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批判
(韩国忠北大学中文系)
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是1985年5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最初提起的。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在这次座谈会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概念，经过两个月，到同年7月把它改成题为《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论文在1985年第5期《文学评论》上发表了。
这篇文章引起学界很大的反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概念马上扩散，特别是被比较年青的学者热烈支持。例如陈思和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韩国语版序文里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三时期设定为从1985年以后称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时期”(陈，7)。
我们可以概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肯定性意义如下。
第一，它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全过程看成一个有机性整体，而脱离了近代、现代、当代三分法，而后者向来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桎梏。
第二，它解体了文学史认识上把文学史还原为社会政治史，按照社会政治史规定文学史的顽强习惯，提示了从文学本身认识文学史的可能性。
第三，如陈思和所说，它的“无定型的文学本体”使研究者“可以投射各种主体认识，作出各种自由注释”。陈思和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的提出，不但解放了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也解放了研究者自身”(陈，8)。
第四，它把1898年开始的士大夫文学改良运动与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之间的关系认定为连续性关系，把1898年设定为中国现代文学起点，为中国现代文学起点论开放新的格局。它把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之间的关系定为断裂，但跟之前的断裂论很不同，认为一种像胎儿通过断裂脐带成为从母体独立的个体似的作为“深刻的联系”的断裂，以提示两者之间的关联。
第五，它设定作为大体系的世界文学与作为小体系的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构图，突出中国现代文学形成和展开对于世界文学所持的同步性，认为中国文学跟世界文学一样具有同等资格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超越了对于西洋文学的劣等心理及盲目排击西洋文学的态度。
第六，它打破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的割裂，试图紧密联系三者。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是确实有其开创性的。而近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随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开放的道路，产生了令人刮目的成果。
可是，上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肯定性意义不过是相对性的。它们都各有问题，带着一些偏向。不少问题虽已克服，有的问题却恶化，有的偏向深化，产生歪曲，因而需要批判。1985年以后的进展或是变化固然需要检讨，但首先需要批判性地阅读作为其母胎乃至原形的是《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因为以后变化的萌芽大都已经潜在母胎乃至原形中。我们的批判不是非难，只是求客观化、相对化而已。首先要说明我们的批判基本上是在同志的立场上出发的。
二、批判
(1)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理论的核心正在有机整体这个概念上。把中国现代文学认为一个整体的时候，重要的是整体性内容是什么。“二十世纪文学”这个命名不过是一种不具内容规定的命名，它只单纯指二十世纪这时间概念。因而是可能确保某种开放性的，将其开放性与从来文学史认识上狭隘规定性(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现代文学；社会主义时代—当代文学)联系起来看，可以说是对其狭隘规定的一种解放(正如陈思和所表现的)。可是如果它跟命名上的中立性符合，除了时间概念以外不包含什么内容规定，那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会真的成为一种空洞的论议。然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自然跟其命名不同，是含蓄着一定内容规定的。
