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仁宗朝：三衙管军制度的定型

（一）三衙四厢：“管军八位”

宋仁宗暨以后北宋各朝，三衙管军制度得以定型，其编制不再像宋初三朝那样增减不定，除殿前和马、步军都指挥使“或不常置”以外，实际编制固定为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各一人；都虞候，各一人。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各一员。此即宋代著名的三衙四厢“管军八位”。

从宋真宗朝的后期开始，三衙管军当中殿前司之殿前都指挥使，虽时有居其位者，然多为原任殿前副都指挥使经郊祀、明堂、皇帝即位等“大礼”之后方得升任，时称“加恩升使”。如许怀德是因“祀明堂”，遂由殿前副都指挥使迁殿前都指挥使；郝质、燕达、苗授、姚麟等人，则是由新君即位特别加恩，而由殿前副都指挥使迁殿前都指挥使的。

而且，殿前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事实上极少并置。马军司之马军都指挥使、步军司之步军都指挥使两职，通常亦不再轻授，基本上等同于废除，仅以马军副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之帅。如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三衙之帅即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刘谦、马军副都指挥使曹璨、步军副都指挥使王隐”。

宋仁宗一朝更是如此。查检宋宁宗朝三衙管军郭倪所撰《侍卫马军司题名记》：在此期间得授马军都指挥使者，唯有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八月至景祐二年（1035）三月之间的高继勳和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至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八月的郝质两人。再加上宋仁宗即位之初的乾兴元年（1022）二月，王守赟以“仁宗即位”，由马军副都指挥使“加恩”晋升马军都指挥使以外，至多不过三数人而已。

宋英宗、神宗两朝，则一人也无；宋徽宗一朝，唯有建中靖国元年（1101）八月至崇宁元年（1102）四月的曹诵一人；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郭仲荀曾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步军都指挥使的情况，显然应当与马军都指挥使大同小异。

由此可知，宋仁宗朝以后，三衙管军实际的编制当为八等八员。如宋仁宗时人张演即有云：

以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三衙都虞候，天武捧日、龙（武）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为管军。

具体说来，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十二月，宋夏战事正酣，宋廷突击调整了三衙管军的人事安排，他们是：

殿前副都指挥使、宁远节度使郑守忠为安远节度使、知徐州，马军副都指挥使、威武留后高化为建武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永清留后李用和为马军副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英州防御使孙廉为随州观察使、天雄军副都部署，马军都虞候、高州防御使方荣为容州观察使、步军副都指挥使。

步军都虞候、洋州观察使、真定府路副都部署刘兴为昭武留后，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眉州防御使、鄜延副都部署葛怀敏为殿前都虞候，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贺州防御使、环庆副都部署任福为马军都虞候，宁州刺 [史]（使）、鄜延副都部署许怀德为陵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孙廉、刘兴并落管军。

宋廷还专门下诏宣布：“步军都虞候、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皆未补人，俟边将有功者除之。”综合实际的人事安排与此道诏书不难看出：其时三衙的职位编制，就是：殿前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确乎无疑共计八等八员。

宋仁宗朝之后，历英、神、哲、徽、钦数朝，其间尽管经历了宋神宗时规模较大的官制改革，即所谓的“元丰改制”，但三衙“管军八位”的制度，一直没有较明显的变动，遂成为北宋定制。对此，宋人有许多比较准确的论述，例如苏辙说：

况自祖宗以来，以管军八人，总领中外师旅，内以弹压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职任至重。

