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国的多元主义及其近代困境
（一）奥匈帝国
在1901年9月1日的一份密折中，晚清满族大臣端方曾将满汉关系比作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的关系，两族之间的争斗危及哈布斯堡王朝的统一。58但实际上，奥匈帝国所面临的问题，远比端方想象的复杂。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匈帝国是四大帝国中结构最为松散的，它不仅被奥地利——匈牙利的二元统治结构撕裂，更受到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冲击。
奥匈帝国诞生于1867年，其基础是匈牙利贵族与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皇帝的协定。1866年，匈牙利贵族抓住哈布斯堡皇室在普奥战争中失败的时机，与皇室议定：哈布斯堡统治者兼任奥地利皇帝与匈牙利国王，两地分别建立议会；除了军事与外交归于哈布斯堡皇室之外，匈牙利王国取得充分的自治权。帝国统治的法理基础完全建立在王朝而非民族国家的原则之上：哈布斯堡皇室通过继承、婚姻与结盟，统治着一堆小王国与贵族领地。德意志人在帝国总人口中占到23%。59尽管皇室的文化是德意志式的，但在普奥战争中取胜的普鲁士已经捷足先登抢到了对德意志民族的代表权，建立起排除了奥地利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因而一种泛德意志主义无益于哈布斯堡皇室。天主教作为一种跨民族的文化，对帝国的整合有一定作用，但随着世俗民族主义的兴起，它对整个帝国的整合力也处于衰减之中。
奥匈帝国的二元统治结构，使得哈布斯堡皇室无法实质插手匈牙利事务。1866年的奥匈协定本身就是匈牙利马扎尔民族主义的胜利。在匈牙利，有产阶级垄断了选举权，这对占匈牙利人口一半的少数民族极为不利。马扎尔人试图同化其他民族，在教育体系中推广使用马扎尔语。只有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因历史上的王国地位而从匈牙利获得了一定的自治地位。不仅如此，马扎尔贵族甚至强烈反对哈布斯堡皇室将权力下放给奥地利的少数民族，以防止奥地利的先例在匈牙利引起连锁反应。
在奥地利，讲德语的居民在行政官僚与军队中居于主导地位。在有一定自治权的加里西亚（系哈布斯堡皇朝吞并的波兰领土），波兰贵族主导地方政治与官僚机构；但在东加里西亚，乌克兰农民又是最大的族群，同时大城镇和城市又被波兰人与犹太人占据。加里西亚东北的布科维纳（Bukovina），居住着乌克兰人、犹太人、罗马尼亚人、德意志人和其他民族，没有一个民族占据多数。帝国西北部分的波希米亚（Bohemia）和摩拉维亚（Moravia），捷克人是多数民族。在后来被称为苏台德的波希米亚山区居住着许多德意志人。奥地利德语区的东南是南斯拉夫区，住着斯洛文尼亚人（Slovenes）、克罗地亚人（Croats）、塞尔维亚人（Serbs）、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穆斯林，还有其他一些民族，包括斯洛文尼亚的施蒂利亚部分居住的德意志人，达尔马提亚海岸居住的意大利人，南蒂罗儿（South Tyrol）地区混居的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等等。
这些民族之间积累了复杂的矛盾。比如说，加里西亚的地主认为他们应该统治该省，因为他们历史上是波兰立陶宛联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的统治精英，但该地区的乌克兰人对此表示不服。捷克社会与政治精英认为他们的祖国波希米亚应取得与匈牙利一样的自治地位。但一旦哈布斯堡皇朝对捷克人作出让步，就引起在波希米亚居少数民族地位的德意志人的抗议。奥地利讲德语的精英认为他们自己代表了中欧的高等文明，认为给予非德语居民更多权利阻碍了文明进步，但这种民族主义对族群关系起到了很大的撕裂作用。当然，最大的民族问题是奥地利与匈牙利的行政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引起的问题甚至扩展到帝国的边疆地区。南斯拉夫地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地区被匈牙利控制，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则由奥地利与匈牙利联合控制。但这一地区民族、语言与宗教情况高度复杂，属于同一民族的群体，往往具有不同的语言、宗教与历史归属。由此出现了不同的民族主义方案。哈布斯堡皇室与奥斯曼帝国在这一地区的争夺，引发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高涨。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哈布斯堡皇储斐迪南大公及其夫人被一名波斯尼亚地区的塞尔维亚青年刺杀）出现在这一地区，与奥匈帝国的宪制结构所导致的问题不无关系。60
奥匈帝国境内兴起的民族主义，有的诉诸历史上的统属关系，有的诉诸现代的人民主权与民族自决理论，但常见的是将二者混合在一起。因为人民主权与民族自决可以论证人的结合，却往往无法对领土要求进行正当化61，在后一方面，历史上的人地关系往往能提供补充性证据。比如说，捷克人要求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自治，但又压制当地的德意志人的政治要求；波兰人要求加里西亚自治，但对当地的乌克兰农民进行压制。