它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现在还在进行着的过程。什么是进行着？“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文学评论，3)的工作是进行着。我们觉得这个陈述有语病，有些奇怪。因为我们注意“完成”的宾语是什么这个问题。吴福辉说明，“他们认为本世纪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一样，是在东西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生成，并最终完成由‘古典’向‘现代’的过渡的”(三人谈，111)。由此观之，把“转变、过渡”看作“完成”的宾语在汉语语法上是自然的。可是这样读解让我们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这样读解，那就是中国现代文学还是未完成的状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本身而是走向中国现代文学的过渡性存在，对于这种思想，我们觉得奇怪。我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其展开过程本身，而且甚至这里面的弱点及限制也都包括，它本身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我们全然想不起它是一种过渡的这种想法。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显然是一个理念型概念。我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同二十世纪韩国文学分明是“近代文学”，即中国语的“现代文学”(因为中文“现代”是价值概念，而韩文“近代”也是价值概念)。其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把现代文学分为两个层次：实际的现代文学和理念上的现代文学。而且，它想象一个有缺陷的实际的现代文学走向无缺陷的理念型的现代文学的进程。
其过程时间是二十世纪，所以其过程的名字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我们不能不说这样的时间性命名真是为图一时方便的。几年后二十一世纪到来，那时这个命名不是很荒谬吗？其实其命名不是偶然性的。首先也许是因为考虑与从前的近代、现代、当代三分法混同的可能性，可是从深层的意味看来，其命名是由它把现代文学二元划分为实际的现代文学和理念型的现代文学来考察产生的。我们可以推测这样一个脉络：由实际的现代文学走向理念型现代文学的进程，把它叫作现代文学有什么不自然，所以用中立性名称更好。
从更深层的意味来看，在其命名里面意识上或是无意识中隐蔽着对于现代及现代性的正面省察回避的意图。命名适合与否只是微小的问题，然而这意图绝不是微小的问题。把现代文学分为理念型和实际两种，这区分事实上其本身标识抱持着对于现代及现代性的分明的立场。其回避的意图与其立场成为同一铜钱的两面。这就是典型的现代主义的面貌。在这里有走向完成的线条性进步的过程(虽有时是曲折的，但全体上具有确固不动的方向性)，在其过程的终末上有作为一种乌托邦的完成。实际上其完成永远不会到来，存在的只是对于现代化的确固不动的乐观信赖。其信赖的确固不动可能是无反省的另一个表现，或可能是一种虚伪意识的发现。对于其乐观信赖的实际内容是什么，我们在下面再论。
(2) 二十世纪文学论提示了从文学本身认识文学史的可能性，从在中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的脉络看来，这提示应当获得非常高的评价。例如，它把1898年士大夫文学改良运动看作古代中国文学全面的深刻的断裂的开始，根据在于其运动中“从文学观念到作家地位，从表现手法到体裁、语言、变革的要求和实际的挑战都同时出现了”(文学评论，5)。而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根据也在于文学内的性格。第2节在主题思想方面，第3节在美感方面，第4节在文体方面说明其根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主题思想方面看是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真挚的文学，热情的文学，沉痛的文学”，从美感方面看是“悲凉”的文学，“激昂”和“嘲讽”这两种相反的美感色彩错综的文学，从文体方面看是艺术形式在整个文学进程中辩证发展(例示一些两相对立的如：雅与俗，普及与提高，“主义”与“艺术”，宣传与娱乐，民族化与现代化等)的文学。对于这样的说明具体我们细部上可以提出各种异议，也可在整体上作出别的说明。例如，以“改造民族灵魂”为总主题的说明有理，但是也可以以萧君和所提出的“改造客观世界”(三人谈，121)，孙玉石所提出的“人的解放”(三人谈，125)等修整或补充，而且“悲凉”这美感特性也可以用萧君和所提出的“悲愤”、“悲壮”来补充。
然而我们在这里要问的是别的。把关心转向文学内部好是好，但现在却逆向地忽视文学与文学外部的关系。虽然不是完全无视或完全排除，像对主题思想、美感、文体的说明一定程度上伴随着社会政治的说明，但社会经济的关系，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给予说明。这在社会主义时代可以谅解原因，可是在以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及进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新时期，资本的运动与文学内部的关系显然是我们在生活整体里面认识文学时，不能忽视的本质上的重要问题。
