋瑾、徐锡麟也是清末学生，这里面还不包括已经成为文化或革命界一方领袖的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批浙江籍学生在近代中国的精彩表现，整个近代中国史都会黯然失色。各界精英多在清末时期接受教育，因此研究清末浙江学生是从新的视角透视近代中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近代意义上学生的出现缘于晚清时期西学的传入。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的枪炮轰开后，传统的士子们被迫开始了适应性的现代化转型。第一代完整意义上的学生群体的产生，发生在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推行学堂教育之际。历经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每一次战争都是大清帝国命运的一次波折。由19世纪40年代个别精英人物的觉醒（如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魏源），到清统治阶层部分精英人士的清醒（如奕、文祥等中央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地方官员），清政府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纳新”后，实力大增，相继在1876—1878年收复新疆、1983—1985年的中法战争中取得军事胜利。但清政府的改革道路却因1894—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而断绝，割地赔款，中华民族遭遇到近代史上的命运逆转，天朝大国的威严一落千丈，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丧失殆尽。

甲午之役的惨败，唤醒了空前的民族意识与救亡心理。战后，大凡可以觉醒的中国人已全然清醒，中华民族努力探寻救国道路的心理共识初步形成。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能够一举战败中国，使得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中关于“变法维新以图富国强兵”的清议遍于朝野。虽然1898年的维新变法失败了，但1900年庚子一役后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慈禧主导了“新政”，这是强敌压境的外在压力和自身求生存的内在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新政的核心并对未来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举措之一就是废科举、兴学堂，清末学生群体正是在这样一个宏大的具有民族悲情的历史进程中产生。

已成为时代发展潮流的“西学东渐”，在社会自我调节要求下，需要寻求相应的承接载体。学生群体出现的必然性就在于这种时代需求。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危亡关头而形成的学生群体，其思想发展自然与社会改造、国家振兴的需求紧紧相依。

清末学生群体作为在千年变局中接受西方新知识的中国完整意义上的第一代学生群体，随后引领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他们的发展道路与培育他们成长的政府的意图背道而驰。清政府本意通过培养具有新学背景的学生来拯救自身，却不曾想到培养出来的皆是自己的“掘墓人”。以科举制为特征的旧式教育的废除，彻底终结了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结构。学生群体几乎集体反抗清政府，他们因时代而产生的集体左倾意识，糅杂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需要的一种反抗旧有秩序、恢复国家强权的政治理想信念。

近代转局的一个特点，就是学生从士这一阶层中剥离，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和利益的群体，而不是如过去那般依附于知识分子阶层。

（二）研究的逻辑起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为止，一共10年时间。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意图以强烈的改革来摆脱统治危机，并推动国家的发展。在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中国的独立主权进一步沦丧，改革成了最高统治者慈禧的当务之急。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意图以强烈的改革来摆脱统治危机，推动国家发展，从此推行了迥异于洋务时期、维新时期的执政理念，所以将其视作清末的起点年份。

研究对象的主体为清末浙江学生群体，并以此来反观整个中国的学生。从局部出发开展对全局的研究，是对传统区域史研究的再发展。主体由国内学堂学生与留日学生两部分组成，还包括数量不是很多但影响较大的欧美留学生。

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的学生及一些年龄较大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小学堂学生，在身体、心理发育上已经形成辨别是非、独立思考的能力，并具有一定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本书把他们称为国内学堂学生。

清末学生既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群体，同时又是由每个鲜活的学生个体组成。如何更好地表现这个群体的成长、发展、特点、内涵？研究思路是在本研究之前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本书以清末学生的产生、集聚、学潮、进入社会等为明线，以“学生——社会——国家”为暗线，分析这一新兴群体的动态行为，勾勒出清末学生与近代中国的历史互动。学生以进入社会为载体，对国家产生影响。学生进入社会后的成就越大，对国家的影响也就越深。

（三）研究的方法指向

清末浙江学生群体无论其本身还是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都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把这一群体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价值尽可能好地呈现，笔者试图通过以下几种手法：

