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为什么改教家葬身火海

整个世界都想忘记、忽略某些历史。这些史实与世人钟爱的某些理论格格不入，麻烦得很。结果，人们要么视其为粗俗的入侵者，佯装不识，要么视其为令人厌烦无聊之事而置若罔闻。渐渐地，这些史实就像遥远海平线上的船舶，或似遗弃在偏僻轨道上的报废行李车厢，淡出了历史学者的视野。本章的主题——英格兰改教家被处火刑及其原因——涉及的史实便是鲜活的例子。

有时，否认存在对信仰真理的确信，否认存在任何值得为之遭受火刑的观点，已经成了潮流。然而，三百年前，有人确信自己找到了真理，为了他们的观点甘愿去死。另一方面，则是忽略历史中所有不愉快的事，涂以乐观的粉饰，成为普遍的潮流。一部非常流行的英国诸女王史几乎没有提及玛丽女王治下众多殉道事件！但“血腥玛丽”这称号可不是无中生有，无数更正教信徒在她统治之下葬身火海。最后，同等重要的一点——多数情况下，人们认为任何羞辱罗马教廷之事都是非常无礼的。但是，天主教会烧死了英格兰改教家，就跟征服者威廉赢得黑斯廷战役一样，是确凿的事实。当我开始准备本章将要展现的主题时，这些困难迎面扑来。我知道这些困难有多么严重，无法逃避，所以只有恳求读者读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和包容。

毕竟，我相信英国读者有诚实的心，对此信心满满。真相就是真相，事实就是事实，尽管多年之后可能已经尘封掩埋。我只想从时间的沙土覆盖之下发掘出一些古老的史实，让英格兰从前一些遭人忽略已久的丰碑般的事件重见天日，疏通一些今世之王竭力想要用土堵住的泉源。请读者集中片刻的注意力，我自信能让您明白，探讨“为什么我们的改教家会遭火刑”这一问题，绝对是值得的。

大范围的改教家殉道事件众所周知，事实确凿，下文将会详述。但简要概述一下这些史实，提供本章主题的框架，将很有益处。

爱德华六世——博内特主教称之为“无与伦比的年轻君主”——死于1553年7月6日。也许，这片土地上再没有哪个王室成员的死比他更令人哀恸，身后留下比他更美的名声。也许，从人易于犯错的判断来看，他的死让真理在英格兰受到的打击是空前的。不要忘记他死前最后的祷告——“主啊，求你护佑这国免遭天主教的毒害，保守真正的信仰。”我相信，这个祷告没有落空。

珍·格蕾愚蠢而可悲地争取王位失败后，亨利八世同第一任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所生的女儿、爱德华六世的长姐玛丽继位，人称“血腥玛丽”。玛丽从襁褓开始就接受宗教训练，目的在于将其培养成顽固的罗马天主教拥护者。她确实是天主教徒中的天主教徒，其认真、狂热、顽固和心胸狭窄达到极致。她一登基就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把弟弟的事业全部推翻，目的是要将罗马天主教恢复到最糟糕最富有攻击性的形式。她和臣下一步步回到罗马天主教，将障碍一个个踏平，就像斯特拉福德勋爵那样彻头彻尾地向着目标直线前进。弥撒恢复，英语聚会取消，路德、慈运理、加尔文、丁道尔、比塞、拉蒂默、胡珀和克兰麦的作品遭禁。玛丽邀请红衣主教回到英格兰，将定居英格兰的外国更正教信徒驱逐出境。更正教的英国国教领袖们丧失了职权，有的逃到欧洲大陆，更多的则锒铛入狱。针对异端的旧制度再次披挂上阵，整装待发。于是，1555年初，舞台已经清理妥当，血腥的惨剧预备上演了，而邦纳主教和加德纳主教是重要角色。

人性的尊严惨遭羞辱，因为仅仅剥夺英格兰改教领袖的职权，下在监里，并不能满足玛丽的一众谋臣。改教家若不发誓放弃自己的原则，就要受死。玛丽的人组成了专门的委员会，把改教家一个个地召来，审查他们的信仰观念，要求他们放弃，否则就要丧命。他们没有其他选择，没有第三条路。要么放弃更正教教义，接受天主教，要么就要被活活烧死。他们拒绝变节，于是一个个都被交给世俗政权机构，在大庭广众之下用铁链捆在火刑柱上，周围堆满柴火。玛丽一党公开地用这种最残忍最痛苦的刑罚——火刑——夺去改教家们的性命。这都是广为人知的事实，所有罗马教会的卫道士都无法否认。

玛丽统治的最后四年里，至少二百八十八人因坚持更正教信仰而遭火刑，这是广为人知的史实。

1555年 烧死了71人

1556年 烧死了89人

1557年 烧死了88人

1558年 烧死了40人

合计 烧死了288人[4]

实际上，玛丽在世期间，火刑从未中止，并且在她死前的一周里，又有五位殉道者在坎特伯雷被烧死。请记住，二百八十八位遇难者中，有一名大主教，四名主教，二十一名教士，五十五名妇女，四名儿童。

众所周知，这二百八十八人被烧死不是因为人身或财产犯罪，亦非反抗玛丽的统治，也不是行凶作恶被逮个正着。他们不是窃贼、杀人犯、酒鬼、不信者或生活败坏的人。相反，他们都是英格兰最圣洁、纯洁的模范基督徒，少有例外，其中有些人还是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

我得多谈谈他们在受审讯期间遭受的无比不公待遇。对他们的审判——要是真的可以称为审判的话——是在嘲弄“公正”这个词。他们中大多数人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恶待，不仅是在刑场，在监狱里也是一样。您肯定读过福克斯《殉道史》中对这些事的描述。对血腥玛丽整场迫害期间的这一愚蠢苛政，我无话可说。罗马天主教在玛丽统治期间对其自身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损害，是其他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就算是没什么辩才的文盲都可以清楚地看明白，犯下如此严重血腥暴行的教会恐怕不会是基督真正的教会[5]！不过我没有时间多着笔墨了。对本章主题的概览行将结束，我得作出两条简短的结论。

