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盛唐边塞诗的全面繁荣与辉煌成就

一、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及原因

经过隋与初唐一百年南北文学与文化的融合，南方诗歌积淀的创作传统与抒情策略和北方诗歌贞刚的气质相结合，加上适宜的时代精神与现实土壤，盛唐边塞诗创作出现了繁荣鼎盛的局面，达到了边塞诗创作的顶峰。按照《全唐诗》收录诗人的顺序，从王维到杜甫来统计⁽²⁰⁾，现存盛唐边塞诗总数有380多篇，五十年的时间创作总数相当于唐前边塞诗创作的总和⁽²¹⁾。作者33位，在文学史上被称为“盛唐边塞诗派”的高适、岑参、崔颢、李颀、王昌龄、王之涣、王翰、刘湾、张渭等，除王之涣被《全唐诗》排在中唐作家行列外，其余皆在此列。这33位诗人中，仅存边塞诗1首的有11人；存诗5首以上者12人，分别是王维、崔颢、李颀、储光羲、王昌龄、常建、陶翰、刘长卿、李白、岑参、高适、杜甫；存诗20首以上者6人，分别是王维、王昌龄、李白、岑参、高适、杜甫；存诗40首以上有李白、岑参、高适和杜甫4人。

唐代边塞诗的繁荣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多种外部因素与文学自身发展的内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繁荣原因，已有多篇论文讨论，此处综合前贤观点，择要分析如下：

首先，幕府制度与奖励军功的政策促成了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局面。

唐朝统一全国，南北文化融合，南朝崇文北朝尚武的精神在唐代社会里都得到了发扬光大。崇文方面，朝廷设立文学馆、弘文馆、修文馆、翰林院四馆，奖励著述发明，重视文学艺术尤其诗歌创作，诗人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同时广立学校，发展教育，传播文化。官私学校遍及州县，形成“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的崇文风尚。唐朝对知识分子采取宽容政策，言论自由，思想活跃，在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中，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培养了唐人阔大的胸襟和昂扬的精神气魄。诗人文士自信自负，富有淑世情怀，充满勃勃生机。在崇文的同时，北朝尚武侠勇精神也得到光大。不仅以文治天下，更重以武守疆土，实行一系列奖励军功的政策。均田制规定丁男授永业田二十亩，而有军功的勋官转武骑尉即可授永业田六十亩，转上柱国可得三十顷。高宗时修《姓氏录》，又规定以军功致身五品以上者入士流。这两项政策赋予立功者很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极大地刺激了诗人文士立功封侯的理想追求。他们把从军出塞视为科举之外又一条通衢大道。尤其到了盛唐，为了取得周边征战的胜利，唐玄宗采用更为刺激的政策。开元十七年（729），李祎攻取吐蕃石堡城，玄宗下诏：“敢有掩战功不及赏者，士自陈，将吏皆斩，战有逗留，举队如军法，能擒其王者授大将军。”⁽²²⁾建有奇功既能封王，或可入相。安禄山封东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这些重奖军功的政策直接影响着士人的功业导向，所谓“近传天子尊武臣，强兵直欲静边尘”，“圣主赏勋业，边城最辉光”⁽²³⁾，激发了诗人文士向往功名，关注边塞，歌咏从军，带来了边塞诗创作的繁荣局面。

另一方面，唐代的幕府制度为诗人从军出塞立功封侯的理想追求提供了现实舞台。唐初军事上沿用前代亦兵亦农的府兵制，府兵由各地的折冲府统辖，战时从征，闲时务农。折冲府亦称兵府、军府，唐代最多时达634个，总兵力达68万。这种府兵制以均田制为基础，武周以后均田制遭破坏，府兵制也开始瓦解，至天宝八年（749）宣布废除。在府兵制遭到破坏并不断走向瓦解的过程中，唐朝不断以募兵的方式补充兵员，逐渐出现了募兵制，募兵制的出现在古代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因为召募的军人比府兵勇武，故多分布在边地重镇，而随着对外用兵的加剧，边镇军事力量不断加大，至天宝初年已达十个方镇，成为唐代军事力量的核心。使“内重外轻”的府兵格局变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势力强大的边镇称方镇、藩镇、军府、幕府，首席长官称节度使。节度使府有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掌书记、参谋等职位，常由有声名才干的文士充任，构成别具特色的边地幕府制度。文士供职边地幕府相比于内地或朝廷具有三大优势：一是俸禄高，所谓“职多于郡县之吏，俸伏于台省之官”⁽²⁴⁾；二是有实权，所谓“郡守之职，总于诸侯帅，郡佐之职，移于部从事”⁽²⁵⁾，行军司马可以代行节度使职权；三是受主率赏识便能迅速升迁。因此诗人文士视从军入幕为科举之外又一条晋升捷径。所谓“其不由科举进者，又有藩镇辟召，或以白丁命官，或自下僚选擢”⁽²⁶⁾，“今之俊义，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入而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²⁷⁾。因此“游宦之士至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主将得宠则幕僚随之升迁。封常清少时孤贫，为安西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兼从，作捷书而受赏识，任为行军司马，终至四镇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岑参入封常清幕府为判官，升为支度副使。后期在朝三度为郎两次为州刺史。高适大半生坎坷不遇，由田良丘荐入河西哥舒翰幕府而晚年显达，位至剑南西川节度使，终官散骑常侍。可见，幕府征辟制度给文士提供了一条令人向往的晋升捷径，吸引着部分诗人走向军营，亲身体验从军生活，抒写边塞见闻与感怀，直接促成了盛唐边塞诗创作的繁荣。

对于幕府制度对唐代边塞诗创作影响的研究反响最大的是戴伟华，其《唐代幕府与文学》揭示了幕府制度与边塞诗繁荣的关系，然而，其实证的盛唐文士出塞的考察却认定盛唐时期上千文士中出塞入幕的文士不到三十人，在驳正明代胡应麟“唐代文士大多因缘幕府”的结论的同时，认为边塞诗的繁荣与诗人出塞入幕关系不大⁽²⁸⁾。而后陈铁民又撰文维护幕府制度与文人入幕促进了盛唐边塞诗繁荣的观点⁽²⁹⁾。事实上，盛唐文士从军出塞投身幕府者虽然仅有近三十位，但盛唐边塞诗创作实绩恰恰集中在这些出塞文士的笔下。因此，本文依然认为幕府制度是直接促进盛唐边塞诗繁荣的重要原因。

其次，盛唐时代频繁的边塞战争是边塞诗繁荣的现实基础。

李唐皇室起于陇西，相比其他朝代的统治者较少民族偏见，能一视同仁地对待各少数民族，因此唐朝治边的主导思想是怀柔招抚，通过和亲、册封、招抚、互市、朝聘等措施，使周边少数民族部落或政权纳入自己版图范围。同时，唐朝又采取武力征讨的方式，开拓疆土，使唐朝版图在鼎盛之时西达咸海、北达安加拉河、东至海隅、西至林州（今越南南方）。正像《旧唐书·地理志》所说：“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³⁰⁾疆域空前广阔，国力非常雄厚，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强大帝国。