19世纪，帝国境内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持续推进，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当经济社会分层与民族边界出现重合时，弱势的民族就会发展出对强势民族的怨恨，如乌克兰和斯洛文尼亚的小农与佃农就对波兰和马扎尔地主出现很大不满。国家官僚机器的扩展，在那些与行政官僚们语言不同的民族那里，也同样引发了疏离效应。受霸权文化教育的人在社会流动中有更多机会，这就引发其他民族不满，纷纷寻求本民族的文化与政治自治。学校教师和教区牧师在大众中广泛散布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但经济上获益的民族也并不因其经济成功而满足。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觉醒，都会导致提高对自治的期望。比如说，工业化的波希米亚的捷克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极力要求帝国下放行政权力，但哈布斯堡皇室担心权力下放会造成捷克人对这一地区的德意志居民的压迫，因此不愿批准。在1890年左右，这一地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的街头冲突比比皆是，甚至帝国议会中的捷克议员和德意志议员也经常发生激烈冲突。62
在20世纪前，帝国用以整合各民族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哈布斯堡王朝主义与天主教。但到了20世纪初，两种意识形态都出现了很大的缺陷。奥匈帝国和德、英、法等发展迅速、实力雄厚的成功国家在地理上靠得太近，臣民们会很自然地对不同国家的统治作出对比，从而推出哈布斯堡皇室统治能力低下的结论。63天主教原先在帝国的整合上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但到了20世纪初，世俗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迅速降低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
哈布斯堡皇室为增加统治的合法性而引入的宪政改革也并没有弱化帝国内的民族冲突，甚至为民族冲突提供了新的舞台。1907年，奥地利引入成年男性普选制度，但选举制度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对立。所有的政党在事实上都以民族和区域忠诚为基础，在议会中的政党又以民族为界组成党团。甚至在议会中力量最强的社会主义党团内部也存在民族冲突，比如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的捷克成员就在1911年脱离该党，自立新党。两个民族政党往往为对抗共同的不喜欢的民族政党而结盟，但在议会中不可能形成一个多数，推进奥地利的共同利益。64匈牙利政府一直要求维也纳给予更多权力，哈布斯堡皇室在1905年威胁要在匈牙利建立成年男性普选制度，吓退了匈牙利政府的要求。因为这意味着匈牙利政府必须给予占匈牙利人口一半的其他民族以政治权利，从而稀释马扎尔人的统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主宪政并不能解决帝国内的民族问题，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帝国内原本就存在的地方主义。
对于奥匈帝国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康有为的认识比端方更加深入。在作于1906年的《日耳曼沿革考》中，康有为尖锐地指出，奥匈帝国之所以在国际竞争中落后，核心原因恰恰在于其内部整合程度太低，有14种语言，10种文字。语言文字不通，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运作成本。皇帝和官吏不得不学多种语言。在军队里面，官与兵、兵与兵之间经常无法沟通，导致战斗力低下。65但是，由于民权大盛，哈布斯堡皇帝不敢在帝国境内推行统一的语言文字。康有为作于1908年的《补奥游记》在议会政治中寻找奥匈帝国整合程度低下的原因：“其在议院也，十四州各自为政党，各日月倾轧争政权。于是奥政府无能数月者，于是奥政治无一能举者，于是坐视其强邻故藩之德日新月盛而已，则袖手待亡。盖国主无权，而数十党剧争，虽百万亿裨斯麦无所用其力。于是宫室之伟丽，作厂之繁多，国富之财力，只为亡国之具而已。”661912年的《奥政党考》进一步重申了《补奥游记》中的发现，康有为指出，奥国有18个政党，“各私其州人”67，而各州“风俗不亲，语言不合”，各州之“私”，无法通过议会政治的平台，成功转化成为国家的“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虽然奥匈帝国境内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但多数民族仍然没有主张脱离奥匈帝国而独立，它们感兴趣的是在帝国的框架下实行某种地域性的政治自治或者非地域性的“文化自治”。68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帝国境内的各民族加速政治化，最终导向了帝国的内部瓦解。比如说，帝国军队在巴尔干半岛的作战，致使当地居民进一步离心；帝国站在德国一方与协约国作战，致使境内的捷克人认为哈布斯堡皇室已经成为德意志人压迫他们的工具。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大战末期，奥匈帝国陷入内乱和民族矛盾中。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协议，倡导奥匈帝国各民族独立。