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初三朝：从两司到三衙四厢

宋太祖、太宗和真宗宋初三朝，是三衙管军制度的发展时期。正如欧阳修《归田录》所云：

旧制：侍卫亲军与殿前分为两司。自侍卫司不置马步军都指挥使，止置马军 [都] 指挥使、步军 [都] 指挥使以来，侍卫一司自分为二，故与殿前司列为三衙也。五代军制已无典法，而今又非其旧制者多矣。

在承袭五代制度的基础之上，宋初又逐渐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其大方向，是由两司并立向三衙鼎峙前进。但是，这一进程并非简单的直线，而是有所曲折，也有所反复，在宋太宗朝，甚至还曾出现过明显的倒退。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和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则是这一阶段当中的三个关键性的节点。宋真宗景德二年正月十九日，更可以视作殿前司、侍卫亲军司两司并立正式转变为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鼎峙的具体时间点。

（一）宋太祖朝：马、步军渐裂为二司

建隆元年（960）正月，宋太祖赵匡胤成功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赵宋王朝。在宋朝开国之初，“京城诸军”即中央禁军的指挥机构完全沿袭了后周的制度，依然是殿前、侍卫两司并立的格局。综合《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史籍的相关记载，可知殿前司、侍卫亲军司其时的职位编制状况如下：

殿前都点检、殿前副都点检、殿前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计四等，属殿前司。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计五等，属侍卫司。

不过，上述格局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就有了十分显著的变化。首当其冲的，是殿前司。《宋会要辑稿》等史籍记载，殿前司：

国初，有都点检、副都点检之名，在都指挥使之上，后不复置。

具体说来，建隆二年（961）闰三月，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罢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宋太祖就此裁撤了殿前都点检一职，“自是，殿前都点检遂不复除授”。同年七月，在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之后，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罢军职，外放为归德节度使，宋太祖随即又废除了殿前副都点检一职，“殿前副都点检自是亦不复除授云”。殿前、侍卫两司管军的职位，在事实上被缩减到了七等。

侍卫亲军司的情况，与殿前司大同小异，但亦略有不同，应该注意加以严格区别。建隆二年七月“杯酒释兵权”，在殿前副都点检被废除的同时，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外放天平节度使，“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张令铎则被“罢军职”。建隆三年（962）九月，天平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石守信“表解军职，许之，特加爵邑”。自此以后，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三等高级职位皆不再轻授。从宋太祖建隆二年七月直至宋太宗雍熙三年七月，“自张令铎罢马步军都虞候，凡二十五年不以除授，幽州之役，惟重进之师不败，故特命之”。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一职，就一直空阙了长达二十五年之久，遑论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和都指挥使了。

不过，虽然是“多阙”，即无人居其位，但是此三等职位却仍然存在，并没有完全像殿前都点检、殿前副都点检那样被干脆从制度上予以废除，即“不复置”、“不复除授”。从严格意义上讲，其性质大致类似于宋太祖一朝的殿前都指挥使，从乾德五年（967）二月至开宝六年（973）九月，“自韩重赟罢殿前都指挥使，凡六年不除授”，都应当视作特殊情况和具体政治考量下的人为地长期空缺。宋代学者孙逢吉所撰《职官分纪》对此三等职位的表述：“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国朝初并置，自后多阙。”还是比较严格和准确的。

乾德元年（963）二月，在石守信主动表请解除其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军职之后，宋太祖一度又有强烈的主观意愿，拟再以宿将符彦卿出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宋太宗、宋真宗两朝，又曾先后以田重进、傅潜和王超三人出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一说傅潜甚至曾位至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部分原因，特别是制度上的原因，可能也就在于此。

案：傅潜曾出任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事，仅见于《职官分纪》卷三十五《侍卫亲军司》: “雍熙以来，田重进、傅潜、王超继为都虞候，潜后迁复副都指挥使。自超罢职，无复任者。”然《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皆无此记载，《宋会要辑稿》记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正月傅潜被罢黜之时，其职务亦为“镇、定、高阳关三路行营都 [部署]（总管）、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忠武军节度使”。尽管如此，笔者认为：《职官分纪》毕竟为北宋人孙逢吉所撰，名流秦观在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还为其专门作序，是一部成书较早、较具权威性的职官专书，其所云宋真宗朝事不当毫无凭据，起码可为一家之说。

当然，侍卫亲军司三帅之职位虽在，但长期阙员，正如聂崇岐先生的名文《论宋太祖收兵权》所指出的：“侍卫亲军自无兼统之人，马步军遂渐裂为二司。”势必造成侍卫亲军司马军和步军的分立倾向愈来愈强，事实上一分为二，自然在所难免。南宋史家李焘所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即记载，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十一月：

斩雄武卒百馀人。先是，上谓权侍卫步军司事、保宁留后王继勳曰：“此军新募，或无妻，当有愿与为婚者，不须备聘财，但酒炙可耳。”继勳不能喻上旨，纵令部下掠人子女，里巷为之纷扰。上闻大惊，即命捕得，人情始安。