唐朝把全国的军事力量分为三大部分，府兵守内地要冲，禁军守京师，军镇重兵屯戍边地。按《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军事部署情况看，唐朝所设的407个军事据点绝大多数分布在边地，仅河北、陇右、剑南三道就有319个，至开元十年（722），“缘边镇兵常六十余万”⁽³¹⁾，张说奏罢20万，仍有40余万屯守三北边地，史称“凡镇兵四十九万人，戎马八万余匹”⁽³²⁾。唐朝的武力守疆土，对西南、岭南、东北地区采取怀柔招抚与羁縻政策。对西北则借鉴汉代经营西域“断匈奴右臂”的成功经验，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解决“南羌北交”带来的威胁，以确保西北与关陇的安全。唐太宗抓住东突厥灭亡之机，攻取高昌国，设立直隶的西州，后又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于交河城设安西都护府。“岁调千兵，谪罪人以戍”⁽³³⁾。高宗武后时期，又设北庭都护府，围绕“四镇”与吐蕃展开争夺斗争。高宗务求宁人，曾废“四镇”，结果吐蕃大入西域，由是唐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守长安必须守河西，守河西必须镇西域，更重视西北边塞。景云二年（711）设立河西节都使，开元元年（713）设立陇右节都使，开元六年（718）又设安西四镇节度使，加强西北防卫，而后围绕西域与吐蕃展开过多次的武力争夺与较量。所以唐朝在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往来中，总趋势是和平友好的，但也常常以武力解决争端，造成整个唐代社会边塞战争连绵不断。

从具体战事看，初唐就不太平，太祖在位的武德七年（624），突厥进犯幽州，武德九年（626），颉利可汗率十万铁骑进犯，直达渭水北岸，所谓“大汉无中策，匈奴犯渭桥”即此而言。贞观时期，唐朝强盛起来，兵力达六十多万，但国力尚弱，所以采取和亲修好与武力并重的外交军事策略，消弭外患，声威远振。贞观四年（630）灭东突厥，九年灭吐谷浑，十四年灭高昌，设立安西都护府。这些经营西北之举使太宗朝战火不断，其后高宗武后继续实行开拓西北的战略决策，但此时东突厥复起，吐蕃强盛，契丹、奚反叛，导致唐朝边塞战争更加频繁起来。显庆二年（657）唐灭西突厥，咸亨元年（670）吐蕃攻陷唐安西四镇，仪凤三年（678）吐蕃再破唐军，如意元年（692）唐败吐蕃，恢复安西四镇，万岁通天元年（696）、二年，契丹陷营州，继而进攻幽州，久视元年（700）吐蕃又进攻梁州，虽然中宗朝有金城公主与吐蕃和亲，但唐与吐蕃在西北的对峙局面并未根本改变。尤其开元中期至天宝末的三十多年中，漫长的边境线战争不断，其中西北三镇（安西、河西、陇右）与吐蕃战争最久最烈。

当时吐蕃正处于强盛期，扩张势头十足，唐朝也以讨击为原则，双方针锋相对。开元二十三年冬，吐蕃寇北庭与安西，拔换城，二十四年唐破吐蕃；二十五年二月河西节度使崔希逸破吐蕃于青海西；十二月吐蕃屠安西达化城，陷石堡城；二十六年三月，吐蕃又寇河西，崔希逸再破之；与此同时，陇右杜希望攻取了吐蕃新城；七月杜希望又夺吐蕃河桥，于河左筑盐泉城；之后双方处于对峙状态。西线缓和，而东线吃紧。从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唐与契丹、奚族展开激烈征战。开元二十八年东线威胁解除，西线战火又起。天宝元年（742），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两破吐蕃；二年三月又破吐蕃洪济城；四年九月战于石堡城，为虏所败；吐蕃在东线不能胜唐，便西侵小勃律，企图攻取唐安西四镇，故天宝六年安西高仙芝远袭小勃律，俘吐蕃公主；七年，哥舒翰于青海破吐蕃；八年攻拔石堡城，唐朝才略占优势；天宝十二年哥舒翰又连破吐蕃数城，完全收复九曲之地。唐朝最终取得了主动地位。但大体说，双方是“一彼一此，或胜或负，可谓劳矣”⁽³⁴⁾。而劳师远袭小勃律、大勃律、石国等西域诸国，唐朝也是胜负参半。天宝九年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而袭之，十年石国联合诸胡、大食等国与唐战，高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仅数千人。十二年封常清击大勃律，大胜而还。西南方面，南诏兴于开元末期，天宝九年以后双方战火不断，尤其十年、十二年唐朝两次惨败，得不偿失。

安史之乱后，吐蕃趁唐朝边军内调平乱之机，大举入侵，占据唐朝的河湟陇右之地。唐朝对吐蕃的威胁无可奈何，总体的边防策略由前期的主动经营西北转而和亲回纥、联络南诏，集中对付强敌吐蕃。唐蕃之间战争多达四十余次。晚唐大中年间虽然收复河湟，但对外征战实力已远远无法与初盛之世相比，大唐王朝陷入了内外战乱交困之中。

频繁的边塞战争为边塞诗创作提供了既复杂矛盾又丰富深刻的现实内容。一方面，唐朝对外征战取得了重大胜利，所谓“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³⁵⁾。这些胜利高扬了大唐帝国的声威，使诗人文士向往立功绝域，万里封侯，表现出豪壮自信、昂扬奋发、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战争也带来巨大的灾难。连年征战，不仅牺牲惨重，而且造成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的局面。加上边费开支庞大，使唐朝的综合国力急剧下降。另外，重赏边功使边将势大，成为唐朝严重的政治隐患，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而安史乱后更是国土沦丧、边患加重、战事繁多的局面。所以边塞防卫与战争成了牵动唐人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深为有志之士所忧虑，激起人们广泛而深切的关注。他们以自己的眼光审视边塞防卫问题，以诗的形式揭露军中矛盾，表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与危害。从而使边塞诗创作冲破了闭门模拟、玄想吟咏的模式，开拓出惊心动魄充满时代生活气息的边塞诗新天地。因此，频繁的边塞战争是边塞诗走向繁荣的现实基础，没有唐代的边塞战争，就难有唐代边塞诗的繁荣与兴盛。

此外，唐代科举选士制为下层之士进入政治舞台展示了光明的前景，激发了文士建奇功伟业的雄心，引导诗人从军出塞，也促进了边塞诗的繁荣。而科举考试也常常以边塞题材为考题，如初唐沈佺期有《被试出塞》，科考促使文士研习边塞诗写作，直接促进了边塞诗艺的提高。文化方面，唐代社会并行的儒、侠、佛、道四大思潮互相融合，儒侠互融，膨胀了唐人的主体意识与个体人格精神，他们以侠士自命，嘲弄皓首穷经的文士，崇尚英雄气质，企羡惊天动地的奇功伟业，促使文士在科举的同时关注边塞防卫，进而慷慨果敢地走向边塞，寻求功名。也促进了边塞诗的繁荣。

当然，盛唐边塞诗的繁荣还是前代艺术积累的结果。唐前边塞总体成就虽然不高，但在题材内容与艺术表现上都为唐代边塞诗繁荣做了足够的尝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唐人对唐前边塞诗的继承是很明显的。在诗体形式上，盛唐诗人在自主命题或使用“即事命题”的新题乐府的同时，仍然大量沿用汉魏以来的乐府旧题。《关山月》、《折扬柳》、《从军行》、《出塞》、《入塞》、《燕歌行》等在盛唐边塞诗中仍然占有不小的比重。在艺术表现上，南朝边塞诗的细腻的表现手法也为唐代边塞诗所借用，如柳中庸《凉州曲二首》之二沿用边关闺阁二结合手法、沈佺期的《杂诗三首》之二的心理描写法，都是南朝传统的延伸。在典事运用、语言意象方面，唐代边塞诗也留下了吸收借鉴前代的痕迹。马时芳《挑灯诗话》称：“唐人诗多本‘三百篇’：‘故乡亲友如相问，便道征人不思家。’本《卷耳》。‘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本《陟岵》。”高适《燕歌行》“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来于南朝刘孝标《出塞》：“蓟门秋气清，飞将出长城。绝漠冲风急，交河夜月明。陷敌金鼓，摧锋扬旆旌。去去无终极，日暮动边声。”盛唐边塞诗沿袭南朝边塞诗的意象系统，但唐人“将这些意象所引起的当时颇为流行的联想——悲伤、消沉、失望等扫除殆尽，而为之注入一种英武、欢乐的情调”〔［美］詹玛丽（Mariechan）《岑参的边塞诗》〕。意象运用的因袭现象，正是唐代边塞诗吸收借鉴前人创作经验的表现。此外，唐人对边塞题材的普遍喜爱也是其繁荣的不可忽略之因。诗人从军出塞，为新奇异趣的边塞所吸引，尽情挥洒，带来创作的繁荣。而读者的赏爱也刺激着诗人的创作热情。杜确《岑嘉州集序》称岑诗“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³⁶⁾。读者的喜爱激发诗人的热情，使边塞诗创作与欣赏处于一种良性供求状态，对边塞诗繁盛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盛唐边塞诗创作动态观照

