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三年前开始从网上一本一本买齐《竺可桢全集》的时候，我没能预料这位气象学家的日记会带给我如此大的震撼。当初因为《马一浮全集》，发现老先生关于浙大约请国学讲座的叙事与学界基于《竺可桢日记》披露的信息不无矛盾，决定两部全集捉对来读，结果不由自主坠入这个浩大深邃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关国立浙江大学，有关民族风云、时代更迭，更有关几代知识精英的命运浮沉。可贵的是，老校长始终以一支平和冲淡之笔，如实记录近40载，留下了逾1000万字的故事和心情，成为我们今天咀嚼、赏玩、回望和礼敬那段历史、那些岁月的最好蓝本。

老校长的文字助我完成了一系列相关话题的研究，而且自虐的是，因为多看了几遍全集，一个让人兴奋的念头在2015年暑假诞生：何不以竺可桢日记为基础，编一个“竺可桢浙大年谱”呢？既为勾勒国立浙江大学时代的竺可桢，也能厘清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一举两得，岂不善哉！

于是，漫长的信息遴选、输入、查阅、核对，就开始了。从2015年暑假到那年年底，所有假日和工余时间几乎都被全集内外海量的材料所挤占，终于在那年的最后一天，按计划录完了竺可桢13年日记里所有我以为是的相关信息，如期搞定第一步计划；第二步，是大量翻阅和收录用于补充和辅佐的各类报刊记载史料，增补重要信息，并为其中的部分人物和事件作简注或说明；第三步，则是利用假期重走始于80年前的国立浙江大学西迁之路，探访各地档案馆、纪念馆和浙大办学遗址。

现在，这部几经磨砺的年谱已经粗具规模。在对相关档案、日记、书函、纪传和其他文献作了几番地毯式的搜寻和对各地作了相关探访之后，年谱中竺可桢和西迁时期国立浙江大学的形象，在我眼里越来越完整真切并且像昨天刚发生一样鲜活生动。这里有悲怆、沉重，有无奈、苦闷，因为伴随竺可桢和他的同事、学生们的，是战争、炮火、死亡和长时间的播迁与流浪；这里也有关怀、温暖，有豪迈、自信，因为一位意志坚定、视野前卫并理念独立的校长，国立浙江大学兀自走上了那条跻身国内一流甚至成为“东方剑桥”的征程。在我看来，这段历史充满光荣，书尽传奇，但是不可复制，尽管它像是今天众多高校使尽解数想要抵达的目标。然而，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今天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靠近她，还原她，然后怀着崇敬宝爱她。

二

依年谱之名，我们大体可以设想三个关键词：“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和“1936—1949年”，它们不同侧重的排列组合，或可提示本年谱的三大主题：

主题一，“长校国立浙大时期的竺可桢”。作为非常时期空降浙大的竺可桢，除了艰危岁月里率校西迁，非常条件下潜心办学，十三年如一日尊师爱生，全年无休任劳任怨，将一所毫不起眼的地方高校，引领成广受赞誉的“东方剑桥”……这一切自有实证随处可见；而更值得珍视者，当有他就任前的犹疑，任期内的纠结，卸任后的长怀关切，诸种复杂、真实的心理和细节，在日记里呈现得自然真切。年谱有什么理由不将这样的细节刻录下来，以助力我们对一代大学校长更真实的还原、更立体的研究呢？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东关（现属绍兴市上虞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中国物候学创始人。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庚款留美，入伊利诺依大学农学院学习，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191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秋起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8年，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4年，与翁文灏、张其昀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36年4月，在兼任气象所所长同时，竺可桢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历时十三年整。本年谱记录的就是竺可桢这十三年的风雨人生。

主题二，“竺可桢治下的国立浙江大学”。比照今天，民国高校获得的成就有目共睹。那种民主精神，科学姿态，那种独立情怀，自由思想，此番现代大学之要义在那个年代已成为众多高校和高校学人追求的目标。国立浙江大学的成长，离不开那样一个志同道合之群体、之语境，离不开对那样一种现代价值的共同体认，浙大及其同道者艰难成长的重要关节，自是年谱别一个记录重心。而竺可桢治下的国立浙江大学，因校长特为家乡的大学拈出“求是”二字作校训，倡导并力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求是文化，为浙大的腾飞导航、护驾；因校长还为这所学校延揽了大批学人，创设了完全学科，以那个年代所可能有的超豪华“配置”，让国立浙江大学出落成民国高校之奇迹，这一切，更是年谱所在尽心描绘的。