紧接着，乾德四年（966）六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又载：“保宁留后、虎捷左右厢都虞候、权知侍卫步军司事王继勳恃恩骄恣，为部曲所讼，付中书鞠实。六月己亥，夺其军职，命左金吾卫大将军杜审琼代之。以继勳为彰国留后。”《宋会要辑稿》亦记此事：

保宁军节度观察留后、虎捷左右厢都虞候、权侍卫步军司公事王继勳为步曲所讼，付中书鞠之，制授彰国军两使留后，罢兵权。以右金吾卫使杜审琼权知步军司公事。

笔者认为：上引《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宋会要辑稿》的相关记载，应该是“侍卫步军司”一词在宋代史书当中最早的出现，时间分别在乾德三年和乾德四年。当然，《续资治通鉴长编》成书于南宋，《宋会要辑稿》根据王云海先生《宋会要辑稿考校》的研究：今传清代学者徐松所辑《宋会要》的底本是南宋史家李心传等所修的《十三朝会要》，“此书宋初至孝宗乾道九年，为张从祖所修，淳熙元年（1174）至嘉定十七年（1224）乃李心传所续”，是书“宋初建隆元年迄庆历三年”部分，出自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章得象所上的《庆历国朝会要》，其时三衙并立之体制已然完全定型。因此，乾德三年和乾德四年之“侍卫步军司”，也不能绝对排除为史官根据后来制度以后来之名号加以追改的可能性。

与乾德三年、乾德四年“侍卫步军司”之号开始出现于史籍相适应，乾德五年平定后蜀之役胜利结束之后，宋太祖升赏行营立功将校，即增置了侍卫马军都虞候和侍卫步军都虞候两等职位。当年正月，他以“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张廷翰为侍卫马军都虞候，领彰国节度；虎捷左厢都指挥使李进卿为步军都虞候，领保顺节度”。在此之前，侍卫亲军司下辖的马军和步军皆仅设都指挥使，马、步军都指挥使之下，即为龙捷和虎捷的左右厢都指挥使，例如：张光翰“自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嘉州防御使为宁江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赵彦徽“自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岳州防御使为武信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党进“以龙捷左右厢都指挥使”，“权侍卫步军司事”等等，皆是由龙捷和虎捷左厢、右厢的都指挥使或左右厢都指挥使，直接晋升为侍卫马、步军的都指挥使。可见，当时并无侍卫马军都虞候和步军都虞候两等职位。此两等职位，确属于乾德五年新置。

侍卫马军都虞候和步军都虞候两等职位的设置，进一步充实了侍卫亲军司马军和步军的指挥机构，为侍卫亲军司的彻底一分为二，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向三衙鼎立的格局，迈出了相当重要的一大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乾德五年可以视作从两司向三衙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性节点。

经过宋太祖于乾德五年的调整，两司将帅职位的编制，重又恢复到了九等，即：殿前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虞候；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虞候。其中，侍卫亲军司三帅实际空缺，当时的常设职位实为六等，即殿前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虞候；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虞候。太平兴国二年（977）二月，宋太宗于即位伊始重赏殿前、侍卫司管军众将，受赏者就是殿前与侍卫马、步军之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二员，总计六位高级将领：

赐殿前都指挥使杨信、马军都指挥使党进银各六百斤，殿前都虞候李重勳、马军都虞候李汉琼、步军都虞候刘遇、神卫左右厢都指挥使杨美银各三百斤。

案：神卫左右厢都指挥使杨美即杨光美，其为宋太祖“义社十兄弟”之一，属禁军资深高级将领。其时步军都指挥使空缺，杨氏遂得以侍卫亲军司步军第二号将领的身份列名于其中。

（二）宋太宗朝：曲折与倒退

宋太宗一朝殿前、侍卫两司的制度变革，从总体看来，大致继续沿着宋太祖朝既定的方针，向三衙鼎立的方向前行。但也出现了较大的曲折，甚至是不小的倒退。一些新的相关调整和创置，亦陆续得以出台。其最主要的举措，有如下三项：

其一，重新任命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一职。雍熙三年七月，宋太宗以步军都指挥使田重进升迁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在此之后，宋太宗、真宗两朝又有傅潜和王超接连居于该职。前文笔者已经提到：从宋太祖建隆二年开始，该职本已实际空阙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离彻底废罢几近一步之遥，侍卫马军司和步军司已然呼之欲出，“侍卫步军司”之类的称呼开始出现于史籍。宋太宗此一重大人事安排，当然是与当时具体的军事、政治形势紧密相连的，可谓事出有因，详见本节下文。但若从三衙制度建设的角度讲，此举无疑是对宋太祖以来既定国策的一个不小的曲折甚至于倒退。在田氏出任该职后不久，雍熙四年（987）五月，宋廷就有如下的诏令出台：

改殿前司日骑为捧日，骁猛为拱辰，雄勇为神勇，上铁林为殿前司虎翼，腰弩为神射；侍卫步军司铁林为侍卫司虎翼。

案：此为《太宗皇帝实录》卷四十一“雍熙四年五月庚辰”条的相关记载，《玉海》卷一三九“太平兴国易禁军号”、《宋史》卷五《太宗二》略同，而《续资治通鉴长编》本日记事仅有寥寥六字“改日骑曰捧日”。

