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先行研究综述

针对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中国学界的关注几近阙如，在日本与欧美，相关研究亦明显不足。有限的研究者往往更为关注单个学者及他们论述日本的单行本著述，而没有从整体与全局的观念出发，通过深入细致的解读予以宏观把握与系统观照。部分日本人甚至将个别研究成果作为欧美人“赞扬”日本文化的旁证而沾沾自喜，对“批评”日本文化某一方面的论说则避之唯恐不及。

以下分别从中国、日本与英语世界三个侧面入手，对研讨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学成果的情况予以简单梳理，重点关注先行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及其学术价值。

一、中国的研究现状

中国研究者对近代旅日欧美学者中的个别学者关注较早，但没有持续追踪研究。近年来的研究得以在若干层面深入拓展，但至今缺乏综合的、体系性建构的尝试。

朱光潜1926年刊载于《东方杂志》的《小泉八云》一文是中国学者最早涉及该领域的论说之一（1923年胡愈之、1925年樊仲云也有同题介绍性文章）。文章称赞小泉八云的文学成就，认为他有“天才和魔力”。小泉八云原名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1850～1904），以一个英国人的身份，在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鼎盛时期加入日本国籍，以英文向西方世界介绍日本而名噪一时，去世后进入日本文学史，成为日本“国文学”的研究对象之一。

周作人沿袭日本学者对巴兹尔·霍尔·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1850～1935）相对较低的评价，称张伯伦的日本文学研究“只对于日本一般的文化与社会情形感到兴趣，加为赞赏，因为涉及的范围广大，叙说通俗，所以能得到多数的读者，但因此也不免有浅薄的缺点”[8]。这种简单化的评判省略了论证过程，甚至没有举出一处“浅薄”的例证。张伯伦是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年活跃在日本的英国学者，英语世界日本研究者的杰出代表，本书第五章将对其进行专题分析。事实上张伯伦在日本语言、历史、文学、文化等诸多层面的研究不仅不浅薄，反而都非常深入且创见迭出，许多观点今天看来仍有吸收借鉴的价值。

旅日华人学者刘岸伟2004年出版的日文著作《小泉八云与近代中国》（『小泉八雲と近代中国』）有意识地将小泉八云与中国的近代转型联系起来，较为巧妙地规避了日本学界固守的小泉八云对日本与日本文化的观感与论说这样一个热点与老生常谈的问题，选题富有创见，在国内相关研究中影响较大。但遗憾的是因论题定位的原因，没有将小泉八云置放到早期欧美日本学的框架中予以分析。

2008年北京大学牟学苑的博士学位论文《拉夫卡迪奥·赫恩（小泉八云）文学的发生学研究——以其“日本创作”为中心》及在此基础上修订出版的同题专著[9]揭示了日本近代文化史中拉夫卡迪奥·赫恩文学的实像与虚像，较为真实地呈现了其文学创作的整体面貌。但同样由于论题原因，没有就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以及早期日本学进一步展开评述。

质言之，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偶有涉及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针对个别学者的研究开掘得也比较深、比较透，但因论题所限，都没有涉及整体的欧美“日本学”这样一个学术概念，也没有对日本学赋予全面的架构阐释与体系化分析。

二、日本的相关研究

日本历来很重视搜集外部世界研究日本文化的信息，当前更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与交流，这一做法和思路对于我国的日本研究颇具启发意义与借鉴价值。但日本学者着手关注欧美日本学却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且论述失于零散；针对近代旅日欧美学者中某一个人的研究虽然数量不少，但不少成果系从日译本而非原著出发，选择译介时已有畸轻畸重，不从原典出发的研究可靠性亦有待商榷。

日本研究者大多以旅日欧美学者著述的日文译本为研究基础，严谨性不足。比如赫恩仅有一部日文著作，其余全都是英文著述，但在日本学者编排的日本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序列中，他的著作全部以日译本形式出现。如他的代表作之一《日本试解》（Japan：An Attempt at Interpretation）经日译后，书名变为《神国日本》，译者生造了一个“神国”的概念，日本政治文化界进而推导出赫恩“崇拜日本大和魂”，这种论调深远影响了后续的日本研究者与普通民众。

