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基督教史学的兴起

基督教是公元1世纪脱胎于犹太教而崇拜基督的新宗教派别。基督徒起初多出身社会底层，不谙文墨，教义以口传为主。从1世纪70年代开始，根据口传整理的福音渐次成书。最初的福音如《马可福音》，主要记载耶稣与其他人的对话，所记史事用来帮助听众记忆这些言论，说明这段教诲是在什么场景之中发生的。这一特色，与古代希腊的哲人传记如出一辙。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都尚简，语言质朴，现代学者的研究表明，它们所使用的语言就是当时流行的口语。当4世纪基督教壮大起来，大量贵族雅士皈依基督教之后，基督教作家的文风也逐渐华丽起来，但是那种尚简质朴的风气一直是主流，历史写作亦不能例外。《福音书》表明，“简朴的语言却有更多的听众”。

基督教史学源自于犹太史学。在4世纪基督教史学大规模兴起之前，基督教史学与犹太史学实现着某种程度的共享，基督教史学也就因此吸纳了犹太教史学的许多特色。被收入到圣杰罗姆（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约公元347—420）的《基督教著名作家列传》（De viris Illustris）中的犹太作家约瑟夫斯（Titus Flavius Josephus，约公元37—100）也被视为基督教史学的杰出代表。

约瑟夫斯本是60年代反抗罗马暴政的领导人，城破之后被捕，受到韦斯巴芗皇帝（Vespersian，公元69—79在位）及其子提图斯（Titus，公元79—81在位）的礼遇，发扬自己的写作才能，用希腊语向罗马君臣介绍真实的犹太人历史，反驳另外一些犹太人的污蔑。他先写作了《犹太战记》，后又写作了篇幅宏大的《犹太古事记》，依据《旧约》，从上帝创世开始讲起。作为基督教史学的源头，约瑟夫开创了许多后来为基督教史学家遵循的传统。首先，是世界纪年法，根据他自己的推算，从创世到他出版《犹太古事记》是4977年。其次，历史写作的根本目的是引导读者礼拜上帝。他在《犹太古事记》开篇序言中说：“现在我将读者召唤，让他们思考上帝，判断我们的上帝是否如其本性那样值得礼拜，将合适于他的归于他，而不要受到其他民族那些不得体的传说的玷污。”第三，严格按照《圣经》的顺序讲述历史，“既不增加，也不遗漏”。第四，摩西被认为是“史学之祖”。由于摩西是立法者，依据上帝而立法，因此，他记录的历史既讲述法律和行为，也充满了对本质的思辨，尤其是对上帝的本质的思考和礼拜。这是历史写作和阅读的根基，不再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了，因为真理已被上帝所启示。

与约瑟夫斯一样，早期基督教徒的史学创作，也是为了回击异教徒的攻击，证明基督教的古老。他们继承犹太教的谱系之学，围绕《新旧约》证明基督教既是崭新的，又是古老的，为此有必要计算人类历史的时间。最为常见的体裁就是编年史或者谱系。他们或将亚当以来人类的谱系加以说明，如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卡西安（Cassian）的《年表》（Chronography），以及随后朱达斯（Judas，活跃于公元3世纪初）的同名作品；或者阐释《但以理书》，如上述朱达斯的长篇作品《论但以理的七十周》，以便推算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日期。基督教徒相信，上帝创世用了6天，天上一日，人间千年，世界将延续6000年，为了推算基督第二次降临、世界历史终结的日期，也有必要推算上帝创世以来的时日，于是写作此类年表或谱系的作者甚众。其中最有名的作品自然是公元3世纪罗马主教希波利图（Hippolytus，约公元170—235）的《谱系》（Liber Generis）。

除此之外，基督教徒对编年史，尤其是纪年的兴趣，还与3世纪开始的关于复活节推算的争论有关。复活节是纪念耶稣受难之后第三天复活的日子，也是犹太教逾越节之后的第三天。从2世纪开始，罗马教会开始要求将复活节与犹太教的逾越节区别开来。到3世纪，教会又争论如何选择太阳历与太阴历之间的换算周期，以及以哪一年为推算的起点。如希波利图创作《计时与复活节日期》，认为应该使用16年周期，而“教会史学之父”优西比乌（Eusebius Pamphilus，约公元263—339）则认为应该用19年7置闰的周期。到公元325年，尼西亚宗教会议决定统一复活节，委托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主持推算工作。受此影响，“受难纪年法”（Passio）在基督教史学作品中流行起来。6世纪初，修士狄奥尼修斯决定以耶稣道成肉身作为推算起点，传统的公元纪年法开始形成。8世纪后，由于高卢教会开始在宗教会议文书中使用公元纪年，加上诺森伯利亚著名学者比德的使用和推广，公元纪年法在西部教会的历史写作中逐渐流行起来，并成为中古编年史与古代编年史的重大标志性区别之一。

