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爵禄与吏禄

帝国是一个等级金字塔，官僚制的结构是分科分层。等级管理是通过品秩位阶实现的，针对“事”和“人”两个方面：第一，把官署和官职划分为不同等级类型，依此配置职能、权力和资源，以构成行政体制；第二，把官吏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类型，依此提供薪俸、确定待遇、赋予地位和身份，以实施人员管理。总之品秩的功能，就是为官职分等分类，为官员分等分类。

等级安排有两种基本形式，即“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品位分等是以“人”为中心的，是给“人”分等，或说在职位等级外，另行为官员个人设有位阶；而职位分等是以“事”为中心的，是给“职”分等；这种体制不为官员个人设级别，他被安排在什么职位，就是什么级别。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官阶制，大多属“品位分等”，因为越传统的社会越重身份，而在身份被制度化了的时候，就体现为个人的品位。

进而统治者安排位阶时，会有两种考虑。第一是运作考虑，即通过分等分类，在官署、官职之间建立合理的指挥、从属与监管关系，对各级官员待遇、业绩和资格实施有效管理，进而保障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维系官僚政治的正常运作。第二是身份考虑，即通过位阶系统，安排各种政治势力的身份地位，分配权势利益。后一点尤其能让人看到传统王朝与现代政府的不同：传统官僚不单是行政雇员而已，他们也是统治阶级，是利益集团。官贵有很多类型，如贵族、军人、文吏、士人、门阀等等。不同样式的位阶，把不同官贵安排于不同地位，给其不同权益，使之按不同的标准迁升，从而对某些官贵有利，而对另一些官贵不利。

所以位阶样式，可以反映政权的成分与形态。例如，重“事”的位阶只考虑劳务、薪俸，而相对忽略身份；而重“人”的位阶，则能给官僚的品位特权与等级身份以较多保障。那么位阶是重品位还是重职位，可以映射出其时的官僚身份性的强化或弱化。在贵族政治下或在官僚发生了“贵族化”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特定的品位形式，用以区分社会身份的贵贱，而不仅仅是行政级别的高低。由此形成了位阶安排上的“贵—贱”问题。又如，面向文官和面向武人的不同位阶，往往能体现文武势力的并立和消长。“文—武”首先是个职类问题，但在古代也涉及文官集团和军人集团的权势分配问题。此外还有“士—吏”问题，即士人与文法吏的问题，他们间的矛盾变迁也体现于品位安排之上。简言之，“贵贱”“文武”和“士吏”三者的关系，就是观察传统品秩位阶的主要视角。

秦汉官僚等级体制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爵—秩体制”。“爵”即二十等军功爵，“秩”即“若干石”构成的禄秩，诸如二千石、六百石之类。爵级和秩级双峰并峙，统治者通过爵与秩实现不同目的，官贵们也通过爵与秩获得不同的东西，是为“爵禄”与“吏禄”。魏晋之时九品官品又出现了，标志着帝国品位结构的继续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