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典章校补释例》序

陈援菴先生在这二十多年之中，搜集了几种很可宝贵的《元典章》钞本，民国十四年故宫发见了元刻本，他和他的门人曾在民国十九年夏天用元刻本对校沈家本刻本，后来又用诸本互校，前后费时半年多，校得沈刻本讹误衍脱颠倒之处凡一万二千余条，写成《元典章校补》六卷，又补阙文三卷、改订表格一卷（民国二十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刊行）。《校补》刊成之后，援菴先生又从这一万二千多条错误之中，挑出一千多条，各依其所以致误之由，分别类例，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我和援菴先生做了几年的邻舍，得读《释例》最早，得益也最多。他知道我爱读他的书，所以要我写一篇《释例》的序，我也因为他这部书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所以也不敢推辞。

校勘之学起于文件传写的不易避免错误。文件越古，传写的次数越多，错误的机会也越多。校勘学的任务是要改正这些传写的错误，恢复一个文件的本来面目，或使他和原本相差最微。校勘学的工作有三个主要的成分：一是发见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

发见错误有主观的，有客观的。我们读一个文件，到不可解之处，或可疑之处，因此认为文字有错误，这是主观的发见错误。因几种“本子”的异同，而发现某种本子有错误，这是客观的。主观的疑难往往可以引起“本子”的搜索与比较，但读者去作者的时代既远，偶然的不解也许是由于后人不能理会作者的原意，而未必真由于传本的错误。况且错误之处未必都可以引起疑难，若必待疑难而后发见错误，而后搜求善本，正误的机会就太少了。况且传写的本子往往经“通人”整理过，若非重要经籍，往往经人凭己意增删改削，成为文从字顺的本子了。不学的写手的本子的错误是容易发见的，“通人”整理过的传本的错误是不容易发见的。试举一个例子为证，坊间石印《聊斋文集》附有张元所作《柳泉蒲先生墓表》，其中记蒲松龄“卒年八十六”，这是“卒年七十六”之误，有《国朝山左诗钞》所引墓表及原刻碑文可证。但我们若单读“卒年八十六”之文而无善本可比较，决不能引起疑难，也决不能发见错误。又《山左诗钞》引这篇墓表，字句多被删节，如云：

（先生）少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父历友结郢中诗社。

此处无可引起疑难，但清末国学扶轮社铅印本《聊斋文集》载墓表全文，此句乃作：

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视友，旋结为郢中诗社。甲本

依此文，“历视”为从父之名，“友”为动词，“旋”为“结”之副词，文理也可通。石印本《聊斋文集》即从扶轮社本出来，但此本的编校者熟知《聊斋志异》的掌故，知道张历友是当时诗人，故石印本墓表此句改成下式：

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亲，旋结为郢中诗社。乙本

最近我得墓表的拓本，此句原文是：

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视旋诸先生结为郢中诗社。丙本

视旋是张履庆，为张历友笃庆之弟，其诗见《山左诗钞》卷四十四。他的诗名不大，人多不知道“视旋”是他的表字，而“视旋”二字出于《周易·履卦》“视履考祥，其旋元吉”，很少人用这样罕见的表字。甲本校者竟连张历友也不认得，就妄倒“友视”二字而删“诸先生”三字，是为第一次的整理。乙本校者知识更高了，他认得“张历友”而不认得“视旋”，所以他把“视友”二字倒回来，而妄改“視”为“親”，用作动词，是为第二次的整理。此两本文理都可通，虽少有疑难，都可用主观的论断来解决。倘我们终不得见此碑拓本，我们终不能发见甲乙两本的真错误。这个小例子可以说明校勘学的性质。校勘的需要起于发见错误，而错误的发见必须倚靠不同本子的比较，古人称此学为“校雠”。刘向《别录》说：“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其实单读一个本子，“校其上下”，所得谬误是很有限的，必须用不同的本子对勘，“若怨家相对”，一字不放过，然后可以“得谬误”。