迫于“修辞压力”，李维和塔西佗所开创的罗马编年史体裁追求修辞，有大量的演说，篇幅浩繁。而此时古代罗马崇尚简朴的历史书写传统重新开始流行，摘录体史书是其典型代表。摘录体主要用于学校教材，其严肃性和趣味性随着编者和读者的偏好不同而有所侧重。进入帝制时代，摘录体更加流行。一方面，历史的主角换成了帝王，使得历史书写有可能围绕帝王而进行取舍，篇幅可大可小；另一方面，由于帝王戎马倥偬，日理万机之余，读书的功夫较少，需要阅读摘录体史书。罗马帝国时期的摘录体史书非常多，最为著名的有2世纪弗洛鲁（L.Annaeus Florus，活跃于约公元120年）对李维历史作品的摘录，4世纪的维克多（Aurelius Victor，约公元320—390）对帝制史的摘录，尤特罗庇乌斯（Eutropius，活跃于约公元360年）对罗马史的摘录，以及随后菲斯特对尤特罗庇乌斯所作摘录的摘录。其中，弗洛鲁比较多地追求趣味性，迎合普通罗马民众的阅读偏好；维克多的记录则史事无多，主要从伦理、人品的角度对帝王做逐一点评，“神”与“畜生”是他对帝王进行描述时最常见的字眼。而尤特罗庇乌斯的史书，则从每个统治者的内政和战争两个方面进行材料取舍，并略加点评。尤特罗庇乌斯的语言简练，词汇简单，适合于作为拉丁文语法学习完成之后的进阶读物，流传甚广，甚至在中古早期还不断有史家续写尤特罗庇乌斯的作品。

通过简化叙事摘录体史书，使得编年的色彩鲜明起来，与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暗合。最早的基督教编年史大概是3世纪初阿非利加（Julius Africanus，约公元160—240）的《编年史》。这部编年史分5卷，从创世开始，一直讲述到作者生活的年代，凡5723年。可惜已经散佚，难窥全豹。而真正奠定基督教编年史写作传统的，则是4世纪初优西比乌所编定的编年史，这部编年史在4世纪末由圣杰罗姆翻译成拉丁文、并加以续编，被称为《编年史正典》（Chronica canones）。这部作品的希腊文原本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一般认为，尽管杰罗姆加进了一些资料，并从325年开始续编至384年，他还是比较忠实地进行了翻译，尽可能地保留了优西比乌作品的第二卷的原貌。根据亚美尼亚译本，可以了解到第一卷的原貌。第一卷有总导言，并介绍各民族的纪年和历史，与基督教历史进行比较。第二卷即编年史其实是份年表。从亚伯拉罕开始，分别叙述各著名的族群及其王朝。一个王朝一栏，随着王朝的增加，并列的栏数越多，最多时为九个王朝。随着王朝的消失，该栏终结。在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世界之后，就只剩下一栏了。文字说明位于中间的空白处。

《编年史正典》并不是叙述体编年史，而是以表格的方式整合圣史与俗史，将所有古代历史上的纪年加以换算，依附于宗教纪年法（亚伯拉罕以来多少年），从而将古代历史整合进入基督教世界体系，证明基督教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宗教。但是，许多后来的续写者却采用叙述体，创作了种类繁多的基督教编年史。

普洛斯佩尔（Prosper of Aquitaine，约公元390—455）的《编年史》（最晚的版本叙事至455年）从世界开创讲起，但从亚伯拉罕出生开始，完全依赖于优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编年史正典》，因此他的作品又被称为《编年史摘录》（Epitoma Chronicon）。从379年起为普洛斯佩尔自己所编写，410年之后，叙述内容相对较多，直到455年。如果说优西比乌奠定了基督教编年史的纪年框架的话，那么普洛斯佩尔的《编年史》则提供了完整的叙事性世界编年史。他将表格改为叙事，基督教史从而不再为表格空间所限，可以依据作者需要适当增加叙事的内容。在改编的过程中，普洛斯佩尔保留和发展了基督教会史，大大删节了其他古代王国的历史，淡化囊括世界主要古代王国历史的全史色彩，从而强化了基督教史的色彩，使得基督教编年史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教世界史。