主题三，“竺可桢浙大十三年”。这十三年是如此特殊，因为其间竟可以有十二年被战火追逐，为硝烟围困。而学校和其师生仍是如此淡定，如此从容。他们恍若远离这个世界，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诸大学职能几未受影响；他们又实实在在地身处其境，在战火硝烟中一次次经历颠沛流离，一番番感受黯然神伤。战争确乎可以摧毁掉城市、乡村，摧毁掉工厂、田园，摧毁掉如此众多的生命和文明；但是，竺可桢和他同时代人的选择告诉我们，作为人类最高理想的那部分梦想和信念，是任血雨罡风，都难以毁弃的。

三

今天回首老校长日记，我们会发现浙大的“成长”是何其艰难。

战争年代高校西迁，是非常时期民国教育部一项顶层设计。全面抗战两年之际，教育部长陈立夫曾有过一份报告，《抗战二年来之教育》，为我们记下了那个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艰辛与努力：“战事既起，军运浩繁，各沦陷地点及迫近战区之学校，于舟车供应缺乏之际，幸能抵达内地，恢复课业，西北达陕甘，西南及云贵，中部溯江而上至四川各地，往往在昔日视为交通不便，高等教育未发达地区，今皆成为学府之林，对于内地各省社会文化之演进，裨益甚巨。”

在这次漫长的迁徙中，浙江大学将“求是”文化火种播撒得最为辽远，最为广阔，几乎覆盖大半个南中国。他们求是启真的勇毅，他们海纳百川的胸襟，他们树我邦国的信念，他们天下来同的情怀，都写在这一趟前无古人的文军长征里了。

那是全面抗战爆发不久，靠近前线的国立大学中，国内显示度最高的几所高校，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基本第一时间就撤离原址。1937年10月，北大、清华、南开西迁至长沙，组建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半年以后，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成为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亦于同时一步到位抵达重庆，借址重庆大学异地开张；“朝中有人”的武汉大学也不一般，虽本就远离前线，可迟至1938年3月西迁，也是择定乐山不松手，无论如何损失都被降到了最低。但像同济、复旦（私立）和浙大这样“非主流”的东部前沿学校，西迁路程归各自规划，就相对辗转和漫长了。与浙大一样，同济大学是从上海江湾搬迁至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广西八步、云南昆明而四川李庄，复旦大学也是经江西庐山、贵州贵阳而重庆北碚，都是历尽波折。

而倘以部拨经费来衡量，当年浙大在全国高校的地位也比较尴尬。1936年，竺可桢接手浙大的一个条件，就是浙江大学每月经常费由国库拨六万元，加上省拨一万元，保证全年经常费76万元，用于支付教职员薪资、购置仪器书籍和日常办公支出等。这其中，教职员薪资会占到60%以上。当时，这个经常费数字排在武汉大学之后，更遑论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了。所幸临时费可随时申请，比如建筑费、搬迁费、外文图书费、学科增量费、借读生补助费、学生贷学金等等，名目不限，合理即可。竺可桢为浙大跑得最多的就是这类经费。

钱不多，路周折，战乱环境下，大学能维持，文化种子能存续，就已经是莫大的宽慰和贡献了。而浙大在定居遵义、湄潭后“报复性”的壮大，气象学家校长和他的团队积蓄已久的能量的厚积薄发，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全面抗战八年，国立浙江大学一跃跻身世人瞩目的杰出大学，这一切，自然跟一位领袖有关，跟一位大学的引领者有关，跟他坚守的教育理念、设计的人才制度和始终执行的民主治校原则有关，当然还包括他个人的人格魅力：基于坦诚、无私、正直和富于同情而产生的威仪。

期间，他也在犹疑、摸索中行进。1936年初，当得知被举为浙大校长，他的第一反应是“不愿就”，不接受，因自己一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之类，且亦不屑为之；二为时局如斯，万一半年内战事发生，则不免悬心吊胆；三，即使受命，亦以半年为期，而半年之内则难看见成绩，加之一辈子都不愿放弃的气象研究，浙大校长这一官半职实在没有多少吸引力。可惜后来万难抗命，便生生主张三条，条条不容商量：财政须源源接济；校长有用人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时间以半年为限—折射出典型的“浙东人的硬气”。

