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眉冷对
“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曹植《赠白马王彪》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陶渊明《咏荆轲》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李白《战城南》
“狱户春而不草，独幽怨而沉迷”——李白《万愤词投魏郎中》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
“奇龙怪凤爱漂泊，琴高之鲤何反欲上天为？”——龚自珍《西郊落花歌》
“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章炳麟《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
——曹植《赠白马王彪》
这首诗有序，大意是说，魏文帝黄初四年（223）五月，诗人与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一起到京师朝见，正逢朝中举行迎节气礼。任城王在京城暴卒。七月，作者与白马王还返封地，又被有司阻止同行，诗人“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大体说明了诗的写作背景。“白马王”，作者的异母弟。任城王，作者的同母弟。
这首诗篇幅较长，内容丰富，共分七章，每章各有侧重的内容，七章蝉连而下，将纠结在心头的复杂感情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其采用之轳辘体，为古诗中所稀见。
第一章写离京的眷恋之情。“谒帝承明庐，逝将返旧疆。”“帝”指魏文帝曹丕。“承明庐”，汉宫室名，这里是用古称指魏宫室，这种作法古诗中常见。“逝”，这里是离去的意思。“返旧疆”即返回封国。“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皇邑”指京城洛阳。“首阳”，山名，在洛阳东北。这里特别强调了“清晨”和“日夕”，突出行步迟迟、眷恋不愿离去之意。“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伊水、洛水都流经魏都洛阳，想要渡过，却没有桥梁，隐指回京是没有希望了，伤叹无奈之情，弥漫句中。“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终于图穷匕见，亮出了“怨”字。作者从洛京返还封地，是向东行。“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顾瞻”，回头望。“引领”，伸长脖子看。一个接以“恋城阙”，一个接以“情内伤”，其不愿归藩、远离京师之情，洋溢纸面。屈原《哀郢》写被流放离开郢都时说：“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时隔四百年，情怀的抒写，何其相类！都几乎是一步一回头的神态，可以对照着读。诗人的顾恋京城固然是希望母子兄弟常能聚首，但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这次朝见曹丕之前，作者曾上《责躬表》和《责躬诗》，当时吴国立足东南，是魏国极大的威胁，诗人表示了强烈的用世愿望：“愿蒙矢石，建旗东岳”，“甘赴江湘，奋戈吴越”。但是诗人的这种志怀成为梦想，朝见之后，曹丕仍是令他返藩闲居。在《杂诗》中诗人唱出“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的愤慨的诗句。他的恋京之情中实饱含着政治上的压抑感。知道了这一点，就能更深刻理解诗人为什么“怨彼东路长”了。
第二章写返藩路程的艰难。“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太谷”，关名，在洛阳东南。“寥廓”，空旷广大。“郁苍苍”，林木茂密。谷大树深，难行之一。“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连绵大雨称“霖雨”，又赶上连雨天后，道路泥泞。“潦”，路上积水。“浩纵横”，浩大漫衍。又是积水满路，难行之二。“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冈。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道路已被流潦淹没，只好改行山路，而山路高险，马都累病了。四通八达的路曰“逵”，这里即指大路。“轨”，车辙。“修坂”，高长的坡道。“造云日”，高峻及天。“玄黄”，用《诗经·周南·卷耳》语“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指马因疲累而毛色变黄。这一章用铺排的笔墨，从谷、雨、逵、坂、马等多方面，着力描写归途的险恶难行，可以说是前一章眷恋京阙的余音和“怨彼东路长”的复奏。前一章的恋京之情，主要是通过行步迟迟的描写表现，这一章之不愿返藩之意，主要是通过路途难行表现。视角、取材各有不同，不愧是大诗人的手笔。
第三章重点是写对有司干预二王同行的指斥。“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马病还可以勉强前行，忧思却不可开解。前一句的反衬，巧妙自然而有力，思怀郁结难开表现得更突出了。“郁”，浓盛。“纡”，屈曲纠结。从本章起，各章用顶真格承接转换，意脉紧凑自然，音节回环流美。本章的首二字，即上章的尾三字。“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为什么愁怀难解？是兄弟马上要分别。本想同行，继申友于之情，却又遭横暴的阻止。“偕”“俱”义近，一起行止之意。“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鸱枭”，猛禽恶鸟。“豺狼”，食人野兽。“衡”，车辕前的横木。“轭”，夹在马的颈部的马具。“衢”，亦指路，四通八达者称衢。诗人用鸱枭比喻“有司”（即朝廷安置在诸侯国的监国使者），意谓他们总是给人带来不祥；用豺狼揭露他们凶狠专横的本质。“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间白黑”，颠倒黑白。郑玄笺《诗经·青蝇》“蝇之为虫，污白使黑，污黑使白”，此用其意。二句谓有司颠倒黑白，以佞巧的谗言蒙蔽了曹丕，使骨肉不能亲密。作为魏国的臣子，诗人的话只能说到这里，如果直斥曹丕，便超越君臣的名分了。其实诸王不可一同宿止，还不是出于魏国的规定！“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回京之路已经断绝，只能停在那里犹豫徘徊了。“欲还”指回返京城，“蹊”，路。“揽辔”，提着马缰绳。“踟蹰”，徘徊。
第四章写对骨肉的相思之情和离居的孤寂之感。首二句直抒己怀：“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为什么徘徊不进，因为兄弟相思情深。以下则多用有选择性的景物描写，借景抒怀，画面鲜明，感情凄清悲凉。“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秋日渐凉的天气，寒蝉在身边凄厉地鸣叫。“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旷野一片萧杀气象，又是日暮黄昏。“匿”，藏，指日落。“归鸟返乔林，翩翩厉羽翼。”归鸟疾急返巢，猛力地煽动着翅膀。“乔林”，高林。“厉”，用力。“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失群的孤兽，惶急地寻找离散的兽群，连衔在口里的草都来不及吃了。八句诗，四种景象，没有一种不深深地刺激着诗人此时的情怀。故本章末两句说：“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此种笔墨更具文学意味，把诗人与骨肉同胞隔离的孤独感、相思情生动有力地表现出来，感人至深。“抚心”，抚摸胸口，痛苦悲伤已极的表现。“太息”即深深地叹息。