盛唐是中国古代边塞诗创作的第一高峰期。粗略统计，边塞诗总量500多首，作者约50人⁽³⁷⁾，主要诗人包括被列入“边塞诗派”的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王之涣、王翰、崔颢、刘湾、张谓和诗派以外的李白、杜甫、王维、祖咏、常建、陶翰等。他们大多都有从军出塞的经历与体验，又具有高超的文化素养与诗艺技巧，在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感召下，积极进取，向往功名。他们用昂扬振奋慷慨豪迈的边塞诗抒发奇伟不凡的功业理想，描绘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表现奇异独特的边地风情，反映丰富复杂的边塞生活及军事斗争，诗中充满乐观自信的时代精神，达到了边塞诗创作的巅峰期。

动态地看，盛唐边塞诗创作是从初盛唐之交的过渡诗人开始的。主要有张说、崔国辅、胡皓、李昂等人。张说（667—730），字道济，洛阳（今河南）人。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官至中书令、尚书左丞相，封燕国公。张说是初盛唐之交承前启后的重要作者，对当时文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诗文兼长，与许国公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开元初曾任河北道按察使，开元七年（719）为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开元十年任朔方军节度使，长期在军任职，熟悉边事。开元十年曾奉旨北巡边塞，玄宗亲自赋诗送行，当时苏泰之、徐坚、韩休、许景先、王丘、苏晋、张嘉贞、卢从愿、席豫、贺知章、王翰等皆有奉和诗作，成为开元间边塞诗坛一大盛事。他作朔方节度使时，曾攻破河曲六州残胡，对安定北边有着很大贡献。在多年经营北边的日子里他写下了十多首边塞诗作。代表作《巡边在河北作》：“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沙场碛路何为尔，重气轻生知许国。人生在世能几时，壮年征战发如丝。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诗中既有受姚崇等排挤的身世之叹与不平，也有舍身报国的豪情壮志，慷慨动人。此外，他还有《幽州夜饮》、《破陈乐词二首》、《苏摩遮五首》等边塞诗。崔辅国（681—755），开元进士，曾为辽东幕僚，与王昌龄、王之涣等相唱和，代表作《从军行》吟咏东北边防之事。另外，胡皓《大漠行》、李昂《从军行》等也是初盛唐之交的著名诗作。这些诗篇，一方面继承初唐以来歌唱功业理想的主题，反映边塞征行活动。另一方面形式上由古体向律诗转型，即使仍用乐府旧题，但也写成律诗，如崔国辅《从军行》，同时，即事命题之作也在不断增加，构成了盛唐边塞诗创作繁荣发展的序曲。

盛唐边塞诗创作的群体大合唱是从老诗人王之涣、孟浩然、王翰等开始的。他们生在初唐之时，长于初盛之间，最早奏响了富有盛唐时代气息的强劲音符。

王之涣（688—742），字季凌，祖籍晋阳，后迁绛州。他“幼而聪明，秀发颖悟。不盈弱冠，则究文章之精；未及壮年，已穷经籍之奥”，成年后曾为冀州衡水县主簿。受人诬告，愤而去官，“在家十五年”，游历蒲州、洛阳、长安、玉门关、蓟庭等地。所作边塞诗“传乎乐章，布在人口”⁽³⁸⁾。现存诗作仅六首，代表作为《凉州词二首》。其一“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文苑英华》、《唐诗纪事》题为《出塞》。高适《和王七度玉门关上吹笛》即此诗的和作，可知其又题作《玉门关上吹笛》。而高适与王之涣的交游，从高适《别韦参军》可知两人相识在开元十年（722）左右，高之和诗约作于此时，而王诗则作于此时或此前，大概是诗人游边所作。薛用弱《集异记》载有王之涣、王昌龄与高适“旗亭画壁”的故事，据傅璇琮先生考证，此事约发生在开元十年左右，由此可以大致推定此诗写作时间最迟不晚于开元十年。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引《乐苑》云“《凉州》，宫调曲，开元中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而郭知运作陇右节度使是在开元二年十二月至开元九年，此年十月郭知运卒于军中，其进献此曲当在此期间。有学者由此推定王之涣诗是为此曲写的唱词，约作于开元五年至开元十五年之间。此说时间断定虽然不能说错但过于宽泛，而且依据诗题去推论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此诗又题作《出塞》、《玉门关上吹笛》。所以根据《凉州词》曲子的传入时间来判定诗作写作年代就难说准确了。另外从《全唐诗》看，其中乐府类诗作并没录此诗，说明编者并没有把王诗当作乐府《凉州词》来看。所以我们判定其写作时间约在开元五年至十年间，是盛唐边塞诗大合唱的第一个强劲音符。此诗重在抒写征人之“怨”，但诗人不是直抒胸臆地表现，而是借景抒情，先描绘黄河际天、群山万仞的辽远壮阔的边塞景观，以依山据险的孤城来突出征戍环境的荒僻险远。再通过凄凉的笛声和劝慰的口吻既写出了戍边战士的悲怨心情，也表达了诗人对征战将士的同情与对朝廷的不满。诗中写景雄伟壮阔，境界博大，借助于乐府《折杨柳》的凄怨曲调与“春风”意象的象征意蕴，含蓄委婉地传达了战士的心声与诗人的感怀，成为第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绝边塞诗，被王士祯推为唐诗七绝的压卷之作。

孟浩然（689—740），虽没有亲临边塞的生活经历，以山水诗著称。但也写有边塞诗《凉州词二首》，其二：“异方之乐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表现征人在关山月夜胡笳凄怨的氛围里望月思归的浓重别情。王翰，字子羽，并州晋阳（今太原）人。景云元年（710）进士，曾任朝中秘书正字、驾部员外郎、仙州别驾、道州司马等职。从李德裕所撰河东幕府《掌书记厅壁记》“典兹羽檄，代有英髦，间者吴少微、富嘉谟、王翰、孙逖咸有制作，存于是邦”⁽³⁹⁾可知，王翰曾在河东幕府任职。其现存14首诗有4首边塞诗。代表作《凉州词二首》。其一：“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以晶莹的夜光杯、香甜的葡萄美酒和悦耳的琵琶乐来烘托宴饮的热烈氛围，在戏谑酣歌醉饮中抒发征战将士豪迈洒脱、置生死于度外的英雄气质与胸襟怀抱，也是脍炙人口的边塞名作。此外其《饮马长城窟行》写侠勇少年浴血奋战的报国豪情，以及面对边城的堆堆白骨引发的无限历史感慨，在强烈的对比中暗寓了国之兴亡在德不在兵的道理，含蓄委婉地批判了盛唐锐意开边的防边策略，也是一篇优秀之作。此三人的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这些诗格调明快，音节嘹亮，富有情韵，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超艺术境界。更值得玩味的是：他们三人不约而同地选用了乐府《凉州词》诗题，却又都写成了七言绝句。这种名为乐府实则绝句的创作形式，恰恰是盛唐边塞诗的新创造。它把乐府诗题与可入乐的绝句形式结合起来，在乐府与非乐府之间开辟一条新的诗体形式，成为唐代别具特色的诗歌式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人的绝句边塞诗是一种新的开创，其地位和影响值得高度评价。