在这道更改禁军番号的重要诏令当中，笔者特别重视其“侍卫步军司”和“侍卫司”看似含混的提法。笔者认为：“侍卫步军司”和“侍卫司”在诏令中同时出现，如若“侍卫步军司”一词不是史官后来所作的追改，那么，认为侍卫亲军司本来已大致一分为二，侍卫步军司已然名实皆存，雍熙三年田重进等重任侍卫马步军都虞候之后，原本已经基本独立的侍卫马军、步军二司起码在形式上，又有再度合二为一的问题，所部番号自然不得不随之有所调整，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考虑到《太宗皇帝实录》成书于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八月，其时傅潜仍在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任上，“侍卫步军司”为史官所作追改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另外，《太宗皇帝实录》卷四十一“雍熙四年六月壬辰”条又有云：“以天武右第一军都虞候刘进为步军司虎翼左第二军都指挥使、领蒙州刺史，以天武左第二军都虞候贾荣为步军司虎翼右第二军都指挥使、领春州刺史。”案：前引《太宗皇帝实录》已然明文言及“侍卫步军司铁林”改名为“侍卫司虎翼”，此条的“步军司虎翼”，显然就是“侍卫司虎翼”之误，起码其笔法是不严格的。

其二，复置殿前副都指挥使一职。殿前、侍卫两司当时的职位编制，随即增加到了十等。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以振武节度使、殿前都虞候白进超为殿前副都指挥使”。案：据笔者浅见，宋太祖朝似未见该职，例如建隆元年（960）正月，殿前都虞候王审琦“自殿前都虞候、睦州防御使为泰宁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开宝六年（973）九月，“静江节度使、殿前都虞候杨义为建武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两者皆是由殿前都虞候直接升迁为殿前都指挥使，足证当时并无是职。

至于宋太宗新置此职的直接原因，可能与白进超“初无灼然战功，徒以小心谨密抚士卒，故致将帅焉”，其人缺乏军中威信，难于直接晋升殿前都指挥使这一高位有一定的关系。不过，终宋太宗一朝，任殿前副都指挥使者不过三数人，即白进超、傅潜、戴兴等，并不常置，而且基本上是作为升迁殿前都指挥使的过渡，如戴兴为殿前副都指挥使，“未几，徙高阳关，迁殿前都指挥使”。

其三，新设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之职。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与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并列，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属殿前司，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属侍卫亲军司，两者合称为“四厢都指挥使”，简称为“四厢”。此两职的性质和地位皆比较复杂，在宋太宗朝，它们还没有能取得与两司管军将帅完全并列的地位，但笔者认为：这毕竟是宋代后来三衙四厢制度的开端，值得给予高度的重视。

对四厢都指挥使的创置，南宋学者陈均编撰之《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明确言道：端拱元年（988）“冬十月，置四厢都指挥使。以范廷召、孔守正为之。马步军龙卫神卫四厢、殿前捧日天武四厢”。宋宁宗朝三衙管军郭倪所撰《侍卫马军司题名记》亦云：“端拱元年冬十月甲子，特置马、步军龙卫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捧日天武于焉并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九“端拱元年十月甲子”条也记载：“特置马步军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殿前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以振州防御使孔守正、澄州防御使范廷召为之。”但此条正文之下，李焘还有注语引《国史》、《实录》考证云：

据《孔守正传》云：“上以守正练习戎旅，特置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以授之。”按：《实录》，龙神卫四厢，盖与捧日天武四厢同置都指挥使，范廷召与守正并命。今附见，更须考详。

众所周知，李焘卒于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郭倪则于宋宁宗朝历任马帅、殿帅，韩侂胄任用他为开禧北伐东路宋军主帅，开禧北伐战败后去职，陈均则卒于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李焘、陈均、郭倪不约而同地将“四厢都指挥使”之创置系于端拱元年十月，说明这大致属于南宋人的一个共识。当代研究者也普遍认为，殿前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和侍卫马步军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创于太宗端拱元年。

笔者认为，陈均端拱元年“十月，置四厢都指挥使”、郭倪“捧日天武于焉并建”等判断，皆存在着明显的问题。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该条注语当中断定《实录》“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盖与捧日天武四厢同置”的说法“更须考详”是稳妥的，然其正文所作“特置马步军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殿前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的表述，同样是不准确的。

笔者勾勒史籍发现：实际上早在太平兴国五年（980）八月，宋太宗以“多遣亲信市木秦、陇间”为理由，处罚了多名近臣和外戚显贵，“日骑天武四厢都指挥使赵延溥”就名列其中。

又，雍熙三年正月，宋太宗在三路出师北伐辽朝的时候，组建了幽州道行营，以曹彬为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傅潜则以日骑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充当曹彬麾下的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太宗皇帝实录》记载：“以日骑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傅潜充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龙卫右厢都指挥使李延赟充前军马军都指挥使，神卫右厢都指挥使马贞充前军步军都指挥使。”《宋会要辑稿》亦曰：幽州道行营“日骑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傅潜为都指挥使，龙卫右厢都指挥使李延 [赟]（斌）为马军都指挥使，神卫左厢都指挥使马 [贞]（正）为步军都指挥使”，与《太宗皇帝实录》大致相同，但要简略一些。