其一，我劝读者绝不要忘记，罗马教会要为改教家们遭受的火刑负全责。想把责任推给世俗政权是卑鄙阴险的花招。犹大人并没有杀死参孙，但他们把他捆起来交给非利士人！罗马天主教会没有屠戮改教家，却给他们定罪，并由世俗政权来行刑。至于各个罗马天主教会代表具体的责任大小，我不想谈论。斯特里克兰女士在《英格兰诸女王生平》一书中，徒劳地想要给可悲的玛丽推卸责任。她尽一个妇人的全部热情，费尽心机地想要洗清玛丽的责任，读者在她的书中丝毫也找不到殉道事件。但这毫无作用。弗劳德先生的书讲述了截然不同的一幕。玛丽女王和臣僚、议会，以及罗马教会的主教、枢机定然都要心甘情愿地分担责任。这已经是板上钉钉，卸除罗马教会的责任绝不会成功，正如犹太人和本丢彼拉多都要为基督钉十字架负责一样。流人血的罪归在他们身上。

其二，希望读者记住，时至今日，对玛丽时代烧死殉道者的行为，罗马天主教会既未批判否认，也未为之道歉或忏悔。他们精美的徽章上沾有巨大的污渍，同时他们也从未试图将其洗净。他们并没有为对待瓦勒度派[6]和亚勒比根斯派[7]的恶行而忏悔，没有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8]无数的屠夫忏悔，没有为圣巴多罗买之夜[9]的大屠杀忏悔，没有为烧死英格兰改教家而忏悔。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事实，铭记在心。罗马教会从未改变，绝不会承认错误。三百年前，他们烧死了英格兰改教家。他们无法通过辩论来阻止更正教信仰的传播，就卖力地诉诸武力。如果罗马教会还有能力的话，我不敢保证他们不会故态复萌。

至此我们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这个问题：被烧死的英格兰宗教改革领袖都有哪些人呢？他们叫什么，死的时候是怎样的处境？接下来我会一一作答。

本章行文至此，我很清楚，有人会认为我提了太多旧事。但我大胆地说，我们理应时常回顾这些旧事。其一，我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更正教的家庭能对这些殉道者的名字耳熟能详。因此我毫无歉疚，要按照殉道时间的先后次序给出九位最重要的英格兰殉道者的姓名，以及他们各自的一些情况。我相信，从基督离世以来，基督徒们从未见识过有谁在面对残忍死刑时，会像玛丽时期的殉道者那样具有荣耀的信心、盼望和忍耐。也没有任何将死之人留下如此丰富的高尚遗言，配得以金字铭刻在史书上，为子子孙孙代代流传。

玛丽统治期间第一位作为殉道者跨过死亡之河的改教领袖是伦敦的神职人员约翰·罗杰斯，他是圣墓教堂的教区牧师，并且在圣保罗教堂担任受俸牧师及神学讲师。他于1555年2月4日，星期一，在史密斯菲尔德受火刑。罗杰斯出生在伯明翰附近阿斯顿教区的底里屯特。他为更正教信仰所做的贡献远超那些与他一起受刑的难友。他曾协助丁道尔和科弗代尔推出极为重要的一版英语《圣经》，即通常所说的马太《圣经》。实际上，他受审时被称为“罗杰斯，化名马太”。因此，他自然而然是众矢之的，成为第一个上火刑柱的殉道者。

罗杰斯在加德纳面前受审的场面让人看到他是个勇敢的、彻头彻尾的更正教徒。他坚决地与罗马教会公开论战，条理清晰地给出自己的观点。不管怎样，他似乎让行刑者无话可说，窘迫不已，就此而言，他强过大多数殉道者。当然，论据不会扭转判决。“征服者有祸了！”如果他有真道，敌人却有刀剑。

受刑的那天早上，敌人到新门监狱的囚室匆匆唤醒他，几乎不让他有时间来穿戴整齐。然后，押解他步行前往史密斯菲尔德，从他曾讲过道的圣墓教堂可以看到他慷慨赴义的脚步，他穿过了自己曾辛勤牧养的教区的街道。他的妻子和十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是婴孩）站在街道旁，残暴的邦纳主教在他下监时干脆断然拒绝让他们探监。他仅仅是看了眼家人，却无法停下，镇定地走向火刑柱，口中一遍遍念着《诗篇》51篇的话语。蜂拥而至的人群挤满了街道，填满了史密斯菲尔德的每处可以立足的角落。那日之前，人们无法想象英格兰改教家面对死亡时的表现，很难相信领取俸禄、地位显要的神职人员真的会为了信仰而舍身被火焚烧。但看到第一个殉道者约翰·罗杰斯镇定、毫不畏缩地走进炙热的死地，群众的热情就难以压抑地爆发了，他们热烈欢呼，呼声震天。甚至法国大使诺阿雷在家信中描述这一场景时说，罗杰斯赴死“好像是去结婚一样”。借着神的大怜悯，他死得相对轻松。玛丽时代第一个殉道者就这样离去了。

玛丽统治期间第二位为了基督的真理而献身的改教领袖是格洛斯特主教约翰·胡珀。他于1555年2月9日，星期五，在格洛斯特葬身火刑架上。

胡珀是萨默塞特郡人。从许多方面来看，他或许是殉道者中身份最尊贵的。爱德华六世的所有主教里，就个人圣洁、在教区内殷勤讲道做工而言，没有人在身后留下的声望胜过他。在他留下的作品中的全部神学要点上，没有人比他的看法更清楚、更合乎《圣经》。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爱德华六世的这位格洛斯特主教太过于加尔文主义了，但他的加尔文主义并没有超越《三十九条信纲》[10]。胡珀很有远见，看到了在英国国教中留下罗马天主教的余孽有多危险。关于在自己的奉献礼上要不要穿罗马天主教服饰，他同克兰麦及其他主教进行了争辩，据我所知，人们大都批评他在这场著名的辩论中太呆板顽固。但我大胆地说，英国国教的历史让我们疑心是不是该为他翻案了。真相一目了然，胡珀的原则是正确的，对手错了。

胡珀坚定、毫不动摇、宁折不弯并且毫不妥协地谴责罪，他不是天生就和蔼可亲的人，当然会有很多仇敌。罗马天主教的地位一恢复，他就成了要消灭的头号目标。玛丽的迫害甫一开始，他就被召去伦敦，在狱中拖延一年半，经由邦纳、加德纳、滕斯托尔和达伊审查后，他被剥夺教职，被定为异端判处火刑。

