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校发展持续教育的空间与困难

香港浸会大学 张羡英

一、前言

教育必须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不断演化，持续教育亦不例外。在香港，持续教育在2000年后的十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急速发展，这无疑符合西方先进国家持续教育界发展的历史潮流。持续教育变革的步伐一定要走下去，但尚需要适当的规划，才会迈向平坦的发展之路。本文将会概括香港社会背景，回顾近年持续教育界的演化，检讨现行附属于本地大学的持续教育院校的发展策略，借以探索未来方向，实现香港持续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二、不断变化的全球社会环境与香港的持续教育

在知识为本的经济社会中，培养高端人才对于社会持续经济增长有莫大帮助。持续教育的存在与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政府的政策有密切关系。1997之前，英式大学的教育视颁授学位为珍贵的特权，香港即使经济繁荣，位列“亚洲四小龙”，但公立大学入学率依然停留在18%左右。特区政府管理下的香港高等教育明显地不只着重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而是通过有限度的监督及适量扶持的措施，走向鼓励公私共同发展的高教模式。香港现有13所可颁授学位的高等院校，其中由公帑资助的大学8所，财政自给的私立院校4所，由公帑资助的香港演艺学院1所。而其中有5所相关持续教育学院正全速为开办四年制的学士学位课程接受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HKCAAVQ）的评审，积极考虑脱离其本部升格为私立大学，向这条艰苦而具挑战性的道路迈进。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香港的高等教育将进入异彩纷呈的时代。

回顾历史，“成人教育”便是持续教育的代名词。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香港各院校及成人教育机构开办的培训课程提供短期及实用的学习机会，主要对象为辍学者、基层劳工或新移民（Fisher-Short, 1974）。这其中包括欠缺继续进修专上教育机会的不少有能学子（Cribbin, 2002）。

自1997年主权回归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大规模而综合性地反思香港教育体系。1999年，特区政府教育委员会呼吁社会各界响应“终身教育”（香港教委会，1999），强调学校教育和各种职业培训的结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并引入了持续教育的概念，设立50亿元的“持续进修基金”，以资助成年学员进修（EMB, 2001）。同时，政府也鼓励大专院校开办全日制副学士课程及社区学院，使香港的高等教育的入学率能于2010年达至60%的指标。在随后数年，香港的持续教育院校遂纷纷响应政府的诉求，使得本地高中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整体比率由2000年的33%逐步攀升至近年的约70%（杨健明、沈雪明，2008）。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政策的嬗变，无疑受到了全球高等教育环境变迁的影响。早在20世纪60年代，很多国家，特别是欧美的先进发达国家，已看准扩展高等教育是增长经济及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必然要素，同时，高等教育亦有多样化模式发展（diversified model）的需求（Guri-Rosenblit et al, 2007）。至80年代末，人们开始谈论全球化在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各方面对教育的影响（Mok & Chan, 2002）。全球化下的后现代社会环境令个人多了发展机会与威胁，使得教育变成一种超越时空的持续需求，导致了“知识型社会”的出现（邹崇铭，2000；张羡英，2003）。

在这全球化浪潮下，香港自不能独善其身。随着经济结构转型，香港工业北移，产业重心进一步偏重金融、物流等服务性行业。经济结构的改变必然导致人力资源结构的改变，“技术”“技能”的定义更新换代，一般的中学学历或简单的职业训练已不能满足个人在知识型社会里长久的竞争力提升的需要，更遑论推进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正如“全美学院及大学协会”（AAC & U, 2002）于2002年的一项调查指出，现今社会的人拥有一个学士学位就像100年前的人拥有中学毕业一纸文凭那么普通，因此香港特区政府着手提升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已是大势所趋。

