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晚唐边塞诗的理性思考与传统回归
中晚唐边塞诗指唐代宗大历元年（766）至唐朝灭亡（906）约140年的边塞诗创作(67)，其中又以唐文宗大和九年（835）为界，分为中唐和晚唐两个阶段。这一时期是唐王朝历经安史内乱的严重内耗，由鼎盛的大唐帝国走向衰落直至灭亡的时期，与走下坡路的社会趋势和边患严重的局面相适应，边塞诗创作出现了新的特点。
一、中晚唐边塞诗继续繁盛的局面
粗略检索《全唐诗》，从贾至开始至晚唐五代，有边塞诗1050多首，其中中唐464首，晚唐五代587首。涉及诗人225位，其中中唐诗人89位，晚唐五代诗人136位。这225位诗人中存边塞诗仅1首的有100位，剩下的125位诗人中，存诗5首以上者有61人，其中中唐31人，包括钱起、郑锡、耿
、戎昱、窦巩、戴叔伦、卢纶、李益、李端、司空曙、王建、刘商、于鹄、武元衡、杨巨源、令狐楚、王涯、张仲素、吕温、孟郊、张籍、李贺、元稹、白居易、刘言史、鲍溶、施肩吾、姚合、张祜、朱庆余、雍陶等。晚唐存边塞诗5首以上的有30人，包括杜牧、许浑、薛逢、赵嘏、项斯、马戴、薛能、贾岛、温庭筠、刘驾、李频、曹邺、高骈、于
、许棠、陆龟蒙、张乔、李山甫、胡曾、罗邺、罗隐、周朴、韩偓、王贞白、张
、黄滔、曹松、沈彬、陈陶、皎然、贯休等人。存诗10首以上者36人，中唐有钱起、耿
、戎昱、戴叔伦、卢纶、李益、李端、王建、武元衡、令狐楚、张仲素、张籍、元稹、白居易、鲍溶、姚合、张祜等17人；晚唐有杜牧、薛逢、赵嘏、马戴、薛能、贾岛、温庭筠、刘驾、李频、高骈、于
、许棠、胡曾、王贞白、张
、黄滔、陈陶、皎然、贯休等19人。存诗20首以上只有7人，分别是：戎昱（25）、李益（46）、张籍（26）、王建（22）、赵嘏（31）、陈陶（20）、贯休（43），其中存诗最多的是中唐李益。从诗人和诗作数量上看，中晚唐边塞诗创作虽然没有出现像高适、岑参那样在边塞诗史上具有巨大影响的边塞诗人，但诗人对边塞题材的兴趣，参与写作的诗人及留下的边塞诗数量都比初盛唐多，可以说，中晚唐边塞诗创作继续保持旺盛的良好局面。艺术质量上，中晚唐边塞诗虽然不像盛唐边塞诗那样充满异域他乡的别致情调，也没有盛唐边塞诗昂扬振奋乐观豪迈的格调，然而，在关注现实、描写战争、表现对边塞战争的理性思考方面，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有新的拓展。
中晚唐边塞诗的发展与中唐社会现实密切相连。平定安史之乱，并没有彻底解决唐王朝的内患与危机，整个中晚唐之世，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佛老盛行成了困扰和制约唐代社会的三大问题，使唐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与文化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藩镇割据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统治，传统的贵族政治向文官政治转型，割据势力与寺院经济对唐朝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综合国力下降。对外方面，吐蕃内侵，河陇失陷，边患加深，征战不已。内忧与外患使中晚唐边塞诗创作继续保持繁荣的态势，其繁荣原因，略有三端(68)：
首先，吐蕃内侵，河湟陷落，边患深重，引起朝野士人的密切关注，边防与战争成为人们日常的话题，反映到诗创作中，使中晚唐边塞诗创作保持了繁盛不衰的局面。汉唐防边都重视经营西北，解决游牧民族“南羌北交”对中原农耕文明形成包围圈的问题，汉代开拓西北，意在“断匈奴右臂”；唐朝重视西北，主要对付吐蕃。《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的98个军镇(69)绝大多数集中在河北、陇右、剑南三道，以陇右最多，有32军、30守捉、13镇、12城。沿边十节度使“凡镇兵四十九万，戎马八万余匹”，其中148000人在西北（河西73000、陇右75000），用来防御吐蕃，直到哥舒翰拔石堡城、收复九曲以后，唐朝才处于优势之位。然而，安史乱发，唐朝急调边军防卫京师，平抑叛军，造成边防空虚，边患再起。《新唐书·吐蕃传上》载：“哥舒翰悉河陇兵东守潼关，而诸将各以所镇兵讨难，始号行营，边候空虚，故吐蕃得乘隙暴掠。”宝应二年（763）秋七月改元广德，吐蕃大举入侵，所谓“胡马来如蚁”(70)，降将高晖引敌攻入长安，代宗逃往陕州，“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逋栖山谷，乱兵因相攘抄，道路梗闭”。而“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城中萧然一空”，“留京师十五日乃走”。《旧唐书·吐蕃传》贞元二年（786）八月：“吐蕃寇泾、陇、邠、宁数道，掠人畜，取禾稼，西境骚然。诸道节度及军镇咸闭壁自守而已，京师戒严。”《新唐书·吐蕃传》载贞元三年（787）吐蕃又“入吴山、宝鸡，焚聚落，略畜牧、丁壮，杀老孺，断手剔目，乃去”。其后又“更攻连云堡，飞石投中，井皆满。为虚梁绝堑而升，守将张明远降于虏。虏分捕山间亡人及牛羊率万计，泾、陇、邠之民荡然尽矣”，“连云堡，泾要地也，三垂峭绝，北据高，虏之进退，候火易通”。失此要地唐军便处被动劣势。贞元四年（788）吐蕃以三万骑兵再犯泾宁庆五州之地，焚掠无数。吐蕃大举内侵，使昔日耀武扬威的大唐王朝处于屈辱挨打的境地，“边城已在虏尘中，烽火南飞入汉宫”，“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71)，西北陇右、河湟之地，陷落吐蕃。唐蕃之间为此征战不休，粗略统计，从775至803年的三十多年中，《资治通鉴》载录唐蕃之战多达四十余次，东北较大战事两次，而河湟失地直到晚唐大中年间才被收复。边患日重，危机四伏，引起朝野有志之士的密切关注，他们关心边关安危，企盼收复河湟，向往再现盛世，以诗的形式表达对边塞局势的看法，抒发慨叹之情，这样就使边塞诗在中晚唐之世盛行不衰。