起初，本打算让他在史密斯菲尔德同罗杰斯一起受刑。但因为某些未知的原因，这一方案撤销，胡珀被押解到格洛斯特，让他大为满足。他在自己的教区，在自己的教众面前被烧死。他一抵达，就有众多人群来到赛伦塞斯特大道迎接他，众人脸上既有悲伤又带着尊敬。当夜，当局让他住在因格拉姆先生家，那栋房子现在还在，可能没多大改变。安东尼·金斯顿爵士——神曾借着这位善良的主教使之脱离罪恶的生活——流泪恳求他，让他留下性命，劝他说：“生则甜蜜，死却痛苦。”这位尊贵的殉道者的答复万古流芳：“永生更甜蜜，永死更痛苦。”

他受刑的那天早上，刽子手领他出来，走到刑场，无数群众等待着他。那天是赶集的日子，估计有约七千人在场。火刑柱直接就安在大教堂西门门口，距他的宅邸和大教堂东沿不到一百码。现在，人们在圣玛丽-德-楼德教堂墓地东沿他受难之处竖起了美丽的纪念碑。教堂大门上方的窗子——天主教修士曾在此观看胡珀主教受刑时的痛苦挣扎——至今还未改变。

胡珀抵达刑场后，获准祷告，不过绝对禁止他向人们说话。他跪下来祷告，内容被福克斯记下来了，非常感人。即便此时，当局也丢给他一个盒子，里面有教会的赦免令，只要他放弃信仰就可获得赦免。他的回答是：“拿走；要是你爱我的灵魂，就拿走。”于是刽子手用铁链缠住他的腰绑到火刑柱上，然后他开始跟恐怖之王打最后的一仗。所有的殉道者中，可能除了里德利之外，胡珀是受苦最多的。因为柴火燃烧不当，刽子手不得不点火三次。这位高贵的受难者承受了四十五钟的痛苦，“他既没有前后摆动，也没有挣扎，”福克斯说，他只是祷告：“主耶稣，可怜我吧，主耶稣，求你收纳我的灵魂。”他用一只手捶胸，直到手被烧残。善良的格洛斯特主教就这样走了。

第三位在玛丽治下受难的改教领袖是萨福克郡哈德利教区长罗兰·泰勒。他于1555年2月9日，星期五，也就是胡珀在格洛斯特受刑的同一天，在他自己教区附近的阿德汉被烧死。

罗兰·泰勒是我们知之甚少的人之一，我们只知道他是克兰麦的挚友，神学和教会法规博士。但显然他在改教家中地位甚高，因为仇敌将他与胡珀、罗杰斯和布拉德福德同列；而且从福克斯记载的对他的审讯来看，他是个大有能力、训练有素的神学家。实际上，福克斯收集了那么多关于他的感人且震撼的事，远超其他殉道者，让人觉得他们可能是朋友。

在哈德利，当加德纳第一次召他去伦敦时，朋友们劝他逃命，他也逃得掉，但他的回答很震撼：“你们要我做什么？我老了，活得已经够久，见多了邪恶可怕的日子。你们逃吧，随从你们良心的带领而行。我意已决，要靠着神的恩典去见那个主教，不客气地让他知道他一无所成。我相信在神面前，我为神所做的善工中没有一件比我现在要行的这事更美好了。”

他对加德纳和其他审查者的回答也令人惊讶。没有人比这位萨福克郡牧师的话更简洁而沉重有力。

他最后的见证和给妻子、家人和教众的遗言也十分震撼，令人为之动容，限于篇幅，在此只摘录最后一句：“为神的缘故，要小心罗马教。因为表面上罗马教似乎是在团结教会，但实质是虚空的，是敌基督的，并非出于对基督的信心，没有真理。”[11]

当局将他从伦敦解到哈德利，要当着他教众的面烧死他，这正合他意。离哈德利已经不到两英里时，萨福克郡治安官问他感觉如何。他答道：“当赞美神，治安官大人，感觉再不会比现在更好了。因为我快到家了。再走过两条街，我就要安居在我天父家里了。”

他穿过哈德利小镇的街道，看到两边都是他的教众。他们听说他回来了，纷纷走出家门来问候他，流泪、哀哭。他只对他们说出了自己一贯的话：“我已经向你们传讲了神的话语和真理，今天要来用我的血来印证。”

去刑场所在地阿德汉的路上，他们告诉他身处何地，他听后就说：“感谢神，我就快踏进家门了。”

当刽子手脱去他的衬衫，准备把他绑上火刑柱时，他大声呼喊：“好人们啊，我教训给你们的只有神的圣言，以及我从《圣经》中得到的，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了，如今在此我用我的血来印证。”他的话很可能不止这些，但像其他殉道者一样，当局禁止他说话，甚至因为讲了这些话，他头部遭到了重重一击。之后他跪下祷告，教众中有一位贫穷的妇人不顾当局的尽力阻止，与他跪到一起。此后，刽子手把他绑到火刑柱上，他口中重复着《诗篇》51篇的话，并向神呼求：“慈悲怜悯的父，求你因耶稣基督的缘故，将我的灵魂收归你手。”他站在火焰中，没有哭喊也没有动，直到一个兵丁拿戟戳入他的大脑。萨福克郡这位善良的老牧师就这样走了。

玛丽治下第四位受刑的改教领袖是威尔士圣大卫教堂主教罗伯特·费拉。他于1555年3月30日，星期五，在卡马森就义。关于他的生平，留下的资料很少，只知道这个好人生在哈利法克斯，是约克郡的最后一任诺斯特修道院院长，1540年卸任。他也是克兰麦大主教和护国公萨默赛特的随扈教士，因此得以升到主教的位置。他起初是在爱德华六世在位末期，护国公萨默赛特倒台后，因一些世俗琐事上的荒唐指控而入狱，后来就跟胡珀、罗杰斯和布拉德福德一道被带到加德纳那里，接受教义方面的审查，这可要严重得多。起诉书清楚表明，他在所有关乎信仰的问题上与一同罹难的殉道者如出一辙。像胡珀和泰勒一样，他被判处火刑，并要在他最出名的地方烧死。于是当局把他从伦敦押解到卡马森。福克斯只是简略地记述了他受刑时的事，原因一方面无疑是在那个没有铁路的时代，卡马森距伦敦太远了，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目击费拉受刑的人大都只会威尔士语。史书只记下了一件事，足以表明他的勇气和不屈不挠。在行刑的前一天，他告诉一位朋友，只要看到他在烈火焚身的痛苦中稍有动弹，就无须相信他所教导的教义。可怕的时刻来临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允诺，借着神的恩典，他真的做到了。他站在火焰中，紧握双手，直到手都被烧残，最后一个旁观者出于怜悯敲了他的头颅，结束了他的痛苦。这位威尔士主教就这么走了。

