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学生与近代大转局动力源

中国社会的基本面的变革，自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国运变迁带动社会变化，而作为社会发展晴雨表的学生，依附于教育变革而形成新的面孔。从传统的科举式的强烈依附于政权的传统学生，在西方文明的压力中，实现了被动转身。学生、社会与国家这三者关系值得探究，在20世纪初的最初三十年里，学生是撬动社会与国家的动力源，是近代中国变革的发动机之一。

（一）旋转的轴：寻找社会发展大转局的动力源

要了解历史变革的根源，可以借助历史转局和大转局的概念，从社会发展动力源的角度，探究社会变动的动因。在谈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区分转局和大转局的概念。

什么是历史转局？历史转局是对已发生的历史进行一种动力学的形象解释，它是历史运作状态的一种抽象概括，是对深厚历史的内在质的一种理论分析，是围绕人和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为核心的惯性转动。历史转局是以人和社会的内在需求为核心、以空间和时间为背景、以内外各种社会力综合交汇为动力的复合体，在不可逆转的时间机器中，完成社会的发展。转局是从动力学角度分析历史转动的原因，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从这个角度看待人类所走过的脚步，那些纷纷扰扰的历史变革在大转局的机器下，其历史脉搏变得非常清晰可见，它是从人和社会需要的角度对历史发展规律作出的新诠释。

历史发展有徘徊型和上升型两个指向。中国古代王朝更迭属于徘徊型发展，改朝换代虽常动荡，但它的内核并没有太多变化。而近代由于科技文明的发展和政治格局的提升，历史发展已然演变成一种非常规的上升型的走向。

从历史转动的外部特征来看，转局可以分为平转、内转和外转三种效果模式，三种模式中，平转是常态，内转和外转都是非常态。在所谓的历史进步和倒退者的理论看来，历史转动的特征只是为他们提供了向不同价值取向进行表述的基础，而表述的关键则是另外的一套价值逻辑。

历史主要是一种平转的运行状态，在内部保持平衡或者内外部相对平衡的时空态中，它维持着一种平稳的发展步骤，由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动态域情构成的社会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外转则当然不同，在有可能的外部冲击但主要是内部平衡失重下，社会发生大幅度的剧烈变革，这种变革影响到动态域的基础，而这种改变是朝着解决矛盾的良性互动的角度出发，因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种“进步”。内转与外转的外部特征相同，都是剧烈地影响到基础域结构，所不同的是它所形成的历史效果是一种对大多数人来说的价值领域的实际倒退，退缩到今不如昔的现实状态，是对人和社会发展需求满足欲的大倒退，是在社会失衡基础上的倒退。平转容易认识，内转和外转却较难识别。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用一套新的革命理论来阐释其执政的合法性。因此在加速发展的历史转局中，究竟是“退步”的内转还是“进步”的外转，需要一套独立的、置于历史长河中的标准进行衡量。脱离了所涉及历史环境进行的价值评判，往往更有说服力。

历史大转局的概念，则是从历史转局的内转或者外转中延伸开来，是指转局发展的剧烈转动，社会的螺旋式上升型发展模式，以外转形式为主，指社会形态发生的剧烈变动。它在表现上多从政治变局、经济转型、社会改革、文化变迁等形式开始，但从实质而言，则是由于当时所处环境的内转推动力。历史大转局的发生，必然会有其内在转换的因素，这个因素变革的前提是思想，主体是人，落脚点是制度。受进化论的影响，总是认为今天比过去好，未来比今天好，进化论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处于欺凌压迫命运下的中国学习西方起到思维的启蒙，与此同时，它也有许多缺陷。以进化论的思维看待历史，很容易使人们进入误区，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即笔者所认为的大转局形态，它的进步，只是历史在转动过程中外转的加快和它在旋转轨道中所添加的成分。不是如此，就难以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千余年来变化不甚显著，而只是在近世，有了突飞猛进的快速腾飞。

历史发展有一个轴，这个轴就是人类社会自我满足的物质与精神的基本需要，社会的演变正是在这个轴上展开。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缓慢，也是由于这个轴的自身动力，它受传统社会中的内在制约太深，因此说没有外力的作用，中国还是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从效果来看，中国历史加速飞转的历史是始自于1860年而非1840年，因为1860年的战争对中国人的刺激更大，而1840年只是使林则徐、魏源等少数几个人有深刻的认识。1860年后中国进行的洋务运动，成绩是显著的，它大大地刺激了中国在器物文明方面的进步，中国各地较为普遍地出现了用于军事和民用的工厂，并使得中国国力大幅度提升。使中国人思想脱胎换骨的是从1894年的甲午海战开始，因为战败的原因，中国被迫割地，陷入了一个空前的灾难深渊，救亡成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如何进行救亡？就是大规模地向西方学习从器物文明到精神文明。由器物文明向精神文明需求的转变，这是近代学生出现的原因。