案：对上述傅氏的军职，《宋史》傅潜本传记载为：“改捧日右厢都指挥使、领富州团练使，迁日骑、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领云州防御使。”其中“日骑、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与《太宗皇帝实录》、《宋会要辑稿》“日骑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不同。众所周知，相比于《太宗皇帝实录》和《宋会要辑稿》，《宋史》史料的原始性和权威性通常要低一个档次。不仅如此，《宋史》傅潜本传所云混乱、错误之处其实甚夥，像“捧日”就是雍熙四年（987）五月后的改称，傅氏所任之职应是日骑右厢都指挥使；日骑（捧日）“分左右厢，各四军”，天武“合左右厢，厢各三军”，日骑、天武两军合计为四厢，其都指挥使显然当为四厢都指挥使，而非左右厢都指挥使。因此，《宋史》的说法是错误的，起码也是不准确的，当以《太宗皇帝实录》、《宋会要辑稿》为是。

另外，《宋史·兵志》称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为“捧日天武左右四厢都指挥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则为“龙卫神卫左右四厢都指挥使”，若此本为四厢都指挥使的全称，则《宋史》傅潜本传的“日骑、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当漏掉了一个“四”字。但不管怎样，傅潜在雍熙三年前后的军职，确当为“日骑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无疑。

“日骑”，本名“铁骑”，是宋代三衙禁军当中著名的“上四军”之一，隶属于殿前司。太平兴国二年（978）正月，宋太宗“诏以美名易禁军旧号，铁骑曰日骑，控鹤曰天武，龙骑曰龙卫，虎捷曰神卫”；雍熙四年（987）五月，宋廷再次“改日骑曰捧日”。赵延溥、傅潜所任的“日骑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也就是“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太宗皇帝实录》记载：雍熙四年七月“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朔州防御使王杲卒”，王杲：

累迁至殿前指挥使左班都虞候、领顺州刺史，马步军都军头、领寰州团练使，迁四厢都指挥使、领朔州防御使。雍熙四年春，胡虏南寇，以杲为沧州行营副部署，军败，杲力战，仅以身免。诏归朝，至是卒，年五十九。

笔者认为：雍熙三年七月，傅潜因北伐战败遭到处分，王杲当是接替了其日骑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之职，雍熙四年五月改番号后，遂称“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太宗皇帝实录》在雍熙四年之前，仅称其为“四厢都指挥使”，可见《太宗皇帝实录》的编纂者对其中的细致区别是熟悉的，笔法也十分严谨。此条相当重要的史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完全失载，整个雍熙四年七月份，《续资治通鉴长编》竟仅有区区一条记载，令人怀疑可能是有所散佚。另外，《宋会要辑稿》仪制有云：“不赠官：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郑州防御使王杲，雍熙六年七月。”案：雍熙六年为雍熙四年之误，郑州防御使为朔州防御使之误，皆当据《太宗皇帝实录》订正。

所以说，端拱元年十月“特置马、步军龙卫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捧日天武于焉并建”、“特置马步军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殿前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或“置四厢都指挥使”等等说法，都是不能够成立的，至少是含糊和不准确的。事实上，至迟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八月前，北宋禁军殿前司毫无疑问已经有了日骑（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之职，曾居于该职的最起码已有赵延溥、傅潜、王杲三将。

如若再向前追溯，宋太祖建隆二年杨信“领贺州刺史。改铁骑、控鹤都指挥使，迁殿前都虞候，领汉州防御使”；后周显德二年（955），石守信“从征淮南，以功迁铁骑、控鹤四厢都指挥使，领嘉州防御使”。铁骑、控鹤四厢都指挥使，铁骑、控鹤都指挥使，其实也就是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王曾瑜先生指出：“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一职，实际上也是沿用后周铁骑、控鹤四厢都指挥使的旧制。”可谓不易之定论。

由此可见，真正属于当时“特置”、新置的，当仅为侍卫马步军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学者潘自牧所撰《记纂渊海·职官部·四厢》综论了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然端拱元年之事，其所引《本朝蒙求》仅曰：“端拱初，以龙卫左厢都指挥使孔守正习练军旅，特置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以宠之。”而不及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案：《本朝蒙求》，三卷，其作者为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的范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曰：“端明殿学士成都范镇景仁撰。”笔者认为：范镇并没有像南宋郭倪、李焘、陈均那样加上“捧日天武于焉并置”之类画蛇添足的话，这说明对端拱元年仅新置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的事实，北宋学者是相当清楚的。

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既然是端拱元年新置，对其设置的具体背景，就有探讨之必要。宋代首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是孔守正，《宋史》卷二七五《孔守正传》有云：端拱初“迁龙卫都指挥使，领长州团练使，出镇真定。是年秋，出为颍州防御使。未几，太宗以其练习戎旅，特置龙卫、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以授之。改领振州防御使”。《宋史》此段，显系照录宋人所修之《国史·孔守正传》，前引《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注中有所征引。颇令人注目的是，不论是宋之《国史》，还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宋史》，还是范镇所撰的《本朝蒙求》，在记述此事时，都特别醒目地标明：是职乃宋太宗“特置”。显然，其事本出自宋太宗一己之意无疑。至于个中的原因，除辽、宋战事正酣，宋廷亟于用将之外，从时任侍卫亲军司最高长官、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田重进与宋太宗君臣之间的复杂关系入手，也颇有值得考察之处。