第五章写任城王曹彰死别之悲。“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为何事叹息，天命与我的愿望相背。“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同生”，指兄弟。“形”，形体。诗人这里特别渲染了曹彰之死的凄凉。突然之间便故去了，只有孤魂飞向故土，尸身还留在京师，既是表现深沉的悲悼之情，也寄寓了极其不平的心绪。据《世说新语》记载，曹彰乃是被曹丕毒杀。“存者忽复过，亡没身自衰。”按诗意，“存者”与“亡没”二语应对掉，成为“亡没忽复过，存者身自衰”，死者忽然死去，生者也会日渐衰老。“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由曹彰的瞬即死去联想到人的生命的短暂，简直有如朝露，而又年在桑榆，陨落之速超过影与响的速度。“晞”，干。“桑榆”，两个星名，在西方，人们说日在桑榆，就是日快落了，此喻人已近老。本章末以无奈的悲叹作结：“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身非金石，何能长保。“咄唶”，惊叹声。诗人本年不过三十出头，已有如此浓重的迟暮之感，可见其在政治上备受压抑的情况下，心境之衰飒了。
第六章写与白马王彪的生离之慨。本来痛苦至深，悲怀难解，却强打精神做宽释的豪言壮语：“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大丈夫志在四海，万里犹如比邻。只要恩爱之情不衰，相离虽远而情分日深。何必一定得同居共处才能展布情怀呢？“衾帱”，被子和帐子。东汉姜伯淮与弟弟仲海、季江友爱，同被共眠，“同衾帱”暗用此典。“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因分离而忧思成疾，岂非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疾疢”，泛指疾病。这一番宽解语可谓振振有词，然而到底抹不掉心头的悲酸。最后还是苦辛压倒了豪迈，骨肉情冲垮了英雄气。好像共同遭遇了伤心事，却竭力劝导别人减哀，但是说着说着自己却忍不住嚎啕起来。“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陈祚明说：“人情至无聊之后，每有此强解语。强解者，其中正有不能解之至情也。”（《采菽堂古诗选》）
第七章写与白马王彪的诀别。“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思虑什么而使心情如此辛苦，天命是可疑的，善者未必即有善报；“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神仙之说也是不可信的，求仙从来没有什么结果。“松子”，赤松子，古仙人。真实的现实是：“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斯须之间就可能发生变故，任城王就是最好的例证，那么谁又能必保百年之期呢？“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这生离一似死别之怀，并非一种夸张。魏时不准诸王相互往还，“婚媾不通，兄弟永绝”，“隔阂之异，殊于吴越”（《求通亲亲表》），是这种特定境遇所产生的特定感情。“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黄发”，高寿之人头发由白变黄。“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以收泪写诗赠别结束长诗。
这是我国文学史上少见的独具一格的抒情长篇，就其篇幅言，可以与叙事长篇《焦仲卿妻》《悲愤诗》媲美。首先，它容纳了丰富的内容。诗人对任城王暴卒敢怒而不敢言的深沉悼念，对白马王生离一似死别的骨肉至情，对监国使者苛虐诸王的无比愤怒，都一股脑儿倾泻在诗中。其次，抒情楚楚动人。虽然拘于当时的形势和君臣的名分，叙事上隐约其事，抒情上也不能恣意尽情，但以低回哀怨之笔写出了吞声忍泣之悲。再次，以抒情为主，兼及叙事，衬以写景，三者交互生发，形象鲜明，气氛浓郁，而又笔墨场景变幻多姿。最后，段落之间的衔接基本用顶真格，除第一章外，每章章末之字与下章章之字重叠，前后蝉联，回环而下，衔接自然，有如贯珠，音节流转，与感情的缠绵妙合无间。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陶渊明《咏荆轲》
《咏荆轲》是一首咏史诗。所咏荆轲刺秦王故事，最早见于《战国策·燕策》。汉代司马迁作《史记》，采入《刺客列传》，也别见于《燕召公世家》。比司马迁稍前，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著之《淮南子·泰族训》中，有一节文字涉及易水饯别之事，所记与《战国策》相近，细节略有参差，当是传闻异辞。总括文献所载，其事之大致梗概是：燕太子丹为抗御强秦的吞并，厚礼壮士荆轲，派他入秦劫持秦王嬴政。荆轲伪装为向秦国奉图献土之士，以燕之督亢地图卷匕首而往。秦王展图，图穷匕见。可惜荆轲未能击中秦王，事败被杀。本篇即咏其事。
清人陶澍注《靖节先生集》说：“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不仅概括了咏史诗的优良传统，也中肯地阐明了本篇的性质。即它并非泛议史事是非，而是借史抒怀，托古见志。陶渊明后期经历了晋、宋的易代。古人如宋人汤汉、元人刘履、明人黄文焕直至清人陶澍等，都认为这首诗作于易代之后，针对代晋而立的刘裕而发。从大的时间背景上说是不错的；但他们意在阐扬忠于一姓思想，往往单纯强调“愤宋武弑夺之变”“寓报仇之志”（刘履《选诗补注》），就未免过于偏狭了。从陶渊明的整个思想以及陶诗的形象体系及其特定的寓意来看，这首诗决非单纯愤弑夺之变、寓报仇之志、表现作者忠晋思想，而是愤暴乱之政、寓除暴之怀，概括了更为深广的历史内容。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王朝没落的年代。自孝武帝时司马元显父子专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便趋于白热化。淝水大捷的大好形势烟消云散，接踵而起的是叛乱相继，杀夺不已。先是王恭、殷仲堪的起兵，继而桓玄篡逆，接着刘裕以讨桓起家，又步桓之后尘代晋自立。在陶渊明看来，所有这些都是暴乱政治的代表，是政不清明、世不安宁、民不聊生的根源。他以被古人视为暴虐无道的秦喻指这股政治势力，寄寓自己的憎恶。除本篇外，《桃花源诗》也说：“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如果说《桃花源诗》以秦为喻，用编织理想社会图景的方式表示了对暴乱政治的鄙夷不屑的态度；那么这首诗便是以秦为喻，用歌咏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表现了对暴乱政治的摧锄铲灭的感情，突出地反映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
按照事件发展的历程，全诗可分为四个段落。首四句为一段，写寻士：“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燕丹”，燕王喜之太子，名丹。“强嬴”即强暴之秦，秦为嬴姓。“报强嬴”，是燕太子之志，荆轲行动的目标，也是本篇的主线，贯穿全诗。“百夫良”，能力超越百人的良材。有了此句，下句推出荆轲，就陡增神采，给人以非一般勇士的强烈印象。“荆卿”即荆轲，原在齐国，入燕后燕人称为荆卿，是战国时著名刺客。