两宋之际蔡惇撰、其子蔡兴宗叙，大致成书于南宋初年的《祖宗官制旧典》云：

管军八位，自比政府八公，而武弁军门乃号八披梯。

蔡氏所撰之《祖宗官制旧典》，三卷，七十七门，是南宋初期一部相当有影响力的职官专书，现已大部散佚，此出自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二月癸卯”条李焘注所引，然李焘将书名简称为《官制旧典》，更误系作者为“秦兴宗”。案：宋人赵希弁撰《读书附志》有云：“《祖宗官制旧典》三卷。右东莱蔡元道所编也，其子兴宗叙于后，云：‘追记祖宗旧典，凡设官任职、治民理财之要，与夫分别流品、谨惜名器之道，合七十七门’云。”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亦曰：“《祖宗官制旧典》三卷。直龙图阁东莱蔡惇元道撰。大略以为元丰用官阶寄禄，虽号正名，而流品混淆、爵位轻滥，故以祖宗旧典与新制参稽并考，而论其得失。元道，文忠公参政齐之侄孙，而翰林学士延庆之子，渡江卒于涪陵。尹和靖焞尝题其墓。”《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等亦皆收录，皆作蔡惇元道“《祖宗官制旧典》，三卷”。可知《官制旧典》全名当为《祖宗官制旧典》，《续资治通鉴长编》此处“秦兴宗”乃“蔡兴宗”之误。

又，该书作者为蔡惇，其字为元道，卒于南宋渡江之后，蔡兴宗乃其子。其内容，正如前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云，以及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所批评的：“蔡元道所为《祖宗官制旧典》他只知惩创后来之祸，遂皆归咎神宗不合轻改官制，事事以祖宗官制为是，便说此是百王不可易之典。殊不知后来所以放行逾越，任用小人，自是执法者偏私，何关改官制事！”当以宋神宗元丰改制为中心，综论北宋一代制度的变化得失，南宋初年制度亦有所涉及。该书成书当在南宋时，故朱熹有“他只知惩创后来之祸”云云。李焘仅称“蔡兴宗《官制旧典》”而不提蔡惇，足证是书无疑经蔡兴宗整理方才成书，其中当多有蔡兴宗之手笔，刊布于南宋无疑。

南宋洪迈《论三衙军制札子》亦云：

以祖宗之制论之，[三衙] 军职之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挥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曰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曰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秩秩有序，若登梯然，不可一级辄废。一或有阙，即以功次递迁。

章如愚《群书考索》、潘自牧《记纂渊海》则概括说：

官制：管军八位，武弁军门号八阶梯，盖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四厢都指挥使为管军。

惟殿前、马军、步军都副指挥使，三军都虞候，天武捧日、龙卫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为管军掌兵之职。

《群书考索》、《记纂渊海》的史料来源，主要就是蔡氏所撰之《祖宗官制旧典》。与《群书考索》、《记纂渊海》大致类同的记载和表述，其实还有许多，如《群书会元截江网》: “以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三衙都虞候，天武捧日、龙武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为管军。”《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翰苑新书》: “殿前、马军、步军副都指挥使，三军都虞候，天武捧日、龙卫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为管军。”等等。上述记载，无一例外，皆是指宋代三衙管军为八等八员之制。

应该着重强调的是，三衙管军的编制虽有八等八员之众，但按照北宋当时的规定，真正有权主持和处置三衙日常事务的，却唯有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即“三帅”大权统揽，三衙都虞候、四厢都指挥使基本上无权真正干预。宋仁宗朝的尹洙就引北宋三衙此制为据，对当时地方兵马司兵权不一的弊病提出了异议，他说：

古者大将出师，其下皆偏裨、部曲，莫不禀命于大将者也。今诸路都监而上，皆与大将均其所统，虽名品至异，然皆署事而同论，非古制也。不独非古，只以国朝殿前、侍卫司军制言之，亦异矣。今殿前、侍卫都虞候，乃都指挥使之贰，较其名品，不甚相远，至于署事，皆不得预。岂非戎事尚一，其下止当禀命邪？

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左右成书的孙逢吉《职官分纪》亦曰：三衙的副都指挥使“若具员在京，则凡公事，都虞候以上递申其长，然后謄奏行下”。也就是说，都虞候在三衙其实并没有多少决策权，只能是奉命行事而已。至于四厢都指挥使，朱熹更有言：“四厢都指挥使，又有甚诸色使，皆是虚名。只有三衙都指挥使真有职事。”故高琼为殿前都指挥使，“典禁军，未尝与副将言及军事”。孙升将“侍卫禁严，统率士旅”之权，仅归于“前殿三帅”；范祖禹则言及“管军之臣止有三人”、“京师之兵总于三帅”，而不笼统地归之于“管军八人”，原因也就在于此。

