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方法与思路
无论在中国、日本还是英语世界，已有的针对近代欧美日本学的研究过于零散，不成体系；对单个旅日欧美学者的研讨，多从解读他们的生平、书信、日记出发，而对他们研究日本的经典力作的解读用力不够。有鉴于此，本研究意欲在日本与英语世界尚未在该领域的体系化论述方面有重要建树之前，先行确立一种研究范式，彰显中国学者的创新意识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打好这一领域的研究基础，为后续研究的持续开展搭建平台，并为扩展相关成果提供一种可能。
本研究将宏观观照与微观探究相结合，勉力汇通近代欧美日本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从分析旅日欧美学者创建的日本亚洲学会以及学会发行的定期刊物《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入手，解读它们与早期日本学密不可分的关系；以细密分析经典学者的代表性著作为研究重点，以“致广大、尽精微”为目标，理清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关注重心、学术理念与治学路径；选取旅日欧美学者重点关注的日本婚嫁产育习俗、收养养子习俗和丧葬祭祀习俗为切入点，揭示“异域之眼”的洞见与局限，进而探究习俗所折射出的日本社会的女性观、伦理观与生死观；最后探讨近代旅日欧美学者针对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并对日本文化的区别性特征进行再审视。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拟从三个层面入手：将研究对象置放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呈现其固有的样态；采用原典实证的方法，倚重文本细读，尽量规避来自主观方面的定规或先入为主的成见；取通观圆览的文化视角，审视研究对象生成的内在理路与外在背景。最终将近代欧美日本学与当下世界范围的日本研究串联起来，令研究更富现实意义。
研究在第一个层面上，采用样态呈现的方式开展。样态呈现对于我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传统而言并不陌生，它通过拆解文化现象间的缠绕关系，呈现文化样态本身的构成；也如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知识考古学”所言，以“追踪”（tracing）、“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和“历史性”（historicity）作为重构的重要手段。[35]保存下来的文献文本只能以“断裂”和“缺陷”的状态存续，样态呈现就是要借助这些不连续、不完整的材料，历史地分析，大致还原出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尽量接近事物本真的样态。
样态呈现必须具备明确的历史意识。实践证明，采用回溯的方式，利用后设的现代观念解释过往历史的做法往往会割裂研究对象与其历史背景之间的联系，无形中会对文化语境做出过滤与遮蔽，由果及因的推导易将历史发展进程简单化。罗志田在研究中指出，对材料的处理“不是可以通过简单的辨别真伪来决定取舍的……需要考察的是：历史资料在何种情形下因何目的并经何途径怎样留存下来，以及这样留存下来的材料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后人了解或认识到历史事物的‘真实’发生发展历程”[36]。该论断要言不烦地说明了样态呈现过程中历史意识的重要性。既要考察历史资料与文献得以出现与留存的历史背景，也要探究它们出现并存续的原因，还要辩证、批判地用好这些资料文献去接近历史真实。
样态呈现要求将研究对象放置在历史的场域中并使之尽量沉淀，在其生成脉络中重新理解它的纹路肌理。用历史的眼光揭示其内在关联，以“知其然”；同时注重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特定文化语境中异国因素的融入等方面，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将它重新变成一个“问题”，或者将之“作为事件”[37]，从大量虚幻信息和主观臆断中剔除各种假象，“还他一个本来面目”[38]，方可“知其所以然”。既要秉持“不尽信书”的理念梳理文献资料，又要在爬梳剔抉、去芜存菁的过程中，发挥出有限资料的最大效用，还要防止过度解读，准此方可使研究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研究在第二个层面上，援用原典实证理论作为方法论依据。在严绍璗先生倡导的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中，原典实证与发生学研究、变异体理论组合成一个系统整体。[39]发生学理论侧重强调文本产生、形成、流布、影响的发生轨迹，在还原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关注文本；变异体理论关注文化交流过程中作为常态出现的“不正确的理解”，以及建基于不正确理解之上的“变异体”的产生机制。