此后的日子里，前两条，他的所有提议、方案都得到了尊重，获得了实现；惟第三条，显然遭到各种“无赖”和抵制，结果是被动地或主动地，他长校浙大整整十三年。

这或是他的不幸，但确是浙大之幸。他治大学如烹小鲜，力量使在刀刃上，不仅巧妙调动师生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且四两拨千斤，谈笑间让学科走上合乎规律的永动轨道，让浙大拥有“东方剑桥”的至上荣耀，自然而然，了无刻意甚至不着一痕。当然，他全身心扑在学校里，经常大年春节都不休息；他甘做“浙大保姆”而无怨悔；他广揽人才、亲勘校址，事无巨细，亲历亲为；他坚持原则，公平公正，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为洁净校园环境不受政党之干涉，他不惜开除他宝爱的学生……

四

在体例上，本年谱依循一般年谱编写方式，依年月日顺序，以老校长行止为中心，较全面地展示竺可桢长校浙大期间，发生在校园内外的重大事件。在材料取舍上，着重体现这样几个侧面：第一，西迁行踪；第二，办学理念；第三，大学职能；第四，心路历程。

西迁行踪。这是竺可桢时代的历史宿命。往小里讲，这一段历史与浙大相关，与竺校长相关，与时在浙大的每一位师生相关，是那个年代校园师生共同绘写的人生大戏和大学传奇；从大里说，则又关乎和折射着国家、社会的运命和走向。所以，年谱对左右浙大几度播迁的各种战事进展、筹备规划、会议协商、上下疏通、犹疑困惑、艰辛曲折，都尽可能地据实以录，不留死角，不意隐藏，以完整还原这段历史的光荣和梦想、坚守与苦难。可以肯定地说，一部《竺可桢浙大年谱》，同时也是一部简明完整的“浙大西迁史”。

办学理念。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一直挣扎在动荡而惨酷的战争阴影中。不断的迁徙和奔波，持久的外侵或内乱，无论安稳富庶还是民不聊生，无论平和清静还是被搅得鸡犬不宁，都毫不影响竺校长在他长校的十三年里，始终信奉独立思想，始终坚持民主治校，始终倾听教授、学子的心声和意愿，始终以“求是”校训烛照一届届浙大学子，鼓舞他们探求真理的勇气和才能，培养他们“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人格与精神。这是一所大学的生命和要义所在。没有了独求其真、独问其是的勇气和才能，一所大学也就背弃了它成其为大学的科学精神和社会道义。于是，那些大学里各种以教授为主体的校务机构，各种以学生为主体的自治团体，他们的会议和活动，理念和作派，他们在浙大成长过程中承载的作用与使命，无疑是当今大学最可资镜鉴的精神财富。

大学职能。全面抗战期间全国各高等院校流亡办学，各校都不仅扩大了办学规模，壮大了师资队伍，拓宽了生源范围，而且将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和文化，播散到高等教育原本有所不迨的中西部地区，客观上使中国的教育版图更趋合理，教育成就也几乎空前绝后。尽管过程和方式有些让人不忍。断续西行五千余里的国立浙江大学同样也是如此。即便战火纷飞，即便警报空袭，学校的教学时数、教学质量，基本不受影响；师生们更明确了教育建国的目标和科学研究的动力。与此同时，各大学的文化传承和社会服务工作亦开展得如火如荼，年谱中，浙大在各地都留下了办民校、募捐款、筹义演、助农技，以及劳军、筑堤、修桥、垦荒等记录，彰显着一种和谐天然的校地关系。

心路历程。日记在写作时并未有昭示世人之初衷和被人群窥探之隐忧，故大多数时候真实而少掩饰，是历史事件还原和历史人物研究的上好史料。日记里的竺校长是一位理智平和之士，大多数时候，他的日记冷静客观，鲜有对人对事的品评和揣测；但日记毕竟是私密的，竺校长日记里也不乏对自己的解剖，对同仁的臧否，对事件的批评，包括延揽名师的急迫，处置学子的矛盾……从中传递出一个民国知识分子真实丰富的心灵世界。以竺可桢这样一位足以彪炳史册的大学校长而言，在年谱中摘要其心理波澜，其隐喻的历史信息应该是微妙而引人关注的，亦或也能昭示出历史的某种吊诡和深密。

