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创新路径与推进策略

中国经济“走出去”的背景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需要什么？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此分析得非常清晰，即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而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走出去”主要是为了保障中国的发展利益。

对外而言，中国的发展利益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是资源能源；二是市场；三是技术；四是金融合作和金融安全，也涉及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等；五是使国际规则及国际秩序，特别是与经济有关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尽可能中性化——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体系是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这个体系更有利于它们的发展。这五个方面都是为了保障中国的发展利益，是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宏观目标。

中国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

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中国的一些研究咨询机构对此进行了问卷和面对面调查。

在政府层面上有如下四个原因：第一，为了保证能源和资源安全，很多资金都投资在能源、资源领域。第二，与外汇储备多元化有关，中国外汇储备多，且大量集中在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国内经济学家都在讨论外汇储备如何实现多元化，以分散风险，同时也涉及中国海外资产收益率偏低的问题。第三，“走出去”和产能合作有关。产能合作主要是为了寻求比较优势，这也涉及劳动力成本，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一直在上升，纺织业已经开始向柬埔寨等国转移。第四，企业“走出去”与提升技术水平和获取技术溢出有关。

在企业或企业家层面上有如下五个原因：第一，对财产权利和契约权利的保障。企业对财产安全和契约执行常表现出担心，比如法院判决后，可能还是难以尽快获得赔偿。第二，国内的市场交易成本过高，存在进入壁垒。从市场占有率的角度来看，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寻求规模经济和提高市场占有率，华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三，就业。大型国有企业，比如国有大型能源企业，职工及家属共有上百万人口，职工及其子女就业都是这些企业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而国内的市场已经基本饱和，所以只能“走出去”。第四，机会。如金融危机后，南非标准银行遭遇危机，中国工商银行就有机会投资，成为南非标准银行最大的股东。第五，人民币升值。

如何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我们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帮助企业“走出去”。

第一，政府推进策略，主要在于经济外交。经济外交包括自贸区谈判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国正在进行几个自贸区的谈判，中韩自贸区谈判已经全部完成，接下来我们希望中日韩自贸区能够取得较大的进展。当然，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是最近几年经济外交最重要的谈判。我们最近也在考虑在其他范围内推进这方面的合作， “一带一路”实际上也包括经济制度一体化问题。

另外，政府的政策引导也很重要。中巴经济走廊带来了460亿美元的大单，此外还有其他政府间协议，值得注意的是《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在这个纲要里，中德之间的合作几乎涉及所有领域，这也为中国和德国乃至欧洲搭建了企业合作的重要桥梁。

第二，产业界。产业界的主要作用是向企业提供指导，帮助企业结盟，以及协调企业间的关系。中国有很多行业协会，但它们还没有发挥出引导、协调、助推的功能。日本的行业协会对企业“走出去”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日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

第三，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包括政策银行和民间银行。政策银行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以及新建立的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等。商业银行也在摸索如何更好地向“走出去”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第四，研究机构。从2013年到现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已经出版了三本《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我们甄选了30多个和中国经济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利用不同指标对每个国家进行风险评价。当然，我们也参考了其他风险评估报告，但报告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考虑了每个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并把这种外交关系作为一个重要变量。

第五，半官方的政策实施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及政策性银行理解为半官方机构，但是中国缺少JETRO（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这样提供信息、融资及技术支持的机构，日本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关注。

第六，服务于“走出去”企业的市场化机构。中国缺少提供本地化咨询服务的市场化机构，但是我们希望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企业“走出去”存在的问题

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存在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走出去”存在风险。风险控制既有成功案例，也有失败案例，这涉及信息的获取、风险评估、危机应对以及盈利模式等一系列问题。

第二，投资收益率低。鼓励中国经济，特别是企业“走出去”，可以更加多样化地配置外汇储备，使投资回报率得到转变，同时通过更加合理地将金融资产转变为实物资产，特别是变为以制造业形式存在的资产，来提升整个经济的长期回报率。

第三，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很多企业“走出去”并不全是为了追求盈利，而可能是为了保持资产的稳定性或多样性。因此，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是提高中国海外投资质量的重要途径。

第四，努力塑造中国企业在国外的正面形象。投资能给当地带来财政收入、创造就业，但与此同时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带来某些负面影响，比如对环境和生态造成污染。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前行长就曾说中国对尼投资是“新殖民主义”，对此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还有一点涉及国有企业“走出去”。现在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中国有企业投资量占有相当比例。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设立了“竞争中立”原则，其制约的对象主要就是国有企业，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第五，中国企业境外存在恶性竞争事例。中国的企业缺少协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华为和中兴两大电信设备公司，在海外市场互相压价两败俱伤。尽管激烈竞争有其积极的一面，但长期恶性竞争对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最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还会遇到外国设定的门槛，比如美国以安全为由对外来投资进行限制，但往往又不明确标准。

综上，中国需要通过系统的规划来建立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多元体系。在推进策略方面，可以从政府、业界、金融机构、研究机构、半官方政策实施机构以及市场化机构六方面来进行整体协调。

（本文作者张宇燕系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