改正错误是最难的工作，主观的改定，无论如何工巧，终不能完全服人之心。《大学》开端“在亲民”，朱子改“亲”为“新”，七百年来，虽有政府功令的主持，终不能塞反对者之口。校勘学所许可的改正，必须是在几个不同的本子之中，选定一个最可靠或最有理的读法，这是审查评判的工作。我所谓“最可靠”的读法，当然是最古底本的读法，如上文所引张元的聊斋墓表，乙本出于甲本，而甲本又出于丙本，丙本为原刻碑文，刻于作文之年，故最可靠。我所谓“最有理”的读法，问题就不能这样简单了。原底本既不可得，或所得原底本仍有某种无心之误（如韩非说的郢人写书而多写了“举烛”二字，如今日报馆编辑室每日收到的草稿），或所得本子都有传写之误，或竟无别本可供校勘，在这种情形之下，改正谬误没有万全的方法。约而言之，最好的方法是排比异同各本，考定其传写的先后，取其最古而又最近理的读法，标明各种异读，并揣测其所以致误的原因。其次是无异本可互勘，或有别本而无法定其传授的次第，不得已而假定一个校者认为最近理的读法，而标明原作某，一作某，今定作某是根据何种理由。如此校改，虽不能必定恢复原文，而保守传本的真相以待后人的论定，也可以无大过了。

改定一个文件的文字，无论如何有理，必须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提出证实。凡未经证实的改读，都只是假定而已，臆测而已。证实之法，最可靠的是根据最初底本，其次是最古传本，其次是最古引用本文的书。万一这三项都不可得，而本书自有义例可寻，前后互证，往往也可以定其是非，这也可算是一种证实。此外，虽有巧妙可喜的改读，只是校者某人的改读，足备一说，而不足成为定论。例如上文所举张元墓表之两处误字的改正，有原刻碑文为证，这是第一等的证实。又如《道藏》本《淮南内篇·原道训》:“是故鞭噬狗、策蹄马，而欲教之，虽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寅之心亡于中，则饥虎可尾，何况狗马之类乎？”这里“欲寅”各本皆作“欲害”，王念孙校改为“欲”。他因为明刘绩本注云“古肉字”，所以推知刘本原作“”字，只因草书“害”字与“”相似，世人多见“害”，少见“”，故误写为“害”。这是指出所以致误之由，还算不得证实。他又举二证：一、《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断竹续竹，飞土逐”，今本“”作“害”；二、《论衡·感虚篇》“厨门木象生肉足”，今本《风俗通义》“肉”作“害”, “害”亦“”之误。这都是类推的论证，因《论衡》与《吴越春秋》的“”误作“害”，可以类推《淮南》书也可以有同类的误写。类推之法，由彼例此，可以推知某种致误的可能，而终不能断定此误必同于彼误。直到顾广圻校得宋本果作“欲”，然后王念孙得一古本作证，他的改读就更有力了。因为我们终不能得最初底本，又因为在义理上“欲害”之读并不逊于“欲肉”之读（《文子·道原篇》作“欲害之心忘乎中”），所以这种证实只是第二等的，不能得到十分之见。又如《淮南》同篇：“上游于霄雿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王念孙校“无垠”下有“鄂”字。他举三证：一、《文选·西京赋》“前后无有垠鄂”的李善注：“《淮南子》曰：‘出于无垠鄂之门。’许慎曰：‘垠鄂，端崖也。'”二、《文选·七命》的李善注同。三、《太平御览·地部二十》:“《淮南子》曰：‘下出乎无垠鄂之门。’高诱曰：‘无垠鄂，无形之貌也。'”这种证实，虽不得西汉底本，而可以证明许慎、高诱的底本如此读，这就可算是第一等的证实了。

