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与“大国金融”意识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战略，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面临各种不确定性的国际背景下提出的，也是中国经济体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之后，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合作共赢新思维。实施这一国际战略，就好比舞龙，龙头便是中国。这不仅要求中国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进行改革和调整，而且必须站在全球视角，推动重塑世界经济新格局。随着经济的金融化，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树立“大国金融”意识，构建开放型的大国金融体系，就显得尤其重要。“一带一路”战略既是经贸投资的国际战略，更是金融发展的国际战略，甚至可以说，这直接就是金融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战略是大国经济的外化

中国在当前时点选择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经济体量增大，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之后的自然选择。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实施了3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连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见图1.8），使得中国的经济体量连续赶超意大利、英国、法国等欧洲传统经济大国。2007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在世界经济中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这一背景下，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可谓恰逢其时，若是早1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还不够，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也欠火候；而如果现在不提出，则不仅是中国发展机会的错失，也是国际社会合作共赢机会的丧失。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在区域以至全球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包容性发展。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大国的概念是在国际贸易之中产生的。认定一个国家是大国还是小国，并不是从国土面积、政治实力、经济发展情况等方面界定，而是从其需求和供给产生的国际影响来衡量。如果该国对某种产品的供给（或需求）占世界市场的较大部分，则是供给（或需求）大国，如果占比很小就是小国。之所以如此界定，是因为供给（或需求）的大小，通常会对国际贸易价格以至于对全球经济产生决定性影响。沿着这个经济学基本逻辑分析，作为大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行为会产生地区甚至全球性的外溢性影响，这种影响也可称为“大国经济的外化”。

大国经济的外化，可从不同角度来分析。一是从是否有利于地区和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可以分为正向外化和负向外化，如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就是正向外化；如成为经济危机的策源地，就是负向外化。二是从是否有意识地发挥大国经济影响力的角度，可以分为有意识的外化和无意识的外化。大国经济的影响很多时候可能并不是有意为之，如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引起的国际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并非中国的本意。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外化，反而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在价格话语权上并没有随着中国需求的扩大而扩大。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倡导“一带一路”战略，显然是大国经济从无意识的外化开始转向有意识的外化，主动掌控大国经济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一种稀缺资源，掌控得好，既可造福本国，也能有利于本地区及世界；若是相反，大国经济的影响力随波逐流，就好比漂流中的一艘巨轮，给本国、地区和世界都可能造成灾难。

从历史情况看，中国作为大国经济的外化效应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只有3%，根本算不上是经济大国，更谈不上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国经济的特征不断显现。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达经济体遭受重创，“拽”着全球经济进入下行通道。正是中国经济力挽狂澜，成为全球经济下滑的主要反推力，避免了全球经济硬着陆。2009~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现在，尽管中国经济自身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增速降至7%，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达到30%。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带动全球贸易快速增长。如图1.9所示，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十多年时间，中国平均每年的货物进口总额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尤其是在201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16万亿美元，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其中进口点额达1.95万亿美元，这些货物的进口，拉动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大量就业。

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国际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也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存量已经超过6600亿美元（见表1.1）。

表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地区年底存量 单位：亿美元

长期以来，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其影响力的发挥并不是有意识的，这导致一些国家专门从负面角度来解读中国，炮制“中国威胁论”。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国际战略，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响应和支持。这是中国作为经济大国，有意识地运用其影响力，合作共赢，造福地区和世界，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并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国家，世界上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其实都可以参与其中。这与中国倡导设立的即将营运的亚投行一样，是一个包容性的战略，不排斥任何国家。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有必要也有责任带动发展中国家发展，尤其是周边国家，在交通通讯、农业、能源、资源开发、公共服务设施等领域合作发展，共享发展成果。这对发达国家来说，也是新的发展机遇，对全球经济走出泥潭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我国的金融发展与“大国经济”不匹配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金融体系从小到大，其规模也位居世界前列，1995~2013年中国货币供应量增长情况见图1.10。2015年6月末，中国M2（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为133.3万亿元，是2014年中国GDP总额63.65万亿元的2.09倍；各类金融机构存款136万亿元，本外币贷款94.4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31.58万亿元，中国整体金融业务总量获得长足发展。各类金融市场逐步建立和完善，截至2015年7月底，中国债券登记结算公司托管的债务余额超过31万亿元，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50万亿元，保险行业总资产也达到11.4万亿元；各类金融机构数量越来越多，运作日益市场化，除了商业银行等贷款机构外，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各类股权投资基金、私募基金、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小贷公司等金融机构均获得了快速发展。