田重进，幽州人，《宋史》本传言其“形质奇伟，有武力”。后周显德年间，田重进应募为卒，宋太祖时任殿前都虞候负责整顿禁军，田氏得以隶属其帐下，遂成为宋太祖本人的亲兵卫士。陈桥兵变后，出任御马军使。御马，全名当为簇御马直，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改番号为御龙直。御马直为步军，为殿前诸班直之一，列殿前诸班直步兵番号之首。田重进任御马直军使时，宋太宗本人正担任殿前都虞候，是殿前诸班直的顶头上司，田氏于是乎有了一段宋太宗嫡系部下的经历。田重进虽以善战著称，但他在宋太宗朝能够连续晋升，由殿前司控鹤军都指挥使而天武左厢都指挥使而侍卫步军都虞候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最终高居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要职，在“一朝天子则一朝臣”的帝制时代，这一机缘其实是一大关键。然问题是，在宋太祖朝，宋太宗曾试图与其进一步地深交结纳，却碰了一个大钉子：

田重进，范阳人，不识字，忠朴有守。太宗在藩邸，以酒饵赐之，拒而不受。使者曰：“晋王赐汝。”重进曰：“我只知有官家，谁人能吃他人酒食乎？”人语太宗，极许之。

这是宋神宗朝僧文莹所撰宋代著名野史《玉壶清话》当中的记载。宋真宗朝权威的官修史书《太宗皇帝实录》亦记录此事：“重进朴愿，不知书，上在藩邸时日，怜其忠勇，尝令给以酒炙，重进不肯受。使者云：‘晋王以赐汝，汝安敢拒！’重进曰：‘我但知有陛下，不知晋王是何人也。’卒不受。”野史、官史如此异口同声，看来此事的真实性，绝对是确凿无疑的。

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这是宋太宗自我表白的名言。其为人和为君之道究竟如何，观此语大致可以一目了然。对此，当代学者有着许多相当深刻和精彩的分析，张其凡教授即有云：“他始终忧心忡忡，猜忌心盛，因此，文过饰非，喜欢自夸，谀言易入，直言难听，矫情要誉之举屡屡出现。”其他学者对宋太宗也有大致类似的看法：“借助非常手段即位的宋太宗，因其狭小的气度、平常的才质和阴暗的心理，对带兵武将就更为猜忌。”

田重进虽为宋太宗的旧部，但他既是宋太祖的爱将，又曾拒宋太宗于门外，不念及老长官的颜面，宋太宗因此对他产生一定的疑忌与芥蒂并不奇怪。《续资治通鉴长编》却大书曰：“上嘉其质直，故始终委遇。”《宋史》卷二六〇《田重进传》于此事后亦曰：“上知其忠朴，故终始委遇焉。”这显然或属史家的虚辞，或属宋太宗之沽名钓誉、表面上故作姿态，君臣两人之间真实的关系状况，恐怕并非如此的简单。邓恭三广铭先生就曾在《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宋太宗“私结禁近军校”一节中精辟地分析此事道：

今案：田重进因拒受太宗的赠物而被太宗认为“忠朴”，则太宗遣人私相馈送的初心，必欲使重进作一些不忠于太祖的事体，亦即太宗在当时确有某种阴谋可知。

根据邓先生的上述论述，则田氏在宋太祖朝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牵涉进了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的问题当中，甚至于被动地或多或少地掌握了宋太宗私下活动的一些内幕情况，他受到宋太宗的猜忌是必然的。只不过田氏当时的军中地位，不过是殿前司区区之军都指挥使，地位很一般，不可能真正地参与皇位授受如此机密的政治内幕。何况，他又是太宗的嫡系部下之一，所作回答虽对太宗不敬，但立足于忠君，倒也符合他的武人身份，太宗得继大位，他定亦乐观其成。宋太宗对他，既有包容下级的雅量，也有既用且疑的必要空间，即位后还是一路将其提拔至步军都虞候、步军都指挥使的管军之职。

众所周知，雍熙三年宋太宗苦心经营的三路北伐辽朝之役，是以宋军的全面失败而告终，接连遭到了岐沟关、陈家谷和君子馆三次大败仗的沉重打击，宋朝前后损失兵员高达二十馀万上下，宋朝开国以来所选练的精锐部队，至此几乎损失殆尽。特别是宋太宗亲信将领云集、三衙禁军主力殿前司、马军司各部所在的东路军，损失最为惨重，几近溃不成军。