1917年俄罗斯帝国爆发的共和革命以及帝国境内各民族的相继独立，对奥匈帝国境内各民族也产生了很大影响。1918年10月14日，末代皇帝卡尔一世召开议会，接受十四点协议，同意建立有各民族自治政府的联邦制国家。但改革很快失控，各民族自治政府纷纷宣称完全独立，并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四大帝国中，奥匈帝国无疑是工业化、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其发达地区与西欧相比毫不逊色；维也纳一直以中欧文明的代表自居。然而局部地区的先进拯救不了整体的失败。在一个同质化统治成为力量来源的时代，帝国高度混杂的民族状况与分散的政治结构，成为离心力的来源。哈布斯堡皇朝推进国内整合的努力，因原有行政结构的阻碍而举步维艰，在奥地利引进的民主化改革实际上引发了更大的民族对立。一战加速了帝国的崩溃，分裂出了众多的王国与共和国。1919年，奥地利建立了共和国，匈牙利也曾短暂地建立共和国。奥匈帝国终于“走向共和”，但从此世上再无奥匈帝国。
（二）俄罗斯帝国
在其崩溃之前，俄罗斯帝国是四大王朝国家中最为强大的。它是当时世界上领土最广阔、民族最为众多的帝国。在15世纪中期，俄罗斯帝国前身莫斯科公国的面积不过是43万平方公里，到18世纪初，俄国的面积已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其领土一度横跨欧、亚、美三洲（阿拉斯加于1867年卖给美国）。就人口来说，1897年，只有44%人口是真正的俄罗斯人，沙皇政府将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都界定为讲方言的俄罗斯人，这样就有三分之二的人口被计入主体民族。69除此之外，还有波兰人、犹太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芬兰人、德意志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蒙古人等上百个民族。在俄罗斯帝国辽阔的疆域中，存在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各大宗教乃至原始的万物有灵论。
在19世纪中叶以前，俄罗斯帝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王朝与贵族的帝国，而不是一个俄罗斯民族的帝国。帝国建立在各民族贵族的联盟基础之上，只要其他民族的贵族能对沙皇保持效忠，沙皇就没有很大的动力去对这些贵族统治下的人口进行俄罗斯化。其主体民族俄罗斯人为了维持帝国，实际上比帝国边缘的少数民族承担更重的义务。同时，尽管俄罗斯人在帝国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受过教育的非俄罗斯人，如波兰人与德意志人，在帝国中央与地区行政机构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用一位研究者的概括来说，沙皇政府采取的民族政策，是采用羁縻、控制乃至武力强制的方式，优先保障被占领地区的安全；当被占领区的安全得到保证时，同非俄罗斯贵族的合作就成为俄国政府实行灵活而谨慎政策的又一个原则。70
由此，俄罗斯帝国发展出极其丰富的“制度多元主义”现象：存在拥有完全自治和拥有自己统治者的半独立地区（如盖特曼统治、卡尔梅克汗国）、拥有广泛自治权的区域（如波罗的海各省以及芬兰）、进行地方自治管理的地区（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和乌拉尔附近地区）以及被彻底纳入到帝国行政机构中的外省（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各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也大相径庭，从氏族结构的游牧民族，到贵族地主对农奴的统治，到波罗的海和乌克兰城市对等级行会组织的保留，一应俱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芬兰，在推行“俄罗斯化”改变芬兰法律地位之前，沙皇是以芬兰大公的名义实施统治。
但随着俄罗斯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的失败，地缘政治压力加大，18世纪俄罗斯作为“欧洲宪兵”的时代一去不返。沙皇政府加快了现代化进程，废除农奴制，加强行政上的直接管理，推进语言和文化上的统一，以调动更多的资源来参与国际竞争。除了国际地缘政治的压力之外，“俄罗斯化”还有着来自边疆叛乱和帝国核心政治的驱动力：波兰具有自身政治记忆和高级文化认同，当地精英不愿像其他民族精英那样效忠于沙皇，在1831年和1863年两度发动叛乱；在俄罗斯社会，保守主义势力也日益倾向于将帝国与俄罗斯人的利益和价值相等同——这在19世纪下半叶欧洲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保守派势力为了跟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敌争夺群众，往往诉诸民族主义，如德国的俾斯麦与英国的迪士累利。