三衙的都虞候和四厢都指挥使通常只能在副都指挥使阙员，或在外任职时，方能加系“权管勾”或“同管勾”之类的头衔，来主管三衙的公事。如宋仁宗朝有“殿前都虞候、陇州防御使、权管勾步军司事王凯”，宋神宗朝有“马军都虞候、金州观察、权管勾侍卫马步军司燕达”，宋哲宗朝有“步军都虞候、信州团练使、定州路副都总管刘斌权同管勾马军司”等等。三衙都虞候和四厢都指挥使，如若既不外放兵马司担任兵官，又没有“权管勾”等一类的头衔，则大致类同于有职无事的闲职。

正因为如此，从宋仁宗朝开始至宋神宗朝，三衙管军“差八员，仍逐司常留一二员宿卫”，逐渐成了三衙的惯例。除了“一二员宿卫”开封之外，其馀六七员的三衙都虞候、四厢都指挥使职位，宋廷或者就地授予地方兵马司的高级兵官，主要是河北、河东、陕西等地经略安抚司的马步军副都总管，或者命三衙管军带三衙职衔外放，出任陕西等地的经略安抚司马步军副都总管等高级兵官，在前线统领边兵，待三衙缺人后再抽调回京师管军。

略作说明的是，《宋会要辑稿》引《两朝国史·志》所列殿前司管军职位当中，除了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之外，还有“副都虞候”一职。《两朝国史》成书于宋神宗朝，是宋廷记录宋仁宗、宋英宗两朝历史的官修史书，然翻检史籍，不论是殿前司，还是侍卫马步军司，皆无“副都虞候”的设置，《两朝国史·志》的说法恐怕不确。

此外，捧日天武和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两等军职，尽管已经明确无疑地进入了管军之列，如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十一月“渠州防御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孙正改沂州防御使、贝州部署，落管军，御史言正衰老不任事也”。康定元年（1040）十月，环庆部署、忻州团练使、兼知庆州任福“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贺州防御使，赏白豹城之功也”，时人称“任福以白豹功除管军”等等。但正如王曾瑜先生所指出的：四厢都指挥使“虽也称管军，但不应称三衙管军”。确实，终北宋一代，起码在时人的观念里，四厢都指挥使还是难以与都虞候、副都指挥使、都指挥使完全并列，宋宁宗朝三衙管军郭倪主持编撰的《侍卫马军司题名记》北宋各朝的马军司主帅就仅限于都副指挥使和都虞候，以四厢都指挥使权管马军司事务者亦仅标明“权”字而已。

（二）三衙管军的阙员现象

北宋三衙虽然有明确的职位员数编制，但是，三衙管军大致满员的情况，主要出现在宋太宗、宋真宗两朝辽、宋战争期间，以及宋仁宗朝宝元、庆历年间的宋夏战争期间。这是因为当时前线战事紧急，宋廷急于用将。除此而外，正如王曾瑜先生在《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当中所指出的：“据《景定建康志》卷二六《侍卫马军司》所载历任管军表，北宋侍卫马军司管军大都只设都虞候一人，任都指挥使者颇少。”北宋三衙管军缺额的现象，事实上长期存在。

众所周知，宋太祖朝的殿前都指挥使一职，即曾空阙了长达六年之久。宋真宗朝辽、宋刚刚停战后的景德二年（1005），马军司、步军司甚至一度同时缺帅，宋廷只是命殿前司的主帅殿前都指挥使高琼来兼领马军司、步军司。对此，高琼甚表担忧，他曾经向宋真宗专门进谏说：

臣衰老，倘又有犬马之疾，则是一将总此三职。臣事先朝时，侍卫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员，职位相亚，易于迁改，且使军伍熟其名望，边藩缓急，亦可选用。