比王之涣稍后，约在开元十年（723）至十五年（727）间王昌龄游历西北萧关、临洮、碎叶等地，也开始了边塞诗的创作。代表作《从军行七首》、《出塞二首》可能就写于此时。他的诗在抒发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礼赞对外征战辉煌胜利的同时，更多地写从军之苦、乡思之愁，而且他是盛唐诗人中较早地理性地冷峻地思考战争本质的诗人，体现出深沉的历史意识和悲剧精神，富有思想深度。艺术上，王昌龄的诗，婉转浏亮，舒缓自然，情景交融，含蓄深沉。开元十八年崔颢入河东幕府任职，“一窥塞垣，说尽戎旅”。开元二十年，32岁的高适第一次奔赴塞北之地，写下了《塞上》、《塞下曲》、《蓟门五首》等诗作。开元二十六年，高适写出边塞代表诗作《燕歌行》。开元二十五年王维奉使出塞至凉州，在河西节都使幕中兼任判官近三年，写下了《使至塞上》、《榆林郡歌》、《凉州郊外游望》、《凉州赛神》等多篇边塞名作。此外，祖咏《望蓟门》、常建《塞下曲四首》、李颀《古从军行》、《听董大弹胡笳声》等大约也作于这一时期。天宝十一年（752）李白北游幽燕，连续写下《关山月》、《战城南》、《古胡无人行》等多篇边塞乐府诗。张谓也于天宝十二年前写出代表作《代北州老翁答》。至天宝未，高适、岑参几乎同时从军入幕，更把盛唐边塞诗创作从数量到质量全方位推向了辉煌的顶峰。

崔颢（700？—754），汴州（今河南开封）人。聪颖有俊才，嗜酒赌博，“有文无行”⁽⁴⁰⁾。开元十一年（723）中进士。开元十八年后，任职河东幕府，开始了边塞诗创作，《古游侠赠军中诸将》等写于此时。开元二十至二十四年崔颢又到代州都督杜希望幕中任职，至天宝三年（744）左右回朝。其8首边塞诗，都写于两次从军期间。最能代表其特色的是《雁门胡人歌》：

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东无战斗，时时醉向酒家眠。

唐朝统治者思想开明，对边地少数民族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不仅以招抚的方式笼络边夷，而且重用胡人以守疆土，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此诗即以居住边地的雁门胡人为表现对象，通过驾鹰逐鸟、将马狩猎、放火烧山等生产生活状况的描画，形象地写出了雁门北边半农半牧的风俗习尚。尾联以“时时醉向酒家眠”的特写镜头既写出了边地胡兵享受的优厚待遇，也表现了边地和平安宁的美好景象。诗中写景远近结合，动静相映，富有层次性，在舒缓明快的节奏中展现一幅塞上风情画。这是唐代第一首边塞风俗诗作，在唐代边塞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赠王威古》用人物在战斗间隙积极备战、驰猎习武的生活场景来表现王威古以国事为重，勇于为国献身的豪情壮志，也别具特色。而《辽西作》则继承陈子昂边塞诗的批判精神，以同情之心揭批边将不惜战士的生命轻挑边衅的误国行为。崔颢的边塞诗，内容丰富，写景抒情并重，主体精神浓厚，典型地体现了盛唐边塞诗的时代特征。故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中说：“颢年少为诗，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可与鲍照并驱也。”⁽⁴¹⁾对崔颢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盛唐有特色的边塞诗人还有陶翰、李颀、刘湾和张谓等人。陶翰（701—754），润州丹阳（今江苏）人。开元十八年（730）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曾到过边塞之地，有边塞诗5首，代表作《出萧关怀古》：“驱马击长剑，行役至萧关。悠悠五原上，永眺关河前。北虏三十万，此中常控弦。秦城亘宇宙，汉帝理旌旃。刁斗鸣不息，羽书日夜传。五军计莫就，三策议空全。大漠横万里，萧条绝人烟。孤城当瀚海，落日照祁连。怆矣苦寒奏，怀哉式微篇。更悲秦楼月，夜夜出胡天。”针对古往今来的边塞征战进行深沉的历史反思，对秦汉以来绵延不已的边塞征战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怀有无限的感慨与叹喟，隐约地体悟到防边征战带来的生存缺憾。其《经杀子谷》也是怀古之作。它们与初唐李峤的《奉使筑朔方六城率尔而作》一道，共同构成唐代边塞诗表现悲剧精神的滥觞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陶翰的边塞诗应得到更高的评价。此外其《古塞下曲》、《燕歌行》反映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戍边将领备受冷落的现实，表达了对统治者的怨愤不满，寓有诗人的身世之感。

李颀（？—757），祖籍赵郡，家于颍阳（今河南登封西），开元二十三年（735）进士，曾任新乡尉，后隐于颍阳“东川别业”，与高适、王昌龄、王维、崔颢等唱和为诗。其124首诗中有8首边塞诗，多乐府旧题，代表作为《古从军行》：

白日登高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野，空见葡萄入汉家。

以战士口吻叙写征战生活情景。不仅写出无休止的征战给士兵造成的痛苦与牺牲，更以满怀同情之心写出战争给周边少数民族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从侧面谴责了边塞征战的非人道行为，成为边塞诗史上第一篇站在超越民族的立场上控诉战争罪恶的诗作⁽⁴²⁾，为边塞诗创作提供了新的抒情视角和新领域。到中晚唐，此类主题不断增多，成为边塞诗揭批现实、思考战争本质的重要类型。此外，其《古塞下曲》、《古意》等也是优秀诗篇。李颀边塞诗不仅思想深刻，艺术造诣也有特色。他善于抓典型特征来刻画人物性格与心理。如“胡儿眼泪双双落”以“双双眼泪”的外在白描表现人物内心的痛苦，《古意》以“须如猬毛磔”来突出幽燕侠士刚毅顽强的性格特征。《塞下曲》以鞭和笛来表现边地少年的勇武与潇洒，形象鲜明。因为诗中多刻画侠勇的人物形象，所以李颀的诗慷慨豪迈，激昂奔放。即使抒发思乡之愁、久戍之怨也写得奔放流畅，悠然洒脱。