从总体规模看，中国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的规模是随着大国经济的成长而发展的。深入分析发现，中国金融总体规模大，但呈现碎片化状态，未能整合为有机整体，与“大国经济”并不匹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偏低

为了集中财力搞经济建设，降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实施了外汇管制政策，人民币自由兑换还没有完全实现，人民币汇率机制也没有完全市场化。随着逐步放开外汇管制政策，目前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但资本项下自由兑换仍然受约束，人民币在贸易、投资、储备中还不是世界主流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偏低与中国GDP名列世界第二、国际贸易规模居世界第一的大国经济不匹配，使中国经济在全球化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境地。

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化程度偏低

在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大背景下，中国金融业跟随海外贸易、海外投资、海外制造的步伐而开始国际化运作，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走向全球化过程中，金融服务水平与贸易投资活动的活跃程度应该是相匹配的，最理想的状态是贸易和投资到哪里，金融机构就可以服务到哪里。但中国金融服务的国际化程度与实体经济需求的差距较为明显，更没有在国际金融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

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突破千亿美元大关，为1078.4亿美元，同比增长22.8%，位列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中国1.53万境内投资者在全球设立2.54万家企业，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地区）。2014年全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又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612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320.5亿元。而截至2014年年底，20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海外53个国家和地区总共设立1200多家分支机构，总资产仅为1.5万亿美元，与其他国家差距明显，来自境外的收入占比更小。

相较于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金融服务国际化的更大问题在于投资银行国际业务的缺失，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为了快速获得生产能力以及相应的市场份额，往往需要对国外企业开展境外并购，例如，仅2013年上半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就达98宗，涉及资金353亿美元，虽然绝大多数是由中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提供资金，但90%以上的投资银行业务却由国外投行承揽，这导致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始终为高成本融资所困扰，在并购活动中也受制于外资投行而陷入被动。

我国金融的脆弱性加大

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体系过分依赖于商业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内畸形庞大，已经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加大。

政府长期大力扶持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体系，导致商业银行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居于压倒性的位置，但在中国经济急需结构转型的阶段，商业银行间接融资模式没有积极为高风险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仍然把大量资金错配在以传统行业为主体的国有企业和低回报率为主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上，造成社会资金配置的低效率，导致市场实际利率维持在高水平，加剧了中国经济转型的难度。同时，商业银行出于利润动机，以其渠道优势，将“触角”伸至其他所有类型的金融业务，其他金融机构为了获得销售渠道，不得不选择与商业银行合作，分食商业银行残留的利润，商业银行的这种地位已经明显影响到国内金融市场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正常发展。一旦经济持续减缓使得商业银行的坏账显性化，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将会导致信贷危机波及整个金融体系，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与此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国内的垄断地位能够带来丰厚回报，在金融服务国际化方面，商业银行并不积极，能够提供的境外金融服务也较为有限，在承担起金融国际化的重任方面尚显不足。

金融治理结构偏向行政化

由于金融改革滞后，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市场化程度普遍较低，金融主体在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缺陷。这不仅表现在管理体制较为落后、市场化机制不足，还表现在创新意愿不强、创新能力不足以及冗员充斥、人员激励机制不到位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相对较为低下，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低效率不仅不能带来正向的外部影响，还会成为国际评论家攻击和质疑中国金融行业的重要依据，在境外机构对中国金融机构的主体评级和境外发债的评级方面，上述因素导致这两方面评级均不高。

金融主权意识淡薄

金融主权是一个国家对本国金融体系的控制权、主导权以及金融政策的自主权。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都要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对于中国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受到发达国家金融政策的影响更是常有。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金融政策制定和出台过程中，经常受到发达国家的负面评价甚至批评，干扰我国金融政策的独立性。近年来，中国多次受到外部影响而被迫对某些金融政策进行调整，即使没有对本国经济金融体系造成实质性不利后果，至少也是金融主权被削弱的一种表现。汇率机制、外汇储备制度改革的滞后，实质上导致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陷入被动境地。