当然，在尼古拉一世时代（1825-1855），沙皇政府就已经提出了“东正教，专制政府，民族性”（Правосл вие，самодерж вие，нарóдность）的口号，但在这一时期，“民族性”是三个因素中最后一个，且其内涵很大程度上是要根据前两个因素来界定。西部波兰与立陶宛地区的叛乱，也引发了尼古拉一世系统削弱波兰贵族影响、在西部学校和行政机构中推行俄罗斯语的努力，但他的一系列举措并没有和过去的传统的贵族联盟政策完全决裂。1822年史佩兰斯基（Mikhail Mikhailovich Speransky）的西伯利亚改革系列法案中提出了“异族人”（inorodtsy）的范畴，最初指的是居住在西伯利亚的非基督教居民，他们被沙皇政府认为处于较低文明，多数人还没有定居。但随着时间的变迁，这个范畴的范围越来越广，到了19世纪后期，它甚至可以用来指称波兰基督徒。71这个发展的过程描绘出俄罗斯民族主义发展的轨迹：种族和语言在界定俄罗斯族的边界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19世纪60年代起，沙皇对帝国西部推行了系统的俄罗斯化政策。在波兰，沙皇废除了原有的波兰王国行政机构，以一系列新的直接统治的行政机构取而代之，任命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为官员。波兰的农奴制改革也贯彻了沙皇的政治意图：将被解放的农奴俄罗斯化，以抵消波兰贵族的影响。波兰的天主教活动遭到压制，沙皇政府禁止天主教合并派用波兰语祷告、唱颂歌和传教布道，甚至迫使他们改信东正教。东正教的传教活动则得到沙皇政府的大力鼓励。沙皇政府还在波兰的教育系统中推行俄语，到亚历山大三世时期，俄语成为所有初等学校的授课语言，1869年华沙大学成为纯粹的俄语大学。类似政策延伸到受到波兰文化影响较大的西北边区（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和西南边区（乌克兰右岸）。沙皇政府推广俄罗斯土地所有制，俄罗斯人被给予购买土地的特权，而受波兰文化影响的民族以及犹太人则受到严格限制。沙皇政府还致力于将当地的天主教官员替代为忠诚的俄罗斯人或德意志人官员。同样遭到替换的还有学校的教师。除了禁止在管理机关、公文处理及学校教育中使用波兰语之外，沙皇政府还严格限制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语三种语言的使用，以防止这三个在历史上受过波兰很深影响的民族波兰化。这些措施在波兰并没有取得显著效果，反而引发了波兰人更大的疏离。
在帝国的波罗的海省，沙皇政府原来一直采用与当地的德意志人贵族结盟的传统政策，致使当地保留了贵族主导下的城市自治制度。但在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德国走向统一、俄德关系恶化以及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沙皇政府日益担心这个德意志贵族主导的地区过于亲近德国，乃至走向分离。波罗的海省的自治开始被视为问题。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沙皇政府开始致力于削弱德意志人贵族的影响，增强俄罗斯人影响。除了改革行政与司法机构，削弱当地贵族特权之外，沙皇政府还努力加强俄语在当地政府系统与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吸引俄罗斯官员到当地任职，乃至改革当地的教会组织。但俄罗斯化的政策在当地收效甚微，甚至引起了更大的反弹。
芬兰于1808年被俄罗斯帝国吞并，成为沙皇治下的一个公国，但其享有的自治特权甚至大于其属于瑞典的七个世纪。72芬兰拥有自己的政府机关和特殊法律，甚至有独立的货币体系，税收也不上交俄国国库，沙皇以芬兰大公的名义对其实施统治。在19世纪上半叶，受民族主义影响，芬兰学者开始论证芬兰为独立主权国家。而俄罗斯方面的学者则认为芬兰不过是特殊行省。沙皇政府担心芬兰的离心倾向，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削弱芬兰的自治权，如削弱芬兰语地位，更多地在芬兰行政系统中任用俄罗斯官员，等等。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沙皇政府解散了芬兰的武装力量，使芬兰立法机构服从于帝国全国立法机构，乃至实行与在其他西部地区类似的在行政体制和学校教育中推进“俄罗斯化”的政策。
在高加索、中亚与西伯利亚地区，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倾向相对较弱，主要是削弱当地的宗教力量，并通过移民及其他措施，将这些地区纳入到帝国整体中来。但沙皇政府也继续采用与当地贵族结盟的传统统治方式。在西伯利亚，沙皇政府关心的是使当地的游牧与渔猎居民转化为定居居民，从而向沙皇政府缴纳更高赋税，并尽快实现俄罗斯化。
对待犹太人，沙皇政府曾一度采取同化政策，但从1881年以后，重新转向隔离和歧视政策，其极端形式是迁移犹太人，甚至将他们逐出国外。这些政策激发了犹太人的反抗，许多犹太人投身于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后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诸多领导人，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就具有犹太人血统。
俄罗斯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快速现代化积累了大量矛盾，1904年日俄战争又遭遇失败，在1905年，帝国各地爆发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这次革命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晚清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辩论，被视为立宪国家优于专制国家的证据。作为让步，沙皇政府推行有限的宪政改革，建立国家杜马行使部分立法职能，同时颁布宪法，但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君主专制。这一有限的宪政改革从表面上来看增加了沙皇政府的合法性，但同时也打开了民族主义分子走向民间进行政治动员的阀门。从1905年到1917年，民族主义思想在俄罗斯帝国迅速发酵。