日本学者专题研讨近代旅日欧美学者创办的学术组织——日本亚洲学会（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及其学术刊物《日本亚洲学会学刊》（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日语习译作『日本アジア協会紀要』）的论著有近二十篇论文和一部专著。最早出现的论文是关西外国语大学的梅垣实（1901～1976）1967年在第五届日本方言研究会的研讨会上发表的《从初期＜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看日语的方言研究》[10]；2001年河野哲郎（1961～）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编的《博物馆》杂志上发表了《日本亚洲学会及其周边》[11]；2002年八木正自（1948～）在《日本古书通信》上发表了题为《“日本亚洲学会”与日英关系》[12]的简短论述；2004年秋山勇造（1931～）在神奈川大学的《人文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日本亚洲学会与学刊》[13]的论文。

另有十四篇论文和一部专著出自同一位作者——楠家重敏（1952～）。1988年至1994年楠家重敏在《武藏野女子大学学报》每年刊发一篇题为《日本亚洲学会研究》[14]的文章，该系列共计七篇；1989年至1994年在《武藏野英美文学》上每年刊发一篇题为《日本亚洲学会关系年谱》[15]的文章，该系列共计六篇；1995年在《杏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刊发一篇题为《日本亚洲学会引发的学术探讨》[16]的文章；1997年楠家重敏以上述论文为基础，出版了近400页的专著《日本亚洲学会研究》[17]。

《从初期＜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看日语的方言研究》一文细致地梳理了早期《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刊载的研究日语方言的五篇论文：达拉斯（C.H.Dallas）的《米泽方言》[18]；张伯伦（B.H.Chamberlain）的《会津方言评论》[19]与《琉球语语法及词典编纂辅助研究》[20]；桑瑟姆（G.B.Sansom）的《论长崎地区的方言用法》[21]以及施瓦茨（W.L.Schwartz）的《萨摩方言概观》[22]。梅垣实分析了各篇论文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指出论文有长有短，作者的水准也有所差别，但即便如此，明治初期到大正时代发表的这些论文在日本方言研究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河野哲郎以其在东京国立博物馆长年从事翻译工作的便利，接触到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他撰写的《日本亚洲学会及其周边》一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文章除前言、结语外，正文包括六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概述日本亚洲学会的成立与发展情况。第三部分列举了一些日本亚洲学会的会员及其研究领域，言及日本典籍翻译、日本社会分析、考古学研究、日本美术等方面，作者高度评价初创期的学会在日本近代史上的意义，以及《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的史料价值。第四部分以亨利·布伦顿（R.Henry Brunton）为例介绍早期学会会员对日本的批判意识，作者也批判了当时旅日欧美人盛行的以西方价值观为绝对标准、轻视日本的做法。[23]第五部分介绍学会的日籍会员情况。第六部分论述日本亚洲学会多样化的研究，涉及动物、植物和矿物、风俗习惯、民间故事、思想、语言和文学，以及法律、经济等诸多领域。最后作者指出研究者的研究动机与契机和当时的日本社会、文化状况紧密相关，是以梳理日本亚洲学会的活动有助于加深对日本近代情况的理解。

《“日本亚洲学会”与日英关系》就日本亚洲学会与日英关系两个论题分别予以粗线条的勾勒。文章称道《日本亚洲学会学刊》是外国人所做的日本研究的宝库，提及《学刊》涉及历史、考古、语言、文学、宗教、地理、地质、风俗习惯、艺术、动植物等广泛的研究领域。文章也简单涉及英日皇室成员互访、条约签订与修改、日英同盟等情况，如1905年日、英两国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