宋真宗虽然采纳了他的建议，在高琼与马军都指挥使葛霸以“老疾”解除三衙军职之后，随即以刘谦、曹璨两人分别出任殿前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然就此以后，马、步军都指挥使仍不轻授。这可能与辽、宋“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宋战争业已结束，宋真宗有意大规模裁减军队员额，对三衙等军队高级将领的职位，自然也是尽量地压缩有关系。

宋仁宗朝宋、夏大规模战争基本告一段落后，亦是如此。宋仁宗庆历四年（1089），张方平就指出：“昨差出许怀德后，马、步军皆阙都帅，遂自环庆路抽回殿前都虞候王元，令权勾当步军司公事。其王元又已年老衰病，至于总司军政，亦恐精力不逮。切以殿前、马、步军逐司公事不少，非惟统率宿卫，务要众整，亦须谙熟军制，稍通吏用……乞于以次管军将校中，择取一两人赴阙，分总禁卫，佐佑扈翼，于体为便。”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十一月，时任台谏官的赵抃亦言：

臣伏见自来殿前、马、步军，各有帅、副，共六员。今殿前只许怀德、马军惟范恪，外又复兼管步军，其馀都指挥使、虞候，见差出四员。夫禁卫士旅众多，全藉忠干有心力帅、副分头部辖，训练精强，以壮朝廷之威。今来在京见阙四员，伏望特赐指挥，抽还供职，或别选差填补。所贵专各管勾军政，免致急阙误事。

宋英宗朝，殿前都虞候郭逵亦曾兼领马、步二司，范祖禹所撰郭逵墓志铭有云：“英宗即位，加容州观察使，升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马、步军缺帅，诏公入朝，兼总二司。未几，兼领殿前司”。案：郭氏迁马军都虞候在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五月，治平元年（1064）八月宋英宗即位实迁殿前都虞候，治平三年（1066）四月由殿前都虞候升迁同签书枢密院事。又，宋英宗治平元年八月，贾逵除步军副都指挥使、窦舜卿除马军都虞候，范氏所言“马、步军缺帅”，当指贾逵时任鄜延路副都总管、窦舜卿时任邠宁环庆路副都总管，皆在外领军。范氏所云尽管存在着上述不准确之处，然亦不会完全无据，宋英宗治平年间，马军司、步军司甚至三衙事务，起码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曾由郭氏一人兼领，当为事实。

至宋神宗朝，三衙“管军常多阙员”，已然是朝廷诏书中都公开承认的事实。事实上，宋神宗一朝，马军司和步军司确时常缺帅，像燕达即以马军都虞候“权管勾马、步军司”，在较长时间内兼领两司；元丰四年（1081），又诏步军副都指挥使、邕州观察使、太原府路副都总管刘永年“赴阙供职，主管步军都指挥使兼主管马军司”，至元丰七年（1084）刘氏卒时，其职依然是“步军副都指挥使、邕州观察使兼权侍卫马军”，或径书曰“步军 [副] 都指挥使、邕州观察使兼权侍卫马军司”，这说明刘氏同时兼领步军和马军两司三年有馀。《神宗正史·职官志》径称：三衙“副都指挥使、都虞候，无定员，以刺史以上充，备则通治，阙则互摄”，就是此一客观情况的准确反映。