“君子”以下六句为一段，写出京。前二句曰：“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二句紧接“得荆卿”之后，大大增强了荆轲为事勇决的神采。而写其出京行动，特别冠以“提剑”二字，形象地表现出其勇武猛鸷、嫉暴如仇、挥剑欲试的神情。承接既紧，又善于择词刻画，见出作者艺术创造的功力。“士为知己者死”，乃中国古代壮士、士子的一种传统精神，荆轲受燕太子赏识，决心以死相报，虽知恩图报的节义思想较浓，但统摄在“报强嬴”之下，便与除暴主旨关合，境界自大不同。“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战国策》《史记》都说荆轲出京时，“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只言送行者衣白。汉末阮瑀《咏史诗》其二说：“素车驾白马，相送易水津。”有了素车白马之说。作者选取了后者，又弃车留马，锻炼成“素骥鸣广陌”一句，既不失素色送行之悲壮，而骏马号鸣进一步加浓了悲壮的气氛。“素骥”即白马。“广陌”，大路。“慷慨”，意气激昂的样子。又史载送行时“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诗人不直言“瞋目”，而将怒发冲冠化为“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两句。“缨”是系帽的带子。二句于冲冠之外，又加以缨扬一事，冠振缨扬，更能传众士激昂慷慨之态。此二句中，“发”言雄发，“冠”言危冠，“气”言猛气，“缨”言长缨，都有加浓壮怀激烈气氛的作用。“雄发”与“危冠”，“猛气”与“长缨”，意象上又都浑融一体，也分外增加了表现力。“危”是“高”的意思。
“饮饯”以下八句为一段，写饯别。“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饯别宴饮设在易水岸边，众英豪都与宴送行，场面壮盛，也可见燕人“报强嬴”的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易水，水名，流经今河北易县。“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战国策》《史记》均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淮南子》则云：“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水经注》引《燕丹子》所载更为具体，言“荆轲入秦，太子与知谋者皆素衣冠送之于易水之上。荆轲起为寿，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如意和之。为壮声，士发皆冲冠；为哀声，士皆流涕。”可见关于荆轲入秦，记其事者甚多，诗人则审慎择取，凝结为上述六句诗，意象鲜明，气氛浓郁，有强烈的感人力量。“渐离”即高渐离，荆轲至燕结识的侠士。宋意，按《燕丹子》所载，当是宋如意。“萧萧”风声，当与《燕丹子》所记荆轲所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相关。参之“淡淡寒波生”，就更为明显。于渐离击筑、宋意高歌之后，加此写风写波二句，并非闲笔，大大加强了悲慨的色调。“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此即《燕丹子》中所谓“为壮声，士发皆冲冠；为哀声，士皆流涕”之意。“商”“羽”皆为古代五音之一。商音哀婉，羽音雄激。六句诗传出的气息，悲壮淋漓，于中可侧见主人公壮气冲霄之概。
“心知”以下六句写登程：“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前二句表现出为完成抗秦大业，视死如归。“顾”，回望。“盖”，车上遮阳避雨之圆形蓬盖。“飞盖”，车行如飞。“凌厉”，奋起直前。“逶迤”，连延不断，这里有马不停蹄之意。登车不顾、凌厉万里，连越千城，略带铺排的浓郁笔墨中，传神表现出主人公勇往直前的气势。
“图穷”二句自为一段，写搏击：“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荆轲以献燕国督亢地图之名，见秦王，图卷匕首，展图至尽，遂持匕首劫秦王，故云“图穷事自至”。“怔营”，惊惧的样子。二句虽极简括，但从“豪主正怔营”中，可以想见荆轲鸷猛凌人之势，始皇惶惧无措之态，笔墨含蓄有力。清人康发祥说：“太白于张子房则曰‘报韩虽不成，天地皆震动’。独不可曰：报燕虽不成，风云为之变色乎？”这里确实刻画出了锄暴勇士足以使风云变色的神采。
结尾四句为一段，以惋惜奇功未成结束全篇：“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剑术疏”，指掷匕首而未能击中。“惜哉”之叹，“奇功”之称，人虽没，千载之下余情不已，皆深见作者惋惜与景仰之怀。
咏史诗借史抒怀，不能不受到史实的限制。但是作者虽不能脱离或更改史实，却有选取和渲染史事不同侧面的自由空间。这首诗的成功处之一，就在于善于组织史事素材，为表达作者思想服务，意旨显豁，主题鲜明。在陶渊明之前，汉末阮瑀的《咏史诗》其二和西晋左思的《咏史》其六，都是歌咏此事的。阮诗只截取易水送别场面，突出表现饯别的悲壮之情；左诗则侧重荆轲酣饮燕市、旁若无人的片断，以寓作者藐视豪右的气概。陶渊明此诗不同，意在抒发铲强锄暴感情，所以取了事件全过程。从“报强嬴”的行动意图始，至“剑术疏”的奇功不成止，使除暴之旨像一条主线纵贯全诗。
有些汉乐府和汉末古诗是偏重叙故事、写人物的，突出的如《孔雀东南飞》。它们叙事性强，人物形象往往通过行动细节的描写和个性化的对话表现。本篇本质上也属于叙事性质，却蹊径独辟。诗中完全没有人物的语言，人物的行动也是大关节、粗线条的，它主要是通过渲染环境气氛，以烘托人物之神。环境烘托部分往往是实笔，人物本身则往往是虚笔。如出京一节，六句中除首二句直言荆轲外，以下全从送行者落笔，从送行者的激愤情绪中，烘托出荆轲怒目横眉之神。为把气氛写得浓郁，作者对素材做了精心的抉择。不仅汲取《战国策》《史记》所言“白衣冠以送之”，而且从阮瑀诗中取了“素车驾白马”之说，又仅于白马上点染，写其号鸣大路，都加浓了悲壮气氛。又如饮饯一节，全从饯别时的乐声着笔。“渐离”二句只实写渐离击筑、宋意高歌以创造悲慨气氛。“萧萧”二句以易水环境加浓别乐的悲凉色调，使易水之“哀风”“寒波”与哀感动人之别乐相激相发，其意境之浓烈，竟使易水寒气成为壮烈精神的象征。初唐骆宾王《于易水送人》诗说：“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其中含蕴的力量，未尝不得力于此诗。“商音”二句从众士之闻乐激昂进一步渲染别乐之哀厉。商音之悲，使士皆流涕；羽声之激越，使士皆警动。六句全写别乐之悲壮，无一笔具体刻画主人公，而在此悲壮气氛中，主人公壮怀激烈之神态毕出，并且留给人们丰富的想象空间，比实写更耐人寻味咀嚼。吴乔所谓“文章实做则有尽，虚做则无穷”（《围炉诗话》）。我国古代绘画有写实、写意之分，如以绘画为喻，《孔雀东南飞》近于写实派，重在摹形；《咏荆轲》则属于写意派，重在传神。二者各有妙处，而后者往往更富意境。这是与陶诗重在表意、善于造境、诗多余味的总的艺术倾向相一致的，但用在人物刻画上，便为叙事诗别开一径。
总起来说，这首诗对秦及秦王突出其强暴，对燕太子丹突出其报嬴之志，对主人公荆轲则突出其勇于铲强除暴精神，三位一体，相互衬托，将锄暴气氛涂抹得极浓。而诗人似乎只是客观叙述，不动声色；实际作者已将对暴乱政治的憎恶倾注在秦及秦王身上，将锄暴之强烈激情倾注在燕丹特别是荆轲身上。因此咏史的过程也就是表达诗人意旨的过程，故全诗显得形象生动、含蓄蕴藉而鲜明有力。有了这样深厚的基础，诗末结以对奇功不成的惋惜，对锄暴勇士的由衷怀念，便成为画龙点睛之笔，使诗人锄暴之情，赫然昂立于纸上了。
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朱子语类》）是颇有眼力的。陶诗主调是平淡自然，但作者胸有“金刚怒目”之情，故亦有豪放一面，本篇即典型代表。清末诗人龚自珍《杂诗》其一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深得此诗三昧。但是，陶虽有豪放，却又“豪放得来不觉”，既不似屈原那样狷急激切，也不似李白那样壮浪纵恣。即以本篇而论，仍是以舒缓之笔写激愤之情，以平淡之语表刚毅之志，内寓坚刚而外敛锋芒，与平淡自然有其相通之处。这就是卓然成家有独特风格的大家的风范，非一般功力所及的。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