金融监管制度与现实脱节

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创新不断，新业务、新产品、新市场甚至新金融形态不断出现，出现各类金融业务大融合，资金大融通的格局。为了顺应这一趋势，世界各国都纷纷将原来分业监管体系进行改革，实行混业监管。这使得国外金融机构逐步发展成大型金融超市，致力于一站式满足客户的各类金融需求，而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坚持分业监管的理念，各类金融机构对非主业的金融业务拓展时缺乏整体规划，走出国门时就“先天不足”，在与境外金融机构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地。而且，分业监管导致各项金融业务的开放都需要各个金融监管机构分别与国外机构去谈判，导致各类金融业务开放和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效率都非常低下，降低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能力，制约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发展。

我国金融发展需要“大国金融”意识

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以及财富金融化，意味着全球财富的生产与分配越来越依赖金融活动。从历史上的“荷兰金融” “英国金融”到今天的“美国金融”可以发现，大国的影响力与金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金融是全球化条件下配置全球资源的重要工具，一个国家的发展崛起取决于金融这种工具的运用；金融也是一种高端资源，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财富分配中的地位。

我国金融体系的落后和金融发展的不足，是长期金融抑制的结果，形成了“大国经济”与“小国金融”的反差对比。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金融理念落后、金融体制不顺，事实上成为当前阻碍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也是妨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风险因素。要树立大国金融意识，按照现代金融理念，对金融发展战略、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工具、金融资产、货币银行等现代经济要素重新认识、重新定位，并通过顶层设计重构我国的金融体系。

所谓“大国金融”意识，不仅指扩大国家金融总量规模，更重要的是要发挥金融的区域和全球影响力。“影响力”与“竞争力”不同，前者和示范性联系在一起，后者与排斥性联系在一起。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对我国金融来说，更需要的是对沿线国家的影响力，而不是基于排斥的竞争力。“影响力”高于竞争力，或者说是对“竞争力”的超越。具有较大的金融影响力，是“大国金融”的基本标志。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不一定具有影响力，主要是因为：一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更多表现为对他国金融体系的硬性排斥，即通过不同的竞争方式获得比他国金融体系更好的发展，但不一定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金融竞争力作为一种硬实力，是大国金融必须具备的，但仅满足于此是成不了大国金融的。金融影响力是综合性的，其中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金融话语权、金融示范性、金融外溢性等软实力，特别是在金融话语权里所包括的金融理论、金融思想、金融文化等领域的创新更具意义，这些方面的创新将能够引领国际金融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从大国金融的特征看，大国金融的金融体系需要具有普惠、包容、开放、稳定的能力。这不仅要求金融体系健全有效，而且需拥有全球或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能够提供国际金融服务，并成为国际金融产品的定价基准；有很强的金融创新能力，为国际社会提供各种金融产品和避险工具；金融体系韧性好，具备强大的风险管理能力，能够应对未来较大不确定性风险等。

据此，我国要构建大国金融、发挥大国金融的影响力，必须树立大国金融意识，转变我们传统的金融发展理念，在金融活动、金融政策、银行制度和金融监管等方面全面转型。从一些指标上看，我国似乎已经是金融大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全球最高，中国工商银行全球排名第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都进入了世界排名的前十位。但从金融影响力来看，我国金融还称不上“大国金融”。在经济上，我国是世界排名第二，而经济影响力却不如排名靠后的国家，这与我国的金融能力不足，金融的国际影响力弱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因为还称不上“大国金融”，所以才需要树立“大国金融”意识。就当前阶段和条件来观察，“大国金融”意识至少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金融全球化

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全球化就成为很多中国企业的重要口号，金融行业也不例外，但很多金融企业将全球化单纯理解为“走出去”，到境外开展业务，并且也有了一定的进展，境外机构越来越多，境外收入也越来越多，那么，我国金融全球化了吗？答案是没有。实际上，金融全球化这个概念关键在一个“化”字，就是如何使我国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中，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发挥应有的引领作用。我国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置了一些金融分支机构或代表处，但作用有限，无法对所在国金融业务产生影响，甚至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分支机构经常亏损运营。这些状况与全球化的金融跨国公司差距甚远，金融全球化意识还未能真正建立起来。

金融主权安全

金融虽然属于服务性行业，但现代金融业在国际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大国确立其金融主权、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这一点可以从英镑、美元的地位变迁中看出。19世纪英国崛起后，英镑成为国际性货币，对英国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使得伦敦成为世界性的国际金融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元取代了英镑的地位，成为全球第一大国际货币，并取代黄金成为国际储备和财富的象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性金融市场已经席卷全球，成为美国最重要的软实力，为美国的利益服务。我国的金融体系虽然规模足够大，但仍然十分薄弱，无法确立起中国的金融主权，国际金融行业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手中，金融政策和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和金融环境。