原典实证的出发点是文本细读。文本细读强调动态与多元。唯其是动态的，才会从事实出发，并以探究事实真相为旨归，杜绝以静态、孤立的眼光看待研究对象，在方法上超越经验主义，靠原典材料说话，因而可信度高；唯其是多元的，才不会强求定于一尊，而是始终指向事实本身，进行合理的解释并最终推导出可以接受的结论，因而说服力强。
原典实证强调立足于严格的实证。罗列现象不能代替深入的分析，无法上升到理论高度，大而化之的持论亦难免流于肤浅。实证要以理服人，避免主观臆断，不求面面俱到，而要以文本为出发点，从中挖掘资料，展开分析和解读；依靠原典，通过实证求得结论的确证性；同时反对过度阐释，强调征用双重或多重证据。
为有效地实现原典实证，围绕一个命题，在历时性的演进过程中需关注其“中心点”，在并时性的空间序列中要把握其“侧重点”。文化一方面存在内部张力和差异性、多样性，另一方面又有主导化倾向，坚持前者并不必然意味着否定后者，强调整体化，并不排除对文化的新旧更替、持续性与阶段化发展的认同。在呈现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的过程中，始终关注他们所展现的日本文化这一“中心点”，同时尽量观照日本文学、日本历史、日本习俗与日本社会观念等日本文化的不同“侧重点”，以期使实证进行得既直观又全面。
研究在第三个层面上，取通观圆览的视角观照研究对象。“通观圆览”本是钱锺书拈出的一个学术术语，[40]它既强调细节，又注重从整体出发开展研究；[41]强调在具体的语境中把握研究对象；[42]同时还凸显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双向互动。[43]“通观”第一位的要求是全面而不断章取义，“圆览”强调周全、辩证而不失之偏颇。
通观圆览要求研究既强调整体描述的合理性，又避免宏大叙事多所遮蔽的缺陷，充分认识事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深入考察事实与过程；既要在宏观上综合考察地理风土、社会进程和文化演进等因素，又要避免过分强调时间的连续性，而忽略区域或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合理的思路应该是宏观观照与微观考察相结合，在整体把握的前提下区分不同地域、不同时段、不同侧面，分别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
通观圆览需要跨文化的胸襟与世界视野，以文化多元的方式进行思考。不应满足于将近代欧美日本学看作一个自足的独立存在，而应放到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研究过程中要给予研究对象以有机整体的人文观照，将历史探寻与美学思考相结合，将注视他者与反观自身相结合，将开阔的眼界与精微的考证相结合，以全球化的视野，取平视的姿态，在研究对象的内容实质与针对研究对象开展的先行研究之间形成一个钟摆式的摆动，摆动的中心则始终指向研究对象本身。
研究近代欧美日本学，不应在经典人文文献的范畴内自我设限。人文学科的分界大都是在二战后人为确立起来并被着意强化的，许多学科确立的严格分界是极度成问题的；并且近代旅日欧美学者在研究日本时也并没有拘泥于狭义的人文学分析。如《淮南子·泛论训》所言：“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通观圆览呼唤我们打破思路与视角的局限，以开放的视野和多元的方法处理问题。
本研究无意固守狭义的文学分析范畴[44]，而是要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旅日欧美学者及其经典著作，将其“典型性”置于带有普遍性的思想史考察中，以点带面地勾勒出他们描绘、分析日本文化的纵深度；致力于打通文学、历史与哲学之间的界限，必要时要涉及文献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广谱”，甚至打破“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的界限，借助各学科领域的交叉渗透达到接近研究对象本真面目的目的。
二、研究思路
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形成既有内在理路的指引，又有外在条件的促成，是在二者共同作用下合力生成的。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对其做出提纲挈领的概括、点面结合的分析与严谨科学的论证，并确保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认为：“对那具有坚实内容的东西最容易的工作是进行判断，比较困难的是对它进行理解，而最困难的，则是结合两者，作出对它的陈述。”[45]人们对事物和现象的观察总是从某个特定视角出发的，由此产生的洞见，必定以另一些视角的放弃为代价，相应地也会产生一些视域盲点。因此本研究以观照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异域之眼”所带来的洞见与视域盲点为主轴展开。