五

编年谱是一个力气活，只要舍得花工夫，谈不上什么技术含量。一年有半做下来，对此也深有体会：编个年谱，无非就是查资料，查资料，查资料……

首先是档案资料。那些沉睡在档案馆里的文书，包括各类往来公文、请示报告、典章规制、电文书信，等等，它们所透露出的细节，依稀可以还原当年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查探档案，其难度或在于两个，一是从海量的档案文书中发现有效信息；二是尽可能搜索不同收藏地收藏的档案。在档案收藏远未能实现资源共享的今天，实地探访，亲眼过目，肯定是大有必要的。老校长当年率校西迁所抵达的每一个市县，或都留存有相关档案资料。2016年初的龙泉、芳野、松溪一行让我的这一执念得到了验证，当地档案馆、纪念馆的确藏有不少竺可桢时代国立浙江大学的办学信息；2016年暑期长达5200公里的西迁之旅更为本年谱的编撰增加了不少材料。

其次是书籍报刊资料。前面说过，本年谱最大的幸运是竺可桢日记保存如此之完好（仅管前此十年的日记已湮灭于战时），这几乎让竺校长当年于浙大的言动、作为、思想、情感有了最真实和可靠的依据，径直抄录，就将是一份完整的年谱。当然，为避免单一视角可能造成的盲区，查阅当年各地报刊、书籍，掌握更客观全面的资料，自是年谱编撰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后来发现，以我一己之力和有限的工余时间查阅全部可能有相关线索的书刊资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我的参考书目遴选就变得无比苛刻，基本上仅限于这样几大类：一是竺可桢长校浙大十三年间的民国重大历史事件实录，如基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和当年出版物翻印的《民国史料丛书》；二是国立浙江大学当年出版的各种校刊、学术杂志、学生刊物；三是各地报刊，包括像《东南日报》这样的地方媒体，或像《申报》、《大公报》这样的影响力媒体；四是竺可桢时代浙大学人的全集、文集、文选和后人为他们编撰的年谱、年表，尤其他们当年的日记、书信和新中国成立前撰写的回忆录；五是海外浙大校友的回忆和纪念文集，等等。仅仅是这偏狭的几类，我需要查阅的文字也是数以亿计的，那个《民国史料丛书》就有煌煌1128册！所以一目十行、百行，一天翻阅十几、几十本书都是常态；也所以，遗漏或者误植就万难杜绝。

另外，报刊查阅之难，也有出乎想象的地方。比如校长日记中提及的一些书目线索，今天再去查找，难度极大。当年竺校长曾阅读过两位浙大外教寄赠的记录浙大西迁的出版物，其中发表在《亚洲》1939年第一期上的A University on the March（《一所前进中的大学》），通过浙大图书馆馆际互借部多方辗转终于找到原文（译文登于校刊）；另外一部书就没这等运气了，不仅大英图书馆没找到书目记录，托浙大驻英机构查阅当地地方图书馆，也没有线索，很可惜，那本书— Our Wartime Adventure（《战时历险记》），想必是失传了。

再次是实地探访资料、当事人口述资料。骨子里，我还是一个感性多于理性的文字工作者，多年来基于文学阅读练就的直感，让我更信赖自己的联想和判断。冬天里走在浙南闽北山间实地探访，眼前活生生的山水、植被和保留下来的建筑、风情，颇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现场的想象和还原。尽管年谱不相信情感。后来，建德、吉安、泰和、宜山、遵义、永兴、湄潭……浙大诸西迁之地在2016年暑期被一路打尽，次年寒假，还到了广州三水那片奇丽的水域，西天目禅源寺也曾专程前往。在浙大诸办学地查找资料，还原现场，实地探访，亲临察看，甚至直笔校录，在我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让人心安。这其中最可宝贵的，是这一段并不漫长的历史，还能留给我们许多证物、证人，为过去的历史提供佐证。

六

本年谱编排体例详见《凡例》。

与国立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相关的龙泉、松溪、西天目、建德（梅城）、吉安、泰和、宜州、湄潭、永兴、遵义等地档案馆或浙大办学旧址，以及上虞、绍兴、南京、重庆、广州等老校长驻足地，均已一一造访，相关信息结集为同期出版的另一部拙作《重走西迁路—我的求是精神之旅》，亦已呈于本年谱中。

责任编辑宋旭华先生尽心尽力推出拙作，其担当深值嘉许。

因时间有限、水平拘囿，遗漏、讹误在所难免，还望方家不吝指正。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杭州 水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