要在短期间大幅提升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响应终身教育理想的浪潮，使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甚或进而普及化，香港社会不大可能单单依赖原有的正规大学系统（OECD, 1990; MacDonald & Stratta, 2001）；况且，建立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系统亦有其必要。如上文所言，2000年前后，本地多所公立大学附属的持续教育学院为响应政府的新政策，大力发展初期高等教育的商机，以开办全日制副学士课程为主的社区学院应运而生。起初，这些学院与政府合作，成功承办专为完成中学课程的“双失青年”（失学、失业）而设的毅进课程，予其资历确认，及继续升学的“跳板”。这“毅进课程”的平台奠定了双方进一步合作的基础，持续教育机构为香港特区政府落实其教育政策及终身教育的目标做出贡献，不得不归功于其多样性的特点及传统：勇于响应外围环境的挑战、与时俱进、灵活运用资源及多元文化的课程设置。

应该需要特别指出，整个教育事业的变革，并不是只有从上而下，或从宏观到微观的单向推力可以成就。在后现代社会，以前界限分明的权力结构趋向模糊，固有规范被打破，个人由以往机械式地被推到正规教育机构，接受固定、制度化的正规教育，一改而变为主动地、自发地渴求知识，视学习、“自我增值”为一种生活态度。知识融入生活、工作，使学习和生活、工作的分野变得模糊。随着越来越多人有此意识转变，个人对此进一步的反应是：一则追求更高学历，或深造固有技能；二则追求多方向发展，横向增加更多学历和加强创意技术。以香港专上学院持续教育联盟（简称联盟）于1999、2001、2003年的三次调查为例，平均三成本地成年市民都曾参加过各种进修活动，自费课程包括自资学士学位、副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及持续教育学历，学费总支出近100亿港元；另一项针对成人学员的调查显示，于2009年，香港参与持续教育学习的人次估计已由2005年的40万人跃升至139万人（杨健明，2010）。由此可见，香港的持续教育已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持续教育已成为香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三、香港持续教育的新特征

在美国，“成人教育”（adult education）、“持续教育”（continuing education）和“持续专业教育”（continu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三个术语在使用上经常混用，故有学者采用“成人持续专业教育”（adult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来泛指社会上大部分公民为了工作及专业提升而继续进修的社会现象（Cervero, 2000）。就本人回顾文献所得，“成人教育”给人的印象较负面（Apps, 1979），而“持续教育”一词则越来越获普遍认同。附属于香港的大学的持续教育学院的命名现已一律不用“成人”这字眼，尽管其生源仍以成人为多。以香港浸会大学持续教育学院于2009年度的一项统计为例，全日制课程的学生与晚间兼读课程的成人学员的比例约为三七之比，而成人学员来自企管经贸行业者占整体约四成。

在后现代社会，个人的学习与工作历程，已不是一条单一直线式的标准化道路，即“学习—工作—退休”所能概括，反而出现了各种可能性和支项可供选择，如“学习—工作—再学习—再工作”这类两者反复交替的模式，甚至学习与工作在同一时期进行，亦即许多港人目前工余进修的模式。此外，持续教育的扩展使得个人接受正规教育的历程亦出现不同的可能性，例如“正规教育—持续教育—正规教育”这类两者交替的情况，此亦正是目前毅进/副学士及若干成人学员的理想发展路线之一。若加入全球化因素作考虑，个人的选择更多，人生路线将更多元化，例如本地持续教育学院与海外大学合作提供的自负盈亏的衔接学士学位的课程便有数百项。只是，循非传统路径一路走来，最终完成学位的学员，其能力在大众眼中可能仍不及一直在本地传统正规教育下训练的大学生。政府既鼓吹多元化高等教育，却又未帮助接受了非传统高等教育的学生取得应有的回报与尊重，他们当中有些人已付出了一年数万元的学费，还有无法量化的青春与努力，若政府和教育机构只顾发展教育产业，却罔顾学生的利益，最终这产业还是搞不起来的。针对这方面的批评，香港特区政府特首于2010年10月发表的《施政报告》便制定了若干建议，表示会每年增拨10亿港元扩大专上学位课程规模，另设25亿港元基金，利用其收入约1亿港元，为自资专上课程的学生提供奖学金、质素提升资助和评审资助。