玛丽统治期间第五位殉道的改教领袖是圣保罗教堂的神职人员，里德利主教的随扈教士布拉德福德。他于1555年7月1日，星期一，在史密斯菲尔德就义，年仅三十五岁。布拉德福德在英国殉道者中恐怕是名声最大的，很难说有谁能得到比他更美的名声。斯特莱普称布拉德福德、克兰麦、里德利和拉蒂默是改教后英国国教的“四巨头”。他出生在曼彻斯特，终其一生都深深顾念着这一地区。年轻时，他的天赋就引起了教会高层的注意，成为教会差遣到英格兰各地传讲宗教改革教义的六位教士之一。布拉德福德的使命是在兰开夏郡和柴郡传道，他似乎以非凡的能力完成了任务，获得巨大成功。他总是在曼彻斯特、利物浦、博尔顿、布里、维冈、阿斯顿、斯托克波特、普雷斯特威奇、米德尔顿和切斯特讲道，大大促进了更正教教义的传播，对人们的灵魂产生了广泛影响。结果预料得到，玛丽女王即位刚一个月，布拉德福德就下监了，再没有出来过，直到葬身火海。他的朝气、圣洁以及作为声名显赫的传道人所拥有的名望，使得他在狱中成了仇敌眼中极有价值的目标，他们付出了许多努力来让他离弃更正教信仰。然而，这些努力都白费了。他怎样活着，也怎样死去。

他就义的那天，大约上午9点，他从新门监狱出来被押去史密斯菲尔德。围观的群众之多空前绝后。一位后来活到九十六岁高龄，1620年才去世的杭尼伍德妇人记得去看布拉德福德受火刑的情景，她的鞋都被拥挤的人群踩掉了。其实，当他走上火刑柱时，伦敦治安官因人群鼎沸非常紧张，没等他和一同赴难的里夫祷告完，就叫道：“起来，结束祷告吧，人群太拥挤了。”

布拉德福德长老拿起一捆柴薪亲吻，也吻了火刑柱。他来到火刑柱上时，举起双手，举目望天，说：“英格兰，英格兰，为你的罪悔改吧！要当心偶像崇拜，当心敌基督者的虚假！小心，别让他们欺骗了你！”然后他对一同就义的年轻人里夫说：“弟兄，应该大感安慰，因为今晚我们就能与主同享欢乐的晚宴了。”后来他再没说什么其他人听得到的话，除了拥抱芦苇捆时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富勒说：“他拥抱了火苗，就像炎夏的一缕清风。”他就这样英年早逝。

玛丽在位期间第六、第七位就义的改教领袖是两位英国家喻户晓的人：伦敦主教尼古拉斯·里德利和曾经的伍斯特主教休·拉蒂默。1555年10月16日，他们在牛津，在同一根火刑柱上背对背身受火焚。里德利出生在诺森伯兰郡边境的维利蒙兹外克。拉蒂默出生在莱斯特郡的瑟卡斯顿。这两位伟大的英格兰更正教徒的生平众所周知，就无须多言了。除了克兰麦以外，无疑他们两人为英格兰宗教改革原则的确立作工之多无人可比。拉蒂默是大受欢迎的布道家，而里德利则学富五车，是令人钦佩的首都伦敦教区的管理者。他们留下的美名还无人超越。玛丽登基后，他们自然而然成为邦纳和加德纳首批打击对象，遭受了残酷迫害一直到死。

审查者怎样一次又一次就更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争论的要点审查他们，怎样以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无理手段可耻地引诱、戏弄和折磨他们；他们如何自始至终英勇地打了一场美好的仗，从未向对手低头——这些事我无须多言，不都清楚地记在好心的古人福克斯的殉道史籍里面吗？在此，我仅稍微提及他们死时的情形。

他们就义的那天，分别被带到刑场，就在牛津宽街的尽头，靠近贝利奥尔学院。里德利先到，看到拉蒂默来了，就跑去吻他，说：“弟兄，应该带着好心情，因为神要么会减轻火焰的暴虐，要么会刚强我们，叫我们能经受得住。”接着他们恳切祷告，彼此谈论，不过没人听得到他们在说什么。此后，他们不得不听一个卑鄙的叛徒史密斯讲道，并且无权作出任何回答。然后，官吏下令让他们准备受死。

这是点火前里德利最后的话：“天上的父啊，我全心感谢你，因你召我在传扬你的职位上一直到死。我恳求你，我主我神，求你怜悯英格兰这片土地，把她从仇敌手中救出来吧。”拉蒂默最后的话则像响亮的号角，声音至今仍回响不已：“里德利长老，当大得安慰，我相信，今日我们借着神的恩典在英格兰点亮的火把绝不会熄灭。”

火焰升起来了，里德利用拉丁语大声喊叫：“主啊，我把灵魂交在你手中了，求你收纳。”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拉蒂默则在火刑柱的另一边高喊：“天上的父啊，收纳我的灵魂吧。”

拉蒂默很快就死去了。他已是八十高龄的老者，须臾之间，他的灵魂便脱离了尘世的桎梏。里德利受苦要更久、更痛苦，因为行刑者没有把火焰控制好。不管怎样，火苗最终吞没了他的躯干，他倒在了拉蒂默脚下，安息了。就这样，两位伟大的更正教主教离去了。“他们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

玛丽治下第八位蒙难的改教领袖是温彻斯特副主教约翰·菲尔波特。他于1555年12月18日，星期三，在史密斯菲尔德受火刑而死。对于菲尔波特，我们所知相对较少，只知道他生在汉普郡的康普顿，家庭条件优越，人脉关系上佳，以学识而获得盛誉。玛丽刚登上王位，他就在特别会议上举行的模拟辩论中担任捍卫更正教信仰的主辩之一，由此足以表明他并非庸碌之辈。加德纳以无休止的审讯裁判来逼迫他，原因很简单，要知道加德纳在爱德华六世期间担任温彻斯特主教，后来被剥夺主教职权，自然会对顶替他职位的珀特尔主教及其随从恨之入骨。罗马教会的主教不太可能饶过更正教的副主教。

