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民主、鞠躬尽瘁的郑太朴

我跟郑太朴老师相识的时间不长，但是他谦和敦厚、教学严谨、诲人不倦的长者风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45年10月郑师随交大复员返沪，当时经济非常困难，他穿着布长衫、脚蹬布鞋，头发也乱糟糟的，戴着眼镜，说话挺慢的。我认识他是由于曹炎的引见。当时我代表上海的学生和他见面，郑老师也通过我了解上海学生的情况。他住在学校新中院二楼的一间朝北小屋，光线很差，陈设更简单，一张床、一张小书桌和两把椅子，面积也就10平方米左右。

郑太朴烈士

当时，郑太朴是数学教授，吴文俊是他的助教。他教学十分认真，对师生极为关爱，深受大家爱戴，是交大为数不多的民主教授，不时列名在报纸上民主人士的宣言中。他对整个民主运动（包括校内的学生运动）的支持，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他与交大学生会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曹炎和我。我们经常去找他，他可说是有求必应的。

郑老师对交大学生运动的支持可分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来说。每次斗争过程中，他总是十分关切地找学运负责人谈话，探询发动的经过和发展的趋势。凭着他过去的斗争经验，恳切地提出建议，孜孜不倦地指导，常常和同学谈到深夜，从不感到厌烦和疲倦。因过去受过刺激，他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每晚必须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然而，他从不顾及个人健康，总是尽力来帮助同学，协力推进民主运动。同学有什么困难，也只有找郑老师帮助。当时学校开设社团活动，通过郑老师的关系，邀请校外一些文化名人，如黄炎培、马寅初、雷洁琼、施复亮、李平心等来校讲演。此外还请文艺界的一些名人，如秦怡、周小燕来搞晚会，做节目。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交大学生社团没有钱，也不提供接送，被邀请者都是自己坐车来学校的。除了精神方面，郑老师还有不少物质方面的支持，也可以说物质方面支持更大。每次学生运动的经费，不少是由郑老师不辞辛劳、外出奔波向工商界的朋友或者爱国民主人士募集而来的。经手捐款事项的学生是左东启（后任南京河海大学校长）。

郑老师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他是民建的，但是他曾多方募捐，支持交大学生运动，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做了很多事，跟一个共产党员没有两样。郑老师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他们给交大施加压力，迫使交大于1947年7月将他解聘。离开交大后，他先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花园坊一位友人处借到一个小亭子间，后来得到他学生的帮助，迁到愚园路蝶村。8月底，郑老师由马寅初推荐，在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并兼朱葆三路（今溪口路）分部主任，才解决了生活问题。当时，他通过贾业鹄（他是1948年由我介绍入党的）和左东启，继续给交大学生运动提供帮助。

1947年，由于我被列入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嫌疑犯”黑名单，组织上安排我和另外几个也暴露身份的学生地下党员迅速转移。我是在5月30日大逮捕期间离开交大的，党组织派我去浦东川沙工作。我在交大的名字是胡荫，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离开学校后改名为胡晓槐。据我所知，交大档案馆至今保存着1947年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政工处开列的拘捕学生名单，包括周寿昌、张彭宝、朱发稼、丁永康、马美丽、程志远、钱叔文、朱启瑞、朱葆成、胡荫、雷天岳、叶公毅、周盼吾、方熊、钱存学、张公纬。

1947年5月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开列的计划拘捕学生的名单

1948年初至同年7月，经组织安排，我回到上海，在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做郑太朴老师的助教，教微积分课程。此外，我还负责安排这所学校的全部教学课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分校在外滩附近的朱葆三路开设日校和夜校。许多名人在那兼职教书，比如马寅初、李平心等。当时我受上海学联党组织领导，负责和上层人士的联系，而郑老师是联系工作的主要桥梁，学联的主要活动都由我事先告诉郑老师。这当中发生了反美扶日运动。6月5日，上海学生举行反美扶日示威大游行，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分部是个重要的集中点，有五六百大中学生云集，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当时军警在朱葆三路两头荷枪实弹，还加上机关枪，将学生的游行队伍围堵在分部门口。那天郑老师冒着极大危险，坐了小轿车来到我们中间，和我们共同战斗。在现场，我多次劝他离开，他坚决不肯，直到学联领导通知我“游行停止，以防重大伤亡”，我转告学运领导人后，郑老师才离开。

1948年10月，郑老师与药物学博士王雪莹（后任化工部顾问、全国政协常委）结为夫妻，住在愚园路王雪莹的房子。后来，由于在上海已不安全，郑老师到了香港。他憧憬新中国，向往新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担任民建常务理事的郑老师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起身北上参加新政协，从上海乘船取道香港途中，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积劳成疾，在北上的船上去世。他去世的原因不明，胡国定猜测可能是心脏病发作。郑老师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令人无限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