在宋军全线溃败当中，田重进的表现却格外引人注目，田重进时以静难军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出任飞狐路行营马步军都部署。作为宋军的中路主将，他不仅率部一度夺取了灵丘、飞狐、蔚州等要地，还全歼了辽军援兵名将大鹏翼部，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胜利。在后来宋军的全线败退中，田重进更应对得当，指挥果断，“田重进还军定州，重进之师，无一兵一矢之损，故独全其功”，做到了全师成建制地安然退至后方定州。其麾下步军司所部，可以说是当时宋朝三衙禁军硕果仅存的精锐主力；其所驻扎的定州，则成为宋军在河北战场抵御辽军南下的大本营。当年底，田氏还曾率本部反击不可一世的辽军，“率师入辽境，攻下岐沟关，杀守城兵千馀及获牛马辎重以还”，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战果，展现出了他十分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

宋太宗于雍熙三年七月，“以步军都指挥、静难节度使田重进为马步军都虞候。自张令铎罢马步军都虞候，凡二十五年不以除授，幽州之役，惟重进之师不败，故特命之”。从三衙制度的角度讲，此举无疑是对宋太祖以来既定国策的一个较大的倒退，但这既是对田重进赫赫战功的应有奖赏，又带有特别的恩宠意味，实属宋太宗的无奈之举。宋太宗随后不久即召田重进入朝，“亲授以进退攻击之略，并书《将有五才十过》之说赐之”，淳化元年（990）九月以外戚、亲信李继隆取代田氏定州路都部署一职，淳化二年（991）四月更以其“藩邸旧人”、心腹爱将傅潜取代田氏，出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要职。而傅潜本为岐沟关惨败的败军之将。显而易见，这一系列举措，都应该是宋太宗疑忌田氏的具体表现。

即使是田氏已经被解除禁军军职和兵权，外放节度使之后，宋太宗还曾训令陕西转运使郑文宝说：“重进先朝宿将，宣力于国，卿宜善待之。”笔者认为：在帝制时代，正所谓“臣疑君则叛，君疑臣则诛”。宋太宗是语，尤其是“先朝宿将”一句，暗露机锋，与其说是对田重进的关心，还不如说是反话，其实是训令郑文宝加强对田重进的监视，足见宋太宗对田重进的疑忌之深。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宋太宗还将秦王赵廷美的长女嫁与田重进之子田守信，史官书曰：“又以长寿县主适其子守信以宠之。”长寿县主，即“秦悼王之长女也”，宋真宗时加封长清郡主。联姻皇室，通常为隆恩，然秦王赵廷美之死，纯粹为太宗一手制造，此举是否真为恩宠，恐怕当事人自己当心中有数。田氏最终虽得以善终，然“晩年好道，酷信黄白可成”，终日沉溺于求道成仙之中，甚至为骗子所骗，时人有匿名诗嘲讽他说：“铅作黄金汞作银，无端奸幸计生新。一朝诳惑田重进，半夜攀迎吕洞宾。呆汉出门时引领，黠儿得路已潜身。惟称三个无良汉，笑杀长安万万人。”作为太宗朝少数几个有破敌战功的真正名将，田氏的晚年实际上是相当寂寥的。

既然如此，在田重进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时，宋太宗特置侍卫亲军司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很可能就带有削弱、制衡田氏兵权的强烈现实意义。因为，龙卫、神卫原名龙捷、虎捷，都是侍卫司最为精锐的主力部队，各分左右厢，专设一将为四厢都指挥使，自然可以对侍卫司的统帅田氏形成较大的牵制，必要时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架空。故首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孔守正，就是宋太宗的心腹爱将，史载：

一日，侍宴北苑，上入玄武门，守正大醉，与王荣论边功于驾前，忿争失仪，侍臣请以属吏，上弗许。翌日，俱诣殿廷请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复省。”遂释不问。

孔守正于端拱二年（989）迁殿前都虞候之后，又有皇甫继明继领龙神卫四厢。反过来，当淳化二年（991）四月由宋太宗亲信傅潜接替田重进，担任侍卫马步军都虞候之后，该职遂被较长时间地空阙。宋太宗设置是职之真实用心，由此不难推知。

郭倪在谈及北宋三衙制度时，高度重视宋太宗端拱元年设四厢都指挥使之举，他强调说：“端拱元年冬十月甲子，特置马步军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捧日天武于焉并建，与殿前、侍卫马步军都副指挥使及都虞候，凡八员，通号管军，其选顾不重欤。”不过，郭氏所云，除了上述“捧日天武于焉并建”并不准确之外，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与三衙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并列为“管军八位”，其实也是宋仁宗朝以后才有的制度。宋太宗初置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时，正如前文反复论证的，可能带有较多的临时性的性质，当时在地位上尚未能与殿前、侍卫两司的管军们相并列，如高琼在谈到宋太宗朝的三衙管军将帅时，就仅仅言及“侍卫都虞候以上”。

（三）宋真宗朝：三衙管军制度正式确立

宋真宗朝，既是殿前、侍卫马、步军三衙管军制度正式确立的时期，同时也是由三衙向三衙四厢转变的过渡期。其后期三衙管军将帅由宋太宗朝的十等职位有增有减，总计成为十一等职位：即殿前、侍卫马军、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正是同时反映了这两方面的变化。

其一，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正月十九日，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王超被罢去了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的军职：