福克斯用了很长的篇幅记述了菲尔波特在罗马天主教众位主教面前接受的十三项审查，在帕克协会出版的一卷书中，占了至少一百四十页。如此长时间的审查清楚地表明，法官们多么焦急地想要让他放弃自己的原则。这位副主教孤立无援，仅仅凭着勇气和耐心就坚守住了立场，并且让人对他的学识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到达史密斯菲尔德后，跪下来，说：“我要向你还愿了，史密斯菲尔德。”接着，他亲吻火刑柱，并说：“为了我，救赎主没有拒绝忍受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羞辱，我怎么会不甘愿在这柱子上受难呢？”然后，他轻声背诵《诗篇》106、107和108篇。刽子手把他绑在火刑柱上，行刑后，他安静地死去了。这位善良的副主教就这么走了。

玛丽统治期间第九位受难的改教领袖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他于1556年3月21日在牛津就义。克兰麦出生在诺丁汉郡的阿斯拉克顿。历史上的英国殉道者中没有谁像他那么有名。无疑，整个英国国教对他的感激应该超过其他英格兰改教家。必须承认，他只是肉体凡胎，有软弱和缺点。但是，他仍是个伟人，一个好人。

一定不要忘了，克兰麦在英格兰宗教改革相对较早的时候，就平步青云，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时，他的信仰观还未定型，并不完全，这已是公论。不管何时，只要英国国教内拥护半天主教教义的人引用了克兰麦的话，都要小心地确认这是他在人生的什么时期说的。在评价克兰麦时，不要忘了他的经历。他真诚地摸索着，直到完全明白了真理，于是扬弃了过去的观念，承认自己在许多问题上改变了看法。有勇气如此行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尽管克兰麦经常担负处境微妙的困难职位，但他的声誉完美无损。那个年代，再没有别人能像他那样，出淤泥而不染。

毫无疑问，克兰麦为今日的祷告词和信纲奠定了基础。也许他不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但却是博学之士，也喜爱有学问的人，并且他总想改进周围的一切。一想到他要面对的巨大困难，我往往就要惊叹，他竟然能做成一件又一件这样那样的事。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坚持不懈，才为英国国教的各项准则打下了基础。

说上面这番话，是为了开始讲述这一无法否认的事实——他是唯一一个曾坚持真理，又曾一时畏缩，不敢为真理而死的改教家！我承认，他可悲地跌倒了。我不想假惺惺地为他的失足辩解，反而要说这正证明了再好的人也不过是个人。我只希望读者记住，即便是克兰麦犯的错，英格兰其他改教家都没犯过，但他所成就的事也定然是其他改教家没有做成的。

玛丽一登上英格兰王位，克兰麦就进入了死亡黑名单。很可能，比起克兰麦，再没有哪个英格兰神职人员让这个苦闷的女王如此怨恨憎恶了。她绝对忘不了，是克兰麦的建议让父王决意同母后离婚，若不把克兰麦烧死，她寝食难安。

克兰麦下狱了，像里德利和拉蒂默一样接受审查。他也跟他们一样，在调查委员会面前立场坚定，在所有争论点上给出了绝佳的论据。当然，他也跟里德利和拉蒂默一样，被定为异端，被定罪，遭到威逼，最后判处火刑。

事实让人心痛不已。克兰麦人生的最后一个月里，他丧失了勇气，屈服于威逼利诱，签署了一份放弃更正教观点的声明。敌人用狡猾的甜言蜜语谄媚他、引诱他，火刑是那么可怕令他战栗，魔鬼试探他，拉着他偏离了正道。克兰麦跌倒了，握笔签署了声明，否认、放弃了自己曾为之奋斗良久的宗教改革原则。

所有真正的更正教信徒听到这消息都大大悲伤！所有罗马教皇一党都欢呼雀跃庆祝胜利！要是他们就此止住，给这位高贵的受难者以自由，那么克兰麦的名声很可能就此沉沦，不会再浮出水面了。但罗马教一党自取其败，因为神定意如此。他们极度残忍，还是要烧死克兰麦，尽管他已经屈服。神的护理之工使之成为克兰麦声誉的转折点。借着神丰盛的恩典，他悔改了自己的堕落，得到主的怜悯。借着同样的丰盛恩典，他决定要以信奉宗教改革教义者的身份死去。最后，借着丰盛的恩典，他在牛津的圣玛丽教堂勇敢地认罪，令敌人惊惶，令友人感恩地赞美神，留给世界为基督的真理殉道之人的得胜号角。

3月21日，像参孙落入非利士人之手那样，不幸的大主教被押解出来，供敌人戏耍，却在牛津圣玛丽教堂成为万众瞩目之人。科尔博士证道完毕后，敌人请他陈明自己的信仰，满心盼望他公开承认自己投入了罗马教会门下。大主教怀着内心的剧痛，长篇大论向众人陈述，结束时却宣布否决自己之前放弃信仰的声明，宣称教皇就是敌基督，弃绝天主教的“圣餐是基督血肉真实临在”的化质说教义。无疑，从创世以来，这样的景象是人闻所未闻的。

克兰麦得胜的时刻到了。他内心的重担已经卸下，良心清洁，在失望的敌人狂怒的叫喊声中，他大步流星走上火刑柱。他勇敢无畏地站熊熊烈火中，坚定地伸出右手说：“这可恶的右手啊。”他指的是自己曾用这只手签署了放弃信仰的声明。然后他又坚定地举起左手指向天空。很奇怪，所有的殉道者中，克兰麦在最后时刻表现出的身体上的勇气最多。简言之，他一生最出色的就是离世之时的表现了。他犯了大罪，但又深切悔改。他像彼得一样跌倒了，又像彼得一样重新站了起来。第一位更正教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就这样走了。