所以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凡没有古本的依据，而仅仅推测某字与某字“形似而误”，某字“涉上下文而误”的，都是不科学的校勘。以上三步工夫，是中国与西洋校勘学者共同遵守的方法，运用有精有疏、有巧有拙，校勘学的方法终不能跳出这三步工作的范围之外。援菴先生对我说，他这部书是用“土法”的。我对他说，在校勘学上，“土法”和海外新法并没有多大的分别，所不同者，西洋印书术起于十五世纪，比中国晚了六七百年，所以西洋古书的古写本保存的多，有古本可供校勘，是一长。欧洲名著往往译成各国文字，古译本也可供校勘，是二长。欧洲很早就有大学和图书馆，古本的保存比较容易，校书的人借用古本也比较容易，所以校勘之学比较普及，只算是治学的人一种不可少的工具，而不成为一二杰出的人的专门事业，这是三长。在中国则刻印书流行以后，写本多被抛弃了，四方邻国偶有古本的流传，而无古书的古译本，大学与公家藏书又都不发达，私家学者收藏有限，故工具不够用，所以一千年来，够得上科学的校勘学者，不过两三人而已。

中国校勘之学起原很早，而发达很迟，《吕氏春秋》所记“三豕涉河”的故事，已具有校勘学的基本成分。刘向、刘歆父子校书，能用政府所藏各种本互勘，就开校雠学的风气。汉儒训注古书，往往注明异读，是一大进步。《经典释文》广收异本，遍举各家异读，可算是集古校勘学之大成。晚唐以后，刻印的书多了，古书有了定本，一般读书人往往过信刻板书，校勘之学几乎完全消灭了。十二世纪晚期，朱子斤斤争论《程氏遗书》刻本的是非；十三世纪之初，周必大校刻《文苑英华》一千卷，在《自序》中痛论“以印本易旧书，是非相乱”之失，又略论他校书的方法；彭叔夏作《文苑英华辨证》十卷，详举他们校雠的方法，清代校勘学者顾广圻称为“校雠之楷模”。彭叔夏在《自序》中引周必大的话：

校书之法，实事是正，多闻阙疑。

他自己也说：

叔夏年十二三时，手钞《太祖皇帝实录》，其间云“兴衰治□之源”，阙一字，意谓必是“治乱”。后得善本，乃作“治忽”。三折肱为良医，信知书不可以意轻改。

这都是最扼要的校勘方法论。所以我们可以说，十二三世纪之间是校勘学的复兴时代。

但后世校书的人，多不能有周必大那样一个退休宰相的势力来“遍求别本”，也没有他那种“实事是正，多闻阙疑”的精神，所以十三世纪以后，校勘学又衰歇了。直到十七世纪方以智、顾炎武诸人起来，方才有考订古书的新风气，三百年中，校勘之学成为考证学的一个重要工具。然而治此学者虽多，其中真能有自觉的方法，把这门学问建筑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之上的，也不过寥寥几个人而已。

纵观中国古来的校勘学所以不如西洋，甚至于不如日本，其原因我已说过，都因为刻书太早，古写本保存太少；又因为藏书不公开，又多经劫火，连古刻本都不容易保存。古本太缺乏了，科学的校勘学自不易发达。王念孙、段玉裁用他们过人的天才与功力，其最大成就只是一种推理的校勘学而已。推理之最精者，往往也可以补版本的不足，但校雠的本义在于用本子互勘，离开本子的搜求而费精力于推敲，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我们试看日本佛教徒所印的弘教书院的《大藏经》及近年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的校勘工作，就可以明白推理的校勘不过是校勘学的一个支流，其用力甚勤而所得终甚微细。

陈援菴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前乎此者，只有周必大、彭叔夏的校勘《文苑英华》差可比拟。我要指出援菴先生的《元典章校补》及《释例》有可以永久作校勘学的模范者三事：第一，他先搜求善本，最后得了元刻本，然后用元人的刻本来校元人的书；他拼得用极笨的死工夫，所以能有绝大的成绩。第二，他先用最古刻本对校，标出了所有的异文，然后用诸本互校，广求证据，定其是非，使我们得一个最好的，最近于祖本的定本。第三，他先求得了古本的根据，然后推求今本所以致误之由，作为“误例”四十二条，所以他的“例”都是已证实的通例，是校后归纳所得的说明，不是校前所假定的依据。此三事都足以前无古人而下开来者，故我分开详说如下：