刘湾（约749年前后在世），字灵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天宝进士，安史乱后以侍御史居衡阳。存诗六首，其中三首为边塞诗。代表作《出塞曲》叙写并州少年边塞征战的感怀。突破了边塞诗惯常的出征凯旋的写作模式，以议论之语写道：“去年桑干北，今年桑干东。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汗马牧秋月，疲卒卧霜风。仍闻左贤王，更欲围云中。”不仅道出了千百万血洒疆场的战士心中的不平与怨愤，而且一语中的地揭示了立功封侯价值取向的杀人本质，具有深刻的批判性与揭露性。它赋予平常的题材以新的内涵与意蕴，深化了边塞诗的思想境界，在边塞诗史上具有创新与开拓的意义。张谓（？—777），字正言，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天宝二年（743）进士。24岁应召至东北的营州从戎十年，立有边功，后因主将得罪受牵连被流放蓟门，大历时官礼部侍郎。张谓存诗40首，边塞诗不多，代表作《代北州老翁答》，以一位流落他乡的北地老翁的口吻，诉说边战中痛失爱子的辛酸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长期的边塞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巨大灾难。结尾“近传天子尊武臣，强兵直欲静胡尘。安边自合有长策，何必流离中国人”四句，以诗史的精神成为盛唐现实的真实写照。盛唐时代，国力强盛，唐玄宗好大喜功，除奉行经营西北的战略方针外，对周边民族动辄用武。史载玄宗皇帝有“吞四夷之志”⁽⁴³⁾，“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⁴⁴⁾，与此相连，玄宗重赏边功，张守珪大败契丹，玄宗便欲以为相，哥舒翰以边功封西平郡王，安禄山封东平郡王。这种“尊武臣”的做法使开元间不少武人“皆自边帅入相”⁽⁴⁵⁾。频繁的战争不仅“拔剑已断天骄臂”，而且使战火燃遍了唐代的陆路三边。至“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矣”⁽⁴⁶⁾。正因此，诗人在歌唱对外征战胜利、礼赞唐朝赫赫武功的同时，也沉痛地感到了开边扩边带来的巨大灾难。他们从“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的自豪咏唱中自然地转向了对战争罪恶的揭露与批判。从初唐陈子昂《感遇·丁亥岁云暮》到盛唐崔颢《辽西作》、王昌龄《塞下曲》、李颀《古从军行》、刘湾《出塞曲》，再到张谓《代北州老翁答》，伴随盛唐边塞战争的加剧，反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些诗作与李白、高适、岑参等人热情歌颂征战将士奋勇杀敌、礼赞大唐帝国的辉煌胜利的诗作，共同构成盛唐边塞诗相互辉映又互相补充的两大主题，成了盛唐边塞诗创作的主旋律。

高适、岑参作为盛唐边塞诗辉煌成就的代表，他们的诗歌咏功业理想，描写边塞风光、风俗民情，反映军旅生活，揭露边塞征战中的各种矛盾，内容丰富充实，感情深沉厚重。相比而言，高适诗多写战事，更富理性色彩，岑参诗多描边景，更具奇丽特征。他们的创作从不同角度把盛唐边塞诗推向了顶峰。学界关于高岑诗讨论已很深入，限于体例与篇幅，此处不多讨论。

三、丰富多彩的题材内容与思想情感

盛唐诗人沐浴着初唐时期奠定的慷慨激昂崇尚功名的时代精神。在重视科举入仕的同时，把从军边塞视为获取功名、实现自身价值的通衢捷径。因此，歌咏建功立业、安边封侯的宏伟理想与远大抱负就成了盛唐边塞诗的主旋律。他们一方面鄙视老死书斋的儒生。如：“岂学书生辈，窗前老一经。”（王维）“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李白）“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李白）“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高适）“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李白）另一方面歌颂从军边塞的豪侠壮举与英雄气质，充满着昂扬振奋、乐观自信、豪迈洒脱的精神气魄。如：“卒使边功建，长封万里侯”、“谁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天子不召见，挥鞭遂从戎”、“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⁴⁷⁾。这种豪迈自信的歌唱压倒了传统边塞诗为国捐躯悲壮沉痛的咏叹。翻检诗集会发现，盛唐诗人的笔下也不乏杀敌报国情志的表露。比如崔颢说：“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张说说：“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誓欲成名报国，羞将开阁论勋。”王宏说：“从来战斗不求勋，杀身为君君不闻。”王维说：“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李希仲也说：“当须徇忠义，身死报国恩。”这类诗句俯拾即是，但这种带有边塞传统的誓言，并不代表盛唐人的真实心态，真正体现盛唐人自信豪迈乐观进取精神的是那种毫不掩饰的直指功名勋业的青春歌唱。这种歌唱中有着阔大的胸襟、宽广的胸怀、澎湃的热情、坚定的信念，甚至是自负的狂言，它是盛唐文化造就的青春朝气的浪漫歌唱与宣泄喷发，给边塞诗抒情言志带来了新的色彩与气调，是传统爱国情志的别样显现。这正是唐代边塞诗抒发强烈功业理想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在歌唱理想的同时，盛唐边塞诗还大量描绘边塞风光，展现雄奇壮美的边塞自然及人文景观。描写边塞风光既是边塞诗地域性特征的体现，也是其抒情的需要。唐前诗人大多缺乏亲临边地的经历，其边塞写景只能凭想象虚拟假设，来充当征戍活动的背景，单纯的写景诗还较少。到了唐代尤其盛唐时代，从军出塞的诗人增多，边塞风光自然地进入诗人的视野，边塞写景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边塞写景不再是边塞意象道具式的背景点缀，而是诗人望中所见的真实之景，写景由虚拟走向写实，具有直观性。其实早在北朝及隋代边塞诗中边塞写景就已经有了这种直观性，但数量有限，不成规模。到盛唐边塞诗，直观的边塞写景才大量涌现。高适：“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朝登百丈峰，遥望燕支道。汉垒青冥间，胡天白如扫。”“远戍际天末，边烽连贼壕。”崔颢：“春风吹浅草，猎骑何翩翩。”“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岑参：“曾到交河城，风土断人肠。塞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赤亭多飘风，鼓怒不可当。”“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蒲海晓霜凝马尾，葱山夜雪扑旌竿。”虽然边塞意象不如南朝的密集，但这种疏朗的写景却更加清新自然，其地名意象也不再是大而空洞的天山、雪海，而是实有的百丈峰、赤亭口、蒲海、葱山等实见之山水。其次，边景由单纯充当征戍背景，变成了独立的表现对象，出现了边塞山水诗。如王之涣《凉州词二首》之一，高适《塞上听吹笛》，岑参《天山雪歌》、《火山云歌》、《热海行》，祖咏《望蓟门》等等，边景已成为诗歌描写的重心。当然，这些边塞山水诗并不以客观再现边塞的自然人文景观为旨归，而是有所取舍的主观表现。诗人有目的地选择那些能体现主体精神的自然意象构造诗境，以诗境来表现人的心境。因此，盛唐边塞诗的写景是融入主观情绪与自我心境的写景，带有浓重的主体意识。属浪漫表现而非客观再现。如“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等等，或借景寓愁，或因景见志，或以景写怨，都是融入诗人主观情怀意绪的写景，因此唐代的边塞写景是一种主观表现。

与写景相连的是表现充满异域情调的风俗民情。它既是盛唐边塞诗走向高峰的标志，也是其启后的起点。唐前边塞诗仅有汉代《乌孙公主歌》、易林边塞诗、托名蔡琰的《胡笳十八拍》⁽⁴⁸⁾、北齐斛律金《敕勒歌》及几首北朝乐府民歌中偶有北塞风俗民情的描写，数量极少。然而“边塞诗本身就是特定地域文化的产物”⁽⁴⁹⁾，不描写风俗民情，是边塞诗发展不完备的表现。到盛唐边塞诗则开始多角度表现边塞风俗民情。一是描写边民的生产状况。如崔颢《雁门胡人歌》：“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表现代北边民半农半牧的生活习惯。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太守到来山出泉，黄沙碛里人种田。”写西域一带出现农耕生产的生活状况。二是描写边民衣食起居的习俗。主要集中在岑参诗中，如《胡歌》“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写衣着；《酒泉太守席上醉后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写饮食歌舞；《玉门关盖将军歌》“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驼酥”写起居饮食。岑参出塞地域远，时间久，熟悉边地风俗习尚，加之好奇的性格特点，所以他的诗多角度表现了边塞的风俗民情。三是描写边地歌舞娱乐的盛况。如岑参《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歌》写新疆舞蹈；《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酒泉太守席上醉后歌》“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写歌唱；而《赵将军歌》“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则又是娱乐生活。四是写边地祭神场面。王维《凉州赛神》“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凉州郊外游望》“野老浇刍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写当地百姓祭祀娱神的活动。此外，表现边民游牧尚武的习性也是风俗民情的重要方面。高适《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皮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展现东北人骑马射猎、嗜酒豪饮的性格，与中晚唐马戴《射雕骑》、李益《塞下曲四首》之一、温庭筠《敕勒歌塞北》、刘言史《牧马泉》、耿《凉州词》、周朴《塞下曲》、贯休《边上作》等篇，概括地提炼一种印象式的边地风俗情调，是唐代边塞诗表现风俗民情最富特色的一个方面。