左翼的立宪民主党（Kadets）希望1905年革命能够促使俄国建立一个以议会民主与人民主权为基础的进步的公民社会。在俄罗斯这样的多民族国家里，少数民族也应当平等地参与政治发展。因此，应当取消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与压迫政策，给予非俄罗斯的少数民族以文化自治权，乃至区域自治权（如在波兰与芬兰）。该党假设，俄语仍然是俄罗斯帝国高级文化的主导语言，对少数民族的宽容政策会导致社会整合与文化融合，西欧是他们眼中的成功先例。俄国民粹主义政党社会主义革命党分享了宪政民主党的乐观主义，并进一步提出，每一个民族，而不仅仅是波兰人与芬兰人，都应该获得政治自治权。该党系统继承了19世纪下半期兴起的俄国民粹派的主张——民粹派对于土地、农民、公社生活的浪漫想像，为各民族建构与阐发自身传统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模式。但在反抗沙皇政府的过程中，民粹派又特别强调各民族的共同协作，并提出各民族之间建立某种联邦组织。乌克兰和亚美尼亚的许多政治活动家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这种民粹主义——联邦主义的政治想像。社会主义革命党在世纪之交建立，在少数民族中获得了很多支持。与社会主义革命党保持联盟关系的许多小党也在少数民族中蓬勃发展。73
俄国社会民主党（后来分裂为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则坚持更为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主义是将工人阶级从阶级斗争的目标上引开的歧路，民族的藩篱最终会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趋于消融，民族认同也会汇聚为一个共同的工人阶级认同。但是，由于沙皇政府的民族压迫过于残暴，从策略上说，暂时尊重民族自决有助于革命动员。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帝国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在西部边境而非其腹地，那些地方有大量少数民族人口。社会民主党在这一地区的波兰与犹太人工人中的支持度，比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的俄罗斯工人中的支持度要高。犹太人的左翼工人组织Bund（犹太工人总联盟）反对左翼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主张犹太人要和其他民族一起实现俄罗斯帝国的解放。然而，一旦Bund决定采用意第绪语作为其大众宣传语言，很快就与犹太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主张以意第绪语为基础的文化自治权。74在以农民为主的格鲁吉亚，农民对亚美尼亚商业资本家的怨恨导致了他们对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尽管社会民主党主张国际主义，但导致其获得支持的基础却是民族主义性质的。
俄罗斯穆斯林也发展出自身的民族主义理论。俄罗斯帝国境内穆斯林知识分子中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掀起了一场“扎吉德”（Jadīd，源自阿拉伯语，意为“新的”）运动。这场运动最初的诉求是教育改革。伏尔加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将“扎吉德”运动的教育理念与泛斯拉夫主义及民粹主义的一些理念混合起来。1880年俄国第一张穆斯林报纸出版，所用的语言是土耳其语，这固然是为了宣传的方便，但也带上了某些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色彩。1905年之后，“扎吉德”运动加速政治化，国家杜马中的穆斯林代表与立宪民主党（Kadets）结盟，呼吁建立区域自治。在没有希望获得在杜马中的政治代表权的突厥斯坦，扎吉德运动的当地代表日益考虑从帝国独立出去。事实上，正是从俄罗斯帝国流向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移民，影响了奥斯曼帝国后期泛突厥主义的兴起。75
与奥匈帝国一样，俄罗斯帝国境内多数非俄罗斯民族在一战之前只是要求更大的自治权，而非独立建国。76沙皇政府仍然对保持帝国的完整充满了信心。然而一战的到来加速了各民族的政治化。在战争过程中，被沙皇政府怀疑为有“不忠”或“通敌”嫌疑的民族，或者原没有应征入伍义务却被强征士兵的民族，都开始了反抗。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府，临时政府宣布全体公民不分民族、宗教都有同等的担任公职、受教育、居住、迁移、拥有私产、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权利，私人学校也可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并同意波兰独立、芬兰自治。帝国境内民族都开始清算沙皇政府旧账，前线士兵也大批逃回家乡，其中有许多参加了当地的民族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继承沙皇政府的战争，自然成为不得人心之举。