其次，诗人文士从军入幕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他们生活在军府中，军事生活激发了诗人关注战争、表现边防生活的热情，也带来中晚唐边塞诗创作的繁荣不衰。唐代文人从军入幕在初盛唐已不鲜见，景云二年（711）设立河西节度使，到天宝初年边地共有十个节度使府，为文人从军出塞提供了用武之地，但具体考察盛唐诗人入幕者不过王维、崔颢、王昌龄、王之涣、高适、岑参等人，总数不到30人。而到中晚唐之世，不仅边地军幕不减，而且内地方镇使府也遍及全国。朝廷为改变外重内轻的防御格局，先后在内地增置方镇40多个。《旧唐书·地理志》云：“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额。”内地幕府大增使唐代幕府制度有了较大发展，文人入幕比盛唐也有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内地幕府的增加，使诗人文士不必出塞便可从军入幕，而入幕的实惠不减，这样内地军幕就比边幕更吸引文士的加入。如《郭子仪传》称其：“幕府六十余人，后皆为将相显官，其取士得才类如此。”另一方面，方镇使府为壮大自身力量，也千方百计笼络文士，网罗人才，这样就形成了文人与幕府之间互相利用、互为倚重的关系，更增强了文士入幕的主动性与可能性。这样，从军入幕便成为中晚唐之世普遍的士林风尚和社会风气。以中晚唐1050多首边塞诗进行粗略统计，在225位诗人中有从军或游边出塞经历的诗人就有55人，约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中中唐有李益、李端、王建、武元衡、杨巨源、令狐楚、吕温、张籍、李涉、施肩吾、姚合、顾非熊、朱庆余、雍陶等18位，晚唐有杜牧、项斯、马戴、薛能、贾岛、温庭筠、李频、于武陵、高骈、于
、许棠、李昌符、张乔、李山甫、李咸用、罗隐、韩偓、韦庄、王贞白、张
、黄滔、曹松、于邺、贯休等37位。另外，中晚唐1050多首边塞诗中送人出塞、从军、游边或和蕃的诗就有130多首，其中中唐有70多首，晚唐有60多首。有的诗人现存边塞诗多数是送人出塞游边之作，如钱起存边塞诗16首，其中11首为送人出塞之作，其出塞地点涉及陇右、安西、河中、太原、幽州、范阳、卢龙等地，其他人诗中则有云中、楼烦、河西、轮台、凤翔、振武、并州、夏州、朔方等，遍及三北之地。出塞诗人或在边幕，或在内地军府，感受军事生活，关注边塞防卫问题，了解军中矛盾，军旅生涯激发了他们的诗思与创作热情，为边塞诗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广阔的题材视野，因此，文人从军入幕的风尚便促成了中晚唐边塞诗继续繁荣的局面。当然，那些有识之士，虽然没有从军边塞的经历，但他们同样富有爱国热情，关心边防大事，面对频繁的民族冲突与征战，他们思考战争的本质，议论朝廷防边的得失，也同样写出了优秀的边塞诗篇。如晚唐陈陶，科举不顺，遂高居不求进达，自称“三教布衣”，避乱江西山中，学仙修道却并不忘怀现实，今存诗歌169首，其中边塞诗20首，关注边患，思考战争本质，诗思深刻，虽无出塞经历，但却是晚唐著名边塞诗人，其《陇西行四首》都是中晚唐边塞诗中名篇佳作。
此外，唐代歌妓的歌诗风尚使军幕成了边塞诗理想的传播场所，极大地刺激了诗人的创作热情，也促使中晚唐边塞诗创作保持旺盛不衰的势头。文学作品的创作、传播与欣赏消费是文学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于作者来说，他们不仅关心如何创作好的作品，也同样关注其作品的传播及其消费效应，而传播速度与消费效应从某种意义上反映着社会对作者的肯定与认同的程度。因此作品的迅速传播或产生轰动效应就成为刺激作者创作欲望的强劲动因。中晚唐的军幕歌诗风尚促进了边塞诗的传播与消费，导致边塞诗创作始终保持旺盛的势头。
隋唐是中国音乐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从隋代的七部、九部乐到唐代的十部乐，乃至后来的立部与坐部，式样丰富的隋唐燕乐取代了汉魏以来的清乐，传统的乐府歌唱让位于新兴的西部音乐和市井俗曲的歌唱，与之相配的多是被冠以乐府题名的律绝之诗。当时宫廷所唱“李太白《清平调》词三章皆绝句”，市井酒楼如“旗亭画壁”故事中歌伎所唱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之诗也是律绝之诗，故王灼说：“李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72)这种律绝之诗配乐歌唱不仅流行于宫廷市井，在军营幕府中也很兴盛。高适《燕歌行》“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等都可见出军营唱诗的情状。