在文学理论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不能超越雷·韦勒克(Rene Wellek)式稳健素朴的文学主义：文学史记述应依据文学的标准。揭示韦勒克式文学主义的限制已经很久了，我们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的，解释学的，接受美学的，后期结构主义的，以及最近兴起的认知科学的，或是新马克思主义的等等各种脉络新提起深深检讨文学史记述上不能不面对的质问：例如文学史是什么，使得文学作为文学的性格即文学性是什么，文学史记述的对象是什么等等。其检讨会深化对于在后期资本主义时代中文学的存在条件的洞察。总之，所谓文学性绝不是超时代的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东西，社会经济的脉络就是在其变化深层中起作用的最重要的脉络之一。其脉络不是还原性的脉络，而是内化到文学，最终内化到文学性层次的这样的脉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像是有意地遗漏社会经济的脉络，也与对现代化的乐观信念不无关系。
(3) 对于以1898年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即现代文学的起点可能有很多争论。谈论现代起点不但是在中国，而且在任何非西欧地域也是不容易解决的论争性难题。实际上，起点问题在其本身意味上并不太重要，只是太执着时，容易沦于非生产性的形式理论。起点论也许如起源论一样其本身是虚构性的论议，可是，起点论的难点所包含的肯定性意义就在于它可能逆向地显出由一个时代到下个时代的移行不是一个单纯的而是复合的、不是线条的因而是曲折的过程。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中，起点问题成为一个关键——按照怎样把握起点，其现代性内容跟着也便不同。这里重要的是起点论应当与对于现代性的本质上的论议做有机的结合。
1917年说往往闭锁于西洋文学的移植这构图，相反地把起点溯及于1917年以前的看法，大体注目现代自生的发生，认为自生的发生因西欧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受挫折，而从1917年开始歪曲形态的现代。两种看法在认为1917年新文学运动是西洋文学的移植这点上是共通的。比较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1898年说很有独特性。它既不把1898年看作自生的发生，也不把1917年看作西洋文学的移植(这种看法成立的原因在它以独特的方式涉及世界文学的概念。这世界文学概念下面再论)。它说，1898年是与古代文学全面断裂开始的年度，1919年是其断裂完成的年度。换言之，从1898年到1919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立的准备期。这准备期进行由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移行。这时可以提起一个问题即：把其移行期归属于哪里？理论上因为移行本身是二重性的，所以可以归属于其前也可以归属于其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把它归属于二十世纪，但也可以归属于十九世纪。不论归属于哪里，1898年前后的差别和1917年前后的差别，首先必须明瞭化。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把移动期归属于二十世纪，强调1898年前后的断绝而对1917年前后的断绝表示沉默，将只说明完成与古代文学全面的断裂。实际上1898年前后的断裂不是根本上的。白话文是已经古来存在的，诗、小说、散文也是古来存在的体裁，尤其是文学改良运动世界观，根本上是士大夫的世界观。它是如文字的表现一样的改良运动即当面对西欧帝国主义的威胁而对内的不能再隐蔽的封建社会矛盾膨胀时，它企图克服其危机，但保存着士大夫阶级的支配体制。我们不同意把这个改良运动看作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虽然历史上这阶段多层面混乱错综，但不能因表层上的错综就混同深层里的基本特性。有时也可以注目其运动的二重性即封建的保守性与近代的进步性的错综，可是这看法也应当强调1917年前后的差别。1917年前后的断绝是根本性的。在这里，白话文显然是现代的白话文，体裁是现代的体裁，新文学运动世界观是市民的世界观。新文学运动十年来最大的课题是与1898年以来文学改良运动的末流斗争，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虽然是同一的1898年说，但是如何把握二十年间移行期与其前、与其后，关系到其起点论的实质内容会有不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1898年说虽着眼于古代文学断裂，但因相对地忽视1917年前后的差别，反而造成将断绝的契机往上溯及的可能性。将这断裂视为一种脐带式断裂，能确保可以发掘传统与现代之间深层关系的理论基础，可是断裂契机越往上溯自然会越重视内在的发展的契机，所谓传统与现代之间深层关系也会倾向于强化内在的发展论的方向。应当说明在非西欧地域的现代移行，内在的发展论是非常具诱惑性的，可是偏向一方的结果便会是国粹主义。
(4) 对世界文学概念的独特设定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最大优点也是最大缺点。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正在全面实现，国家、民族疆界正在急速消失，任何国民文学、民族文学不放在世界文学的关系中观察，就不能正确把握其面貌。现在的情况甚至在显现作为制度的国民文学的正体正在解体的征兆。可是尽管情况如此，世界文学概念仍是暧昧模糊。它是某种普遍的实体，还是多数国民文学、民族文学的单纯集合，或是真正单纯一些的外国文学的总称？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中世界文学概念几乎近于普遍的实体概念。它借歌德与马克思的言述例证实现世界文学已经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已有预见，诊断二十世纪符合其预见的是世界文学初步形成的时代。在这里发出一个微妙的陈述。