此外，临时政府内部就是否广泛授予区域自治权和在多大范围内授予区域自治权达不成一致意见，无法满足各民族高涨的期望，因而日渐失去人心。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帝国的崩解进程继续进行。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倚重的正是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力量，因此布尔什维克不可能逆转俄罗斯帝国的崩解进程。不仅如此，在德国的压力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得不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以割让大片工业化领土为代价来保住政权。
在一场很大程度上由少数民族人士发起和领导的革命中，俄罗斯帝国以解体的形式“走向共和”。但与奥匈帝国不同的是，它的俄罗斯主体仍然足够强大，同时布尔什维克拥有强大的、高于民族的政治认同。在接下来的若干年内，俄共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模式重建了一个疆域范围接近前俄罗斯帝国的多民族国家。70年之后，苏共激进的政治改革再次导致这个多民族国家解体。这足以告诉我们体系性的政治变革在共同身份认同脆弱的多民族国家中会造成何种剧烈震荡。
（三）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一度是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广土众民的大帝国。即便是在1912-1913年丢掉其在巴尔干半岛的多数残留领土之后，帝国仍然包含大量异质的族群与宗教教派。其人口中的多数是逊尼派穆斯林，包括安纳托利亚西部和中部讲突厥语的人口，以及帝国在伊斯坦布尔和埃迪尔内（Edirne）附近的巴尔干领土上的穆斯林，安纳托利亚东部和叙利亚北部、美索不达米亚的库尔德人，以及南部的阿拉伯人。与逊尼穆斯林相邻或相间的是许多非主流教派乃至非穆斯林群体，如南美索不达米亚的什叶派穆斯林、希腊东正教派、希腊天主教派、叙利亚西北部的什叶派阿拉维派（Alawites）、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马龙派基督徒、安纳托利亚东北部和安纳托利亚城市中的亚美尼亚人、安纳托利亚西部海岸的希腊人，以及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区，等等。奥斯曼帝国长期按照教派而非族群来对人口进行分类，并没有“主体民族”的观念。从客观上说，讲突厥语的人口要多于讲其他语言的族群，由于帝国的行政与军事体系采用奥斯曼土耳其语，土耳其人在其中占有的位置超过其人口比例，但许多其他民族在这个体系中也有一席之地。
奥斯曼帝国的正当性基础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它是UMMA（作为统一的信仰共同体的逊尼派穆斯林共同体）的代表与保护者。一个人要在帝国的政府机构中获得上升渠道，首先要取得逊尼派穆斯林的身份。但同时，非穆斯林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社区，在帝国的商业和金融设施的建设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在奥斯曼帝国的全盛时期，苏丹的统治依赖于三大支柱：（1）严格的教阶制之下的伊斯兰教教士，他们为国家机器提供了主要的司法与民政官员；（2）半封建的伊斯兰军事阶层西帕希（sipahi）武士，他们提供军役并从苏丹取得采邑，可收取贡赋，并履行某些行政和治安职能，但对土地上的农民没有封建领主权或领主司法权，采邑也不可继承；（3）从帝国的非穆斯林社区（尤其是巴尔干半岛）征召的苏丹禁卫军（Janissary）。77后者的身份是奴隶，经过严格的教育之后进入军队和奥斯曼帝国的国家统治机器，根据功劳而获得相应特权。这种由非穆斯林出身的奴隶精英集团支配国家机器的奇特现象，体现出奥斯曼帝国作为军事扩张帝国的特征。
但在1593-1606年的匈牙利战争中，苏丹禁卫军失去了对哈布斯堡皇室与匈牙利人的火力优势。奥斯曼帝国于是大大增加了苏丹禁卫军的数量。16世纪60年代末期，苏丹禁卫军只有12800人左右，到了1606年剧增到37600人，在17世纪后期一直保持在50000至54000人之间。征兵数量的增加，迫使苏丹政府将征召的基础从基督徒社区扩展到土耳其人和其他穆斯林。此外，军队人数的增加也给财政带来巨大压力，苏丹政府允许禁卫军从事工商业并享有免税特权。禁卫军也获得了结婚的权利。78其结果是，“职业化的、精选的军事精英集团就逐步变成世袭的、半手工业者的民兵”79，到17世纪中期，苏丹禁卫军团大大丧失了军事职能，成为一个特权集团，它们与教士、行会结盟，捍卫自身特权，阻碍苏丹进行中央集权式的改革80，甚至动辄干政，参与苏丹的废立。与此同时，随着欧洲基督教国家常备军的建立和军事技术的进展，西帕希武士组成的轻骑兵失去了以往的战斗力。
在地方层面，奥斯曼帝国存在广泛的“制度多元主义”现象，其重要载体是“米勒特”（Millet）制度，该制度是帝国对境内非穆斯林的宗教社团施行的内部自治制度。“米勒特”并非以区域为基础划定，而是以宗教归属来区分。教士阶层在“米勒特”中扮演内部领导角色，并与帝国政府打交道，负责收税、征兵等帝国事务，直接对苏丹负责。在“米勒特”制度下，犹太教、东正教、天主教都获得了帝国的保护。从法律上来说，基督徒与犹太教徒都被认为是背信者（infidel），但不同于异教徒，他们仍然是“圣书的民族”，受到帝国的保护，只是法律地位略低而已。通过米勒特制度，基督徒与犹太教徒都获得了某种自治的权力。当然，这种自治的权力同时伴随着比穆斯林更重的赋税——实际上，帝国之所以允许这些族群保持自己的信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财政目的。但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天主教专制的欧洲相比，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宽容仍堪足称道；在许多从奥斯曼帝国脱离出去的民族国家内，国内少数民族所能享受的宗教自由甚至还远不如奥斯曼帝国时期。