到中晚唐虽然出现了长短句之词，但声诗歌唱依然很流行。《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八说武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被于管弦”。《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四说号称“元和体”的元稹、白居易诗“往往播乐府”，卷二百〇三说李贺“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
这些乐府为题的律绝歌唱，有别情、闺情，也有边情之作，其中边塞诗歌唱最为兴盛，武元衡《听歌》“月上重楼丝管秋，佳人夜唱古梁州”、李频《闻金吾妓唱梁州》“闻君一曲古梁州，惊起黄云塞上愁”，诗中“古梁州”即《凉州词》，在市井与边关都盛唱不衰，李益《夜上西城听梁州曲二首》记军营歌唱盛况：“行人夜上西城宿，听唱梁州双管逐。此时秋月满关山，何处关山无此曲。”柳中庸、耿
、张籍、薛逢等人的《凉州词》都曾被配乐歌唱(73)。又如高骈《赠歌者二首》：“公子邀欢月满楼，双成揭调唱《伊州》。便从席上风沙起，直到阳关水尽头。”《乐府诗集》卷七十九收录的唐代《伊州歌》都是配唱边塞诗。中晚唐边塞诗成就最高的李益，“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图绘。”其《夜上受降城闻笛》“天下亦唱为乐曲”(74)。而且，军营歌妓演唱幕府文士创作的边塞诗，更得近水楼台之便，无论是节日饮酒，还是凯旋欢庆，营妓们佐酒助兴，歌颂胜利，咏叹边情，便形成了“乐人争唱卷中诗”(75)的局面，对边塞诗的传播有着巨大推动作用。可以说，演唱与传播极大地刺激了诗人创作的积极性，促成中晚唐边塞诗继续保持繁盛不衰的局面。
二、中晚唐边塞诗的题材转换
中晚唐边塞诗的繁荣同初盛唐一样，是唐代崇文尚武时代精神的产物，然而时移世异，中晚唐的时代特征、边塞状况、诗人的情感心态、诗歌创作的审美追求等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边塞诗的题材内容虽然仍集中在歌咏理想愿望、描写边塞风光、表现风俗民情、反映军事生活、思考征战戍守之事等方面，但其情感基调与思想焦点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体现为：
同是歌咏理想，盛唐边塞诗的主调是抒发立功封侯的豪情壮志，崇尚英雄气质，向往奇功伟业，从王维、崔颢、王昌龄到李白、高适、岑参等，共同奏响了充满青春朝气的盛唐之音主旋律，无所畏惧，激昂慷慨。而中晚唐边塞诗中这种富有青春浪漫气息的理想歌唱被收复失地、杀敌报国的深沉忧患所代替。元稹、白居易、张籍、令狐楚、顾非熊、杜牧、赵嘏、李频、司空图、罗邺等人的诗中，关注西北边防状况，忧患河湟失地，表达收复河湟的渴望和杀敌报国的理想愿望。元稹《西凉伎》针对“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没尽空遗丘”的现实，悲慨“去京五百而近何其逼，天子县内半没为荒陬”的现状，怨愤地指责那些“连城边将但高会，每听此曲能不羞”。赵嘏的诗也说：“山川险易接胡尘，秦汉图来或未真。自此尽知边塞事，河湟更欲托何人？”晚唐杜牧的名作《河湟》对衣冠之士醉生梦死，只知享乐，不思进取，无心收复河湟故地的现状表示了无情的嘲讽与鄙视。而司空图的《河湟有感》“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更以汉儿胡化表达对河湟长期沦陷的悲慨与忧患。同时，屈辱沉沦的现实，更激起中晚唐诗人慷慨报国的决心。令狐楚《少年行四首》之三：“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借咏少年游侠的传统表达誓复河湟的坚定决心。罗邺的《河湟》：“河湟何计绝烽烟，免使征人更戍边。尽放农桑无一事，遣教知有太平年。”在悲慨安边无计的同时，也借老将之口，表达“千古耻非书玉帛，一心犹自向河湟”的战斗决心。刘驾的《唐乐府十首·献贺觞》：“莫但取河湟，河湟非边疆。愿今日入处，亦似天中央。”作为朝廷的庆典用辞，更表达了恢复盛世安宁的美好愿望。其他如“功名耻计擒生数，直斩楼兰报国恩”、“分明会得将军意，不斩楼兰不拟回”、“会须麟阁留踪迹，不斩天骄莫议归”、“骁雄已许将军用，边塞无劳天子忧”(76)的誓言与决心，虽然带有边塞诗抒情言志的传统口吻，却也侧面表达了中晚唐诗人忧患边塞、企盼安边的美好理想。
同是描写边塞风光，初盛唐边塞诗善于运用具有苦寒险冷色调特征的边景描写来反衬戍边战士藐视困难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与壮志豪情，因此初盛唐边塞诗的边塞写景，在由虚拟走向写实的同时，又是因情选景、为情造境的体现，是一种主观表现。而中晚唐边塞诗写景，则有两个新变倾向：一是盛唐以来充满主观色彩的写景因边防形势由主动转为被动，边患日重而染上一层悲凉惨淡萧森恐怖的色彩，使原本冷色调的边景描写变得更加苍凉凄楚，感伤无奈。“不知马骨伤寒水，唯见龙城起暮云”、“入夜笳声含白发，报秋榆叶落征衣”，这类写景从苦寒意象的运用来说，没有盛唐高、岑诗中更富苦寒险的特点，但盛唐诗中渲染的昏暗寒冷的边景被胜利和信念打上一层亮调，苦寒突显热力与元气，背景阴暗聚焦前景的亮丽，是哀景写乐。