经济金融化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先导。全球金融贸易远远大于货物服务贸易规模。金融资本超越产业资本，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双刃剑。一方面，大量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资金，有利于提升经济运行的活力。另一方面，容易流动的金融资本在全球追逐投资机会，也导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扩大，导致金融危机成为现代经济危机的先导和主要表现形式。我国经济发展的金融化意识并不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导致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汇率形成机制的不健全导致人民币汇率水平更多受到美元强弱的影响，有可能在本国经济滑坡时还要维持较高汇率，不仅影响到中国产品的出口，也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不利于稳增长。

财富金融化

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之前以实物资产为代表的全球财富开始被定价并证券化，出现了全球财富的金融化，由于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发达，市场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全球财富的金融化过程中拥有至关重要的定价权，使得发达国家能够依靠金融手段在全球重新定义和分配财富，产生全球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本来就比较富裕的发达国家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财富，金融业务由原本较为单纯的资金融通业务向获取资产收益权的财富管理业务快速拓展，全球财富的管理权、控制权越来越多地被发达国家所控制。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财富积累也快速增加，但财富管理能力低下，越来越多的财富将由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来管理，或者变为发达国家创新出来的金融资产工具。在财富金融化条件下，全球财富再分配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对我国而言，是一种我们尚未意识到的巨大风险。

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叠加，扩大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面对不确定性程度越来越大的国际环境，必须以“大国金融”这种新理念，通过大国金融体系的构建来增强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这是实施好“一带一路”国际战略的重要条件。打铁还需自身硬，没有一个具有影响力、示范性和引导性的大国金融体系，“一带一路”战略很难真正落地。为此，应在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发展普惠性金融。崇尚自由竞争的金融体系，难以容纳穷人和低收入者，发展普惠性金融则意味着要改变这种状况，形成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对于中国而言，构建普惠性金融更具意义。现有的金融体系排斥性很强，不仅排斥穷人、低收入者，还排斥中产阶层和非国有企业。构建普惠性金融体系，就是要尽可能满足绝大多数的金融需求，包括那些过去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非国有企业、农村、偏远地区和贫困地区。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国内包容性增长，而且还可以引领国际潮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理论、金融思想和金融文化，对其他国家的金融发展起到引导和示范作用，提升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影响力。

为此，可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来考虑构建和完善多层次、多种类的金融机构，特别是要重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体系，根据客户的不同，构建不同种类和业务方向的金融机构体系。例如，可以将从事商业性信贷的金融机构区分为全国性银行、区域性银行、地区性信贷机构以及小额贷款机构等，证券公司也可以由全牌照公司区分为经纪业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其中投资银行也可以分为股权类、固定收益类、并购类金融服务中介。需要对现在大而全的金融机构进行整合，使其区分经营机构和控股集团，实现经营机构的专业化和控股集团的业务多元化和混合化。

第二，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优化金融资产结构，降低金融脆弱性。商业银行间接融资的长期畸形发展，产生了约占GDP 1.5倍的银行贷款，巨额银行贷款可能带来的坏账压力，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威胁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妨碍金融资产的合理配置，也成为国际投资者看空中国经济的一个依据。

因此，需要通过资产证券化业务，将相当一部分银行贷款转移成为资产支持证券，从而缓解坏账压力。同时，逐步降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比重，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金融资产整体结构，降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也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环节，能够较为明显地降低商业银行的影响，缓解由于商业银行业务畸形发展给其他金融机构发展带来的扭曲，增强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为中国金融走向国际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第三，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为人民币可完全自由兑换创造条件。大国经济的金融影响力，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货币的可自由兑换，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结算的通用货币。为此，需要进一步推进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为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创造条件。人民币可完全自由兑换，与国内经济金融体系的发展和稳定是分不开的。若中国经济出现停滞、金融风险事件频出，即使人民币实现了完全的可自由兑换，也无法真正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货币。汇率机制改革与金融风险监管能力建设是密不可分的。

第四，实行混业监管模式，增强监管能力。国际金融监管的混业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在混业经营日益发展条件下，分业监管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不仅扭曲金融行为，而且导致金融抑制，这将带来多重风险。随着金融监管的国际化，大国金融意识显得越来越重要。我们不能总是跟随、学习、模仿，金融监管创新也是大国金融不可或缺的内容。金融监管机构应逐步从对金融机构业务审批、机构设立审批等烦琐的业务环节脱离出来，将业务重点转向如何加强对金融行为的风险控制上来，增强监管能力。