元丰八年（1085）四月，宋哲宗即位伊始，守太府少卿宋彭年上书朝廷，奏请：“殿前、马、步军司管军阙官，乞依故事差八员，仍逐司常留一二员宿卫。”此事得到了司马光的支持，一度引发了不小的政治波澜。宋氏此奏，足证三衙其时连“逐司常留一二员宿卫”也无法保证。司马光在引用宋氏上奏时，将其概括为“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并置三衙管军臣僚”，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宋哲宗朝，三衙管军阙员更是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如元祐五年（1090）就是“管军臣僚见阙三人”，阙员将近二分之一了。当时除殿前副都指挥使一职一般不空缺之外，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或空缺一员，或两员皆缺，以都虞候或四厢都指挥使一员来权领马、步军司，是相当寻常的事。例如：元祐三年（1088）前后，宋廷就是以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姚麟兼权马、步军司；元祐四年（1089），姚氏又以步军都虞候“权殿前司事”。元祐五年九月，又以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刘斌权管勾步军司，马军都虞候姚麟权管勾马军司，当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权管勾步军司刘斌外任为秦凤路副都总管之后，再度由姚氏一人兼权管勾马、步军司。同年十二月，吕真亦在姚氏之后，“以马军都虞候的身份，兼任权管勾步军司”。元祐七年，刘斌则以步军都虞候“同管勾马军司”。宋哲宗、宋徽宗之际，又有“差枢密副都承旨曹诱权勾当马、步军司公事”之举。也就是说，整个三衙往往不过两员管军在京。

究宋哲宗一朝，步军副都指挥使一职，仅大致经过四任：即苗授、刘昌祚、刘舜卿、姚麟，而马军副都指挥使一职，更只经过区区姚麟一任！正是因为马军副都指挥使之职一直空缺，当元祐七年二月步军副都指挥使刘舜卿卒后，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就坚持要递补姚麟为步军副都指挥使，他的理由是：

祖宗以来，三帅不曾阙两人，盖殿帅若阙，难为从下便超补。今姚麟是殿前都虞候，合升作步军副都指挥使，又刘斌本以不才令出，今不得已，却欲召入，令与麟相兼管。

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虽然勉强同意了王岩叟的请求，却仍然表示：“更有阙，皆多时不补，亦不妨否？将相非小事，岂得容易！”众所周知，元祐年间太皇太后高氏大权在握，在她如此思路的引导下，三衙管军在这一期间的大量阙员合乎逻辑，并有向制度化发展的趋势，孙逢吉《职官分纪》即有云：侍卫马军司“都指挥使阙，则以副都指挥使领其事，若副都指挥使又阙，或在外，则殿前、步军司兼领之”。步军司亦然。该书成书于宋哲宗元祐七年左右，这一段表述所直接反映的，主要就应该是宋哲宗元祐年间的情况。

宋仁宗朝以后，尤其是宋神宗、宋哲宗数朝三衙管军阙员问题的加剧，可能主要与以下四个因素有关：

其一，选任趋严，无其人则阙。自宋英宗朝之后，三衙管军的选任趋向严格，重视战功，不再轻授，无其人则阙其位。至于战功，宋神宗元丰年间具体规定：“身经战斗，酬奖迁官，方理为战功，著为令。”显然很不易得。两宋之际蔡惇撰、蔡兴宗叙、成书于南宋初年的《祖宗官制旧典》有云，三衙管军八位：

祖宗选用立格至严，每分武举、世族及军伍出身人，无其人则阙，故武举、世族四员常足，而军伍四员常缺，盖难其人而不敢废祖宗法也。

蔡氏之语，正如李焘案语所评论的：“要亦不皆如其说。”不能说完全准确，然“无其人则阙”，与宋英宗朝之后的实际情况大致相符合，也能部分地解释当时三衙管军阙员的现象。

其二，宋夏战事方殷，陕西、河东等前线亟需用将，远较京师三衙为急。自宋仁宗朝宋夏战争后，宋与西夏的摩擦、冲突此起彼伏，激烈的战争也时常爆发，北宋军队的部署不得不同时应付西、北两边，尤以西事为重。宋神宗本有“并吞西夏之志”，熙丰强军之后，更是采取积极进取的国策，开始对西夏发起较大规模的攻势，力图制服甚至伺机并吞西夏。

宋哲宗、宋徽宗两朝，除旧党执政的元祐等个别年间之外，主要以“绍述”为国是，大致坚持执行宋神宗制服西夏的既定方针，拓边西北的战事持续地展开。西夏在宋军持续打击之下，由于整体国力有限，在战略上逐渐落了下风，然西夏将勇兵悍，在战场上决非易与之辈，宋、夏战局呈现拉锯的持久战局面，双方激战频频，胜败互有，时常爆发大仗，小的战事、摩擦、对峙更是无时不有。