第一，援菴先生是依据同时代的刻本的校勘，所以是科学的校勘，而不是推理的校勘。沈刻《元典章》的底本，乃是间接的传钞本，沈家本跋原钞本说：“此本纸色分新旧，旧者每半页十五行，当是影钞元刻本；新者每半页十行，当是补钞者，盖别一本。”但他在跋尾又说：“吾友董绶金赴日本，见是书，据称从武林丁氏假钞者。”若是从丁氏假钞的，如何可说是“影钞元刻本”呢？这样一部大书，底本既是间接又间接的了，其中又往往有整几十页的阙文，校勘的工作必须从搜求古本入手。援菴先生在这许多年中，先后得见此书的各种本子，连沈刻共有六本。我依他的记载，参以沈家本原跋，作成此书底本源流表：援菴先生的校补，全用故宫元刻本甲一作根据，用孔本丁下补其所阙“祭祀门”，又用各本互校，以补这两本的不足。因为他用一个最初的元刻本来校一部元朝的书，所以能校得一万二千条的错误，又能补得阙文一百零二页之多！试用这样伟大的成绩，比较他二十年前“无他本可校”时所“确知为讹误者若干条”，其成绩的悬绝何止百倍？他在本书第四十三章里，称此法为“对校法”，他很谦逊地说：

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他又指出这个法子的两大功用：

一、有非对校不知其误者，以其表面上无误可疑也。例如：

元关本钱二十定 元刻作“二千定”

大德三年三月 元刻作“五月”

二、有知其误，非对校无以知为何误者。例如：

每月五十五日 元刻作“每五月十五日”

此外，这个对校法还有许多功用，如阙文、如错简、如倒页、如不经见的人名地名或不经见的古字俗字，均非对校无从猜想，故用善本对校是校勘学的灵魂，是校勘学的唯一途径。向来学者无力求善本，又往往不屑作此种“机械”的笨工作，所以校勘学至今不曾走上科学的轨道。援菴先生和他的几位朋友费了八十日的苦工，从那机械的对校里得着空前的大收获，使人知道校书“必须先用对校法”，这是他奠定新校勘学的第一大功。

第二，他用无数最具体的例子来教我们一个校勘学的根本方法，就是：先求得底本的异同，然后考定其是非。是非是异文的是非，没有异文，那有是非？向来中国校勘学者，往往先举改读之文，次推想其致误之由，最后始举古本或古书引文为证。这是不很忠实的记载，并且可以迷误后学。其实真正校书的人往往是先见古书的异文，然后定其是非。他们偏要倒果为因，先列己说，然后引古本异文为证，好像是先有了巧妙的猜测，而忽得古本作印证似的！所以初学的人看惯了这样的推理，也就以为校勘之事是应该先去猜想而后去求印证的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古来许多校勘学者的著作，其最高者如王念孙、王引之的，也只是教人推理的法门，而不是校书的正轨；其下焉者，只能引学者走上舍版本而空谈校勘的迷途而已。校勘学的不发达，这种迷误至少要负一部分的责任。援菴先生的《校补》，完全不用这种方法，他只根据最古本，正其误、补其阙，其元刻误而沈刻不误者，一概不校；其有是非不易决定者，姑仍其旧。他的目的在于恢复这书的元刻本来面目，而不在于炫示他的推理的精巧，至于如何定其是非，那是无从说起的。他的一部《释例》，只是对我们说，要懂得元朝的书，必须多懂得元朝的特殊的制度、习俗、语言、文字。这就是说，要懂得一个时代的书，必须多懂得那个时代的制度、习俗、语言、文字。那是个人的学问知识的问题，不是校勘学本身的问题。校勘的工作只是严密的依据古本，充分的用我们所用的知识学问来决定那些偶有疑问的异文的是非，要使校定的新本子至少可以比得上原来的本子，甚至于比原来的刻本还更好一点。如此而已！援菴先生的工作，不但使我们得见《元典章》的元刻的本来面目，还参酌各本，用他的渊博的元史知识，使我们得着一部比元刻本更完好的《元典章》，这是新校勘学的第一大贡献。

