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是晚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嘉庆十六年（1811），曾国藩出生于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属湖南）一户普通耕读人家。曾国藩自幼随父曾麟书在家塾利见斋读书，后又至衡阳唐氏宗祠、湘乡涟滨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就读；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道光二十年（1840）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七年（1847）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擢礼部右侍郎，后历署兵、工、刑、吏各部侍郎。曾国藩为京官期间，受当时理学名臣唐鉴、倭仁等影响，致力于程朱理学，进德修业，笃于修身，颇有清誉。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事；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丁母忧回乡，太平军进犯湖南，围长沙不克，转而攻陷武昌，连下沿江郡县，十一月清廷命曾国藩会同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在衡阳创建湘军水师；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始率湘勇与太平军交战；咸丰十年（1860）四月，赏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六月，补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曾国荃部攻克安庆，曾国藩奉旨督办苏、皖、浙、赣四省军务；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坐镇安庆，指挥湘军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同治三年（1864），湘军曾国荃部攻克天京，曾国藩因功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毅勇侯。同治六年（1867）补授体仁阁大学士；同治七年（1868）补武英殿大学士，调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再任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1872）死于两江总督任上，清廷为之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

曾国藩因创建湘军剿灭太平天国，号称同治中兴第一名臣；又因首倡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之先驱，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梁启超盛赞曾国藩，说：“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

曾国藩以坚苦卓绝之精神，成立“三不朽”之事业，被誉为传统中国最后一个完人。其著作，亦为世人宝爱。在曾国藩的所有著作中，影响最大、传播最深广的，则莫过于《曾文正公家书》。

《曾文正公家书》十卷（附《曾文正公家训》二卷），由长沙传忠书局刊于光绪五年（己卯，1879），晚于光绪二年（丙子，1876）该书局刊刻的《曾文正公全集》三年。《曾文正公家书》与《曾文正公家训》的区别在于：《曾文正公家训》收录的是曾国藩写给两个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的书信；《曾文正公家书》主要收录的是曾国藩写给家里长辈和同胞兄弟的书信（《曾文正公家书》所收寄给儿子的书信仅有几封，其中三封写于咸丰二年八、九月间，当时曾国藩闻母讣，由江西奔丧，写信给留在京寓的曾纪泽交代善后事宜）。“家训”特指父祖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故“曾国藩家书”之名可包“曾国藩家训”，而“曾国藩家训”之名不可以包“曾国藩家书”。我们这次的做法，是遵循惯例，将《曾文正公家书》和《曾文正公家训》当作两部书来处理。

曾国藩家书卷帙繁多，内容丰富，信息量极大，是研究曾国藩生平及近代中国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具有极高史料价值。曾国藩是湘军创始人，曾氏兄弟尤其是曾国藩、曾国荃二人是清廷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最高统帅，咸丰三年（1853）以后，曾国藩家书的主要内容，便是和曾国荃谈论军务，是研究湘军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这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咸丰二年（1852）之前，为京官时期，曾国藩经常在家书中向家人讲述自己参加大考、考差以及充当会试考官的具体情形，并指导几位弟弟如何应对科举考试，是了解清代科举及相关制度的好材料。此外，曾国藩还热衷于向家人讲述自己与湖南籍京官的日常交往，以及师友之间在学问方面的切磋交流情形，是研究道、咸之际学术思想史的珍贵史料。

史料价值之外，曾国藩家书还具有极高的学术思想价值。曾国藩的治军才能很受后人重视。蔡锷将军辑录《曾胡治兵语录》以为兵书。曾国藩家书中与曾国荃谈论军务的内容，便是曾国藩军事思想最集中的体现。曾国藩的治家思想，尤其是教育子弟成才和门风建设的经验，亦受后人重视。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十七日致诸弟书中说：“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以教育诸弟成才为尽孝之道，是曾国藩家书一以贯之的指导原则。做京官期间，身为长兄的曾国藩，在家书中不厌其烦地教导诸弟如何读书作文、如何亲师取友，期望诸弟进德修业、学问有成。平定太平天国期间，诸弟亦多从军，尤其九弟曾国荃更是独当一面的前敌大将，曾国藩写给曾国荃的信，则多教导其事事谨慎、勿骄勿躁。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封侯封伯，位居督抚之任，可谓门庭鼎盛，曾国藩却以位高于众、权重于人，怀大名不祥之惧，教育诸弟及子侄戒惰戒傲，不可忘本。曾国藩将其祖父星冈公遗训概括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个字，在家书中三番五次告诫其弟曾国潢要谨守先世耕读之训，并以此教训子侄。