然而，由伊斯兰教士、西帕希武士、苏丹禁卫军与米勒特制度所构成的旧制度，在17-18世纪的国际竞争中日益缺乏竞争力。土耳其军事力量衰退，财政汲取能力也远远跟不上国际竞争的需要。苏丹塞林三世（Selim III，1789-1807）在位时期开始以法国为师，建立新式军队，但遭遇到了包括禁卫军人在内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反对，塞林三世也被谋杀。苏丹马赫默德二世（Mahmud II，1808-1839）汲取塞林三世的教训，继续推进改革。1826年，马赫默德二世强力镇压并解散了长久以来桀骜不驯的苏丹禁卫军，并逐步废除西帕希采邑骑兵制度，建立以征兵制为基础的现代军队。马赫默德二世还模仿西方重组行政制度。继任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Abdülmecid，1839-1861）更是进行了一系列被称为“坦泽马特”（Tanzimat，即“改革”之意）的改革，其内容包括创建一个庞大的政府官僚结构，引进职业化官僚，对行省事务进行更严密的监督，进行土地登记以增长财政汲取能力，推行世俗化的法律改革，将外交家或行政官员送往欧洲留学，或者在伊斯坦布尔新建的学校里进行培训，等等。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俄罗斯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即第九次俄土战争）失败后的改革，以及中国清末的“洋务运动”与“新政”相提并论。它们都是旧帝国的自我改革运动，其目的都在于重振帝国实力，赢得国际竞争。
苏丹政府的主动改革提升了土耳其的国际地位。1856年，土耳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巴黎会议上正式被欧洲列强接纳为主权国家俱乐部的成员。列强的鼓励让苏丹政府在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1876年，苏丹政府正式颁布宪法，给予所有臣民以平等地位，并建立了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但苏丹很快发现宪法和议会对其权力构成很大的制约，次年即取消了该宪法，回归专制统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恢复1876年宪法成为许多政治异议者的共同诉求，他们中很多人是前几十年改革所产生的新精英。
但是，帝国的半殖民地式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是利益分配的高度不均：有西方文化背景或关系的部分基督徒和犹太人从改革中获益，围绕在土耳其人周围的穆斯林也获利颇丰，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阿拉伯穆斯林则在改革中利益相对受损。尤其是改革过程中的土地所有权登记，加大了穆斯林人口的贫富分化，许多贫困农民沦为佃农或者无产者。一旦阶级分层和宗教——族群边界出现重合，经济上的冲突会迅速转变成族群和宗教冲突，而冲突各方也就会强化自身的族群和宗教认同。这对奥斯曼帝国而言，就意味着离心力的增长。
苏丹政府对米勒特的改革也产生了意外后果，帝国试图削弱米勒特中的教士阶层的权力，将之改造成为更趋世俗化的具有代表性的自治团体，最终将其更紧密地整合到主权国家的结构中来。但对于某些少数教派来说，这种改革削弱了教士的权力，并将整个教派更直接地暴露在帝国政府的统治之下，造成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来自欧洲的民族主义就成为米勒特既得利益阶层抗拒帝国中央集权改革的武器。81西方列强先是将民族主义传给塞尔维亚人（1804年第一次起义，1815年获得自治）、希腊人（1822年宣布独立），然后传给罗马尼亚人（1848年爆发革命）。俄国则将自身打扮成东正教与泛斯拉夫主义的代表，对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东正教徒与斯拉夫人施加影响。列强要求增长米勒特的自治性，将之发展成为地域自治组织。19世纪，这一做法导致奥斯曼帝国对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半岛领土逐渐失控，两地人口大多数是奥斯曼帝国东正教米勒特的成员。1878年欧洲列强与奥斯曼帝国代表共同参与的柏林会议提出对安纳托利亚东北部的六个亚美尼亚人省份进行行政改革。虽然这一条款从未正式实施，但它成为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组织寻求欧洲政府与公共舆论支持的法律根据。82