边塞诗是诗人关注或参与边塞防卫而写作的诗歌，表现丰富多彩的军旅生活，抒发从军戍边的各种感怀自然是边塞诗抒写的重心。唐前边塞诗写军旅生活多集中在从军苦寒、怀乡思归、游侠报国三大主题上。唐代诗人从军入幕，对军旅生活有了实际的体验，因此他们的写作比以往的想象虚构更加真实丰富。当时，西北的吐蕃民族正处于强盛上升时期，侵略势头很盛，唐玄宗凭借雄厚的物质基础，以武力反击周边民族的入侵，东北收复营州，降服契丹、奚族，西北攻取九曲、石堡城，全力经营由秦州至渭州、凉州、甘州、肃州、瓜州，直到西州、庭州的西北一线，力保西域的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和安西四镇，重点解决“南羌北交”的防卫难题⁽⁵⁰⁾。在多次的对外征战中，唐朝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所谓“勒石燕然，威加海外”，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他们以诗的形式歌咏对外征战的胜利，礼赞唐王朝的赫赫武功，流露出自信豪迈的乐观情调。翻开盛唐人的诗集，这种时代的赞歌处处可见：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猿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万骑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麒麟。到处尽是欢洽事，相看总是太平人。

铁骑横行铁岭头，西看逻逤取封侯。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

鸣笳叠鼓拥回军，破国平蕃昔未闻。大夫鹊印摇边月，天将龙旗掣海云。⁽⁵¹⁾

在抒发胜利豪情的同时，他们还表现征战场景，赞美征战将士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和无畏精神。王昌龄《从军行》：“大将军出战，白日暗榆关。三面黄金甲，单于破胆还。”赞美威震敌胆的将领。李白《从军行》：“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写失败将军突围的凛然风度与雄壮气势。也有赞美士兵的诗作。如高适《燕歌行》、《塞下曲》、《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岑参《白雪歌》、《走马川行》等，这些诗作通过征行战斗场景的描绘赞美了战士英勇无畏的战斗意志与牺牲精神。

盛唐诗人关心现实，他们关注边防策略，了解军事状况，因此揭露军中各类矛盾就成了边塞诗表现军旅生活的重要内容。有反映将帅不恤士卒、军中苦乐不均的矛盾：“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⁵²⁾；有反映朝廷重胡兵轻汉卒政策带来的苦乐不均的反差：“戍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⁵³⁾。与此相对，诗人们还以极大的同情表达对安边定塞又能体恤士兵的名将的期盼与向往：“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君不见，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⁵⁴⁾等，道出了千百万征战士兵的共同心声。有的诗作还表达对朝廷漠视戍卒的不满：“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臣愿节宫厩，分以赐边城”⁽⁵⁵⁾；有的不满朝廷有功不赏，如陶翰《燕歌行》“大小百余战，封侯竟蹉跎”。有的将军为国捐躯，血洒疆场，得到的却是“功勋多被黜，兵马亦寻分。更遣黄龙戍，唯当哭塞云。”多方面暴露了边军不合理不公道的矛盾。而王维《老将行》中“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的老将，面对外敌入侵时他又“愿得燕弓射大将，耻令越甲鸣吾君”，自信“犹堪一战立功勋”，表现了老将虽遭冷遇却以国事为重的高风亮节。揭露矛盾与同情战士的抒写，唱出了代代军人的慷慨悲歌。

盛唐边塞诗不仅揭露各类矛盾，还从历史的高度、人性的高度深刻反思边塞征戍问题、审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探寻战争的本质，使边塞诗具有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意识，凝聚为深沉哀婉的悲剧精神。它体现在诗人咏叹永无止期的边塞征戍之事，把这种以鲜血、生命和巨大牺牲为代价的戍边守土之事视为人类无法回避、无法摆脱的生存缺憾，而人类对自身生存困境的自觉意识就是一种悲剧精神。同时，诗人还超越了爱国情感和民族情感，站在人性的哲学高度否定杀人流血的战争，否定报恩重义的献身热情，否定以征战求封侯的事功追求，表达节制边战、呼唤和平的美好愿望。这是唐代边塞诗思想高度的体现，闪耀着理性的光彩和人性的光辉，是古代边塞诗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创造。相关详论请见第五章第二节。

盛唐边塞诗既有理性的反思，又有安边封侯的青春歌唱，其淑世情怀极为浓厚，但也不乏怀乡恋乡的咏叹，因此抒发怀乡思归之情也是盛唐边塞诗重要的思想情感。从李昂的《从军行》“归心海外见明月，别思天边梦落花”开始，乡恋思归之情，不绝如缕。高适《塞上闻吹笛》、岑参《逢入京使》、王翰《凉州词二首》之二等等，乡恋名作频见迭出。这些乡恋诗作，大体可分为两类，战士乡恋和军幕文士乡恋⁽⁵⁶⁾。战士乡恋在汉魏晋南朝诗中就已得到充分的表现，凝定起“关山月色”“陇头流水”等边塞诗特有的怀归意象，甚至还出现了《关山月》、《雨雪曲》、《胡笳曲》、《陇头水》、《有所思》等长于写乡恋情感的固定的乐府诗题。唐代边塞诗抒发战士的乡恋仍集中在乐府旧题中，如孟浩然《凉州词二首》之二、高适《燕歌行》、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之二、李白《关山月》、储光羲《关山月》等等都是抒发战士乡恋情怀的。而军幕文士乡恋，是从军入幕的诗人文士抒发的乡恋情感，是唐代边塞诗抒发乡恋情感最生动最感人的华彩乐章。一方面，军幕文士在强烈的功业理想支持下，其怀乡情感较为淡薄，更多的是感知己、报恩义的慷慨之词与希冀功名的自豪咏唱。如高适：“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岑参：“男儿感忠义，万里忘越乡。”“我今忽登临，顾恩不望乡。”功名心切，乡恋较淡。另一方面，当功业受阻理想落空之时，万里怀乡的惆怅与功名未就的牢骚不满交织在一起，其乡恋乡愁又表现得极为强烈浓重，以岑参为例，虽然他一再宣称“男儿感忠义，万里忘越乡”，但他的77篇边塞诗中，有近一半写到浓重的乡愁，典型的就有《逢入京使》、《赴北庭度陇思家》、《过酒泉忆杜陵别业》等十余篇。从抒情方式上说，军幕文士的乡恋以边关月色、胡笳羌笛等为触媒诱因，有垂乡泪、盼家书等多种思乡形式；而消解乡愁的方式有借酒浇愁、借梦归乡等类型。如岑参：“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那知故园月，也到铁关西。”“汉月垂乡泪，过碛觉天低。”“晓笛别乡泪，秋冰鸣马蹄。”“乡路眇天外，归期如梦中。”“塞迥心常怯，乡遥梦亦迷。”“送子军中饮，家书醉里题。”“别后乡梦数，昨来家信稀。”等等，都能见出这些特点⁽⁵⁷⁾。