借助史料，通过历史情境再现法，展示清末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等方面内容。在史料方面笔者重点使用了研究对象的回忆录、访谈录、校史材料、清末档案、学生期刊、文史资料等第一手资料。通过翔实的史料、数据充分表述观点。

借鉴了社会学、计量分析学等方法，确立了154名学生的分析样本，以计量分析的形式，探讨清末学生群体中的定量、定性的问题，展现清末学生的一些较有规律性的历史内容。注重从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的角度，分析清末学生在近代中国的成长规律。比如对于清末浙江学生中人才大规模涌现的原因分析、地理透视、成才模式、教育背景、进入社会后的职业选择等方面，进行定量、定性式的分析；

在结构中注重个体与整体结合，从微观走向宏观。将清末学生群体融入近代中国的宏观历史背景中考察。注重情感历史的写法，在不影响表现主体的情况下，加进笔者的历史感悟。以历史大转局的理论框架，从历史长河视野出发，从学业、思想与前程的角度来看待近代学生的成长与发展问题，以及背后蕴含的历史规律和启示。

（四）清末浙江学生

在“办学堂、兴西学”的历史大戏中，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扮演了格外重要的角色。自唐宋以降，浙江被更多地赋予了浓重的诗书礼仪之乡的色彩。明清以来，浙儒辈出，科举制的废除对浙江的冲击力尤为显著。伴随着快速改革的强烈阵痛，新一代浙江学生群体夺目成长，成为清末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浙江学堂学生与留日学生，是清末社会学生群体一个典型而又强烈的缩影。他们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空前的。从清末的学潮、光复会、辛亥革命，到民国政坛上的浙江军团，这些对近代中国命运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事件，都可以在清末浙江学生群体中找到一些渊源。通过清末浙江学生群体这一视角来探究近代中国，还可以在近代中国多维度的社会改造与国家形态演变进程中获取一片独特的“历史切片”。

以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改造与国家机器运作为宏观背景，通过对清末浙江学生群体研究，厘清学生群体在清末的产生、集聚、学潮、革命以及他们的运作方式与社会影响，有助于认清近现代中国在社会结构变革、国家形态演变中的运行轨迹与内在规律。同时，研究清末浙江学生群体，对于理解近代浙江的崛起、浙江人在近代史上的巨大影响力起到很好的溯源作用。

近代中国在一定意义上是学生化的中国，几乎所有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变革都有学生的身影，学生通过文化知识的承载、传播及社会结构的改造，对近代中国一次又一次地施加影响。在其中尤以浙江籍的学生最为耀眼夺目，其内在原因与浙江的文化、地理、历史等因素相关。

浙江作为沿海富庶之地，历来人文荟萃。直至今日，浙籍院士占两院全部院士的比例大大领先于浙江占全国的人口比例。要厘清这些精英的教育渊源，就需要探讨影响日后历史走向的清末浙江教育及其学生群体。

近代的浙江学生群体，因特定的人文环境、地理位置及人脉关系，更是以灼目的光芒，独领风骚于整个中华大地。从成名较早的蒋方震、孙翼中、龚宝铨、许寿裳、陶成章、秋瑾，到当初还默默于群体中的周树人、蒋介石，都是这一时代学堂里的骄子。他们同属于第一代学生群体，在学堂中求学抑或东渡扶桑探寻救国道路。他们在吸收半西方化知识的同时，无意间肇起了一个迥异于2000多年传统社会的新式中国。

研究清末浙江学生群体，不仅有助于勾勒出清末、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浙江发展之源头，对于考察清末政府的学生培养策略、社会裂变状态下的学生运动、社会危机下的社会控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史为鉴”，对今天大、中学生群体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近现代学生史的研究是一个重要而长期被忽视的研究领域。对近现代学生群体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从多角度、多层面去了解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通过研究清末浙江学生群体及其所反映的清末社会裂变时期学生群体的阶层特征、利益诉求、思想转向与进入社会后的表现，有助于厘清近代学生群体在国家发展历史中所应具有的地位与影响。本书的意义，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