而中晚唐边战被动防御多于主动出击，失去胜利信心与昂扬士气的征戍凄寒有余而热力不足，萧条惨淡，再加上战争惨烈的渲染，则萧森悲凉，凄惨无比。如：“北风裂地黯边霜，战败桑干日色黄。故国暗回残士卒，新坟空葬旧衣裳。”“荒骨或衔残铁露，惊风时掠暮沙旋。陇头冤气无归处，化作阴云飞杳然。”二是批量出现了优美边景的描写。盛唐边塞诗中优美边景极其罕见，仅有岑参“片雨过城头，黄鹂上戍楼。塞花飘客泪，边柳挂乡愁”四句。到中晚唐，一些游边诗人描写出塞见闻，他们的诗往往不承载颂赞征战将士的功能，纯然是诗人望中所见的边景的客观展现，一些并不苦寒的优美景色进入了诗中。如：“绿杨著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草色青青柳色浓，玉壶倾酒满金钟。笙歌嘹亮随风去，知尽关山第几重。”“将军作镇古汧洲，水腻山春节气柔。清夜满城丝管散，行人不信是边头。”“树发花如锦，莺啼柳若丝。”“漠南春色到滹沱，碧柳青青塞马多。”(77)这些优美边景的描写表明中晚唐边塞诗创作部分地由主观表现开始向客观写实演进。
与描写优美边景相连的是风俗民情的展示，中晚唐边塞诗表现塞上风情之作渐多，总数近40首，而且还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刘商《胡笳十八拍》组诗。这些风俗诗或概括提炼一种具有游牧特色的风俗情调，或者侧重展现战地风情图画，是对盛唐边塞诗展现异域风俗的发展，篇幅所限，详论请见第七章第二节。
同是反映军事生活，盛唐边塞诗多写将帅不恤士卒、苦乐不均或开边黩武的现实，表现军中各种矛盾；而中晚唐边塞诗则多表现诗人出塞或游边的个人感怀，抒发不受重用的孤寂心情。如项斯《边州客舍》、《边游》，马戴《陇上独望》、《边馆逢贺秀才》，薛能《边城寓题》，刘驾《苦寒行》，于武陵《秋夜达萧关》，许棠《塞外书事》，张
《塞下曲》，黄滔《出关言怀》、《夏州道中》，李士元《登单于台》等等，叙写诗人“辞国几经岁”、“又作布衣还”的境遇，倾诉他们“征行浑与求名背”的苦闷心情。除悲慨个人境遇外，诗人们还替那些“转战功多独不侯”的将士鸣冤叫屈，揭露“圣主好文兼好武，封侯莫比汉皇年”的弊政，或者表达对“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现实的深深忧患，有时也对“幕府独奏将军功”表示不满，甚至还写出了反映边防军胡作非为的“传声却报边无事，自是官军入抄回”。集中表现这类主题的诗歌总数就有50多篇，在反映征戍现实矛盾方面，比盛唐边塞诗更富批判性和揭露性，更富有现实精神。
此外，同是写征戍主题，中晚唐诗人不再抒发慷慨从军的浪漫激情，除了表达收复失地的热望与忧患外，更多的是阐发对征战的态度，思考战争的本质，特别是晚唐诗，对现实冷峻深刻的揭露与解剖，痛恨战争、诅咒战争，描写惨烈的征战场景，展现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更成为边塞诗的主调，许多诗作几乎成了诗化的议论。这些诗有的以农耕意识为标准揭批无尽的边塞征战带来的生命灾难。如陈陶《陇西行四首》之一：“汉主东封报太平，无人金阙议边兵。纵饶夺得林胡塞，碛地桑麻种不生。”刘驾《战城南》：“城南征战多，城北无饥鸦。白骨马蹄下，谁言皆有家。城前水声苦，倏忽流万古。莫争城外城，城里终闲土。”沈彬也说：“谁知汉武轻中国，闲夺天山草木荒。”他们以边地荒寒不宜耕稼而否定你争我夺的边塞征战。有的诗站在人性的高度，超越爱国与民族情感，否定为国捐躯的尚战热情，表达对杀人流血战争的痛恨；有的诗否定通过杀人流血的战争以求立功封侯的价值取向，写出了许许多多的名篇佳作。如：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杀声沉后野风悲，汉月高时望不归。白骨已枯沙上草，家人犹自寄寒衣。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兵罢淮边客路通，乱鸦来去噪寒空。可怜白骨攒孤冢，尽为将军觅战功。(78)
这些诗人站在哲学的高度、人性的立场上，思考战争的本质。面对惨烈无比的征战与牺牲，他们苦苦追问，为什么古往今来的边塞战争永无止休？“世世征人往，年年战骨深。辽天望乡者，回首尽沾襟。”“岁岁但防虏，西征早晚休。匈奴不系颈，汉将但封侯。”“但见请防胡，不闻言罢兵。及老能得归，少者还长征。”“战士殁边魂尚哭，单于猎处火犹红。”等等，边塞战争像萦绕在中原人民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永远无法回避无法摆脱，成为中原农耕民族的生存缺憾，令诗人悲慨不已，难以释怀，从而形成中晚唐边塞诗中浓重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粗略统计中晚唐1050多首边塞诗作，集中描写惨烈的征战场景，展现杀人流血的战争本质的诗作不下20篇，而从各种角度表现边塞征战，体现出悲剧精神的诗作竟多达80多篇。这些诗作不仅写出了战争悲剧、社会悲剧，甚至还写出了人的命运悲剧(79)。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晚唐边塞诗的思想情感比盛唐边塞诗更趋理性，也更为深刻。盛唐边塞诗中也有王昌龄、高适、刘湾等人诗作揭触到边塞征战的悲剧精神，但数量有限，其内涵也不够丰富全面，而中晚唐边塞诗淡弱了盛唐边塞诗中青春浪漫的理想歌唱与胜利的赞歌，以冷峻深刻的理性思考，揭示出边塞战争杀人流血违异人性的终极本质，达到了中国古代边塞诗思想高度的顶峰。