此外，抒情范围上，前代边塞诗多集中写西北，至盛唐则扩大到东北（高适）、北方（崔颢）、西北（王维、高适、岑参）的三北广大边境地区，这也是盛唐边塞诗的发展与开拓。这些开拓使边塞诗的题材内容与思想情感变得丰富多彩，使边塞题材得到了全方位的系统完善的展现。

四、艺术表现与抒情策略的发展

盛唐边塞诗融合汉魏以来南北边塞诗积累起来的艺术技巧与精神气质，艺术表现上也进入了边塞诗史的巅峰状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与高超的艺术表现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首先，盛唐边塞诗彻底摆脱了前代“赋题为诗”的传统，无论乐府题或非乐府题，都以古体、歌行或律绝的形式自由抒写，成为盛唐时代的最强音符。其诗体类型有二：自由命题诗和乐府题诗。自由命题诗是出塞诗人根据边地见闻自由抒写内心感怀的边塞诗。首创于初唐的骆宾王，其《边庭落日》、《在军登城楼》、《夕次蒲类津》、《边夜有怀》等，不再沿用乐府旧题，而是自由命题来写作。其后“文章四友”和陈子昂也有此类诗作，盛唐诗人巩固发展这种写法，如王维《使至塞上》、《榆林郡歌》，崔颢《赠王威古》，高适《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登百丈峰⁽⁵⁸⁾》、《登陇》，祖咏《望蓟门》，岑参《逢入京使》、《题铁门关楼》、《安西馆中思长安》等等，都是依边塞见闻叙事写景，抒发从军出塞的各种情怀，突破了前代依傍乐府，赋题为诗的创作模式，成为边塞诗体的重大发展。当然，我们肯定自由命题之作的创新发展，并不意味着贬低乐府题诗作。事实上，不仅多数没有出塞的诗人写作乐府题诗作，即使那些有出塞经历的诗人也仍然写作边塞乐府诗。这种乐府题诗本身也分为两类：一是旧题乐府，为前代传统的延续，在唐代仍占不小的比重。如《全唐诗》中录《从军行》41首、《关山月》13首、《折杨柳》17首、《少年行》30首、《出塞》31首⁽⁵⁹⁾、《陇头水》8首、《饮马长城窟行》6首，等等，都是承袭前代乐府传统的。二是“即事命题”的新题乐府，名为乐府实则律绝或歌行。如唐人写得较多的几题《塞上曲》53首⁽⁶⁰⁾、《塞下曲》90首⁽⁶¹⁾、《凉州词》15首。还包括高适、岑参、杜甫等人的《营州歌》、《白雪歌》、《轮台歌》、《走马川行》、《天山雪歌》、《火山云歌》、《热海行》、《兵车行》等。虽然诗题中有“歌”、“行”等乐府诗题的标志符，但与旧题乐府一样，实际都不入乐歌唱，个别诗作偶有歌唱也是择句配唱当时流行的新曲，如王昌龄《出塞》配唱《盖逻缝》，而不以乐府古曲演唱。因此，这些乐府题诗名似乐府，而实质上都只是律绝或古诗（即歌行体），故清施补华说：“唐人七绝每借乐府题，其实不皆可入乐，故只作绝句论。”⁽⁶²⁾翻检《全唐诗》，其所录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词、杂曲歌辞、杂谣歌词及郊庙歌辞等八类乐府诗，皆不收《塞上曲》、《塞下曲》等新题乐府，《凉州词》仅录唐代15首中的耿等人的5首，说明清人也认为这些乐府诗不论旧题新题，实质上都已不是乐府诗，而只是借乐府来命名的律绝或歌行而已。因此盛唐边塞诗选择诗体，无论自由命题，还是题为乐府，都已彻底摆脱了前代边塞乐府“赋题为诗”的传统，进入了律绝和歌行体自由抒写的新天地。

与唐人诗体选择的特点相连，盛唐边塞诗也彻底摆脱了六朝以来边塞诗写作凭想象点缀一些边塞地名意象，大量铺陈堆砌荒凉苦寒的边塞自然意象来表现从军征战的写作模式，改变了六朝边塞诗鄙直、俗野、繁芜、堆砌的弊病，而是直继汉魏边塞诗的写实传统⁽⁶³⁾，自然奔放地表现从军出塞的闻见感怀，无论是描写边塞风光、风俗民情，反映军事生活或征战主题，还是关注边防，思考边塞战争，表达安边定塞、立功封侯的理想信念，都能以自我为中心，直接表现诗人鲜活的视听感觉及内心感受，抒发边塞防卫问题引发的丰富感人的情思意绪。

就艺术思维方式说，盛唐边塞诗对边塞题材的处理与六朝有很大不同。同是写理想抱负，六朝边塞诗总是借游侠立功边塞来曲折表达，前期侧重于捐躯报国的理想，梁陈则集中于报恩重义的愿望，正因此，六朝边塞诗中《白马篇》、《壮士篇》、《从军行》等乐府诗题使用频率较高，游侠形象显得异常引人瞩目。而盛唐诗人写理想，更多采取直抒胸臆的手法，很少借助于游侠义士的刻画曲折表现。他们以饱含着强烈感情的语言，率直地表达内心涌动的理想与憧憬，以激动人心的感情力量打动人，有着强烈的直接的艺术感染力与震撼力。如前文所引“卒使边功建，长封万里侯”、“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天子不召见，挥鞭遂从戎”、“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⁶⁴⁾等等，都是直抒胸臆式的理想歌唱。他们写理想，从不装腔作势，也不需遮遮掩掩，曲折尽意，而是冲口而出，直截了当，理直气壮，慷慨昂扬。启功先生曾说：“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嚷者，理直气壮，出以无心；想者，熟虑深思，所以有意耳。”理直气壮正是唐诗写理想的品格，最能代表盛唐文化精神的李白，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理想歌唱，其表现方式都是直抒胸臆的，与边塞诗异曲而同工。当然，我们说盛唐边塞诗写理想采取直抒胸臆的手法，并不是说盛唐人就不再写六朝以来的《白马篇》等游侠之作。事实上，唐人咏游侠的诗相比六朝有增无减，更加发达。唐人咏游侠的诗集中在《少年行》、《侠客行》等系列乐府诗中，在总量24题118篇的游侠诗篇中，《白马篇》占16首⁽⁶⁵⁾，与六朝不同的是：这些游侠诗篇是唐人崇尚侠义性格、英雄气质的艺术呈现，重心并不在借游侠义士立功边塞来曲折表达唐人的功业理想，而在于借游侠义士的行为表现唐人对任侠精神、尚武情怀与青春朝气的激赏与崇爱，与六朝游侠诗有着不同的品格志趣。

再如描写边塞风光，汉唐边塞诗的边景描写都偏于苦寒之景，莽莽瀚海、崔嵬雪山、戈壁沙漠、冰天雪地；或狂风暴雪，飞沙走石，或陇水凄寒，关山难越。鲍照说“疾风吹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弓角不可张。”李颀说：“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岑参说：“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这种苦寒艰险之景随处可见，而描写边塞优美之景的作品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片雨过城头，黄鹂上戍楼。塞花飘客泪，边柳挂乡愁”却非常罕见。可以说风沙、白雪、阴云的描绘使汉唐边塞写景总体上呈现一种冷色调。然而同是描写这种冷色调的苦寒之景，六朝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旨趣各异。六朝边塞诗写苦寒，落脚在对边塞防卫行为的理解上，意在表现从军苦，表现戍边战士的矛盾心理与悲慨情怀。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文化铸就民族特有的生活理想与文化心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孝悌力田，安居乐业。而远戍边塞的征役行为，打破了人们正常的生活节奏与生活理想，背井离乡的服役，流血牺牲的征战，艰辛苦寒的奉献等等，使人对边塞征戍悲慨无限，凄凉哀婉。于是诗中的苦寒边景就成了征人悲苦心境的衬托，表现得凄苦不堪，所以六朝诗描写苦寒之景意在展现征人的悲苦感怀。