国别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大系统之后获得了一种“系统质”，即不是由实体本身而是由实体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一种质。(文学评论，4)
这是说明在世界文学初步形成的二十世纪，国别文学怎样与世界文学结成关系。按照这说明，世界文学是一种体系，由一些国别文学实体之间的关系形成的一种体系。二十世纪国别文学应当进入其体系中，或者说国别文学不能在其体系之外这说法可能更适合。因为形成了世界文学的话，那就已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别文学都已经在体系里面。国别文学进入世界文学，即进入多数国别文学的关系网以获得从来没有的新质，这似乎像是相当有要领的说明似的。可是，从其他言及世界文学的几处看来，世界文学实际上是以一个普遍的实体显现的。
(1)如果把“世界文学”作为参照体系，那么，除了个别优秀作品，从总体上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的发掘显然缺乏哲学深度。(文学评论，7)
(2)(……)正是这一切，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既具有与同时代的世界文学相通的现代悲剧感，又具有自身独特的悲凉色彩。(文学评论，9)
随手取来上两条例文，在这里的世界文学是各种国别文学中共通，因而可以认为是无异于一种普遍的文学倾向的。实际上它是普遍的实体还是关系网这问题，虽然微妙，但不是深刻的问题。
问题正在于：世界文学是谁主导的？还是内部上相互同等的关系里成立的？歌德或马克思的言论里，世界文学是以西洋文学的主导性为前提的世界文学。实际上西洋文学进入二十世纪扩散到非西洋地域国家，对现代文学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非西洋地域国家形成现代文学不论是移植西洋文学，还是采纳西洋文学，还是与西洋文学的相互作用，无疑西洋文学对于其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近二十世纪末情况已有相当程度的变化。西洋文学的主导性显然弱化了，非西洋地域文学的地位向上，有时非西洋文学对于世界文学潮流起了主导的作用。若冷静观察，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其内部的主导性，分为两个阶段似乎更符合实际。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把第二阶段的情况扩散为全体的面貌来理解。这样做，成功地脱离从前的对于西洋文学的劣等心理。可是这不符合于事实。下述二十世纪初西洋文学与世界文学状况的一段话，看来几乎就像是意图性的误解。
当着世界的文学艺术已经克服了当“欧洲中心主义”，开始用各民族的尺度来衡量各民族的艺术的时候(……)(文学评论，5)
这种世界文学现象的开始显现，最早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说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初与同时代的世界文学具有同步性，那么，其同步性就是除西洋文学外，与非西洋地域文学的同步性。它们共有一个在文化的殖民主义的攻势里被编入西洋文学所主导的世界文学的过程。
我们也可以谅解，是为了确保有机整体性而做出这样意图性的误解，可是不对的还是不对的。实际上是西洋文学主导的世界文学(以贯彻文化的殖民主义为其内容)，却说是相互同等的关系网的世界文学(西洋文学也只是其中一部分)，其本身仍是一种文化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傲慢而已。我们很小心使用世界文学这个用语的理由就在这里。继续引用上述陈述如下：
我们却可能误以为旧的就是好的，无法挣脱三千年陈旧的内部的桎梏。(文学评论，5)
由这陈述来看，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透彻于反封建脉络，而在反帝国主义(及反殖民主义)的脉络上，其问题意识却相对的脆弱。
有关所谓世界文学还要指出的一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太忽视社会主义文学。中国文学与二十世纪初世界文学具有的同步性，严格地说，是与非西欧地域文学的同步性。它的样貌主要是采纳十九世纪西洋文学(这已经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东西)。而在1920年代末开始探究的普罗文学或社会主义文学，是与世界文学同步的。它是具有泛世界同时代性的。其探究具有很多潜在的可能性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其可能性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陷没于斯大林主义、日丹诺夫主义的深渊，但在西洋，其范围虽有限制性，却达成了各样宝贵的果实。需要的是对于其可能性为什么和如何陷没于日丹诺夫主义的深渊这个问题作深深省察，并再探索其在现在的可能性而不是否认其存在或把它置之度外。
三、对现代化的乐观及其危险性