三、中晚唐边塞诗的艺术新变
中晚唐边塞诗艺术新变最显著的体现是由昂扬振奋慷慨豪迈转为苍凉悲怆，带有浓重的感伤色彩。这种新变与当时边塞防卫形势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安史乱后，西北国土大量沦丧；边防设施遭到破坏，吐蕃频繁入侵，却敌乏术，征戍无人，西北防卫处于疲于应付的境地；加上边将不恤士卒，戍边士兵缺衣少食，征戍状况日益恶化，边塞征戍再也不是人们心中立功封侯的通途捷径。从军入幕或出塞只是诗人文士寻求职业的寄托与出路而已。被动的防卫，无尽的征战，带给人们的是感伤无奈，边塞诗一改初盛唐边塞诗昂扬振奋慷慨豪迈的乐观情调，诗中集中表现战争带来的悲哭哀恨和流血死亡，总体上呈现为苍凉悲怨的风格气调。如周朴《塞上行》：
秦筑长城在，连云碛气侵。风吹边草急，角绝塞鸿沉。世世征人往，年年战骨深。辽天望乡者，回首尽沾襟。
周朴是晚唐著名隐士，可能并无出塞经历，但他苦吟善诗，多以乐府旧题咏边塞。此诗从长城、碛气、边草、塞鸿等平常的边塞写景入笔，悲慨永无止期的边塞征战，诗中色彩昏暗，格调悲苦，苍凉悲怨，已没有了盛唐边塞诗不畏苦寒乐观豪迈的精神气调。《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七说：“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措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雕琢，故诗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矣。”(80)这种转变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诗人的群体倾向，也与整个唐诗创作由盛唐的青春浪漫转向中唐衰瑟内敛的总趋势相吻合，如陈标《饮马长城窟》：
日日风吹虏骑尘，年年饮马汉营人。千堆战骨那知主，万里枯沙不辨春。浴谷气寒愁坠指，断崖冰滑恐伤神。金鞍玉勒无颜色，泪满征衣怨暴秦。
贯休《古塞下曲四首》之二：
战骨践成尘，飞入征人目。黄云忽变黑，战鬼作阵哭。阴风吼大漠，火号出不得。谁为天子前，唱此边城曲。
二诗都在渲染阴风怒吼、云黑草枯的昏暗环境的同时，重点突出边塞之地战尘飞扬、战骨成尘、鬼哭人怨的悲凉愁惨的氛围，这与初盛唐边塞诗以昏暗苦寒的边地背景衬托征战将士无所畏惧所向披靡的写法迥然有别。中晚唐边塞诗创作最负盛名的李益也典型地体现了这种转变。他一生三次从军入幕，对边塞状况与防卫形势有较深刻的理解与把握，他的诗以歌行和绝句为主导，歌行体如《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及《塞下曲》等，曲折回环，诗情淋漓却又低徊哀怨。其七言绝句之作多达21篇，除个别诗作如《度破纳沙二首》之一、《暮过回乐峰》、《塞下曲》等写得慷慨豪迈外，总体上都呈现出凄凉惨淡的风格气调。如：“鸿雁新从北地来，闻声一半却飞回。金河戍客肠应断，更在秋风百尺台。”“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向月明看。”“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沙云古战场。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士卒哭龙荒。”(81)等等，或写秋风秋雁，或写明月羌笛，或写黄昏暮霭，表现征人怀乡思归的凄凉心境，都写得惨淡伤怀。特别是他的代表作《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似雪的白沙，如霜的月色，给人凄寒惨淡的感觉，加上悲凉哀怨的羌管芦笛的音响，营造出边城秋夜悲凉伤感的环境氛围，抒发征人见月思乡的情感，典型地体现了中晚唐边塞诗苍凉悲怆、哀怨伤感的风格基调。
意象运用上，中晚唐边塞诗在沿用边塞惯常的地名意象、富有苦寒特色的自然意象和干戈意象的同时，“孤城”（盛唐13，中晚18）、“疲兵”（盛唐1，中晚4）、“战骨”（盛唐4、中晚8）、“荒骨”（盛唐无，中晚3）、“白骨”（盛10、中晚10）、“征血”（晚1）、“战血”（晚5）、“征衣”（中晚14）、“冤”（中晚3）、“哭”（盛18，中晚32）等等，成了中晚唐边塞诗最为密集频出的意象，这些征戍意象与其他边塞意象相组合，建构起中晚唐边塞诗悲凉哀怨，凄惨无奈的诗歌意境。诗人以这类意象表现惨烈的边塞战争，如写流血牺牲则“战血染黄沙，风吹映天赤”、“誓心清塞色，斗血杂沙光”、“昨夜蕃兵报国仇，沙州都护破凉州。黄河九曲今归汉，塞外纵横战血流”(82)。写尸横遍野、战骨纵横的情景如：“可怜万国关山道，年年战骨多秋草”、“傍岸砂砾堆，半和战兵骨”、“风沙刮地塞云愁，平旦交锋晚未休。白骨又沾新战血，青天犹列旧旄头”、“莫道路高低，尽是战骨。莫见地赤碧，尽是征血”(83)。
诗人不仅写淋漓的鲜血、纵横的白骨，还通过渲染人哭鬼怨的凄惨景象来表现巨大的伤亡与生存难劫：“来时高堂上，父母亲结束。回首不见家，风吹破衣服。金疮生肢节，相与拔箭镞。闻道西凉州，家家妇人哭”、“鸢觑败兵眠白草，马惊边鬼哭阴云”、“寒沙战鬼愁，白骨风霜切。薄日朦胧秋，怨气阴云结”、“杀气不上天，阴风吹雨血。冤魂不入地，髑髅哭沙月。”“北风吹雨雪，举目已凄凄。战鬼秋频哭，征鸿夜不栖。”(84)这些意象的组合运用，使中晚唐边塞诗再也没有了盛唐边塞诗“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的自信与豪迈。悲哭凄怨，萧瑟惨淡，悲凉之雾，遍披诗林。