在近代大转局中，1901年是一个重要的临界点，由于外转压迫，导致内转加速，由外转而内转导致了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1901年后的十年，是近代中国变革剧烈而少有的十年。当时还是浙江绍兴府学堂学生的夏丏尊对清末十年有过一段很有代表性的回忆：“当时青年界激昂慷慨，充满着蓬勃的朝气，似乎都对于中国怀着相当的期待，不像现在的消沉幻灭。庚子事件经过不久，又当日俄战争，风云恶劣，大家都把一切罪恶归诸满人，以为只要把满人推倒，国事就有希望了。《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杂志大受青年的欢迎，报纸上的社论也大被注意阅读。那时恋爱尚未成为青年间的问题，出路的关心也不如现在的急切，三四朋友聚谈，动辄就把话题移到革命上去，而所谓革命者，内容就只是排满。”没有社会的共识，变革是难以想象的，而这种共识的形成，则是潜移默化于日常的思想启蒙当中。

历史转轴总是有它自然的气场，一般而言，它会循着已有的轨迹自然而行，在强大外力的刺激下，它才可能做出向内转或者向外转的状态。内转和外转都是一种正常的发展模式，所不同的是人们对它的期待而已。向内是一种内缩型模式，传统的说法是保守或者退步，向外是一种外张型模式，传统的说法是开放或者进步。是什么动力驱动了清末十年的巨变？罗志田提出了这样的思考：清季十年间，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并无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却爆发了革命，且能较为轻易地速成。类似这样的表述在许多历史学者的论著中都有所体现。早在1941年，就有人说那场革命是“士变而非民变”。在解释这个变化的根源时，罗志田用“近代权势结构的转变”一说来解释这种现象，他认为外力的入侵形成了既有权势结构的巨变，他所说的权势结构既是政治、军事、经济的，也包括社会、心理和文化，是一个合力的结果。从实质而言，罗的关于社会结构演变的说法，正是历史转局的各个影响因子对于社会结构作用力的表现。

对于社会发展动力形成和运作的原因，可以运用大转局来说明。社会的发展需要动力的支撑，动力来源则是内部、外部综合张力的结果。近代中国变革的动力之一就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新知识阶层，他们无论是走向文本或行为的革命，还是一般性地实践他们的新式生活，对于中国内部转局的飞速转动，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近代大转局中的学生动力源

清末学生受教育于帝制社会，而后以独有的新群体属性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桑兵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主将乃至整个近代史的伟人名流，大多是辛亥时期的学生或留学生。”

客观而言，推动近代大转局的动力源有多种。这个要从历史深处去挖掘。从社会属性来说，有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但这个判断失之宽泛，有些接近文化史的内容。从人的变迁来论述，视野上更为灵活。从人的属性来说，在士、农、工、商、学五大阶层构成中，在社会变革时期对社会影响甚巨的主要是士和学。对于士而言，在巨大的社会新思想面前，常常难以完全转变，内部容易分化，并带有强烈的被动主义色彩，对新思想难以有主观性的融入，他们其中的一部分，甚或走向新世界的反面，成为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而恰恰是学生，急于吸收新生事物，同时又带有对旧时代的天然不满，所以能够很快接受外界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新的变化举措，最终形成磅礴的社会推动力量。

在不同社会变革时期，学生所发生的作用是不一的。如果就学生对于时代的推动力来说，清末学生则是自秦始皇开创皇帝制度以来最有规律性和整体推力的社会动力源。学生的学习、思想、社会活动等，在社会大转局时期均能够有推动作用。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举动，对于社会新秩序的建立具有引领性作用。在实际历史效果上，清末学生占据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多数的重要岗位。近代大转局有外来因素上升的作用，但真正决定历史转局的还是内部因素，是内部各种动力纵横捭阖的结果。

1901年之后，启蒙与救亡就成为近代中国大转局飞速转动的两个重要动力，推动这个轴飞速旋转的，是以清末学生为代表的新一代。由于历史的需要，特别是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国情，救亡渐渐压过了启蒙。清末学生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在救亡与启蒙的交替行进中。近代中国的另一个概念是因外力挤压所迸发的富强的念头，而实现富强的路径各有侧重和不同，这一重任落到了具有新知的学生身上。

在晚清两次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中，知识分子特别是以时代理念培养起来的新式学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历史的倒叙来看，学生的出现及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改变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颠覆了传统的贵胄相传的权力格局，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组织系统。这个系统在知识上、话语上乃至社会权力上逐渐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流，形成了近代中国新的主导阶层。