《关于日本亚洲学会与学会学刊》一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日本亚洲学会创办的机缘与过程；第二部分论述《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的概况，重点提及日语的罗马化论争与尝试、日语的音译假名讨论、《方丈记》等日语文献的翻译以及日本人在《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发表论文的情况；第三部分探讨了与日本亚洲学会紧密相关的英文刊物《日本邮报周刊》。秋山勇造指出，《日本邮报周刊》在并入《日本时报》前一直起着日本亚洲学会机关报刊的作用，它将会员的研究成果更广泛地传播给居留在日本的外国人，对日本国际地位的提升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楠家重敏在《日本亚洲学会研究》正文前有一个序章，内容是“英国人的亚洲研究”，从16世纪后半叶谈起，在一个较长时段与较为广阔的空间中清理出一条脉络，为正文展开日本亚洲学会研究作铺垫。正文分为十五章，从学会1872年创立起笔，迄于1882年。其中第十一章“启蒙与专门化”与第十三章“研究的多样化”最为出彩。“启蒙与专门化”一章重点解读《日本亚洲学会学刊》与《日本邮报周刊》自1872年以来一直保持的“一心同体”[24]关系；至1878年下半年后二者趋于分离，原因在于《学刊》的定位与功能由启蒙逐渐转向专门化。“研究的多样化”一章论述西欧“地理学”等新概念、细读史料与考古发掘相结合等研究方法传入日本，继而影响日本亚洲学会的诸多研究层面，诸如古坟的发现与推定、部分日本法规的英译、日语音韵研究、日本历法研究、圣经的日语翻译等。

楠家重敏对日本亚洲学会第一个十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极其细致的解读，对《日本亚洲学会学刊》所刊载文章的分析亦具体深入，对影响学会与《学刊》发展进程的外部条件也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其扎实的研究颇值得赞赏与借鉴。但因楠家重敏的系列论文与《日本亚洲学会研究》一书的关注重心在于日本亚洲学会，是以对典型旅日欧美学者的代表性日本研究著作解读得过于简单，对于在《学刊》发表二十余篇论文的学者，短短几页的篇幅仅能做到列举出相关学者论述所涉及的学科领域的程度，学者在《学刊》之外刊行的论著则没有涉及。

三、英语世界的研究

英语世界围绕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展开的论说相对公允持平。考虑到篇幅与内容的相关度问题，涉及单个学者或单行本著述的研究，留待下文相应章节分别论述。在此仅以英语世界研究日本亚洲学会与《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的成果为例，计有一部专著、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和一篇期刊论文，分述如下：

1978年道格拉斯·莫尔·肯里克（Douglas Moore Kenrick）发表的《西方日本研究的一个世纪——日本亚洲学会的前一百年（1872～1972）》[25]是研究日本亚洲学会的颇为厚重的一部力作，它构成了当年度出版的《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的全部内容。

肯里克主要从时序方面着手，分阶段阐述了日本亚洲学会的发展历程。在导言中首先分析了1872年以前西方研究日本的概况；正文部分共六章：第一章论述日本亚洲学会的开端，即1872年学会的创办情况；第二至第四章描绘学会的形成期（1873～1883）、成长与衰落期（1884～1903）及恢复期（1904～1922）；第五章以“地震、危机与战争”为题，描述1923～1946年学会的情况；第六章聚焦学会在战后岁月的发展，以1946～1972年为断限。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肯里克在著作最后对第二个百年西方的日本研究进行了展望。

肯里克用经纬交织、点面结合的方式组织行文，在重点论述学会发展历程的同时，兼及学会的组织原则与会员情况。如第一章重点介绍了学会创建者与最初的会员，第二章介绍荣誉会员，第三章介绍终身会员，第四、五、六章介绍各阶段学会会长及新晋荣誉会员。并且每一章的开头都要涉及所论述年代的日本概况，并专辟一节介绍日本会员情况，第二至第五章选取所述阶段重要的学会会员分别论述，第二、三、五章都有专节介绍《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刊载的论文情况，第三至六章都有专节论述在日本的传教士。

由于肯里克意在梳理一个世纪以来日本亚洲学会的发展情况，因而《日本亚洲学会学刊》也没有成为他关注的焦点，即便偶有涉及，其分析也略显轻描淡写，比如，第三章论及阿斯顿（William George Aston）、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与张伯伦三位早期日本学巨擘[26]，一共用了短短五页篇幅。鉴于他们每人在《学刊》上发表20篇左右论文，如此论述显然达不到透辟之境。

