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中国革命的走向与结局

在这样一系列结构性条件的制约下，为何中国的共和转型并没有造成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帝国解体，民国何以大致继承清朝的疆域呢？在笔者看来，仅仅以清王朝政治秩序的既有结构来解释，是不够的。

清朝所建立的多民族之间的联系纽带与其他三大帝国相比，固然有一些突出之处，比如说皇帝在满、蒙、藏共享的喇嘛教象征秩序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这一象征性秩序随着清王朝倒台，却有可能迅速转化成不利因素，因为新生的共和国不可能以喇嘛教为国教，从而在象征秩序上迅速疏远了蒙、藏。

清王朝的绝大多数臣民生活在具有漫长的统一历史的内地行省，这使得清王朝在藩部实行直接统治时，能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但是，藩部地域之辽阔，地形之复杂，又为从羁縻政策向直接统治的过渡带来了极大的障碍。晚清在藩部推进同质化统治的力度，其实还远不如俄罗斯，边疆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煽动，并不具有特殊的免疫力。

与其他三大帝国比较，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得以保全，首先还是得益于地缘政治环境：中国毕竟从地理上远离西方列强，列强中的俄罗斯尽管与中国接壤，但其政治中心远离中国，兵力投放仍有一定难度，而日本正在崛起过程中，势力尚未达到顶峰。英国势力虽近在印度，但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占领西藏仍有所不便。汉民族主义的理论家章太炎也在其《中华民国解》中指出，从文化上说，中国本部与朝鲜、越南更为接近，而与蒙、藏较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无法保存文化上更为接近的朝鲜、越南，却仍有可能保存文化上较远的蒙、藏，这是因为在蒙、藏地区，帝国主义势力渗透仍然有限。103更重要的是，觊觎中国的列强在相互之间形成一定均势，因而像李鸿章这样的外交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行“以夷制夷”的策略，尽力维持中国领土的完整。

其次，中国独特的革命路径对于国家的完整来说，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革命发生之后，中国并非不存在分裂的危险。正如溥仪的宫廷教师、苏格兰人庄士敦指出的那样：“早在中国爆发革命的危险性刚刚显露之际，清廷就考虑过退居满洲的可能性。并且，在严肃的讨论中，许多汉、满帝制分子都认为这是所能采取的最明智的选择。”104就史实而言，辛亥革命爆发后，皇室中铁良等人就力劝隆裕太后出关，并且亲赴东北作准备，而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亦持反对辛亥革命的立场。肃亲王善耆强烈反对清帝逊位，并与日本人川岛浪速发起了两次“满蒙独立运动”。溥伟和升允等宗社党人亦依靠外力，不断发动复辟运动。作为一个外国人，庄士敦很容易地注意到，即便在清帝逊位之后，“那些拥护帝制的人的希望，主要地集中在满洲”105。庄士敦设想了清朝退往东北之后的政局：“在大清王朝的名义下，‘满蒙’（满洲——蒙古）帝国将会成功地宣告并保持其对于中国的完全独立，不久之后，不仅热河与察哈尔，还有中国的新疆、甘肃的穆斯林地区，甚至西藏都可能加入到这个帝国之中，这一切，都绝非不可能发生之事。在那种情况下，中华民国就会发现，它自己被紧紧地包围在具有潜在敌意的地区之中。这些地区中的大部分，恰好是清朝征服中国时，或在此后不久，由清朝的皇帝并入其帝国之内的。”106庄士敦还设想，这个满蒙帝国，不会是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更可能会是各自治公国的联邦。107

这一可能性是否成为现实，关键还在于清王室自己的选择，尤其是隆裕太后的选择。这实际上是在清王室的两种自我定位之间进行抉择：第一，它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在失败之后，可以退回到旧地；第二，它已经成为一个中原王朝，一旦失败，也不能回到非中原王朝的状态。隆裕太后的选择表明了她对清朝的中原王朝定位。但她和铁良等人的分歧表明，这并非是皇室内部的牢固共识。

庄士敦还设想了北洋集团仍效忠清朝、南北进入长期对峙的局面：“持续进行中的内战，可能会最终导致中国的分裂，形成北方君主制——南方共和制的局面。”最后，君主制也许会覆灭，但即便帝制派取得胜利，结果也将是残酷的。“在古老而已腐朽的条件下恢复独裁帝制，将会使中国北方在受到蹂躏之后，重新出现比50年前太平天国起义时更为残酷的屠杀。”108而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一旦中国发生旷日持久的内战，南北双方都无法腾出手去处理边疆的分离主义运动，中国的分裂的可能性，更是进一步提高。