如果我们接受了“终身学习”的理念，如果我们坚信成年人的学习能力，那么亦应该认同，学习并无年龄或在职与否之分。持续教育院校在社会中扮演了很多角色，它既是新课程的“开拓者”，重返校园者的“加油站”，也可是知识的“传播人”。那么，目前香港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初期高等教育，便应该也包含在持续教育的概念以内。

事实上，近年来，由于承办了主要以全日制形式营运的毅进与副学士课程，本地持续教育机构服务已不再只侧重以成人为对象，亦不只侧重提供晚间兼读课程。在组织架构上，服务非成人学员（Belanger, 1997）的新部门（社区学院等）发展一日千里，甚至后来居上。由于服务对象迥异，不同部门虽能在个别范畴互相协调，但若长期维持在持续教育机构管理的“同一屋檐下”，是弊多是利多，仍存在疑问。正因如此，持续教育机构的内部体制面临巨大冲击，亟待厘清地位，改良架构，来为将来持续教育行业的健康发展辟出道路。

四、香港的成人持续教育发展的“三角策”

作者曾于第六届论坛提出，大学附属持续教育机构营运的不同策略可分为三大类，三大策略又互相关联，形成如图1所示的“相连策略之三角”模式（the triangle of inter-related strategies）（张羡英，2005）。现根据这三组策略探讨一下近年本地高校持续教育界发展的趋势，并指出需要正视的议题。

以下简单说明此三种策略。

1．组织结构

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全速发展，现时香港的八所公立大学的持续教育院校的组织结构更具规模亦更制度化。在硬件设置上，包括教学设施及基础建设的资源投放，均是前所未有。若论收入，某些高校的持续教育学院甚至多过单靠政府资助的一所较小型的公立大学。至于教学团队方面，全职教员已达一定数量，其学术水平节节提升，已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教员比例逐渐增加。由于副学士课程设置须与本部的全日制大学课程接轨，与所属大学的个别院系的合作关系更加密切，有关的部门负责人也积极参与大学决策。为了向政府争取更多的资助，平衡经营，院校亦经常参与联盟的倡导活动，与外界保持紧密联系。组织强化后的附属于大学的持续教育学院扩大了规模，各项功能兼备，往往享有颇大自由，拥有独立的行政实体，自行统筹及管理各项活动，如财务、招聘及宣传工作等，既能独立运作，亦同时与所属大学及外界的关系更错综复杂，互为影响。

2．课程发展经营策略

自2002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了50亿港元的持续进修基金（CEF, 2002）后，本地大学内的持续教育院校已把大部分短期课程剪裁成学时较长的资历颁授课程（颁授项目包括证书、文凭、专业文凭及高等文凭），在持续教育基金内已有多项此等课程。以浸大持续教育学院为例，截至2010年度所开办的副学位以下的相关课程便有100多项，其中以商业金融范畴者居多。

在这十年来的转型期间，本地持续教育机构的课程发展大致可分为高端持续专业教育（Merriam & Brockett, 1997）和持续高等教育两大类型。具体有下述四种课程规划：①在既有的课程基础上，不断设计资历颁授的证书/文凭/高级文凭及副学士课程；②针对学员提升竞争力及改善职业发展的需求，强调社会的认受性及与行业的关系，不断为企业提供特设培训课程；③为了迅速响应培训市场的需要，广泛“借助外力”，与境外高校、本地专业学会及社团联合起来，利用相互的资源优势，合作开办课程（张羡英，2007）; ④采用市场导向的方式，配以强大的推广及公关宣传活动，树立院校的课程品牌。