而盛唐边塞诗写苦寒，不是为了表现从军苦，而是立意在从军乐上。诗中的苦寒边景的描写，不是为了突出悲苦感怀，而是借以衬托戍边将士不畏苦寒的英雄气魄与无畏精神，是突出人的精神与意志的需要。例如岑参的边塞写景，总体上都采用这种方法处理景与人的关系。他的边塞诗主体是反映边地军事生活，但是他不重视描写那种刀光剑影、短兵相接、鏖战厮杀的惊心动魄的征战场景，而是集中铺陈描绘艰苦暴戾的自然环境，以极其夸张的笔调写西北边地戈壁沙碛的乱石盈川、狂风暴雪、飞沙走石的恶劣环境，突出苦、寒、险的特点，既写火山周边势不可挡的炎热，也写沙碛冰川无法想象的酷寒，同时把人物置于这种酷烈的自然环境中，展示他们在强烈的功业理想和报效国家的雄心支撑下顽强地战胜暴戾自然淫威的坚毅勇敢，表现人与雄伟的大自然的决斗，通过战胜自然来达到对戍边将士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的歌颂。写得慷慨激昂、自信豪迈，乐观不悲，诗中有着峥嵘的气象，磅礴的力量，呈现出慷慨壮烈的阳刚之美。他的代表名篇如《白雪歌》、《轮台歌》、《走马川行》、《天山雪歌》、《火山云歌》等等都是这样处理边景描写的，以苦寒酷烈的边景侧面映衬人的意志品格与精神风貌，构思非常奇特，是其雄奇瑰丽诗风的重要体现。

当然，对于边景的处理，盛唐诗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如高适诗中写景，侧于写实，多望中所见之景，刻意选择性不强，且多数写景都与叙事抒情相结合，而不像岑参那样专门选择壮伟崇高的雄奇之景。王昌龄的写景则善于根据抒情需要以平常的边地意象构筑不平常的抒情背景，不论写怀乡之愁还是征战之苦，总是把人物活动放在最易于引起乡关之思的时空背景中加以表现，他善于选取四季之秋、黄昏月夜这种易感的时间配以易于引发人情感怀的音响如胡笳、羌笛、琵琶等凄楚的乐调，加上地名意象来设置抒情背景，营造浓郁的抒情氛围，情因景生，景助情浓，创造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所以，从边塞写景看，盛唐边塞诗已进入了自由抒写的时代。

与上述艺术思维方式相连，盛唐边塞诗表现边塞征戍题材，其艺术手段与抒情策略也比前代有了许多新的发展。晋宋诗人善于运用征人在不同时空的各种活动的切面情景网状编织征战全过程的写作模式，如陆机《从军行》：“南陟五岭颠，北戍长城阿。深谷邈无底，崇山郁嵯峨。奋臂攀乔木，振迹涉流沙。隆暑固已惨，凉风严且苛。夏条集鲜澡，寒冰结冲波。”以赋的笔法从南到北、从山到谷、从冰川到沙漠、从冬到夏、从早到晚多角度全方位铺陈征人不同情境的征戍行为，网状编织征战过程，如一组照片的拼接组合，编织得面面俱到，却没能给人像电影镜头一样的连续呈现一个具体的征行场面，因此晋宋诗人的写作给人一种认识而不给人感动。梁陈诗人改变照片组接式的全过程描写，变成集中表现征战行为的一个侧面或一种情境，或写陇水言苦寒，或咏关月写思乡，或咏骏马抒理想，人的征戍行为被淡化，写成了咏物之作。盛唐诗人不再用晋宋诗人不同情境的照片组合式的网状编织手法，也不像梁陈诗人咏物诗一样淡化征戍行为，而是由并置多个不同时空的不同情景转变为并置同一时空同一情景的不同侧面，这种连续并置的描写使唐代边塞诗能够像电影镜头一样窗口式表现诗人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更富有真实感，所谓“状难实之景如在目前”。比晋宋诗人多幅照片式组合多个情境的写法更真切感人，创造出如临其境情景交融的诗歌意境。如王维《使至塞上》，王昌龄《塞下曲四首》之二、《从军行二首》，高适《燕歌行》、《蓟中作》、《登百丈峰二首》，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走马川行》、《题金城临河驿楼》、《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等等，盛唐边塞诗表现征戍行为的名篇佳作大都具有这种特点。如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沙尘扑马汗，雾露凝貂裘。西来谁家子，自道新封侯。前月发安西，路上无停留。都护犹未到，来时在西州。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山口月欲出，先照关城楼。溪流与松风，静夜相飕飗。别家赖归梦，山塞多离忧。与子且携手，不愁前路修。”典型地代表了以电影镜头窗口式手法连续展现征人行动的写法，给人身临其境的亲切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唐前边塞诗超越时空，不拘一机一境创造诗歌境界的写法，把诗人的主观表现与客观写实巧妙地结合起来，真正达到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⁶⁶⁾的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盛唐边塞诗的艺术手段与抒情策略是多种多样的，如哀景写乐、借景衬人的手法，岑参的《白雪歌》、《走马川行》等名篇最典型；“己思人乃想人亦思己”，把边关思乡与闺阁怀人交替写来的手法，高适《燕歌行》等乐府诗作最典型。至于比喻、拟人、对比、顶针、反复等各种文学修辞手法的广泛使用，前人罗列已多，自然不必再多赘述。

从抒情基调看，盛唐边塞诗之所以感动人、震撼人，成为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就在于盛唐诗人把六朝以来边塞诗所表现的从军苦转换成了从军乐。唐代诗人在儒侠社会思潮感召下，在崇文尚武的政策引导下，有着强烈的功名心与事业感，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表现出无所畏惧、乐观豪迈的青春朝气，他们把从军出塞当成科举之外又一条实现功业理想的捷径，所谓“天子不召见，挥鞭遂从戎”，改变了六朝以来文士畏惧战争，疏于从军的人生格局，他们坦然对待从军征戍之事，甚至“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对从军出塞有着前所未有的热情，誓言“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这种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导致盛唐诗人乐于从军，藐视困难，把艰辛苦寒甚至牺牲生命的征戍行为看成是磨炼意志，培养英雄品格，铸就人生辉煌的方式与手段，因此前代诗人侈言的从军苦到盛唐诗人笔下就转化为从军乐。他们以欣赏的眼光描写奇寒奇苦奇险的边塞风光，雄关大漠成了胸襟气魄的象征符号，漫天白雪有了春日梨花的温馨与暖意；写沙场征战时，流血牺牲成了生命能量的释放，失败了也要展现“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的败将风采；至于那凄婉的怀乡曲，更是征人痛并快乐的低徊倾诉。盛唐诗人如此表现从军的快乐与悲壮，就使得盛唐边塞诗有了激昂慷慨、乐观豪迈的情感基调，诗中灰白黄偏于冷色调的抒情背景被充满激情、力量与信念的前景表演所淡化，形成气势雄浑，格调悲壮、色彩奇丽、富有力度而又意蕴丰富的诗歌境界，体现为雄奇壮伟的风格特色，达到了边塞诗创作的艺术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