因此，要保全清朝的疆土，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第一，由于皇帝作为跨民族制度的重要性，在创造出新的跨民族制度之前，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出这一旧制度的“剩余价值”；第二，由于边疆的分离主义有帝国主义列强的背景，中国要避免列强瓜分，就必须尽快完成政权过渡，避免陷入内战局面。而这两个方面，恰恰是真实的历史路径所实现的。就第一方面，南北方展开谈判，达成了清帝逊位、民国优待清室的共识。皇帝受到优待，安抚了原先跨民族贵族联盟中很大一部分王公贵族，防止他们与帝国主义势力结合，从中国分离出去。溥仪逊位之后继续居住在紫禁城，固然为各种复辟势力提供了联想的空间，但是，正如庄士敦指出的那样，溥仪居住在北京，本身就使得帝制派难以统一，一些为帝制复辟积极奔走的人，被另外一些人怀疑为是想推宗室里的其他人上位。但是，如果溥仪不受逊位条件约束，帝制派将很可能以其为中心团结起来。109

就第二方面而言，南方革命政权与北洋集团以选举袁世凯为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的方式，迅速完成了政权合并，使得袁世凯能够及时腾出手来处理蒙藏的分离主义运动，巩固边疆地区。北洋军队击退了外蒙分离主义叛军对内蒙的进犯，袁世凯接着对蒙古王公大行封赏，促使其中多数人表态反对外蒙独立。紧接着，袁世凯与英、俄两国展开谈判，商讨解决西藏与外蒙问题，暂时稳定了边疆地区。虽然北洋政权一时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直接控制发生分离主义的边疆地区，但可以通过劝说和封赏王公爵位等方式对其内部施加影响；在东北三省，行政体系的重组亦产生了一个从北洋政府获益的既得利益群体，对于宗社党的复辟活动形成更大的阻碍。

北洋政府之所以能够以优待少数民族贵族的方式暂时稳定边疆，与另一条件密切相关，即在1911-1912年，从西方与日本传入的民族主义虽然极大地影响了汉族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但并没有影响到边疆的底层民众。边疆地区大众民族主义的缺失与其经济社会的落后有很大关系。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意识形态，其能够深入到大众层面，需要一系列将精英和大众融为一个“想像的共同体”的条件：通讯机制、经济交往、教育制度、行政制度，等等。而这就需要一定程度的现代化。在当时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分离主义不过是一些贵族王公的想法，人数有限，因而也可以用优待的方法来安抚。一旦民族主义继续下沉，引发底层民众的分离主义倾向，谈判就会变得十分困难。这就是俄罗斯在其帝国西部所碰到的问题——在那里，安抚少数精英并不足以稳定秩序，因为许多普通的民众也已经具有了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

虽然辛亥革命避免了最为糟糕的帝国解体的结局，但其成果也是有限的：民国只是继承了清王朝的贵族联盟，将若干边疆地区从形式上保留在中国版图内，中央政府实际上一直没有在这些边疆地区建立有效的控制。在边疆地区，帝制时期的封号和爵位仍然持续，与内地的共和制形成鲜明反差。袁世凯对边疆危机的处理也受制于当时中央政府孱弱的财政与军事能力，主要采取政治谈判和荣典封授这样的较软的办法。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分裂为不同军阀派系，中原地区持续不断的内战，致使中央根本无法防止边疆贵族王公与帝国主义列强势力的进一步接近，新的危机也不停出现。1919年，徐树铮趁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后无暇顾及远东，出兵收复外蒙，迫使外蒙取消“自治”。但随着俄国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迅速完成内部整合，徐树铮所获得的成果也很快流失。外蒙在苏联支持之下最终从中国独立出去，成为无法逆转的事实。

晚清留下的结构性问题最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才获得最终解决：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系统的民主改革，消除或削弱了贵族王公的势力，共和国得以建立在普通民众的基础之上。这种改造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利用阶级斗争的话语来展开社会动员，在其过程中也曾经面对上层贵族的叛乱（尤其是1959年的西藏贵族叛乱）。可想而知，在中央军事力量孱弱的民初，试图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改造贵族王公制度、将共和落到实处，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边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与旧制度的残余作出妥协，不激化矛盾，有助于维护国家的完整，为未来争取解决问题的时间。

在辛亥革命一百年之后，中国的国家建设已取得斐然成就，“中华民族”观念深入人心，强大的中央政府与军队保障了边疆安全。但历史上困扰过那些多民族王朝国家的问题并未就此离我们而去。在塑造共同阶级身份的政治整合模式衰落之后，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层与族群边界重合所造成的冲突，在今日高速发展的中国重新凸显为严峻的问题。就此而言，重温那些“老大帝国”的历史，对于我们仍然是有益的。这同时也提醒我们，在一个民族关系复杂的大国中，同一个改革措施在不同民族地区引起的反应可能是差异很大的，因此在推进任何政治变革的时候必须保持极大的审慎，以防止意外后果的发生。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