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天平军节度使王超降崇信军节度使，便道之任，坐北戎犯塞，留屯外屏，当督护之权，乏驱攘之效，稽违诏旨，缓失师期故出。

在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的发展史上，王超被罢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军职之事，真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楚河汉界式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最为重要的发展节点之一。自此之后，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副都指挥使、都指挥使等侍卫司三帅，都被彻彻底底地正式裁撤掉，终赵宋一代未再复置。

相应地侍卫亲军司不论是在实质上，还是在形式上，皆完完全全地被一分为二，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遂各自独立。两宋之际学者赵彦卫所撰《云麓漫钞》有云：

本朝军制，有殿前司、侍卫亲军司。殿前司有殿前都点检、都副指挥使、都虞候；都点检太祖尝领，后不置。侍卫亲军司亦有都副指挥使、都虞候、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

雍熙以来，田重进、傅潜、王超为侍卫亲军都虞候，后迁副都指挥使。自超罢，不除人，只置侍卫马军、步军都校，始分为三，号为三衙。殿前司，盖唐之十六卫；侍卫亲军，唐之六军也。

南宋章如愚《群书考索》、潘自牧《记纂渊海》、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佚名撰《翰苑新书》等皆引《职略》，数家当中以谢氏所引为最详，其辞曰：

国初，侍卫亲军置都指挥使，虽都虞候，亦在殿前都指挥使之上。淳化元年，傅潜自殿前副都指挥使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在殿前[都] 指挥使戴兴之上；咸平三年，王超自殿前都指挥使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实录》：自王超罢职，无复任者，而侍卫司马军、步军遂分为二，并殿前号三衙，而马、步二军始居殿前司之 [下] 焉。

南宋学者林駉所撰《古今源流至论》则在《职略》的基础之上略加发挥道：

殿前、侍卫始分而二，后拆而三，自王超侍卫之职既罢，无复任者，而侍卫之马军、步军列而二之，与殿前号为三衙，而殿司又重于马、步二司矣。

案：《职略》全名《圣朝职略》，二十卷，南宋学者熊克撰，在当时影响甚大，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曰：“熊克撰。仿马永锡《唐职林》，考其废置因革，亦颇采故事，摘旧制诰中语附焉。其书犹草创未成，盖应用之具也。”《宋史·兵志》则从制度演变的角度概括道：

侍卫司：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马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步军亦如之。自马步军都虞候已上，其员全阙，即马、步军都指挥使等各领其务，与殿前号为三司。

综上所述，王超罢军职“自马步军都虞候已上，其员全阙”，是侍卫司一分为二的关键。这应该是古今史家的基本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认为：宋代三衙制度得以正式确立的时间，不妨可以具体地界定在宋真宗景德二年的正月十九日。

与此相应，景德三年（1006）四月十五日，宋真宗遣曹利用等诣在京诸司“编叙系囚”，就是“三司、御史台、开封府、殿前、侍卫马、步军司”，侍卫马、步军司已然与殿前司相并列了。案：此为《宋会要辑稿》的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为“诣御史台、殿前、侍卫司”，其“侍卫司”的提法，很可能是与当时马军司与步军司的监狱尚未立即一分为二有关。

除此之外，宋真宗景德三年十二月，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的衙署就被改建成了怀远驿，怀远驿“规度侍卫都虞候旧廨为之，在兴道坊，初馆契丹，后馆交趾”。此事以往史家很少加以措意，其实同样是一个值得加以高度重视的标志性事件。

当然，侍卫亲军司马军和步军在事实上的趋于分立，则毫无疑义地远在此之前。例如，南宋三衙管军郭倪所撰的《侍卫马军司题名记》就将马军司的历史追至赵宋开国的“建隆”，将建隆元年（960）正月除马军都指挥使的张光翰列为马军司首位马帅。这一认识，若从制度沿革的角度来看，显然并不是十分准确，但却应该是宋代军中较普遍的看法。

附带说明的是，傅潜、王超和高琼，堪称宋太宗、真宗两朝最为倚重和心腹的禁军三大将。王超罢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之后，不论是从地位，还是从资历角度来考虑，时任殿前都指挥使的高琼都最有资格在王超之后升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就像王超接任傅潜一样。问题是，正如司马光《涑水记闻》当中所记载的：

上在澶渊南城，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固请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北城百姓如丧考妣。”冯拯在旁呵之曰：“高琼何得无礼！”琼怒曰：“君以文章为二府大臣，今虏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咏退虏骑邪？”上乃幸北城，至浮桥，犹驻辇未进，琼以所执檛筑辇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进辇。既至，登北城门楼，张黄龙旗，城下将士皆呼万岁，气势百倍。会虏大将挞览中弩死，虏众遂退。他日，上命寇準召琼诣中书，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强学儒士作经书语也。”