——李白《战城南》
这首诗的主题与乐府古辞的内容一致，是抨击封建统治者穷兵黩武的。萧士赟说：“开元、天宝中，上好边功，征伐无时，此诗盖以讽也。”所评颇中肯綮。
天宝年间，唐玄宗轻动干戈，逞威边远，而又几经失败，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一宗宗严酷的事实，汇聚到诗人胸中，同他忧国悯民的情怀产生激烈的矛盾。他沉思、悲愤，内心的呼喊倾泻而出，铸成这一名篇。
这首诗大体可分为三段和一个结语。
第一段共八句，先从征战的频繁和广远方面落笔。前四句云：“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写征伐的频繁，以两组对称的句式出现，不仅音韵铿锵，而且诗句复沓的重叠和鲜明的对举，给人以东征西讨、转旆不息的强烈印象，有力地表达了主题。“桑干”，河名，流经今山西、河北北部，地属北方。“葱河”，即葱岭河，在今新疆西南部，地属西方。“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写征行的广远。左思《魏都赋》描写曹操讨灭群雄、威震寰宇的气势时说：“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此二句用其意。“洗兵”，洗去兵器上的污秽，“放马”，牧放战马。在条支海上洗兵，天山草中牧马，其征行之广远自见。“条支”，西域国名，即唐时的大食，在今伊朗境内，唐朝安西都护府下设有条支都督府。“天山”，在今新疆境内。由战伐频繁进至征行广远，境界扩大了，内容增厚了，是善于铺排点染的笔墨。“万里”二句是本段的结语。“万里长征战”，是征伐频繁和广远的总结；“三军尽衰老”是长年远征的必然结果，广大士兵在无谓的战争中耗尽了青春的年华和壮盛的精力。有了前面的描写，这一声慨叹水到渠成、自然坚实，没有一点矫情的喧呶叫嚣之气。
“匈奴”以下六句是第二段，进一步从历史方面着墨。如果说第一段从横的方面写，那么，这一段便是从纵的方面写。西汉王褒《四子讲德论》说，匈奴“业在攻伐，事在射猎”，“其耒耜则弓矢鞍马，播种则扞弦掌拊，收秋则奔狐驰兔，获刈则颠倒殪仆”。以耕作为喻，生动地刻画出匈奴人的生活与习性。李白将这段妙文熔冶成两句诗：“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惟见白骨黄沙田。”耕作的结果会是禾黍盈畴，杀戮的结果却只能是白骨黄沙。语浅意深，含蓄隽永。并且很自然地引出下二句：“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秦筑万里长城防御胡人的地方，汉时仍然烽火高举。二句背后含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和诗人深邃的观察与认识，成为诗中警策之句。没有正确的政策，争斗便不可能停息。“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这深沉的叹息是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为背景的。“烽火”，古代在边地筑高台，有警则燃火以传递信息。
“野战”以下六句为第三段，集中从战争的残酷性上揭露不义战争的罪恶。“野战”二句着重勾画战场的悲凉气氛，“乌鸢”二句着重描写战场的凄惨景象，二者互相映发，交织成一幅色彩强烈的画面：“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战马独存之外，加以号鸣思主，物在人亡的悲凄更为突出；乌鸢啄人肠之外，又加以衔挂枯枝，更见情景之惨酷，都是带有夸张色彩的浓重的笔墨。“鸢”，猛禽类，鹰属。“士卒”二句以感叹结束本段：“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士卒做了无谓的牺牲，将军呢？也只能一无所获。“涂草莽”，血洒原野。“空尔为”即空为尔。
《六韬》说：“圣人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全诗以此语作结，点明主题：“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一断语属于理语的范围，而非形象的描写。运用不当，易生抽象之弊。这里不同。有了前三段的具体描写，这个断语是从历史和现实的惨痛经验中提炼出来，有提纲挈领之力，使全诗意旨豁然。有人怀疑这一句是批注语误入正文，可备一说，实际未必然。
这是一首叙事诗，却带有浓厚的抒情性，事与情交织成一片。三段末尾各以两句感叹语作结，每一段是一个叙事的自然段落，也是感情旋律的自然起伏。事和情配合得如此和谐，使全诗具有鲜明的节奏感，有“一唱三叹”之妙。
《战城南》是汉乐府旧题，属《鼓吹曲辞》，为汉《铙歌》十八曲之一。汉古辞主要是写战争的残酷，相当于李白这首诗的第三段。李白不拘泥于古辞，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性。内容上发展出一、二段，使战争性质一目了然，又以全诗结语表现自己的主张。艺术上则糅合唐诗发展的成就，由质朴无华变为逸宕流美。如古辞：“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战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战城南》）本诗锤炼为两组整齐的对称句，显得更加凝练精工，更富有歌行奔放的气势，显示出李白的独特风格。
“狱户春而不草，独幽怨而沉迷”
——李白《万愤词投魏郎中》
这首诗写于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当时作者被囚在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中。他的入狱是因为受到永王李璘事的牵连，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从璘案”。
安史之乱爆发初期，李白隐居于庐山。他空怀救国之心，而无报国之路，只有束手兴叹：“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至德元载十二月，原由玄宗任命的山南东道等四道节度使永王李璘，以平叛为号召，从江陵引兵东下。路经庐山，邀李白入幕。李白也把永王视为平叛力量，遂入永王幕府，并决心同幕中人一道献身于平叛定国事业：“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诗人并不知晓，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正在酝酿一场悲剧。太子李亨即帝位（即肃宗）后，对掌握南方军事力量的永王很不放心，命令他还蜀，回到太上皇玄宗的身边，实际就是解除他的兵权。永王不但没有接受这个命令，反而率兵东下，李亨便决心消灭他。到次年二月，永王兵败身死，李白也落个从逆的罪名，被投入狱中。这首诗就是诗人在狱中抒愤之作。诗是投赠魏郎中的，自然含有向魏剖白心迹、倾诉苦情、请求援救之意。
李白进入永王幕府时，面对平叛救国大业，是壮气凌云、豪情满怀的：“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同前）谁知一片爱国志诚，转眼之间却成为罪人，身陷囹圄，落到“珍禽在罗网，微命苦犹丝”（《送史司马赴崔相公幕》）的境地。这种命运的拨弄、巨大的不幸、极不公正的遭遇，不能不在诗人心中卷起悲愤的狂澜。诗题上冠以“万愤词”三字，已足以显示诗人悲愤的程度。同时期写的《上崔相百忧草》，既在题中标出“百忧”，又在诗中说：“万愤结缉，忧从中催。”可与此诗相印证。郎中，官名，为朝廷各部所辖诸司的长官。魏郎中，其人生平不详。