我并不会对这段痛苦而引人关注的历史作出任何评价，我没有时间。只希望读者相信，这些人的故事一半都还没讲完，另外还有众多职位不那么显赫的男男女女也经历了同样的事，一样地惨痛，也一样地引人注意。但我斗胆说一句，绝不应该忘记这些受火刑的殉道者，不应该轻看他们的观点。“殉道大军”为这些观点而殉亡，因此决不能轻蔑地搁置他们的观点。更正教的英国国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的忠贞信实，是他们的血为国教奠定了根基。英格兰的自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勇气。他们教会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思想自由而死是值得的。拥有这样的公民的国家是幸福的！拥有如此多改教家的教会是幸福的！那些在史密斯菲尔德、牛津、格洛斯特、卡马森和哈德利为殉道者建立纪念碑的人十分光荣。

不过现在我要转而论及另一个要点，我认为这是今时今日无比重要的议题之一，即烧死改教家的具体原因。如果我们误以为，改教家受难只是因为拒绝服从教皇，想要维持英国国教的独立，那就大错特错了。原因绝非如此！他们遭遇火刑是因为拒绝罗马教会一项特有的教义。几乎每个殉道事件，殉道者是生是死都取决于对这条教义的态度。如果他们接受，尚可活命；如果否认，就必须死。

这条有问题的教义就是，圣餐时祝圣过的饼和酒就是基督的身体和血的真实临在。他们相不相信神职人员祝圣以后，基督的身体和血真的以饼和酒的形式存在，即饼和酒就是基督真实的肉体，是同样的物质，真的在盘中杯中了？他们是否相信，司铎念出神秘的话之后，童贞女马利亚所生的基督的肉身就真的临在于所谓的祭坛上了？他们相信还是不相信呢？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他们不相信，不承认，就会烈火焚身而死。

英格兰殉道者在这一点上奇妙而惊人的一致。无疑，有些人因神职人员结婚而遭攻击，有些人因揭露了天主教会的本质而受威胁，有些人因为其他的一些论点而遭逼迫。但他们无一例外，都面对罗马教会特别地要他们承认在圣餐礼中基督身体的真实临在，但每个火刑案子里，罹难者拒绝承认这条教义都是他们被定罪的主要原因之一。

听听罗杰斯怎么说吧：

“他们问我是否相信圣礼中的饼和酒就是救主基督的身体和血，就是童贞女马利亚所生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的身体，是真实的身体并且实质一样。我回答：‘我认为错了。我无法理解除了肉身以外还有什么是真实且实质性的东西。但基督的肉身只存在于天上，所以基督不可能以肉身存在于你们的圣礼中。’”

因此，他被定罪，葬身火海。

听听胡珀主教说了些什么吧：

“滕斯托尔问他相不相信圣礼时基督的肉体临在，胡珀长老清楚地回答，没有这样的事，他也不会相信任何这样的事。于是，他们要求公证人写上，他已经结婚了，不会跟妻子分开，而且他不相信圣礼时基督肉体的真实临在；所以他应当被剥夺主教职权。”

因此，他被定罪，处以火刑。

听听罗兰·泰勒的话吧：

“把我当作异端定罪的第二个原因是我否认化质说和伴随发生之说，这是两个欺骗之词，教皇一党相信基督真实的身体是饼做的，神性马上就与之结合，于是祝圣之后，饼和酒就不再是圣餐礼的饼和酒，而实质上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了。”

“因为我否认上述天主教教义（非常明显，这是邪恶的偶像崇拜，亵渎救主的异端），所以被定为异端。”

于是，他被定罪，葬身火海。

看看费拉主教怎么做吧。敌人召他来，要他“承认圣餐礼中，基督以饼和酒的形式真实地临在”，但因为他像其他殉道者一样拒绝认同这条教义，就被定罪。定罪判决最终指控他坚持“祭坛上的圣物不应该在上面献祭，不该高举，不该以任何方式来崇拜”。就这样，他烈火焚身而亡。

看看圣洁的约翰·布拉德福德在狱中写给兰开夏郡和柴郡的人的话：

“我被定异端罪的首要原因是我否认祭坛上的圣物（不是基督的晚餐，教皇一党现在的使用方法完全是谬解）是基督真实、自然和肉身的身体和血，不管是以饼和酒的形式还是附于其上，即我否认化质说这一魔鬼的宠臣、敌基督信仰的遗传。”

于是，他被定罪，处以火刑。

看看里德利主教的判决书写了些什么吧：

“尼古拉斯·里德利否认祭坛上的圣餐有基督真实的、物质的身体和血存在其中，并断言在祝圣以后饼和酒实质并未改变，就是在肯定、维护与教会接纳的信仰相悖的观点、主张和异端，顽固地为之辩护。”

于是，他被定罪，处以火刑。

看看控诉拉蒂默主教的罪状吧：

“你公开认定，司铎祝圣后基督真实、物质的身体并不存在于祭坛上的圣餐里，祭坛上的圣餐仍然是实质上的饼和酒，你维护这样的论点，为之辩解。”

对此，善良的老人答道：

“罗马教会布置的把戏之后，基督的身体和血并不以饼和酒的形式存在于圣餐之中。”

于是他被定罪，处以火刑。

看看邦纳主教对菲尔波特副主教说的话吧：

“你干犯了祭坛上的圣餐，否认基督的身体和血真的临在，还断言圣餐从物质上看不过是饼和酒，不是基督的身体和血。”

因为这位好人坚持这个观点，于是被定罪烧死了。

最后，听听克兰麦在牛津的圣玛丽教堂几乎拼上最后一口气说的话吧：

“至于圣餐，正如我在那本反对温彻斯特主教的书中所说，在末日我书中教导的真正教义将会在审判台前站立得住，与此相反，教皇一党的教义会羞愧难当。”

如果有人想知道克兰麦在书中说了什么，可以下面的话作为范例：

“他们（教皇一党）说基督的肉体以饼和酒的形式存在。我们却说，不管是以肉体的形式，还是从属灵的角度看，基督不在那里，他的灵在配得吃饼喝杯的人里面，肉体在天上。”

于是他葬身火海。

英格兰改教家在真实临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坚持，宁折不弯，是否正确呢？这一点真的那么重要，值得他们宁愿死也要坚持？我想，许多未加思考的人而言会有这些问题。我担心这些人在整场关于真实临在的争议中只看得到文字游戏或言语冲突。但我可以大胆地说，所有得到过良好教导的《圣经》读者都会毫不迟疑地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样的人会立即说，罗马教会真实临在这一教义冲击了福音的根基，是罗马天主教存亡的大本营。可能读者一开始没有这样的认识，但这一点应当小心地谨记在心。由此出发可以清楚而深入地看到改教家们的思路，为何他们能无所畏惧地宁死也要坚持。