第三，援菴先生的四十二条“例”，也是新校勘学的工具，而不是旧校勘学的校例。校勘学的“例”只是最普通的致误之由。校书所以能有通例，是因为文件的误写都由写人的无心之误或有心之误；无心之误起于感官（尤其是视官）的错觉；有心之误起于有意改善一个本子而学识不够，就以不误为误。这都是心理的现象，都可以有心理的普通解释，所以往往可以归纳成一些普通致误的原因，如“形似而误”、“涉上文而误”, “两字误为一字”、“一字误分作两字”、“误收旁注文”等等。彭叔夏作《文苑英华辨证》，已开校例之端。王念孙读《淮南内篇》的第二十二卷，是他的自序，“推其致误之由”，列举普通误例四十四条，又因误而失韵之例十八条，逐条引《淮南子》的误文作例子。后来俞樾作《古书疑义举例》，其末三卷里也有三十多条校勘的误例，逐条引古书的误文作例子。俞樾在校勘学上的成绩本来不很高明，所以他的“误例”颇有些是靠不住的，而他举的例子也往往是很不可靠的。例如他的第一条“两字义同而衍例”，就不成一条通例。因为写者偶收旁注同义之字，因而误衍，或者有之，而无故误衍同义之字，是很少见的。他举的例子，如硬删《周易·履》六三“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的“以”字，如硬删《左传》隐元年“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的“曰”字，如硬删《老子》六十八章“是谓配天古之极”的“天”字，都毫无底本的根据，硬断为“两字义同而衍”，都是臆改古书，不足为校勘学的误例。王念孙的六十多条“误例”，比俞樾的高明多了。他先校正了《淮南子》九百余条，然后从他们归纳出六十几条通例，故大体上都还站得住。但王念孙的误例分类太细碎，是一可议。《淮南》是古书，古本太少，王氏所校颇多推理的校勘，而不全有古书引文的依据，是二可议。论字则草书、隶书、篆文杂用，论韵则所谓“古韵部”本不是严格的依据，是三可议。校勘的依据太薄弱了，归纳出来的“误例”也就不能完全得人的信仰。

所谓“误例”，不过是指出一些容易致误的路子，可以帮助解释某字何以讹成某字，而绝对不够证明某字必须改作某字。前人校书，往往引一个同类的例子，称为“例证”，是大错误。俞樾自序《古书疑义举例》说：“使童蒙之子习知其例，有所据依，或亦读书之一助乎？”这正是旧日校勘家的大病。例不是证，不够用作“据依”。而浅人校书随意改字，全无版本的根据，开口即是“形似而误”、“声近而误”、“涉上文而误”，好像这些通常误例就可证实他们的臆改似的！中国校勘学所以不上轨道，多由于校勘学者不明“例”的性质，误认一个个体的事例为有普遍必然性的律例，所以他们不肯去搜求版本的真依据，而仅仅会滥用“误例”的假依据。

援菴先生的《释例》所以超越前人，约有四端：第一，他的校改是依据最古刻本的，误是真误，故他的“误例”是已证实了的误例。第二，他是用最古本校书，而不是用“误例”校书，他的“误例”是用来“疏释”已校改的谬误的。第三，他明明白白的说他的校法只有四个，此外别无用何种“误例”来校书的懒法子。第四，他明说这些“误例”不过是用来指示“一代语言特例，并古籍窜乱通弊”。他所举的古书窜乱通弊不过那最普通的七条（十二至十八），而全书的绝大部分，自第十九例以下，全是元代语言特例，最可以提醒我们，使我们深刻的了解一代有一代的语言习惯，不可凭藉私见浅识来妄解或妄改古书。他这部书的教训，依我看来，只是要我们明白校勘学的最可靠的依据全在最古的底本，凡版本不能完全解决的疑难，只有最渊博的史识可以帮助解决。书中论“他校法”一条所举“纳失失”及“竹忽”两例是最可以供我们玩味的。

我们庆贺援菴先生校补《元典章》的大工作的完成，因为我们承认他这件工作是“土法”校书的最大成功，也就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

胡适

廿三，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