肯里克在正文后收录了十个附录，尽管绝大多数只是未加整理地转录自《日本亚洲学会学刊》，但其史料价值不容否认。其中附录二以正文中划分的几个阶段为纲，日本亚洲学会《章程》的变化得到了直观呈现；附录四统计了1872～1972年间历年的会员大会召集次数、宣读论文数量、新入会人数以及当年度会员总数，较为清晰地显现出日本亚洲学会的发展与变化趋势。肯里克在附录六中收录了1873年的会员名录，这一名录原载《学刊》第一辑第一卷（1873年刊），但不小心遗漏了E.B.沃森（E.B.Watson）[27]，虽属微瑕，亦留遗憾。

2002年大阪大学的乌瓦·戴维（Uva David）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日本亚洲学会学刊（1872～1912）——明治时期日本学的发展》[28]是目前所见英语世界中唯一专题研究《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的学位论文。作者旨在阐述日本亚洲学会建立最初40年间在日本研究领域的历史重要性，并让当代研究者理解西方先行者在明治时代体验到的日本历史与文化。

戴维的论文可以说是明治时期日本亚洲学会与《学刊》的面面观。作者指出，之所以选择明治时代，是因为它是当代日本学可以追溯得到的最早源头。论文从日本亚洲学会的历史入手，提到英国会员最初打算让学会成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分支，但在美国会员的反对下放弃了，结果学会尽管与皇家亚洲学会仍然关系紧密，但在名字上成为一个中立的（neutral）组织。作者集中论述了日本亚洲学会的组织状况及刊物出版情况，指出历史、语言与哲学为最受关注的主题。日本亚洲学会的组织状况与刊物出版情况为论文的主干，在全文118页的篇幅中占47页。

以下各章分别简要论及日本亚洲学会的研究定位——一般性还是专业性之争，学会会员对日本历史的关注，学会会员对日本文化以及日本人的评述，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对学会的影响，以及日本亚洲学会在政治方面的见地，涉及《日本亚洲学会学刊》所载文章在欧洲与美洲学术领域以外的影响。作者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学刊》上刊发的文章越来越长、越来越专门化，部分会员及学会理事会支持《学刊》刊载更为一般性的文章，但未能改变局面，戴维称：“日本亚洲学会仅用了十四年（1872～1886）时间将研究特点从对一切日本事物感兴趣转为日本学。日本亚洲学会成为日本学家专为自身设立的一个论坛（a forum for Japanologists by Japanologists）。”[29]较为准确地总结出了日本亚洲学会与《日本亚洲学会学刊》以专门化与科学性为生命线、聚焦日本研究的学术特征。

2003年戴维在《日本语言与文化》期刊上发表《日本亚洲学会与明治时期的国际纷争——早期日本学的新局面》一文[30]，基本上是上述硕士论文第六章的内容。文章重点检讨了日本亚洲学会与两次“国际纷争”——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之间的关联。戴维的结论是，尽管学会会员在挑选研究主题时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影响，但中日甲午战争并未引起日本亚洲学会的特别关注；而日俄战争却对学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此后学会会员在关注日本历史与文化的学术研究中越来越突出哲学的地位。戴维还指出：“一般的规则是，与日本相关的科学题目可以被《学刊》接受并发表，但在1878年后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及论文数量急剧下降。日本亚洲学会亦不欢迎政治与宗教方面的论题。”[31]戴维这里所指的宗教仅指基督教，没有兼及其余，因为此后《学刊》刊载了不少详细研究日本宗教的文章。[32]

戴维的研究基本上是对日本亚洲学会发展历程的线性梳理，对《学刊》所刊文章的具体内容缺乏深度分析与详细解读。他对会员大会的会议纪要研究得比较深入，并结合日本社会发展与国际局势的变化进行分析，理解不乏洞见。比如他指出，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对日本亚洲学会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哲学与伦理领域；日本亚洲学会的会员向传统日本的学术流派中寻求日本在两次战争中取胜的原因，这一意图表现得十分明显。

戴维认为，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国际纷争”的直接结果是造成了“日本作为一个高度受尊敬的亚洲大国（a highly esteemed Asian power）进入国际社会”[33]。这一说法或许受到福泽谕吉等人狂热的日本民族主义言论影响[34]，但历史已发展到21世纪，作者却罔顾日本悍然发动不义战争、陷邻邦与本国人民于水深火热的历史真相，仍抱持殖民心态与强权心理，影响了价值判断的公允度，不能不说是非常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