在此前宋真宗亲征澶渊一事当中，高琼以殿前都指挥使的身份坚决支持了寇準的决策，但却极深地得罪了王钦若、冯拯、陈尧叟等一大批两府重臣，甚至宋真宗都对他微词颇多。宋真宗一朝，主要是王钦若以枢密使执掌军政大权，高琼未得再高升一步并不奇怪。不过，宋真宗、王钦若君臣既无意大用高琼，却也不好以禁军其他众将来越过高氏，如此说来，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之废罢，就是一个比较合乎逻辑的结果。当然，这是仅就人事安排角度而言的，侍卫亲军司一分为二的制度变化大势，方为更根本的动力，即使高琼得以继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也只是将这一进程略推后一段时间，这是大致可以断言的。只不过，具体的人事安排，成了制度变动的契机和重要推手而已。

宋真宗景德二年之后，侍卫亲军司尽管已经一分为二了，然由于宋人好用古称，不论是诏书、章奏、文集，还是所撰之史籍，“侍卫司”在行文当中，依然频频出现，“殿前、侍卫司”一类并不严格的提法也不罕见，如直至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六月还有“侍卫司阙帅”之说，这是有必要加以说明的。

其二，侍卫马军司、步军司的人员设置更为充实。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二月，宋廷以王汉忠为首任马军副都指挥使；咸平四年（1001）五月，又以桑赞为首任步军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和步军副都指挥使两职，遂成为常设之职。案：终宋太宗一朝，凡侍卫马、步军都虞候晋升者，几乎毫无例外地皆直接升迁马、步军都指挥使，如李怀忠、田重进、戴兴、米信、李继隆等皆如此。而从宋真宗咸平三年之后，凡马、步军都虞候在本司晋升者，则仅能至副都指挥使，如王隐、冯守信就都是由步军都虞候迁步军副都指挥使，再无直接晋升为马、步军都指挥使者。据此大致可以断定：宋太宗朝仅仅是增置了殿前副都指挥使一职，其时尚无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两等职位，至宋真宗朝方又增设了此两等职位。

另外，捧日天武和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的地位得以提高，开始与三衙之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并列为“管军”。例如：宋真宗的爱将刘谦即以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权殿前都虞候，长期统领殿前司，其时就有“管军独有四厢 [都] 指挥使刘谦一人”的说法。可见，四厢都指挥使当时已经属于三衙“管军”。再如，宋真宗朝末叶，夏守恩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权领步军司事务。宋真宗刘皇后干预朝政，为掌控三衙兵权，“以守恩领亲兵，倚用之”，遂于天禧三年（1019）五月晋升他为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以此来收私恩。夏氏所遗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之阙，刘皇后则补以自己的心腹私人刘美，此举也被时人视为是使刘美三衙“兵柄”在握，官修的《国史·刘美传》即记载：“上屡欲授美兵柄，以皇后恳让，故中辍者数四。于时，卒用之。”当年七月，夏守恩随即由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晋升殿前都虞候，统领殿前司、步军司两司，刘美则由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晋升马军都虞候，统领马军司。三衙兵权遂尽归刘皇后掌握。

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按照《宋史》等史书的记载：宋代三衙管军每等各一员，殿前司“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侍卫亲军马军司“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侍卫亲军步军司“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但是，在宋太宗朝，每等职位也确有不止一员的情况出现。例如：端拱元年二月，宋廷即以“殿前都虞候张训领归义军节度使，傅潜领昭化军节度使，并充殿前副都指挥使”。案：这是《太宗皇帝实录》的相关记载，其可靠性当然毋庸置疑。另外，据同样权威的《宋会要辑稿》：雍熙三年二月，宋廷“赐殿前都虞候张训宅一区”。可见，张训至迟在雍熙三年的二月，已然出任殿前都虞候。傅潜“拜殿前都虞候，领容州观察使”，则是在雍熙四年。也就是说，张训、傅潜两将，端拱元年时同为殿前副都指挥使，而在雍熙四年至端拱元年期间，两将又曾同任殿前都虞候。

再如，至道二年（996）四月，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为环、庆、灵等州兵马都部署，“殿前都虞候范廷召副之”，同时又有“殿前都虞候、并代州都部署王昭远征赴阙”，至道三年（997）正月“殿前都虞候王昭远为灵州路兵马都部署”，可见范廷召、王昭远两将同领殿前都虞候。这也都是《太宗皇帝实录》的原始记载。其实还不止于此，根据《宋史·真宗本纪》记载：至道三年七月，宋真宗即位伊始，升赏三衙诸将：

以殿前都虞候范廷召领河西军节度使，葛霸保顺军节度使，王汉忠威塞军节度使，康保裔彰国军节度使，王昭远保静军节度使。

查《宋史》五将各本传，除康保裔是时为马军都虞候并非殿前都虞候之外，范廷召自端拱二年（989）为殿前都虞候、领凉州观察使，葛霸淳化元年（990）擢殿前都虞候、领潘州观察使，王汉忠淳化五年（994）迁殿前都虞候，咸平三年迁马军副都指挥使，王昭远“端拱初，召为殿前都虞候”，咸平二年（999）病卒。也就是说，在宋太宗、真宗两朝从端拱、淳化、至道至咸平年间，范廷召、葛霸、王汉忠、王昭远四将大致同时位殿前都虞候。由此可见，三衙管军每等定额各一员，应当是宋真宗以后各朝的制度，宋太宗朝以及宋真宗朝初期，起码并没有如此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