《清史稿》说曾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又说他“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可谓得其环中。蒋介石盛赞曾国藩，说：“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曾国藩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为国家长育人才，固不止于教育子弟之一端，但最能体现曾国藩“事功本于学问”、“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的，无疑是他的家书了。

曾国藩家书，亦具备极高文学价值。曾国藩为文章大家，李瀚章说：“公之文章虽闳博奇玮，峥嵘磅礴，无所不赅；而出之有本，言必由衷，如揭肺腑以相告语。是故言直而不伤于激，缜密周详而不流于琐碎。”梁启超说：“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最能体现曾国藩文章“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出之有本，言必由衷，如揭肺腑以相告语”这一特点的，大约也是他的家书。

我们这部《曾国藩家书》，文字一以中华书局影印本《曾国藩家书》（底本即传忠书局光绪五年《曾文正公家书》初刻本）为依据；个别地方，参考他本，择善而从。对于异体字，则按出版惯例作了统一处理。对于原刻本中保留的一些个人书写习惯，如“廿”、“二十”歧出，或作“廿”，或作“二十”，则一仍其旧。每篇家书的标题，也和中华书局影印本《曾国藩家书》保持一致。

本书的注释工作，集中在笺注僻字、语典、人名、地名、官制等典章制度以及简述历史背景方面。

曾国藩家书虽以浅近文言写成，但曾国藩饱读诗书，习惯化用经书典故，这是其行文一大显著特点，是以凡有语典，本书皆一一注明出处。

曾国藩家书，涉及人名众多，是笺注的难点所在，也是本书的特色所在。本书人名注有数百条之多，单列出来近十万字。有相当多的人名，不仅不见于《清史稿》、《清史列传》、《中兴将帅别传》等书，也未被《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等工具书收录。笔者遍检《湖湘文库》相关地方志，对曾国藩家书中出现的绝大多数人名加以注释，尽可能包含姓名、字号、谥号、籍贯、科名、生卒年、仕宦经历、著述情况及重大事功等信息；但仍有个别人名无从查证，只能秉承先贤宁阙疑、毋自必的精神，老老实实注明“未详”二字。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些疑难会随着更多的地方志及家谱电子化和网络化而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曾国藩家书中的人名，相当一部分是重复出现的。本书的体例是凡第一次出现，详注；再次出现，视具体情况，简注或不注。曾国藩家书中，有一些人名，可以确定其身份是长夫、佣人，因无事迹可考，原则上不出注；但若能确定其确有具体司职的，如王福、韩升经管文案，则予以注明。有一些人名，可以确定其身份是曾国藩身边的戈什哈（亲兵）或巡捕，若生平事迹不可考，亦不出注。

至于曾国藩家书所涉及的地名，凡县级以下建置，尽可能出注。县级以上建置，若古今名称一致的，则不出注。若名称不一致，或行政区划归属发生改变的，则出注。人名注中所涉及籍贯地名，同此标准。若古今名称不一致，或行政区划归属发生改变，则用括号的方式注明今为某地或今属某地。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张云龙、邓曼兰、沈强三位好友帮我做了部分初稿，翁飞老师、张健松、张孝进、雍繁星、刘聪、潘丕秀、段子君诸兄，以及一位只知道网名叫“没有我找不到的电子书”的朋友，给了我许多具体指点。中华书局的几位责编，为本书的定稿和编校工作，付出了太多的劳动。谨在此深表感谢！

因限于学力，加之时间仓促，自知疏漏难免，诚望大雅君子有以教我。

檀作文

丁酉新正于京西雒诵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