以上对四个主要方面做了检讨，省略枝微末节，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从总体上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以对现代化很大的乐观为其基本的视角。其乐观产生走向作为理念型的现代文学的进程这概念，因而忽视对于作为现代的内容的现代性的深刻批判和省察。这乐观自然连着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现代化的路线。这现代化的实际内容就是活性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编入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这里，资本主义的矛盾不能不作为一个新问题抬头。不仅劳资间矛盾，贫富差距增大，更有甚者还出现劳动的异化，意识的事物化等一些问题(1985年那时还不太深刻，而现在显然已经成为深刻的问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漠视这些问题。其漠视也许是意图性的漠视，其漠视固然强调了文学内部(这有道理)，却无视文学与社会经济的关联(这没有道理)。
今天，现代性再成问题的理由在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现代以后”这明快的图式被世界史实际的展开所破坏。在这里，就算能有确认现代的肯定性的立场，但那并不妥当。在任何一个时代，文学要对于自己时代的普遍性或认为是普遍性的问题，提出疑问，认识其时代的矛盾，赋予语言以表现。现代文学在追求现代和追求克服现代这两个相反指向的共存里面存在和运动是极自然的。所以需要的是，立足于其二重性，把从现代开始到今天仔细考察，批判认识概括性意味的现代性。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抱持对于现代化的乐观展望，把其现在性展望逆投射于过去因而在理解文学史上犯了错误。我们说文学史应当常常新写的时候，意味着不能只在过去的脉络里看过去的文学事实，反而应当由现在的立场再构成。换言之，应当了解说明过去的文学事实怎样冲击现在，怎样被现在再构成。可是在这里，过去的文学的事实应当不丧失客观性，不应当被现在的再构成损伤其客观性，从而使后代读者们不断重新认识和扩大其意味。
对外来看，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里还深刻的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是互惠平等的空间，而是一个苦痛的空间——国家间抑压关系，发展和低发展的不均衡状态，后进国对先进国政治经济的从属等复杂错综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也忽视这点。它却有着对于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里上升到主导性地位的乐观。其乐观产生于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世界文学的奇妙的意图性误解。这意图性误解不是有关摆脱殖民主义的，相反地，与新帝国主义、国粹主义的，尤其是与在东亚内部的中国主导性的隐秘欲望难道就没有什么关系吗？就算这样的欲望在构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时没有意识、无意识上的作用，可是我们可以说其理论体系里面隐有一个可能孕育这种欲望的构造。
东亚地域国别文学从开始向现代移行起具有同步的历史经验。在这里，日本实际上相当有例外性。至少，从清日战争及俄日战争到军国主义的日本的经验成为一个帝国主义的现代的特例，与中国和韩国经验的第三世界的现代确然对立。我们得把西欧的(帝国主义的)现代性与东亚的(第三世界的)现代性辨别考察。西欧的现代性与先发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结合，东亚的现代性与后发资本主义及殖民地(新、旧)结合，所以其内容显然不同。但是必须以包括这二种不同现代性的世界意义上的现代性为前提。与其说所谓现代性有两种，不如说有普遍的现代性的两面，其一面是西欧的现代性，另一面是第三世界的现代性。世界史告诉我们这两面的相互关系就是一种表里关系。再说，如果没有后发资本主义及殖民地，那么，先发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也不会成立。在这里，以为只有西欧的现代性是真正的现代性，第三世界的现代性是残废畸形的现代性或是还没到真正的现代性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第三世界的现代性也已经是普遍的现代性之两面中的一面。反而须要探索的是有没有超越其两面中的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的探索即为其一例，可是它在二十世纪末遭到严重挫折。当然，情况在二十世纪末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经过新殖民地时代以后，资本的国际化及世界市场全面实现并稀释了从前的帝国主义/殖民地构图。同时反现代主义理念抬头，这意味着现代的两面现在消失其境界，全面相互浸透着，其相互浸透使得问题更复杂，使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为更反人性、更苦痛的空间。我们就站在这样的位置，所以研究文学的我们得把追求现代和追求克服现代这二重课题，不但在自己国家文学内，也在东亚文学内，更在世界文学内作互惠平等的探究，其基础将会是批判的、知性的、国际连带性的吧！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