不管人要怎么想怎么说，若是考察罗马教会真实临在的教义定然会带来的结果，会发现这一教义会模糊每一条重要的福音教义，损害、妨碍基督的整个真理系统。承认主的晚餐在某一时间成了祭物，而非圣礼；承认每当祝圣的话说出后，基督的身体和血就真的以饼和酒的形式出现在圣餐桌上；承认吃圣餐的人吃饼喝杯时在吃喝主真实的身体和血；只要承认这些东西一分一秒，那么看看会立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吧。承认了，就是在破坏基督已经成就之工的福音教义，他在十字架上本来已经成就了这项工作。如果献祭还要重复，就是不完全的献祭，这样一来就破坏了基督的祭司身份的教义。如果除了基督还有谁能献上祭，就抢夺了这位至高的大祭司的荣耀，这是在破坏基督徒职分的《圣经》教义，把罪人高举到中保的位置。不合宜地荣耀、尊敬圣餐中的饼和酒，就是在制造信实的基督徒理当厌恶的偶像崇拜。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条——承认这些，就推翻了基督的人性这项教义。如果童贞女马利亚所生的身体可以在多处地方同时出现，就不是与我们相似的身体，耶稣就不是与我们本质一样的“末后的亚当”。我毫不怀疑，殉道的改教家比我们对这些事的看法和感受要更清楚、深切，他们看到了、感受到了，因此宁愿死也不承认真实临在的教义。他们有此感受，因此一分一秒也不能屈服，心甘情愿地献上生命。愿这一事实深深地刻在我们心里。不管在哪里，只要是地球上讲英语的地方，每个读历史的人都应该清楚地领会殉道者们宁折不弯的原因。英国国教的改教家们不承认基督的身体以饼和酒的形式真实临在的教义，为此甘愿烈火焚身。

现在我必须请读者特别注意，因为我要讲述本章整个主题在今时今日对我们有何意义。

我必须请读者的思路离开死者，转向生者，离开1555年的英格兰，看看如今这个已经启蒙的发达时代的英格兰，认真思考改教家遭遇火刑对今日英国国教的启发。

我们生活在专顾眼前的时代。教会放眼四方只看到一片黑暗的低洼地。极端拘泥于仪式的倾向、拘泥于仪式的人已经起来了，斩获颇丰，正在从核心里动摇英国国教。领悟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已经是重中之重。要成功地治疗病人，首先要有正确的诊断。看不到问题所在的医生不可能治好病。

要是以为今时的争议不过是关于服饰和装饰——穿十字褡还是长袍，教堂装饰多些还是少些，蜡烛和花是多些还是少些，鞠躬、转身和画十字是多是少，各种姿势是多是少，表现形式是多是少——那就大错特错了。要是有谁认为整个争论不过是审美、品位的不同，就像对时装和礼帽的品位一样，我就得告诉他，完全错了。他可能坐在岸上，像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家那样，对神学风暴微笑以待，自我安慰说只不过是在争论鸡毛蒜皮的小事。但要告诉他，他的思想非常浅薄，对当日的争议，看法其实非常肤浅。

我完全承认，我说的事都是小事，但都是致命的小事，因为这些事都是内在教义的外在表现，是表明身体健康出现问题的皮肤疾病。这些事是瘟疫的痕迹，让我们知道里面的流毒；是隐藏的火山冒出的烟尘。要是我认为教会的衣着、焚香和蜡烛背后没有任何意义，那我绝对不会论及。然而我相信这些事意味着存在大量谬误和虚假的教义，所以我公开抗议，宣称所有支持这些做法的人都应受谴责。

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整个礼仪派体系的根基就是这项险恶的教义——圣餐时基督真实的身体和血以祝圣过的饼和酒的形式存在。如果，言语还在表达意义的话，真实临在的教义就是礼仪派原则的根基。礼仪派一党中的极端分子想要把英国国教带回到真实临在这条教义。殉道的改教家宁愿走上火刑柱也不愿承认真实临在这条教义，我同样坚持认为，为了防止这痛苦的结果来临，应当做出牺牲，进行抗争，而不是让“基督以物质形式存在于圣餐中”这条错误教义以任何形式回到我们的圣餐仪式当中。

为了不加重读者负担，我不会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己所断言的。其实读者们所知的已经足够了，也许已经太多了。但我必须展示两条精干的论述。

看看蒲赛博士在《你们也要走吗？》那篇讲道中的话吧：

我们已经弃绝了任何认为我们的主在圣餐中以物质形式存在的概念，比如‘主的身体和血以肉身形式临在’等说法，我相信应受谴责。这样说就好比他宝贵的身体和宝血是以什么卑劣、肉欲的方式临在，而非属灵的方式真实临在于圣餐礼中间——我相信在圣餐中，基督的身体和血是以仪式性、超自然、难以言喻的方式，却又真实确实地存在，‘在饼和酒的形式之下’，‘他的身体在哪里，基督就在那里’。

看看李透戴尔博士在《真实临在》那本小册子里的话吧：

基督教会教导，并且一贯如此教导，在圣餐中，祝圣以后，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真实且确实地以饼和酒的形式临在于祭坛上。

教会也教导，这种临在取决于神的旨意，而不是人的信念，因此圣餐时善人恶人都一同领受，但善人得益，恶人是在定自己的罪。

此外，基督既是神也是人，神人二性永远在他的同一位格中结合在一起，他的身体在哪里，他的神性就一定在那里，因此要敬拜圣餐中的他。

身体和血就是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后来升天的身体，不过临在的方式与基督在地上时不一样。作为人，他的身体自然地居于天上，直到末日，但他也超自然地、真实地临在于圣餐中，其形式我们无法解释，但只能相信。

从以上引文可见，两位作者想要避免遭人指责，说他们支持“卑劣、肉欲的临在”。然而，他们的企图并不成功。很稀奇，三百年前的罗马教卫道士，杰威尔主教的对手哈丁先生说的话差不多一样：