这首诗依诗人悲感触发的自然起伏，可以分为四个段落。首八句为第一段。诗人的悲愤首先对安史之乱倾倒而出。安史之乱既给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也是诗人沦于不幸的由起。前四句写安史叛军的突发暴起。“海水渤潏，人罹鲸鲵。蓊胡沙而四塞，始滔天于燕齐。”海水咆哮，鲸鲵啮人，从燕齐之地滔天而来，卷带泥沙漫淹四方。“渤遹”，“渤”字王琦以为当作“浡”，可从。二字音同。“浡潏”，语出桓谭《新论》，水盛大腾涌的样子。“罹”，遭受。雌鲸曰“鲵”，“鲸鲵”，即鲸鱼，喻指安史叛军。“蓊”，聚集，这里引申有挟带之意。“胡沙”，喻指安史叛军，安禄山为营州柳城胡人。“四塞”，弥漫四方。“滔天”，水与天齐。“燕齐”，皆古国名，燕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南端；齐在今山东东部。安禄山起事于燕地之渔阳，而齐与燕接壤。短短四句活现出安史叛军铺天盖地压来之势，以及它带来的那种沧海横流之象。其奥妙就在于诗人对叛军的发难起事，不是采取一般平实的叙述，而是使用比兴手法，将事实升华，熔铸为丰厚、鲜明的意象，更加逼真有力地呈露出事物的本质。《孟子·滕文公下》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后人常以洪水猛兽指称祸患之烈。“海水渤潏，人罹鲸鲵”，在意象上将洪水猛兽交合为一，大大增强了祸难深重的色彩；鲸鲵为海中兽类，水底多泥沙，其意象又与“胡沙”之喻密合；安禄山起兵之地又近海，整个意象浑融一体，浓烈突出，显示出诗人那“笔落惊风雨”的艺术力量。
后四句写天下受祸之惨。首言君主：“何六龙之浩荡，迁白日于秦西。”写玄宗仓皇逃往四川，皇帝的宝座坐不稳了。“六龙”即六马，古代天子以六匹马驾车，此即指唐玄宗的车驾。“浩荡”本是水流盛大貌，这里有流荡之意。古以太阳喻君，“白日”即指玄宗，“秦西”指西蜀，蜀在古秦地之西。帝王如此，国家呢？百姓呢？“九土星分，嗷嗷凄凄。”统一的国家四分五裂了，百姓陷于饥饿流离的境地。“九土”即“九州”，代表整个中国大地。古代以天上的星宿对应地上的土地彊域，称星的分野，此言“星分”即指国土分裂。“嗷嗷”，哀鸣声。《诗经·鸿雁》以嗷嗷悲鸣的鸿雁喻指流民，此用其意。“凄凄”，悲伤的样子。四句诗勾画出帝室摇荡、四海分崩、生灵涂炭的灾难深重的画面，笔墨紧凑集中、奔腾有力。
“南冠”六句为第二段，写身处牢狱之中对国事的忧哀。“南冠君子，呼天而啼。”“南冠”指楚冠，春秋战国时，楚居中原地带之南。《左传》载晋人得“楚囚”伶人锺仪，“南冠而絷”。在询问他的职业并让他弹奏乐曲后，范文子感慨地评论说：“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这里用“南冠”自指，典故用得贴切，既表明诗人被囚的身份，又隐示出对国家的忠贞不贰。面对君国的严重灾难形势，悲伤至极，不禁“呼天而啼”了。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天为人之始，人至疾痛惨怛，则“未尝不呼天”，可以移来说明诗人在这里的感情。“恋高堂而掩泣，泪血地而成泥。”“恋”作思解。“高堂”一般用以指称父母。但李白诗文中从无思亲之语，父母当早已亡故。此处忽然言及父母，颇为可疑。故萧士赟、王琦都以为喻指朝廷，并引《汉书·贾谊传》中语为证，言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廉远地则堂高。故前句是说想到朝廷播迁颠沛而痛哭流涕。“掩泣”即哭泣。《韩非子》载，楚人卞和献玉不成，痛哭三天三夜，“泣尽继之以血”。后句“泪血地”即活用其典，血泪之多致使狱土成泥。由于抒情之真，只使人感到诗人悲痛之深，而不觉其语之夸张。春气动，草萌生，大约牢狱中阴惨之气太浓重了吧，虽然春风送暖，却百草不生，“狱户春而不草”，这里没有一点阳和之气，有的只是诗人的“独幽怨而沉迷”。“幽怨”点明感情，“沉迷”形容沉溺不能自拔之态。
阴森的牢狱、孤独的处境、悲苦的心情、不测的前途，使诗人更加怀念“一门骨肉”。“兄九江”以下六句为第三段，写在大动乱中，一家离散隔绝。“兄九江兮弟三峡”，兄弟是东西离散的。“兄”自指，对弟而言。九江，隋之郡名，即唐之浔阳，治所在今九江。“三峡”，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在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的长江中。二地横向看，一在西，一在东。时诗人在浔阳狱中，弟在三峡一带。“悲羽化之难齐”，道教称成仙为羽化，此则指化为鸟，言囚系狱中，即使长出翅膀也难相见。“穆陵关北愁爱子”，父子则是南北分处的。“穆陵关”，在今山东临朐东南。李白一度居山东，南游时将子伯禽留在那里，则父在南而子在北。“豫章天南隔老妻”，夫妻是两地隔绝的。“豫章”，郡名，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地处浔阳之南。李白《在浔阳非所寄内》诗说：“闻难知恸哭，行啼入府中。多君同蔡琰，流泪请曹公。”知李白入狱后，妻子曾为他奔走营救。豫章离九江不远，但一堵狱墙便隔如天壤了。一门骨肉星散四方，牢门阻绝了彼此的联系，不能不使诗人从心底里发出“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的愤懑的呼声。“相提携”，彼此扶持照顾。
“树榛”句以下至篇末为第四段。诗人的笔锋转向现实政治，感情更加激越。朝廷不明，贤愚颠倒，忠奸不分，这就是政治现实。此意全出以比兴，“树榛拔桂，囚鸾宠鸡。舜昔授禹，伯成耕犂。德自此衰，吾将安栖？”榛为贱木，桂为佳树；鸾为珍鸟，鸡为凡禽。但现在是树榛木，拔桂树，囚鸾鸟，宠常鸡，这乃是“德自此衰”“伯成耕犁”的时代，自己到哪里去找可以安身正命之地呢？《庄子·在宥》篇载，尧为天子时，伯成子高为诸侯。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伯成子高看到尧治天下时，“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而禹治天下时，则“赏罚而民且不仁”，感到“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遂辞诸侯而耕于野。此用其事，而重在世不可居之意。处此危境之中，别人应该怎样对待自己呢？“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好我者固然体恤救援我，不好我者也不应忍心落井下石吧。然而后者的危险是存在的。杜甫《不见》诗云“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便透露了其中的消息。诗人联想到一些古人的遭遇，“子胥鸱夷，彭越醢醯，自古豪烈，胡为此繄？”“子胥”，伍子胥，他在春秋时期，为吴国立过大功，竟被吴王赐死，以皮囊盛尸抛入江中。“鸱夷”即皮囊；“彭越”，汉初将领，曾对汉之创建有重大贡献，终为开国主刘邦所杀，以尸为肉酱遍赐诸侯。“醢醯”，剁成肉酱。这些阴影晃动在诗人面前，他结合自己难以逆料的前景，不能不发出强烈的质问：自古英杰烈士，为什么命运如此悲惨！“繄”，表叹息的语助词。至此，悲愤之情可以说已推激到顶点，不禁向天发出最强音：“苍苍之天，高乎视低。如其听卑，脱我牢狴。”如果说苍天虽高，其视则低，其听则卑，那就脱我出冤狱吧！“卑”，亦低下之意。古有“天高听卑”之语，如《吕氏春秋》言“天之处高而听卑”，意谓上天明察地上一切。诗人接过此语，向天，其实是隐隐向朝廷提出严正的挑战。末两句回扣题面，对魏郎中言。“傥辨美玉，君收白珪。”李白以美玉自喻，希望对方能正确认识自己，含蓄地表达求援之意。“傥”，如果。“珪”，玉制的礼器，这里即指玉。
李白的歌行，大都酣畅地宣泄感兴，激越奔腾，而兴象非凡。一类语言平易流畅，风格“清雄奔放”，如《行路难》等；另一类则受楚辞、汉乐府《铙歌》影响较大，虽亦“奔放”，而无“清雄”，具有奇异怪伟的特色，如《远别离》等。此篇属于后者，有一种瑰奇之美。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实际李白不只汲取了屈原的精神，也融合了他的风格，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艺术创造。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李白《将进酒》