宋夏战事方殷，西北战区尤其是鄜延、环庆、泾原、熙河等陕西各经略司以及河东经略司，战事频频，不仅各屯重兵，正所谓“今日边帅，全藉威名曾经战阵之将，以服敌气”，当然更亟需用将，需要一大批能征惯战的将领在前线统军征战。反过来，三衙所在的京师开封，远离战区，三衙不过为安享太平的“在京坐局官司”之一而已。

以宋神宗一朝为例，殿帅就多用资深宿将，也就是老将，像郝质、贾逵、杨遂等数任皆卒于位，接替杨遂的卢政竟已不可思议的高龄七十馀，按宋代“七十引老而去”的惯例，他早该自请致仕了，史书中说卢氏：

年七十馀，气貌不衰，侍立殿下，更数时无惰容，扈从辇前，能独上马，踊跃先导。观者壮之。

“观者壮之”一语，真不知史家是真正的称赞，还是辛辣的讽刺。殿前司如此择帅，固然说明其时殿帅地位的尊崇，但同时也表明其实际的军事重要性反而在下降。

宋哲宗朝的重臣知枢密院事曾布，在与宋哲宗讨论马军司管军人选的时候，就认为年富力强的马军都虞候王恩“少壮，可驱策，兼颇得边人情”，“置之于此可惜”，建议把王恩外任泾原或熙河路的副总管，代以“衰病”的老将张整来统领马军司，并得到了宋哲宗的批准。

显而易见，在曾布的眼里，开封城并非将帅用武之地，三衙管军在一定程度上已然被视若浪费将材的闲职了。案：张整元符元年（1098）二月主持马军司，当年八月即因老疾致仕，前后不过半年，而接任的贾嵒，九月就职，十二月即因老疾致仕，在职更是不到三个月。张、贾二将，确乎既“衰”且病矣。

曾布是王安石新法的坚定支持者，前文提到的太皇太后高氏则极端仇视新法，但在三衙管军阙员问题上，一个主张“多时不补，亦不妨”，一个主张将材“置之于此可惜”，两人的看法还是比较类同的。这说明：同时在京城并置殿前、马、步军“管军八位”并无太大的必要，已然是当时宋廷的主流观念。

可以参照的是，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十一月，宋神宗专门下诏裁减了陕西同、陕两州的驻泊兵马都监各一官，原因就是“上以西鄙用师，兵多在边而内地官冗故也”。三衙自然不好与地方兵马司相类比，三衙管军也不会被轻易裁减，但既然“西鄙用师”，三衙安居内地京师，其多有阙员不难理解。

其三，留阙以待，“俟边将有功者除之”。三衙管军之位的阙员，便于宋廷及时提升前线兵马司的立功将领，激励他们为宋廷效命。宋仁宗康定元年十二月，正当宋夏战事一触即发之际，宋廷专门下诏书晓谕陕西前线众将：“步军都虞候、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皆未补人，俟边将有功者除之。”

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十月，陕西熙河、泾原两路宋军分别挫败了蕃部和西夏的攻势，宋廷随即擢升“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刘舜卿为团练使，充马军都虞候。旌其议边事之劳也”; “权发遣泾原路经略司公事、马军都虞候刘昌祚为殿前都虞候”、“以备御夏人有劳故也”。不难想象，如若三衙管军之位平时已然满员，如此赏功，就会因无阙可授而难以进行了。

其四，将兵法的影响。熙宁、元丰之际，宋廷推行将兵法，在开封府界、京东西两路、陕西、河北陆续组建了“七十九将”，后又在东南地区组建了“十三将”，总计九十二将。至北宋末更增至一百五十一将以上。对三衙而言，将兵法的推行，主要造成以下两个较大的影响：