由于“富强”之计的需要，权力和资源逐渐向政府集中，社会的自由空间变窄，资源寻租空间加大，这是学生阶层出现的一个社会基础。在中国古代，社会空间相对庞大，政府的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社会管理成本不高，它更多的是类似于今天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而近代以来，中国为了追赶西方，在专制体制下被迫实行“富强”之计，导致社会空间为政府所压缩。而废科举、兴学堂正是在政府积压社会空间的这一历史背景下拉开大幕的。学生出现的同时，也是政府挤压社会空间，社会功能日趋弱化的开始。

（三）历史动力源的学生力分析

学生力的构成，通常有学习力、思想力、生活力、政治力、文化力等要素。其中，学习力是学生力的主体，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思想力、生活力、政治力、文化力又起着重要的作用。清末社会就是这么一个学生多种力不断爆发的时期。

在转局的不同阶段，学生力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在转局平缓时期，学生力主要表现在它的学习力方面，其他几个领域表现较为一般。但是当进入大转局后，思想力、生活力、政治力、文化力的作用就显得比较突出，特别是近代大转局时代，学生在上述诸力方面体现了其特殊性的一面。

从学生力的总体影响而言，1901年学生大规模出现后，由于兴学堂等新政行为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征税、毁庙、没收公产等挤缩社会空间的行为日益得到合法化，官开始与民争利，一切走向新的发展方向，学生生活要么是在校园、家庭内静默，要么是走上街头表达诉求，自主社会活动参与意识显著增强。清末学生相继经历了清末、北洋、国民政府政权，短短的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江山易手、物是人非，学生们在这样空前新鲜又空前残酷的年代里，表现出一幕幕现代学子对社会的理想与追求。若干年后的人们会发现，除了北洋军阀时期几个特例而外，近代的中国几乎是有学生背景的人在把持政权，并且这些学生的学位、学识之高，与民众普遍的文盲成了鲜明的反比，留洋学生成为了民国时期重要部门的部长。这些具有中西学背景的高层官员力图恢复一个东西方合璧的理想治国模式，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握好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

在学习力上，清末学生尽管与旧学有着剪不断的联系，但在教育体系上进行了重大革新。新式教育作为科举教育的继承与发展，它一方面承载了传承文明、培养人才的任务，同时其产出效果与以往也大不相同。由于学校教育成本过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基层民众的诟病。即使是后来的文官考试制度，也已经没有了旧式金榜题名的荣耀。不过读书人依然希望从读书中寻找“学而优则仕”的荣光，蒋梦麟回忆说：“我遥望着学台等一行换了船，学台踏上最华丽的一只，随后这只载着官吏和陋规礼金的小型舰队就扬帆顺着退潮驶往宁波去了。那种气派使我顿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这是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在一般学生中根深蒂固的表现，读书做官依然是新式学生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

学生的生活力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学生生活在洞穿传统社会神圣性的面纱时起到了知识先行、勇于实践的重要作用，他们以新文化运动等启蒙方式，打破了传统世界对于人们精神的桎梏。这些作用表现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学生的学习生活、课外活动及日常的生活习惯，在当时都是一个较新的事物。在近代中国，超越世界的衰落和解体正是自新政以来皇权的终结、西学的传播而始，学生在这现代性的祛除神魅的进程中，不知不觉地成为实现现代性的得力群体之一。

学生的社会力对社会组织架构的重组，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社会空间、政府与学生生活又是紧密联系的。在中央收复地方的集权化运动中，在国家文化消弭地方文化的过程中，学生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近代的大中学校，学生常常来自五湖四海，一个地方的学生总会带有地方性特点，而学校秩序需要整齐划一，因此学校集体生活慢慢影响着有不同文化倾向的学生，学校变为社会。这些学生毕业后走上社会，所在意的必然是推行整齐统一的秩序。在学生生活所构成的世界里，还有四通八达的社会交往网络。在这种网络所形成的人际圈中，学生的社会参与作用也非常明显。

清末学生的文化力，则同政治力紧密相连。文化力和政治力是清末学生脱离学生身份走向社会后发力所致。清末是一个外观凌乱、内在丰富的大转局时代，学生是这个转局中的丰富多彩的元素，由其而向人们展示了飞速转动的动力和内核。在近代中国，历经社会发展大转局之后留下的痕迹比比皆是，现代性与传统特征深深地以不调和的姿态融合在一起。学生是构成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内容，近代是读书人政治地位下降、文化影响力上升的特殊时期，是有过短暂的知识贵族享受象牙塔宁静的时代，以至于高级知识人独特的难于容人的倔强脾气都受到今人羡慕般的回味。

以清末学生为基础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所造成的社会分割，对近代中国形成了深远的影响，以学生生活发轫知识分子的社会空间，是独立于世俗社会的一个有效存在。学生力量在近代被各种社会力量所援引，学生的青春无畏和冲击力使得社会转局有了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