这首诗约作于唐玄宗天宝十一年（752）。当时李白与岑勋一起到嵩山（在今河南登封）友人元丹丘处聚会，诗就是三人对酒时所歌。《将进酒》是汉乐府曲名，古辞也大多是写饮酒放歌的内容。“将”是请的意思，请进酒即是向人劝酒。李白这篇有个人特定的思想感情和艺术上独创的形象塑造，成为此类题下富有特色的佳篇。
前四句怀着深慨写年华流逝的疾速。首二句，诗人给年华虚度在胸中激起的巨大感情漩涡，找到了最好的表现形象和最适宜的放歌节奏：“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论语》载孔子曾指着河水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未及河水的状貌，只言其流淌；诗则着意刻画出黄河雄浑博大的形象，将此意表现得更为强烈有力，是富有艺术个性的创造。黄河是横亘中原的万里长河，向源头望去，好似从天而降；向归宿望去，则滔滔滚滚直奔东海。诗人将它用为时间流逝的喻语，把“逝者如斯夫”的流水，转化为疾流咆哮、宏伟警动的形象，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充分显示出诗人那想象丰富、造象奇伟、感情激越的浪漫主义笔风。嵩山为中岳，雄峙中原，其地距黄河不算太远，居高远眺，也许能看到黄河一点形迹，但顶多也不过是“黄河如丝天际来”（李白《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不会感受到那浊浪排空、滚滚奔流之势。诗人完全是寓目生心，驰骋想象，自由创造酣畅抒情的形象。这个创造性的发挥很不寻常。下面很自然地过渡到人生翕忽易老：“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朝发夕白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然而这变化倏忽的艺术夸张，与上句铢两相称，使人强烈地感受到青春的易逝，激起岁月虚度的悲慨，堪与诗人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媲美。这一句与上一句不只形成对称的排比句，在形象上、气势上、音节上，也妙合无间，具有非凡的感人的魅力。这组排句，各以“君不见”三字喝起，分外增加了慷慨放歌的气势。年光如流，人生短促，对于志士是多么可怕和可悲的现实！李白于天宝元年奉召入京，三年之后就被排挤出来，至此已经八年了，仍在漫游中消磨岁月，这无可奈何的现实激发出“人生”以下六句。既然客观形势无从改变，朋友聚首，总算人生一大畅意之事，就应该痛饮极欢：“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后一句自然是说饮酒，但点染上“对月”二字，便有莫负佳景良辰之味。至于那个总是使人心多烦忧的将来呢？且将它丢过一边，“天生我材必有用”，天既生我材，必定会有用场，听其自然好了。在无可奈何中有开朗乐观，在前程渺茫中有坚定自信，似乎拨云见月，将胸中愁绪一扫而空，自然可以开怀畅饮了。“烹牛宰羊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大家来酣饮大嚼吧！诗人的感情由开篇的抑郁深慨一变而为恣肆狂放。“岑夫子”以下六句，以宴席劝酒为过渡，转到“与君歌一曲”上。“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诗人呼唤着好友的名字，请他们继续大饮，不要停杯。为什么呢？我将为你们歌唱一支曲子，请你们细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钟鼓馔玉”指富贵生活，“钟鼓”指鸣钟击鼓作乐。“馔玉”犹如说“玉馔”，美味珍贵的菜饭。这里实隐含着功名、事业、地位等一切，但都“不足贵”，只愿长醉不醒。为什么呢？看看过往的历史吧：“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为圣为贤，都枯槁当年，寂寞后世，倒是饮者名传千古。谓余不信，有史为证：“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其形景不是至今仍传诵人口吗？陈王即曹植，因曾封于陈，故称陈王。他作有《名都篇》写贵公子豪华放诞的生活，其中有“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之句。李白是有强烈的功名事业心和从政热情的，这里所言显然是备受摧折压抑而迸发出来的愤激语。它反映了诗人心中长期积郁的苦闷，话语的表面似乎未免颓唐，实际背后饱蕴着热与愤。“热”是对实现抱负有始终不渝的期望与追求，“愤”是终于没有得到一展怀抱的机会与环境。正是这样，诗人的情绪在这里由狂放转为愤激。既然世事如此，那就痛饮豪酌吧：“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说什么钱不足了，我这里还有五花马、千金裘，只管拿出去换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经过愤激的浪头，诗人的狂放也达到了顶点，裘马换酒的豪举把狂态推激到极致。但是归根结底，狂放纵酒还是为了销愁。为什么是“万古愁”呢？因为“古来圣贤皆寂寞”，自古以来就是志士不遇，所以要把这千古不平都用豪饮销掉。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的苦痛多么深广，纵诞狂放中实噙着泪水。
我们读李白的诗，常常可以说是惊倒。用李白自己的话说，就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用杜甫评其诗的话来说，就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这是他人笔墨少有的境界。唐代安州马公称他的诗“清雄奔放”（《上安州裴长史书》），这首诗可以说就是清雄奔放的代表。所谓“清”，即语言明净自然、清丽秀洁，读来全无吃力之感；所谓“雄”就是境界的恢奇、气势的遒劲；所谓“奔放”就是感情的激越倾泻，表达的率然流畅，恰如本诗诗句所言“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忽然而起，骤然而转，倏然而去，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不可捉摸，难以理析，一任感情的支配，狂驰不已。胡震亨说李白“以才情相胜，以宣泄见长”，最能道出李诗的本色。李白是靠天才泄情以取胜，这首诗就是一股感情流，是宣泄感情的典型篇章。全诗由抑郁悲慨到恣肆狂放，由恣肆狂放到愤激捭阖，由愤激捭阖再到豪饮以销万古愁，使人只感到情感的激越奔腾，几乎不觉得文字的存在。艺术的创造则多用夸张的笔墨，创造警动非凡的形象，无论是黄河的浑灏流转，还是人的头发朝黑暮白的倏忽，还是一饮三百杯，还是裘马换酒的豪爽、豪迈、豪放，无不气势磅礴，恢宏奇伟，摇人眼目，令人惊倒，的确不愧为李白歌行的代表作。
“奇龙怪凤爱漂泊，琴高之鲤何反欲上天为？”
——龚自珍《西郊落花歌》
这首诗前有小序，曰：“出丰宜门一里，海棠大十围者八九十本，花时车马太盛，未尝过也。三月二十六日，大风。明日风少定，则偕金礼部应城、汪孝廉潭、朱上舍祖毂、家弟自谷出城饮而有此作。”“丰宜门”，金代都城偏西的南城门，在今右安门外。张祥河《关陇舆中偶忆》言：“京师丰宜门外三官庙，海棠最盛，花时为士大夫宴集之所。”可见当时到丰宜门外赏花的风气。序已将本诗写作的背景交代清楚，丰宜门外，有海棠树近百株。花盛开时，游赏车马太多，未尝造访。三月二十六日，刮了一场大风。第二天风少减，遂同金应城、汪潭、朱祖毂、龚自谷等四人一起出城饮酒赏落花，而作此诗。诗的中心就是咏歌落花。题言“西郊”，实为西南郊。
开篇云“西郊落花天下奇”，一开口便为西郊落花点赞一个“奇”字，衷心称道之意溢于言表。次句说“古来但赋伤春诗”，花落意味春归，从来的文士都是写伤春诗，表现惋叹的感情。此话颇有据，如杜甫诗云“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曲江》其一），欧阳修词云“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蝶恋花》），辛弃疾词云“惜春长恨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摸鱼儿》），无不是抒发悼惜之情。说明古来从未有人发觉落花之“奇”，更无有赞咏者。把古人拉来做一反衬，更加显出歌咏落花举动的不寻常。“西郊车马一朝尽，定庵先生沽酒来赏之。”鲜花被大风摧落，令人败兴，赏花的车马绝踪了，这时，作者却买了酒，约了友朋，来赏花——落花。作者名自珍，号定庵，“定庵先生”即作者自称。他人赏花，先生来赏落花，对比鲜明，先生举动之不犹人，跃然纸上。“沽”，买。