基督教编年史兼具计时和纪事双重功能，在古代和中古早期其计时色彩超过纪事。诚如都尔主教格雷戈里在其著作《历史十书》的结尾处所言：“我并没有像《编年史》那样把总数计算出来，因为我未能确切地查出几任主教之间的职位空缺时间。”这种计算总数的方式，导致世界纪年法的流行。世界纪年法（Anno Mundi），就是以上帝创世（亚当）以来多少年计算人类历史的总年数。原本位于编年史重大事件的末尾，后来由于使用频繁，移至叙事的开头，成为名符其实的纪年法。世界纪年法在公元7世纪流行开来，逐渐与公元纪年法一道成为18世纪之前欧洲最为流行的纪年法体系。公元之前的年代用世界纪年法。

基督教史学对计时的重视，基督教编年史的流行，也反映在对历史体裁的理论认识上。古代罗马史家将历史区分为编年史（Annales）和历史（Historia，狭义的历史），所依据的标准包括时间标准和修辞标准。从时间上讲，历史为当代史，从修辞的角度而言，不只是罗列事件和人物，而是交代原因和各种奇策异谋，包括演说。但是7世纪的伊西多礼（Isidore of Seville，约公元560—636）则仅仅以时间为标准来区分这两种体裁。他指出，“历史涉及多年和多个时代，将每年的时政记辛勤地汇编成篇。历史也与编年史有别，历史记录作者生活的时代，编年史则是我们所不曾经历的那些年岁。由此，萨鲁斯写作的是历史，而李维、优西比乌和杰罗姆写作的是编年史和历史”。[70]

与犹太教大为不同，基督教自诞生之初就要“向万民传教”，因此对外与异教徒不断争论；对内，不同教派之间因为教义分歧和争夺主教位置，吵闹不休。“达马苏斯（Damasus I，约公元305—384）和厄尔斯尼（Ursinus）在争夺（罗马）主教位置时毫无顾忌，他们各自的支持者根本就不惧怕生命危险。宫廷警卫魏文提乌（Viventius）不能劝阻他们，只好撤退到城外，最终达马苏斯获胜，在西西尼努斯（sicininus）教堂留下137具死尸。”[71]为了替自己辩护，打击对手，基督教徒开始写作教会史。由于教会史没有犹太教徒的类似写作经验可供利用，故产生较晚。虽然早期基督教作家的一些短篇作品也可以勉强算作教会史，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教会史尝试，是从优西比乌开始的，他被誉为“教会史学之父”。

教会史并不是教徒史，而是主教史。优西比乌收集各种材料，讲述耶稣以来各地教会主教的更迭。为了斗争的需要，教会史也自然需要讨伐异端分子，揭露他们的罪恶。此外，与异教徒的斗争，一直就是优西比乌所著《教会史》的主线，历次大迫害更是讲述的重点。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教会史的根本目的是证明基督教信仰的悠久性，引导读者皈依基督教。“潘菲鲁（Pamphilus）之子优西比乌，是非常博学之士，尤其擅长劝勉读者皈依，哪怕他不能总是指点正确的信仰。”[72]

在优西比乌的笔下，基督教会在迫害中彰显其德行，尽管有时由于信仰不够纯粹而遭到惩罚，但是，最终必将走向胜利。“敌人倒下了，大能的得胜者君士坦丁及其子基利司布一起赢回他们自己的东部省份，从而将罗马帝国结合成一整体……而今人们再也不用惧怕以前的压迫者，他们庆祝各种灿烂光辉的节日——到处是灯火。曾经灰心失望的人们相互致以问候，脸上洋溢着笑容，眼神中透露着喜悦。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正如被教导的那样，他们载歌载舞地将荣耀首先献给那至高无上的上帝，然后献给上帝所爱的那虔诚的皇帝及其众子。遗忘的烦恼已被忘却，所有的不虔诚也都消失殆尽。人们原先热切期盼美好事物的到来，如今正在喜乐地享受这些美好的事物。”[73]

优西比乌还写作了最早的殉道者列传《巴勒斯坦殉道者列传》。这部传记现存两个不同的版本，长篇版和短篇版，二者的关系难以确认。短篇版可能原附属于《教会史》第八卷。其实《福音书》就是基督的殉道故事，也是对耶稣最好的纪念。单个殉道者的传记，也并非鲜见，但是，优西比乌从地区教会的角度，集中对本教会的殉道者进行记录。“我希望能够记录我所见证过的殉道，也能容许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耶路撒冷的人民应该为他们骄傲。为了所有人的福祉和得教导，我将讲述这些斗士们所从事的斗争。”[74]