以“大国金融”意识助推“一带一路”战略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金融发展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史无不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倡议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从表面上看是以投资、贸易为主要内容，如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加强区域间经贸往来等，实质上是金融问题。没有高效的资金融通和金融服务，一切都是空谈。可以说，没有金融的“一带一路”，难以有投资和贸易的“一带一路”。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要强化大国金融意识，积极主动地发挥金融影响力，以金融的“一带一路”来实现投资和贸易的“一带一路”。

第一，要发挥金融对投资和贸易的支撑作用，以市场化方式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金融能够裹挟经济，助推经济发展。这需要通过金融运作，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使“一带一路”战略惠及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二，要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一带一路”战略能够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良好的机会，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作为资本输出国，应充分发挥我国的主导作用。作为建设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可趁机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从而能够逐步扩大影响力，成为区域外商品、劳务贸易的结算货币，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化。

第三，要充分发挥金融的带动作用，把中国资金技术优势与当地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不少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能源、矿产等资源型行业，中国有能力向这些国家提供各种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等，处于产业链的相对高点，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要在全球层面考虑相关产业的系统化布局，实现优势制造业的国际转移，建立全球生产、销售体系，降低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市场进入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相关产业链条的综合发展，推进中国从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

第四，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要积极鼓励金融企业走出去。实现金融产业国际布局，这不仅要求商业银行能够借开展国际信贷的机会拓展国际业务，更为重要的是要积极推动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实现相关业务的国际布局。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重视投资银行中介作用的发挥，积极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和境外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拓展提供并购等投资银行服务，扩大中国并购金融服务的全球影响力。

第五，构建开放型的金融体系。“一带一路”战略推进需要建设大量公路、铁路、港口等交通设施，以及电力设施、通信设施等各类基础设施，这需要大量资金。我国在金融支持方面，不应该仅仅通过商业银行国际贷款业务，还要以此为契机，逐步开放金融市场。一方面，允许国外经济主体在中国债券市场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在完善中国债券市场品种的同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产品选择；另一方面，还可以逐步允许国外企业在国内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上市融资，优化中国上市公司结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上述金融市场的开放和融合也是大国金融体系发挥应有影响力的重要方面。

第六，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中国金融行业也要有创新思维，探索和发展新的金融业态，构建新金融业态的服务理念和金融运作标准。制度和标准的创新能使一个国家从更高层面影响国际金融行业发展。目前来看，中国正在尝试的以互联网金融为基础的“供应链金融”理念可能是能够产生新金融业态的金融创新。所谓的“供应链金融”，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根据某一产业的运作特点，围绕产业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基于交易过程向核心企业及其上下游相关企业提供的综合金融服务。目前，供应链金融理念已经开始在一些产业的金融服务过程中获得实际应用，据新华网近期报道称，中国供应链金融市场每年呈20%~30%的增长，目前规模已超过10万亿元，2020年有望突破20万亿元。

最近，媒体报道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副主任刘世锦举出的“互联网+煤炭运输”的供应链金融案例。这一案例主要是围绕山西煤矿生产的煤炭运输到下游用户这一链条设计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请互联网监控机构运用物理网技术设置监控系统，对煤炭从煤矿过秤后装上卡车，再装上火车，之后到秦皇岛上轮船，运至江苏港口，最后到电厂、钢厂等终端用户的整个运输过程进行全程监视，最大可能控制运输损耗。金融机构对整个煤炭运输过程中的风险评估之后，根据不同环节的差异，设计出包括物权抵押、保理等在内的五六种金融产品，形成了围绕煤炭运输供应链条的一系列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的定价原则就是“随着距离的缩短，离目的地越近，风险越小，金融产品价格越低”，这样，金融机构就通过这些金融产品为该供应链中不同的参与主体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

最后，在中国金融业以大国金融意识助推“一带一路”战略的同时，还应该以“一带一路”战略的需要来推动国内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当前，中国金融行业和金融体系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大幅改革可能会带来风险，对风险的担心可能会推迟相关改革措施的出台。但金融发展必须改革，否则会影响到“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此为契机，可以促使相关部门尽快出台一些对中国未来金融体系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改革措施，加快金融体系改革步伐，使大国金融理念与“一带一路”战略相辅相成，共同推进。

（本文作者刘尚希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孟艳供职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