“先生探春人不觉，先生送春人又嗤。”赏落花，是“送春”，言“送春”为题中应有之义，这里偏偏又提出“探春”，而明斥“人不觉”，为什么如此着笔？当大有深意，下文再说。他曾“探春”，不为人所觉察，今来“送春”，又为人所嗤笑。总之，他的举动，很少有人理解。但也颇有几位同志：“呼朋亦得三四子，出城失色神皆痴。”“三四子”即序中所言金应城等四人。来到落花壮景面前，不禁都被惊呆了。“如钱唐潮夜澎湃”，一似钱塘江潮之汹涌。钱塘江的潮水素称是巨潮，波浪高，冲击猛。“澎湃”浪涛相激的样子。以钱塘江潮譬喻落花，不仅展示其浩瀚，还赋予其翻腾的动感。这是一喻。“如昆阳战晨披靡”，昆阳战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战役：西汉末王莽的将军王寻等统领四十万大军，被刘秀以千人部队击溃，《资治通鉴》载其情况：“莽兵大溃，走时相腾践，伏尸百余里。”以溃军为喻，显然取义于悲壮。这是二喻。“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佛家语中常用八万四千这个数字表多。杜牧《阿房宫赋》有“渭流涨腻，弃脂水也”句，言渭水膨胀而滑腻，乃阿房宫女倾倒盥洗水所致。此取其义，言有如八万四千天女一齐泼下胭脂水。这是三喻，展示出落花之艳丽色彩。一连三个比喻将落花瑰奇壮观的画面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表现出诗人笔墨的“横霸”（李慈铭语）气势与浓烈的感情，颇有震撼的力量。
“奇龙怪凤爱漂泊，琴高之鲤何反欲上天为？”韩愈《岣嵝山》诗有“鸾漂凤泊”之语，以鸾凤指才士，以漂泊指其不遇于时的遭遇。作者的《金镂曲》词亦有句云：“我又南行矣！笑今年鸾漂凤泊，情怀何似。”以鸾凤自指，以漂泊指流荡不定的生活。此句之“漂泊”，指花瓣的飘落。以“奇龙怪凤”指称落花，比“鸾漂凤泊”又有升级。鸾凤变为龙凤，而前各加一形容语，一为“奇”，一为“怪”。作者如此称谓落花，既是比喻，又含深意。这里已隐约透露出“落花”的真实涵意，不过仍不说破。“爱漂泊”，“爱”字值得深思。花还有喜欢瓣片飞扬的吗？然而这里明言为喜欢。再看下句。奇龙怪凤都下来了，琴高之鲤干嘛还想要上天？唐陆广微《吴地记》载，丁法海与琴高“同行田畔，忽见一大鲤鱼，高可丈余，一角两足双翼”，“法海试上鱼背，静然不动，良久遂下。请高登鱼背，鱼乃举翼飞腾，冲天而去。”梅圣俞《宣州杂诗》曰：“古有琴高者，骑鱼上碧天。”这里即用此典，意谓奇龙怪凤都喜欢漂泊下落了，琴高之鲤干嘛反要上天呢？言外之意，那里的情况大不佳呢！“为”，表疑问的语尾助词。“玉皇宫中空若洗，三十六界无一青蛾眉。”“玉皇宫中”影指朝廷，“三十六界”，佛家、道家都说上有三十六天。“青”古代女子用黛画眉，色青。“蛾眉”女子弯长的美丽眉毛，借以指女子，这里喻指鲜花。“玉皇宫中”，言“空若洗”；“三十六天”，言“无一青蛾眉”。玉皇宫中也好，三十六天也好，都已空空如也，无一花朵。这些既形象而又略带夸饰的描写，给人印象深刻。
“又如先生平生之忧患，恍惚怪诞百出难穷期。”这又是一个比喻，以自身遭遇为比。那落花之浩瀚，就像作者平生所历的忧患，没完没了。“恍惚”，迷离难以捉摸。“怪诞”，无奇不有。从这里可以体会到现实的摧折给诗人的心灵留下多么深重的创伤。“先生读书尽三藏，最喜维摩卷里多清词。”“三藏”指佛教典籍的经藏、律藏、论藏，涵盖了一切佛典。“维摩卷”指《维摩诘所说经》。“多清词”，多有清丽美妙的描写。诗人这样说是因为天女散花故事即出其中，既是为诗写落花做铺垫，又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作者对落花的倾心。此类用典似是信手拈来，实际无不有深意妙用。“又闻净土落花深四寸，冥目观想尤神驰。西方净国未可到，下笔绮语何漓漓？”“净土”，净土宗所说的极乐世界。《无量寿经》言佛土落花，绚烂无比，走在其上，或陷四寸。“冥目”即瞑目，闭上眼睛。“观想”，在想象中观赏。“神驰”，神往。“绮语”犹如说丽语，本为佛家所忌，这里指诗人描写落花的言辞。“漓漓”，淋漓不休。净土四寸的落花，令作者神往不已，净土虽不可到，描写落花的笔墨则淋漓不止矣。大约要以笔墨造出一个胜似净土落花的境界吧，把作者对落花倾倒之情推到了至高点。
诗末云：“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雨”，这里做动词用，下落。“好”读去声，喜爱之意。“新好者”，继作者之后欣赏落花之人。这个结尾，余味无穷，落花无竭，赏者无尽。
这首诗把落花的壮丽景观描写得淋漓尽致，把作者对落花的倾倒赞美之情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为什么这样热情歌咏落花，又把落花写得那么红红火火？要明其底蕴，最好与作者早年所写的《尊隐》一文对读。该文采用寓言形式表现，以京师与山中之民对比。京师不纳君子，君子则归于野成为山中之民。结果京师只有阘庸之辈，山中之民则英才累累，京师之势日轻，山中之势日重，终于山中“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那就是改朝换代的到来。作者《己亥杂诗》其二四一明说：“少年《尊隐》有高文，猿鹤犹堪张一军。”“猿鹤”，即指山中之民。“犹堪张一军”即结成抗击腐朽现实的力量。文中的“山中之民”即诗中的“落花”，“山中之民”是被朝廷排斥在野，“落花”是被罡风扫荡在地。都是可以为腐朽现实带来大变革的造世之才。作者那样热情歌咏落花，描写得那么有声有色，不是无谓的。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体认到此诗比兴高妙。正像《尊隐》一文寓言高妙一样。歌咏落花，只是其面，咏歌被排挤在野的人才，才是其里。由于兴象精准贴切，故笔笔在面，而又笔笔切里。一面一里密合无间、天衣无缝。把比兴手法运用到如此境界，表现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形象的创造力。此其一。
描写落花的笔墨，酣畅传神。如钱塘江潮，如昆阳战，如天女倾脂，一连串的比喻，将落花的奇伟壮观景象，真切鲜明地显现在读者面前，有不可逼视之概。又引佛土落花故实，充分发挥想象力，着意渲染，将落花场景烘衬得更为突出。此其二。
笔端饱含感情，写得浓烈感人。作者本人即有落花身世和落花情结。《己亥杂诗》其三曰：“罡风力大簸春魂，虎豹沉沉卧九阍。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在虎豹守阍的朝廷里，没有诗人的位置，他只能成为被罡风簸荡下来的落花。“玉皇”指帝王，诗人将现实排挤人才的症结归于权奸当道，故如此说，表现了诗人的局限。他的《减兰》一词，是在看见十年前包存的悯忠寺的海棠花瓣而写，有句云：“十年千里，风痕雨点斓斑里。莫怪怜他，身世依然是落花。”自言是落花身世。故其对落花有切肤之感，歌咏起来自然淋漓尽情。此其三。
明白了此诗全为比兴，知道所谓落花，实指奇伟非凡之人才，就可以明白诗人为什么称落花为“奇龙怪凤”了，它们的本质就是不寻常；也可以知道为什么说它“爱漂泊”了，这种落花并非枯萎凋谢失去生气的花瓣，而是在充满生机和艳丽色彩的青春时节被狂风簸落的。因此，它从哪儿零落，哪儿便失去春光，它聚落到哪里，哪里便凝聚成瑰丽的世界。它们隐约的象征一种力量，可以改变现实的力量，正像《尊隐》一文所写之山中之民，“猿鹤犹堪张一军”。漂泊的结果是凝聚和创造，凝聚力量，创造未来。现在也可以回过头来说说“先生探春人不觉”的蕴意了。作者属于当时社会中先知先觉的一群，他的不少诗文，都表现了对当时社会危机的敏感，发出警示之音。以为改变现状，非有造世之才不可，故他呼唤风雷，呼唤人才，《己亥杂诗》其一二五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然而当时的现实，却是压抑、摧残人才，把他们排斥出去。深谙社会危机，呼唤人才降世，即作者“探春”之举，不过人们不觉识罢了。