与此相应，中晚唐边塞诗中的人物形象也由初盛唐的“白马少年”变成了“白首老将”。“边城多老将，碛路少归人”、“孤城笛满林，断续共霜砧。夜月降羌泪，秋风老将心”、“白首征西将，犹能射戟支”、“今来部曲尽，白首过萧关”、“黄沙一万里，白首无人怜”、“末路成白首，功归天下人”、“百战一身在，相逢白发生”、“度碛黄云起，防秋白发生”、“黄尘满面长须战，白发生头未得归”。粗略统计，中晚唐1050多首边塞诗中“白首”意象出现15次，“白发”11次，而题为《老将》的诗就有8首之多，“白首老将”形象也从侧面反映了中晚唐之世国力下降、尚武乏人的可忧状况。
此外，中晚唐边塞诗中还增加了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凤林关”地名意象。凤林关在今甘肃东乡族自治县西北黄河南岸与大夏河交界处，唐代属河州府安乡县，“天宝初，改为凤林县，后废于吐蕃。其地有凤林关”(85)。永泰二年（766），唐与吐蕃修好，至大历二年和蕃使薛景仙奏称：“赞普请以凤林关为界。”(86)然而，第二年吐蕃内侵，凤林关没入吐蕃，直到咸通中，高骈才收复凤林关。凤林关是唐蕃西北边界的重要关隘，其由边界到陷落吐蕃的命运，使之成了中晚唐边塞诗中西北陇右与河湟的代称意象。诗人忧患现实用此意象，如“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表达对边将的不满；“今日海门南面事，莫教还似凤林关”，表达对边事的忧虑。慨叹边塞征戍也写凤林关：“为问昔时青海畔，几人归到凤林桥”，咏叹征人一去不返；“二年边戍绝烟尘，一曲河湾万恨新。从此凤林关外事，不知谁是苦心人”，表达期盼收复失地的热望。而那些反战厌战的呼声也借用凤林关意象“凤林关外皆唐土，何日陈兵戍不毛”来表达。可见，凤林关成了体现中晚唐边塞状况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意象语符，承载着诗人特殊的边事情感。
从表达方式看，中晚唐边塞诗由盛唐的兴会为诗变而为经营为诗，崇尚诗思新巧，对仗工稳，诗歌激情下降而写作技术上升，“推敲”语词、“月锻季炼”的苦吟方式代替了盛唐诗人冲口而出的表达方式。体现之一是诗人雕章琢句，重视意象运用。如“清笳绕塞吹寒月，红旆当山肃晓风”、“边声动白草，烧色入枯河”、“战血粘秋草，征尘搅夕阳”。善于运用意象的虚实、错位组合方式造句，创造陌生化效果，调动读者的联觉与通感去感受，增强诗歌的情感张力。体现之二是联想丰富优美。如“久戍临洮报未归，箧香销尽别时衣。身轻愿比兰阶蝶，万里还寻塞草飞。”以愿比兰蝶追寻塞草而飞来抒发深挚的相思之情。体现之三是善用心理描写。如：“一去辽阳系梦魂，忽传征骑到中门。纱窗不肯施红粉，徒遣萧郎问泪痕。”以梦境写急切的相思心理，新颖活泼。有的诗还善于化用前代边塞典故，创造“他乡遇故人”的欣喜感受。如“但见容鬓改，不知岁华暮。悠悠沙漠行，王事弥多故”化用《诗经》征戍诗的句法和语辞；“汉将承恩久，图勋肯顾私。匈奴犹未灭，安用以家为”化用《汉书》霍去病“匈奴不灭，无以家为”的典故，给人自然亲切之感。由此可见，初盛唐边塞诗以气势取胜，而中晚唐边塞诗则以技巧为高。
诗歌体制上，中晚唐边塞诗多用律诗与绝句，相比于盛唐，其乐府旧题使用率呈上升趋势。多数诗人的创作又重回乐府诗歌“赋题为诗”的传统中去。温庭筠《边笳曲》、《侠客行》等篇亦题作《齐梁体》，说明晚唐诗人是把边塞诗当作齐梁体来写作的，乐府旧题的形式，赋题为诗的写法，齐梁体的格调，这些特点都表明晚唐边塞诗创作正向着南朝边塞传统的回归。当然，这种重回并不意味着中晚唐诗人的创作没有新变与贡献，诗体运用上其最富特色的是七言律诗的运用。中唐以前以七律写边塞的诗很少，中晚唐之世，七律边塞诗数量骤增，粗略统计，在1050多首的边塞诗中，七律诗有159首，其中中唐49首，晚唐110首，成为中晚唐边塞诗创作新的体式。另外，中晚唐之世，还出现了十来首边塞词。韦应物的《调笑令·胡马》、戴叔伦的《调笑令·边草》描写边塞景象，表现独具特色的草原风情，清新隽永，别具格调。牛峤《定西蕃》、毛文锡《甘州遍》展现战地风光，雄浑高远，错落有味。而温庭筠《蕃女怨》、《定西蕃》，以及孙光宪《酒泉子》、《定西蕃》等以边关闺阁相结合的手法表现边塞征戍带来的两地相思，婉约与豪壮相交融，对比鲜明，情思隽永，为边塞诗增添了别具情趣的新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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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隋书·文学传序》P1730，中华书局1973年。
(2) 王褒这两首诗从其铺陈冰雪沙尘，并置关塞情境的写法看，有可能作于南朝梁时。
(3) 司马光《资治通鉴》P1202、147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 《魏书》卷四十四P990，中华书局1974年。
(5) 《北史》卷三十一P1144，中华书局1974年。
(6) 王褒《从军行二首》。
(7) 《企喻歌四首》之四。
(8) 郭茂倩《乐府诗集》P1212，中华书局1979年。