在欧洲列强的压力下，奥斯曼帝国政府试图仿照西方基于土地和政治的民族主义创造出某种奥斯曼爱国主义。奥斯曼主义是“坦泽马特”时期的遗产，主张奥斯曼帝国所有臣民不论宗教或语言都一律平等，效忠于同一个政府。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政变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时，信奉的就是这一主义。1908年通过的一项法律甚至禁止按民族或种族组织政治团体。83但营造奥斯曼爱国主义被证明是相当困难的。奥斯曼臣民的地方认同或者是地方性的，或者是超国家的宗教认同，很难集中到国家和民族上来。土耳其语中的“祖国”和“民族”对应的是vatan与millet，前者指的是出生地或者居住地，并不比英语中的home多出多少政治意义；至于millet对应的是各个宗教自治组织。并不存在一个奥斯曼民族，硬要赋予这些词以民族主义意义，谈何容易！而且，民族主义进入奥斯曼帝国之后，首先引发的是非主体民族的独立意识。正如伯纳德·刘易斯指出的那样：“旧有的对于朝代的忠诚，确实由于来自欧洲的各种有关民族的新思想而在发生动摇，并且首先使帝国的各基督教民族吸收了这类新思想。但是，一旦这些基督教民族信服了这类民族思想，他们开始想到的，并不是自己是奥斯曼人，而是想到自己是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84建构“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的速度，始终赶不上各种地方民族主义滋生发展的速度。
面对着此起彼伏的内部民族运动，苏丹政府所能依赖的，仍然是伊斯兰宗教认同与王朝认同的一种混合。阿卜杜勒·哈米德（Abdülhamid II）时期（1876-1909）的泛伊斯兰主义者们认同他们共同的任务是驱逐外国侵略者，废除各种外国租借权和豁免权，恢复真正的伊斯兰信仰。有些人还另外主张在自称“哈里发”的苏丹君主的领导下，把所有穆斯林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苏丹政府借助“泛伊斯兰主义”曾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对于受过西方教育、具有西方倾向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其说服力是逐渐递减的。这一学说也无法面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正在滋长的事实——两地的分离主义者都是穆斯林，从而大大削弱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
主体民族土耳其人也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正如伯纳德·刘易斯指出的那样：“在奥斯曼帝国各族人民中，最后受到民族意识影响的，是帝国主子们自己。”85由于留学西方的学生以及来自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土耳其移民等因素的影响，土耳其人中也逐渐产生了一种土耳其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最初在政坛上影响不大，1908年通过政变上台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信奉的仍然是奥斯曼主义。但是，随着帝国欧洲各省的接连丧失，使得基督教属民的问题随着他们从属地位的结束而不断得到解决，从此只剩下一个不仅是由穆斯林统治，而且也是一个以穆斯林居民为主的帝国。然而，在帝国的改革过程中，穆斯林内部早已经发生了分化，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的“变节”，以及阿拉伯穆斯林的骚乱，使人对于伊斯兰认同的凝聚力深感失望。因此，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日益倾向于在剩下的帝国部分推行“土耳其化”政策，类似于沙皇俄国对帝国进行“俄罗斯化”。1916年，青年土耳其党政府颁布了语言法，规定商号账册和来往信件必须使用土耳其文，甚至强迫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其他非土耳其的穆斯林使用土耳其语。86但这在帝国政府孱弱的情况下，其效果是进一步加强了上述民族的离心力。
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三大主义均致力于营造帝国臣民的共同身份认同，但都碰到了自身的困难。87在历史上，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奥斯曼帝国的彻底瓜分最终消解了构造官方民族主义的困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基本上只剩下其安纳托利亚领土。基马尔将土耳其主义的忠诚锁定在这个以安纳托利亚领土为基础建立的国家，而不再重启帝国事业。在彻底甩掉帝国的包袱之后，土耳其获得了新生，从此可以按照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来建国。88
与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相比，欧洲列强的直接介入在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中起到了更为明显的作用，许多地方民族的民族主义并非原生，而是列强从外部有意输入的结果。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帝国的解体与其组织结构及意识形态上的固有弱点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此意义上，奥斯曼帝国的悲剧命运，仍然具有相当强的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