在众多的进入路径中，本研究不取按时段梳理日本学发展变迁的方法，因为历史发展不是线性、透明、单向度的，学术史也一样，有时历史进程与文化样态并不必然存在前因后果的关系，而是由多种因素复合造就的，并且常常互为因果，这种多面性使得线性进化式的描述显得苍白。对已成为历史的对象进行叙述或研究是建立在有限的材料之上的再造或重现过程，是一种受限制性地接近事实真相的主观建构。为有效地避免以偏概全的偏颇或研究侧重点的畸重畸轻，一方面要对纷繁复杂的资料做出筛选与组织，另一方面也要对既有成说与习见定论进行客观批判。
近代旅日欧美学者在研究日本文化时形成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研究理路[46]，他们以开拓性的贡献与扎实的研究全方位地呈现了多面的日本与丰富的日本文化样态，对日本社会进行了纵深向与横断面相交织的剖析。本研究不以描述性、介绍性、资料翻译性的工作为重点，而是采用主题分类、史论结合的方式，对日本学的丰富现象和复杂内涵进行整合，选取重点领域与经典学者的论述进行深入研讨，围绕一个个专题纵横交织展开论述，并兼及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及存在的争论，着眼于对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进行溯源式的分析，并向其寻求可能的方法论借鉴，避免流于简单归类而贸然做横向或纵向的武断切分。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尝试从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年居留日本的欧美学者入手，分专题研讨他们研究日本文化的内容，即他们是如何认识日本和看待日本文化的；探讨日本学从无到有的过程，重点关注学科化的“日本学”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内容与主要特征；剖析近代旅日欧美学者从事日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辨明他们眼中的日本与日本文化与此前此后的相关论说有何异同，致力于在方法论层面挖掘对中国当下日本研究的启示；进而探究这股日本研究热潮及其中相应日本文化观得以形成的深层原因，同时客观地辩驳其缺憾与不足。
除引言与余论以外，正文部分拟分三卷八章展开论述：
卷一（第一至三章）为日本学概观。梳理日本亚洲学会的创立与发展历程，探讨学会与日本学的密切关联；以整体观照的方式探讨《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第一辑（1872～1922）的学术贡献；分析《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的撰著者队伍与常规的读者群体，彰显近代欧美日本学的学术性诉求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卷二（第四至五章）选取阿斯顿、萨道义与张伯伦三位早期日本学巨擘，以个案研究的方式研讨代表性学者的经典研究著作，借以廓清近代欧美日本学“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何如此”的问题。研究始终围绕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文化观”这一中心，再连缀历史上的一些散点和碎片，以文本细读为进阶路径，以原典实证为立论方法，大致还原或尽量接近近代欧美日本学不同侧面的本真面貌。
卷三（第六至八章）以近代旅日欧美学者对日本习俗的研究为基础，在通观圆览的视角指引下，本着警惕自我封闭的自觉，整合现当代世界范围内日本研究的新动态与新成果，深入剖析日本社会的女性观、伦理观与生死观，一方面在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上理解日本文化，另一方面从方法论层面反思近代旅日欧美学者“异域之眼”的得与失。
余论部分，一方面通过分析近代旅日欧美学者以“比较”东西方的方式研究日本文学，探究类比的合法性问题，揭示早期日本学研究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阴影，并从方法论的角度着眼，就“比较”如何成为方法做出探讨；另一方面，清理日本文化的源头，并追踪日本文化发展进程中与外来文化因素的互动，究明日本文化面对外来影响时的余裕，指出日本文化在结构层次上“多元混成”的特点，吸收与改造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铸就“错综杂糅”的品质，统治者与知识阶层在对日本文化进行有利于自身的解读时加重了日本文化“变动不居”的特色。
本研究冀望，通过对早期日本学条分缕析，与中国当下的日本研究形成良性互动，丰富我们的研究路径，更新我们的研究范式，促进中国的日本研究向纵深发展；研讨近代旅日欧美学者关注日本乃至东亚的视角、方法与心理根基，以期进一步加深对欧美世界的理解；以中国文化的大发展为旨归，在更广阔范围与更普遍意义上探究跨文化理解与沟通的必要性、可能性、可操作性及其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