(9) 南朝诗人的《战城南》大多渲染战争的恐怖与可怕。陆机身为军将，却以三代从军为人生大忌。
(10) 裴让之《从北征诗》，祖珽《从北征诗》，王褒《关山篇》、《从军行》之一。
(11) 王胄《白马篇》、薛道衡《出塞二首》之二、杨广《白马篇》。
(12) 一般认为此诗写于北周之时，然而文学史都习惯于将其列为隋代诗歌。
(13) 《从军行》、《出塞》。
(14) 《后汉书·班超传》卷四十七P1517，中华书局1965年。
(15) 《夕次蒲类津》、《在军中赠先还知己》、《边夜有怀》、《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
(16) 《从军行》、《边庭落日》、《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
(17) 《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夕次蒲类津》。
(18) 《全唐文》卷二百二十九P97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9) 《送魏大从军》。
(20) 其中包括文学史上常常称为中唐诗人的刘长卿和韦应物，二人现存边塞诗分别是17首和1首。
(21) 唐前边塞诗除去30多篇《诗经》征戍诗，汉代约120、曹魏20、晋宋齐32、梁陈133、北朝110（其中民歌60）、隋30。总共445篇，不算民歌则大致为385篇。
(22) 《新唐书·吐蕃传上》P6084，中华书局1975年。
(23) 张谓《代北州老翁答》、岑参《东归留题太常徐卿草堂》。
(24) 白居易《策林·省官并俸减使职》，《全唐文》卷六百七十一P30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5) 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全唐文》卷六百七十六P30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6) 宋曹彦约《经幄管见》卷四，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六百八十六册P63，商务印书馆2005年。
(27) 白居易《温尧卿等授官赐绯充沧景江陵判官制》，《全唐文》卷六百六十二P298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8) 戴伟华《对文人入幕及盛唐高岑边塞诗的几个问题的考察》，《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
(29) 陈铁民《关于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兼与戴伟华同志商榷》，《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
(30) 《旧唐书·地理志一》P1384—1385，中华书局版1975年。
(31) 《旧唐书·张说传》P3053，中华书局版1975年。
(32) 《旧唐书·地理志一》P1385，中华书局版1975年。
(33) 《新唐书·西域传上》P6222，中华书局1975年。
(34) 《旧唐书·吐蕃传下》P5267，中华书局1975年。
(35) 李白《塞下曲六首》之三、《塞上曲》，高适《九曲词》。
(36) 《全唐文》卷四百五十九P207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7) 杜甫前30人，诗320首。
(38) 靳能《王之涣墓志铭》，转引自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P447，中华书局1987年。
(39) 《全唐文》卷七百〇八P321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40) 辛文房《唐才子传》：“少年为诗，意浮艳，多陷轻薄。”《旧唐书·文苑传》：“娶妻择有貌者，稍不惬意，即去之，前后数四。”
(41) 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继承殷璠之论：“少年为诗，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状极戎旅，奇造往往并驱江鲍。”
(42) 汉代《匈奴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为匈奴族作品，非汉族诗人之诗。
(4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P146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4) 《新唐书·吐蕃传下》P6109，中华书局1975年。