一则使开封府界本属三衙直辖的大批兵力独立出去，元丰年间单独编组为开封府界十一将，加上不系将部分，总兵力约为“府界厢、禁军二百一十六指挥”，当在十万人上下。宋哲宗时一度改为十将，宋徽宗时则扩编为至少十四将。三衙的直辖兵力，由此有了大幅度下降，加之熙宁年间以来因并营、整编及“封桩禁军阙额请给”等诸多政策的影响，最多不过十一万馀，甚至更低，已然难以与兵力雄厚的陕西各经略司相提并论了。熙宁七年（1074）的时候，宋神宗就曾经忧虑地说：“边有老人亦谓今之边兵过于昔时，其势如倒装浮图，朕亦每以此为念也。”

二是正如南宋时人所谓：

国家之兵，大抵自禁兵立而厢兵废，自将兵立而禁兵废，自大军立而将军又废矣。

随着将兵法的推行，禁军被划分为“系将”和“不系将”两大部分，“将兵”被视作精锐，“不系将”禁军自然被下降到了杂牌的尴尬地位。宋人有云：宋初“禁军有退惰者，降为厢军，谓之落厢。自熙宁后置将官，而禁军又有系将、不系将之别，则禁军亦分为二矣”。如此说来，则“不系将”禁军大致与厢军的地位相类似，已然下降为禁军的杂牌军了。

三衙所部，尽管不编组为将兵，却被称为“在京禁军”，在名义上不使用“不系将”之类称呼，但在事实上，将兵法推行之后，陕西各经略司下辖诸将兵，即著名的“西军”，成长为宋军的王牌部队。除陕西、河东、河北以外，内地则是开封府界、京东西路的将兵作为机动力量，得到宋廷特别的重视。

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五路大举伐夏，以陕西各经略司诸将为主力，作为配合和加强力量，还出动了“开封府界、京东西在营兵马十九将往陕西权驻扎”，总兵力当在十万上下，具体部署是：“内府界第一、第三、第五、第六，京东第一至第五，京西第三将，赴鄜延路；府界第七、第九至第十一，京东第六至第九，京西第六将，赴环庆路。”相比之下，三衙主要由王中正“于在京七百料钱以下，选募马、步军万五千人”，实际出动的应该还要少于一万五千。

可以说，熙丰将兵法推行之后，三衙各部，不论是其军中地位，还是其军事重要性，都呈现出急剧下降趋势。三衙管军的阙员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北宋中期以来特别是宋神宗熙丰以后三衙兵力减少、地位下降符合逻辑的结果。

其五，正如笔者前文已经提到的，宋代三衙虽然实行八员管军制，然殿前司、马军司还有步军司，其实质上都是一长制。三衙各以一员管军统领，空缺副都指挥使、都虞候，或以三衙都虞候或四厢都指挥使一员来权管勾殿前、马、步军司事务，同样也可以保证三衙的有效运转。这可能是最简单，但也可能是最直接的原因。

除以上五个具体的原因之外，王曾瑜先生则从政治的角度加以分析说：

所谓“三帅不曾阙两人”，大致从宋真宗时开始，至少的三名三衙管军亦可不满员，元祐时即由姚麟和吕真前后兼任马、步两司管军。一将可“兼领二司”，表明了宋廷对控制三衙武将的信心，不须担心他们谋反。

这也应当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宋初与兵变频仍的唐末五代相接，皇权对三衙众将当然不得不防，不使兵权过于集中，而到了宋真宗朝以后，不论是朝廷的政局，还是整体的社会形势，都已然呈现稳定和安宁的局面，宋廷对三衙众将尽管仍有制约的必要，但正如王先生所指出的，已经不再担心他们会谋反，不再担心他们挑战甚至威胁皇权。

宋徽宗即位之后，三衙管军阙员的现象才有了较明显的改观，他即位伊始，尽管三衙“管军今止阙三人”，仍立即训令三省、枢密院速进拟补缺人选。在宋徽宗朝，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候、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管军八位”，在京管军的二三员，于前线统兵的五六员，皆基本上保持了大致的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