龚自珍的歌行体诗，具有独自的风格。龚诗从总体上说，属于浪漫主义范畴。他处于一个历史转折时期，敏锐地识察到现实的腐朽，又深信变革之必然，以为统治者如不“自改革”，就将被“劲改革”（《乙丙之际著议·第七》）。他站在时代的峰巅上，既观照过去，又瞻望未来，诗中充满着抗击，充满憧憬与追求，充满“幽渺之思”（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也充满着力度，使他的诗别开生面。与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歌行体诗相比，奔放是二者的共同点，但李白是清雄，“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龚自珍则别具一种横覇劲猛的色调，不只有磅礴的气势，还有凌厉的锋芒，“如钱唐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奇龙怪凤爱漂泊，琴高之鲤何反欲上天为？”为歌行体的艺苑别添一枝奇葩，给人一种新的美感享受。此其四。
“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章炳麟《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这首诗写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题下原注“六月二十日”，为夏历，阳历则为八月四日。作者当时被关押在上海租界牢内。此前一个多月，作者在租界内出版的《苏报》上，发表了两篇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文章，即《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主要部分和为邹容《革命军》撰写的序言，被清政府串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投入狱中。沈禹希即沈荩，原名克诚，字愚溪，也作禹希，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戊戌变法时，即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交往。变法失败，赴日本留学。光绪二十六年（1900）返回上海，与唐才常等组织正气会，不久更名自立会，后去湖北从事自立军活动，任右军统领。当年八月，自立军起事失败，唐才常等被捕杀，他遂潜往北京继续活动。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他探知清政府曾与沙俄签订密约，出卖东三省主权，通过日本报纸将此事披露于世，引起轩然大波。由于有人告密，被清政府逮捕，并于七月底杖杀于刑部。作者与沈荩都是同清政府斗争而遭迫害。沈荩业已牺牲，作者虽只在押，但亦生死未卜。清政府一再要求租界当局引渡，并不惜以十万金易其头颅。可以说作者是怀抱切身之痛和对清政府无比憎厌与鄙视的感情来写这首诗，哀悼与颂赞沈荩，并表示自己横眉冷对和不惜生命一掷的无畏斗争精神的。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前两联着重写沈禹希，后两联着重叙志抒怀。从自立军失败，沈荩隐身不知去向，到他披露密约被捕，再度露面政治斗争舞台，中间有近三年工夫。所以首联说：“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沈荩久无知闻，人们还以为他藏身匿迹于江湖了呢！颔联紧接推出：“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原来他并未做逃兵，而是潜入京师，继续进行斗争，直至被捕和杖杀。战国时，为铲除暴秦的侵凌，荆轲为燕太子丹西行入秦刺秦王，太子等送别于易水上，荆轲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萧萧悲壮士”即用此事，以荆轲喻指沈荩，很能表现出沈荩那种不畏牺牲、义无反顾的斗争风神。荆轲是入秦反抗暴秦，沈荩是进京对抗清王朝。“易京”，东汉末年，公孙瓒掌控幽州，坐镇在易县，今河北雄县西北，称为易京。这里则是以易京指北京，含有不承认清政府为正统之意。颈联转到自己。“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魑魅”，迷信传说中的山林鬼怪，这里用以指清王朝。裴启《语林》载，嵇康在灯下弹琴，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一身黑衣、高达丈余的人。他凝视一阵子，把灯吹灭说：“耻与魑魅争光。”“魑魅羞争焰”即用其事，表现了对清政府的极度蔑视。“文章”即指此诗。这一联意思是，对于杀人不眨眼的野蛮顽固的清政府，是不足与理论的；可是写诗悼念亡者，总是令人哀痛欲绝的。尾联说：“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前句意思是请沈荩在阴间等待自己，佛家语中有“中阴”一词，指人死以后尚未转生以前，形体已离，而色、受、想、行、识五阴尚存的形态。这里未必即用其语，“中阴”当指阴界中路。作者写此诗距沈荩牺牲只有四天，故如此说。后句意谓，你在北方添了新坟，我也将在南方添上新坟。“南北几新坟”，那种革命者杀不尽、斩不绝的傲气直扑纸面。
这首诗自然以写沈荩为主，感怀也是因沈荩而起。沈荩被害时，虽只有三十二岁，斗争经历却相当丰富，然而五律只有四十个字的篇幅，容量有限。如何处置为好？作者摆落一切，只取公布密约而遭杀害一事，抓住要点，虽少而精，反使人物形象集中突出，此见作者取材之妙。诗从自立军失败，沈荩匿迹销声落笔，可谓拦腰切入，突兀而起，故首句“不见沈生久”，虽实质不过是朴实平淡的叙事，却显得峭拔有势、劲健有力，使人感到风骨棱棱，足以振起全篇，此见作者发端之妙。作者写此诗时，显然已知沈荩并未隐沦江湖，却绝不放过“江湖知隐沦”一句，先把人们带入一个低调。接着再推出颔联，沈荩并未逃匿，而是又在北京进行英勇斗争了，再升为一个高调。人们对沈荩的不确当的猜测与沈荩的奇伟的行动形成强烈的反差，不仅把沈荩的作为反迭得更为突出，也使文章有波翻浪涌之势，此见作者章法之妙。诗人笔墨隐微含蓄，“萧萧悲壮士”，只摆出荆轲的典故，至于其间与沈荩的丰富的联系，全留给读者自己去品味，极耐咀嚼。“今在易京门”，只点出沈荩出现之地，其具体行动亦无一字提及，而无疑又尽含其中，这绝不是黏滞于具体行迹挂一漏万的写法所可比拟的，深得虚而全的艺术真谛。“易京”本为汉之易县，汉末公孙瓒在此修筑营垒，谓之易京。不言北京，绕个弯子，以易京指代北京，用意深微，耐人寻味。此等处，又极见作者用笔之妙。有此四妙，堪称佳篇。
律诗中间两联要求对仗，此诗颔联则不成偶对，说明作者以意为主，并不墨守格律。然而又非作者自出心裁，尽有前修以为依傍，盛唐人即不乏此种。如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颔联“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李白《夜泊牛渚怀古》颔联“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都非偶对。这类笔法，可以说，虽不合“格”，却有流走自然之美。
这首诗写后十天，即发表在《国民日报》上，题为《重有感》。唐代诗人李商隐写有《重有感》，感慨唐文宗时“甘露之变”的时事。作者沿袭其题，用意显然在于题上虽不明标其事，却能隐示其诗为时事而发。这大约迫于当时形势，有意弄此狡狯。诗中文字亦小有不同，但今本多胜于原刊。首句“沈生”原刊作“此君”，这是因当时不宜露其姓氏，无关工拙。次句“知”字作“久”，便颇有分别了。“久隐沦”则不免坐实了匿迹江湖，不如“知”字，仅属人们推测，构成对颔联的极好反迭。尾联首句“当”字作“应”，“应”字未免指挥口气过重，不如“当”字活脱亲切。此等改动处，又可见作者词语锻炼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