(45)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胡三省注P146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唐纪三十一》P145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7) 分别出自张宣明《使至三姓咽面》，王维《少年行四首》，祖咏《望蓟门》，高适《塞上》、《塞下曲》，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送祁乐归河东》、《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48) 经学者考证《胡笳十八拍》写作年代不晚于隋朝。
(49) 许总《唐诗史》P496，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
(50) 汉唐经营西北边塞的理念是一致的，详见第三章第二节的论述。
(51) 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之五，高适《九曲词三首》之二、之三，岑参《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之三。
(52) 高适《燕歌行》、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十四。
(53) 高适《蓟门五首》之二。
(54) 王昌龄《出塞》、高适《燕歌行》。
(55) 王之涣《凉州词》、王昌龄《塞下曲四首》之三。
(56) 此处受余恕诚《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把唐代边塞诗分为“战士之歌”和“军幕文士之歌”的启发，把乡恋形式分为两类。
(57) 篇幅所限，有关乡恋情感的详论，请见第六章第三节。
(58) “峰”字亦作“烽”。
(59) 包括《出塞》、《出塞曲》、《前出塞》、《后出塞》等，施补华《岘佣说诗》：“前后出塞诗，皆当作乐府读。”
(60) 包括《塞上》18、《塞上曲》23、《塞上行》4、《塞上作》1、《古塞上曲》7首。
(61) 包括《塞下》13、《塞下曲》66、《古塞下曲》11首。
(62) 施补华《岘佣说诗》，丁福保辑《清诗话》P99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63) 费锡璜《汉诗总说》：“大抵六朝、唐宋名家，多祖汉诗，不能尽述也。”
(64) 张明宣《使至三姓咽面》，高适《塞下曲》，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送祁乐归河东》、《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65) 详见第四章第四节的列表统计。
(66) 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论诗之语，《六一诗话》P9，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67) 本节所讨论的作家及作品包括清彭定求《全唐诗》收录的从晚唐过渡到五代，或从五代进入北宋初年的个别诗人的诗歌。
(68) 参见戴伟华《论中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扬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69) 《新唐书·百官志》总录有245军镇。
(70) 钱起《广德初銮驾出关后登高愁望二首》之二。
(71) 李益《赴渭北宿石泉驿南望黄堆烽》、白居易《西凉伎》、王建《凉州行》。
(72) 王灼《碧鸡漫志》卷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P78，中华书局1986年。
(73) 任半塘《声诗集》中振武、边情两类收有这些诗作。
(74) 《新唐书》P5784，中华书局1975年。李肇《唐国史补》卷下P5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75) 韩翃《送郑员外》。
(76) 张仲素《塞上曲》、曹唐《送康祭酒赴轮台》、陈陶《水调词》、欧阳詹《塞上行》。
(77) 李益《盐州过胡儿饮马泉》、高骈《边方春兴》、姚合《穷边词二首》之一、韩琮《凉州词》、李益《临滹沱见蕃使列名》。
(78) 陈陶《陇西行四首》之二、沈彬《吊边人》、曹松《己亥岁二首》其一、张
《吊万人冢》。
(79) 有关唐代边塞诗的悲剧精神的详论请见第五章第二节。
(80)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七P48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81) 《夜上西城听梁州曲二首》之二、《从军北征》、《回军行》。
(82) 贯休《古塞下曲四首》之四、杨巨源《赠邻家老将》、薛逢《凉州词》。
(83) 张籍《关山月》、戎昱《塞下曲六首》之四、汪遵《战城南》、贯休《经古战场》。
(84) 王建《从军行》、沈彬《入塞二首》之二、李咸用（又作于
）《陇头行》、刘叉《经战地》、杨凝（又作李昌符）《送人出塞》。
(85)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陕西九》卷六十P2883，中华书局2005年。
(86) 《旧唐书·吐蕃传下》P5243，中华书局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