基督的身体并不是以肉体、自然的方式临在，而是不可见、难以言喻、神迹般、超自然、属灵的、神圣的方式临在，这种方式只有他自己才明白。

不难发现他们都采用了殉道者坚决反对的说法——“在饼和酒的形式之下存在”。

对我而言，很显然，如果蒲赛博士和李透戴尔博士300年前被带到加德纳和邦纳面前，一定会在一路彩旗飘扬的欢送中离开，绝对不会被烧死。

读者可以看看国教中身居高位的人出版的关于圣餐的讲道，可以看看一些指导圣餐的礼仪派的手册，可以看看著名的《安立甘宗管理》[12]一书。我只是觉得，没有哪个正常人读了极端礼仪派的作品后，会看到他们持守的教义与彻头彻尾的罗马天主教有什么实质区别。有区别的话，就是毫无不同的区别，任何由十二个诚实人组成的陪审团都会立即断定这样的“区别”不存在。

考察完书籍和讲章，再来看教会。请所有勤于思考的人留意一下、思考一下、回顾一下，在那些精心布置的仪式性敬拜的场所可以看到什么。请留意，在那里人们迷信地、偶像崇拜般地尊敬讲坛里的一切、圣餐桌周围和上面的一切。我大胆地请任何由十二个诚实而无偏见的人组成的陪审团看看讲坛和圣餐桌，告诉我这都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整个仪式都是罗马天主教真实临在教义和弥撒献祭的味道？我相信，如果邦纳和加德纳看到今天某些教会的讲坛和圣餐桌，一定会拍手称快；而伦敦主教里德利、格洛斯特主教胡珀会义愤填膺地离开，说：“这圣餐桌不是为了主的圣餐，而是为了虚伪的罗马教弥撒，是偶像崇拜！”

我一刻也不会否认极端礼仪派的热情和诚挚之心，不过法利赛人和耶稣会会士也一样。我不否认，我们生活在特别自由的国家，今日的英国人除了自杀以外，有自由做任何愚蠢之事。但我绝对不承认任何教士——不管有多么热心认真——有权重新将教皇的一套引入英国国教。最重要的是，我否认人有任何权利维持真实临在的原则，教会的改教家身受火刑就是因为反对这条教义！

真相很显然，极端礼仪派关于圣餐的教义与殉道的改教家誓死捍卫的观点无法调和。这一派的人可能会大声抗议，说自己是正统的教士，但他们肯定不是跟玛丽时代的殉道者持同样观点的教师。显然，胡珀、罗杰斯、里德利、布拉德福德和他们的战友对真实临在持一种观点，而极端礼仪派持另一种观点。要是改教家是正确的，那么礼仪派就错了。二者之间的鸿沟不可抹平，之间的巨大区别不可调和，无法解释得通。如果我们支持一方，就不可能支持另一方。就我而言，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对里德利、胡珀和布拉德福德的信心，比起对极端礼仪派的人，要大得多。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危险，程度恐怕超过大多数人的想象。让英国国教失去更正教特色的阴谋已经实施很久了，罗马天主教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小小的不列颠岛上。他们已经在我们当中削弱、破坏了很久，我们到现在才略有所知。不久，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破坏。照目前的速度下去，如果五十年内有人登上英格兰王位却不是更正教信徒，西敏寺和圣保罗教堂又开始庆祝弥撒，我不会感到奇怪。说白了，危险就是国教失去更正教特色，重回巴比伦和埃及。与罗马教廷重新合一的危险迫在眉睫。

人们可能会认为我用这样的话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但我这么讲是有原因的。英格兰的上层社会普遍都喜好感官上的、做作的、形式性的宗教。下层人民也可悲地通晓了全部做作的仪式，这些仪式都是迈向罗马教的台阶。中产阶级厌烦了英国国教，质疑其存在的价值。知识阶层则想要论证所有宗教要么一样好，要么一样糟。下议院如果没有公共舆论的压力，就什么也不做。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皮姆和汉普登[13]那样在议会里立场坚定的人了。礼仪派无时无刻不在生长、蔓延。这条船四面都是巨浪，船首有，船尾也有，左边有，右边也有。得实施行动了，否则我们都得葬身鱼腹。

英国国教的生命已经绑到火刑柱上了。如果一间教会没有了福音，就不值得存留下去。没有水的井，没有刀的鞘，没有火的蒸汽机，没有罗盘和舵的船，没有发条的表，没有生命的躯壳——这些都是无用之物，但不像没有福音的教会那么没用。我们直面的问题是——英国国教要不要保留福音呢？没有了福音，我们去找大主教和主教都是徒劳的，我们炫耀许多的大教堂和教区的小教堂也是无益的。我们的墙上很快就会写上“以迦博”[14]，耶和华的约柜不会与我们同在。确实该做点事了。

然而，有件事我脑子里很清楚。我们不要轻易地放弃英国国教。不要！只要其信纲和守则还未改变、没有废除、没有被替换，就不该弃绝。船还有挽救的希望时，水手跳上救生艇逃命是胆怯可鄙的行径。因为教会现在出现混乱就声言退出的更正教教士是胆小鬼。有船员叛变了，有些人却呼呼大睡，那成什么样子！旧船有漏缝了，工具却不知所终，成何体统！所以我坚持，留在国教还有很多事要做。旧船上还有人呢。伟大的舵手没有弃船。只要我们的信纲和守则没被罗马天主教替换，就让我们坚守这船。《圣经》的罗盘还在甲板上。还有一些忠信且有才华的水手留在船上。既然国教还有基督和《圣经》，就让我们与之肩并肩，把我们的旗帜钉在桅杆上，绝不降下。再次，我希望我们不要受骗、不要被吓破胆、不要恐慌、不要受引诱、也不要发怒，以致弃绝了英国国教。

奉主的名，让我们竖起旌旗。如果我们想在来生无愧地面对里德利、拉蒂默和胡珀，那就为了他们曾誓死捍卫过的真理“热切抗争”。英国国教期待每个更正教教士尽自己的责任。愿我们不要只说不做。而且，不仅要行动，更要祷告。“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

殉道者的血在向我们呼喊。喊什么呢？牛津、史密斯菲尔德和格洛斯特都有大声的呐喊传来：“要誓死反对‘基督的身体以祝圣后的饼和酒的方式在圣餐中真实临在’这一罗马教会的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