除了殉道者列传之外，另一位教父圣杰罗姆吸收当时流行的希腊智者文化，模仿他们写作的《智者传》（Lives of Philosophers）草拟《基督教著名作家传》。《智者传》，如3世纪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希腊名哲言行录》，包括从泰勒士直到当时流行的斯多葛派的几乎所有希腊智者，一般按照生平、师承、作品、死亡和同名人物等几个方面进行谋篇布局。文中引经据典，包括了大量的掌故，保存了珍贵的史料。5世纪初，历史学家尤纳比乌（Eunapius，生卒年不详）写作《智者传》，对4世纪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的生平和作品进行了介绍。圣杰罗姆的《基督教著名作家传》则是纯粹以基督教作家为收纳范围，自《福音书》作者开始，一直写到当下，以自己的小传终篇。一般交代人名、职位，然后是作品，最后是传主生活的年代。他以极为清晰简洁的笔触介绍了99位基督教作家。

虽然有许多教会作家曾经献书给皇帝，但是，第一位给皇帝立传的作家还是优西比乌。他的《君士坦丁传》是在君士坦丁去世后，为纪念已故皇帝而作。作品不仅为君士坦丁辩护，从基督教的角度丑化他的对手们，并且通过对公元312年“天空征兆”的讲述，成功地将君士坦丁塑造成一位为了基督教而战的君王。从此，上帝赐予军事胜利，胜利后皈依，成为后来许多中古君王的经典形象。君士坦丁需要基督教，而优西比乌也需要君士坦丁来帮助他丰富教会史的创作。普通基督徒传记，由此有了典范之作。经过优西比乌的努力，基督教史学的主要体裁似乎都有了较为经典的文本。

到公元360年左右，朱利安（Julian，公元360—363在位）称帝，他抛弃基督教，崇尚古典希腊文化，鄙视基督教徒的浅薄无知，提倡复兴传统文化教育。在他的影响之下，阿米安（Ammianus Marcellinus，约公元330—400）创作了《续塔西佗国史》（Res Gestae a fine Corneli Taciti），从公元96年涅尔瓦登基至公元378年瓦伦斯皇帝逝于亚德里亚堡，凡31卷。该书前13卷散佚，现存叙事从公元353年开始。续接塔西佗是因为塔西佗之后其他的通史基本上都是希腊文的。虽然是希腊人，但是阿米安决定用拉丁语来写作。作为久经沙场的军人，阿米安以色诺芬为榜样，对军事描写细致入微，给人身临其境之感。

阿米安被有些学者称誉为“最后的古典史家”。如果从西罗马帝国的历史角度来看，这个称谓颇有些道理，但就东罗马帝国的史学史而言，则并不准确。在阿米安之后，模仿古典史学家用希腊语写作历史的作家并不罕见，只是其作品大多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例如尤纳比乌，写作了自公元270年以来的帝制史；在晚年他又加进了许多反基督教君主的材料。这些材料后来被佐西莫斯（Zosimus，约活跃于6世纪初）利用，系统发挥，起草了反基督教的长篇历史作品《新史》（Nova Historia），叙述至公元410年罗马陷落。他认为，罗马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抛弃了祖先的信仰和神，而君士坦丁则是导致罗马衰落的罪魁祸首。前者只有残篇，而后者则基本保留下来。另外如奥林匹亚多鲁（Olympiodorus of Thebes，约活跃于公元410年）讲述西部罗马帝国瓦解和恢复的历史，用22卷的篇幅讲述公元407—425年18年间的史事，但散佚不传。又如普里斯库（Priscus of Panium，约活跃于公元440年）的八卷本《哥特史》。以及马尔库（Malchus of Philadephia，约活跃于公元470年）的7卷本《拜占庭史》，记叙从公元473—480年间的史事。

应该说，在东部帝国，模仿古典作家的风气一直传承不败。而6世纪最为著名的史家就是普罗科比（Procopius，约公元500—565）。作为罗马大将贝利撒留的幕僚，他亲身经历了查士丁尼皇帝征服地中海世界的大战。为此写作了长篇历史巨著《战史》，包括《波斯战史》《汪达尔战史》《哥特战史》。这部作品不仅提供了战争的具体细节，而且非常生动地叙述了当时几乎所有蛮族的历史和习俗，成为了解6世纪早期欧洲历史的案头必备。

虽然古典史学余绪不绝，但是，随着基督教教育取代古典教育，学校被修道院和主教教堂所控制，从6世纪开始，古代史学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基督教史学吸收其营养成分，并适应了新的历史需要，逐渐成为史学史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