3．质素保证

在大量扩充课程数量后，各持续教育院校不能再像从前以依赖市场的无形之手及自然淘汰的方法进行课程的素质保证工作。业界普遍认同、高素质的课程与服务，对维持自己课程品牌声誉与学生来源是必需的因素。自1994年香港专上学院持续教育联盟成立以来，各成员院校的质量保证工作亦越趋专业化。各机构均根据自身行业的特点及大学的历史而加强教学管理和课程评估的内部质素保证机制。至2005年前后，特区政府对办学院校的监管工作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及咨询业界，在港受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八所大学于2006年正式成立了另一独立的名为“联校素质检讨委员会”（Joint Quality Review Committee Limited）的组织，负责确保本地大学内各成员持续教育学院开办的自负盈亏副学位程度课程的质素。特区政府进而于2008年5月5日正式推出《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条例》，设立了“七层资历架构”（qualifications framework），就本地各持续教育课程的等级及水平做出统整评核和登记，为其质素保证机制提供立法框架。“素质会”于2008—2009年间对香港的大学内的八所持续教育学院进行了“院校评审”（institutional review），修订报告促使其做出更规范化的课程保质工作。此外，在联盟的组织下，各持续院校亦进行了不少的互动，如举行年度的质素保证研讨会，互相观摩，共同交流办学心得，取长补短。

4．三角相连关系

上面三组策略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组织结构”愈壮大，人手及资源愈多，课程规划与发展愈容易进行，经营策略变得更具弹性、更多元化及更趋向专业化。课程愈多元及专业，质素控制的要求愈高，质量保证方面便愈需提升。质量有保证，又可使持续教育院校的专业地位提高，在高等教育界的地位愈趋巩固、愈趋主流。

五、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与阻力

自2005年起，上述三者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开始出现变化。当持续教育部门不断发展、经营策略不断进取及质素保证不断加强时，香港高等教育发展的生态亦出现新的变量。上述的三角策略要进一步发展，各自都遇到新的挑战和困难，这使以前三者的相辅相成的关系起了变化。以下探讨各项策略面对的新矛盾与张力。

1．组织结构的矛盾

持续教育部门过去十多年的兴旺，使它们愈来愈容易融入其所属大学的架构内。其从持续教育市场赢取的庞大利润，大为扩张的编制与人手，以及新建的校舍等，都非常触目，使大学本部另眼相看。很多持续教育部门主管亦因而较受大学本部重视，确认持续教育为大学教育重要的一环，持续教育部门是大学架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学当然亦接受持续教育部门可提供的人力、硬件甚至财政上的支持。这现象我在先前的研究报告中提出过，是持续教育“不再边缘”的好日子。

然而，当持续教育部门在大学中的地位愈稳固，愈融入大学的庞复机构时，它的自主性亦会相应减少。昔日由于其边缘地位，受大学本部忽略，持续教育部门可以自行制定及执行大大小小的政策。但现在既成为大学本部的一部分，大学这庞大机器的繁文缛节，持续教育部门都要跟随，并且持续教育部门受到更紧密的监察，灵活性因而降低。例如以前市场若有新的需要，持续教育部门能迅速订立一个新的回应策略，制定相关课程，务求尽快响应学员需求。但现在这些新的构思及其推行，往往需经过层层委员会的评量、审批与通过，过程较前繁复，而所需时间亦长，使课程及重要决策不能及时落实而失去了重要的时效性。

就组织的内部而言，因过去十多年的全速发展，单位多了，事务多了，人手编制复杂了，权力分配不均，大组织所有的毛病（例如单位间协调不够、信息及指令的传讯及接收的障碍、赏罚不够制度化、同事间沟通不足等）当然亦随之而来。这些不可避免的科层组织缺点，多少都会影响部门的运作，减弱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

如何改变现状，寻找全新的发展方向，有学者（King & Learner, 1992）曾研究数百所美国的持续教育院校，并将常见的架构归为四类：首先分别是两个极端，一者为外向的企业型，二者为内向的学术型。两种模式混合的便为混合型，其弊处在定位模糊，经营策略飘忽。但机构若能成功综合企业型的利益与学术型的创新，既能自负盈亏，拓展资源，又能协助维持大学的学术声誉，则达到第四类型——综合型。令人担忧的是现时香港多所高校内的持续教育机构的组织模式多属于混合型，一边是大学的管理较学术取向，另一边是成人持续教育学部则较以企业手法营运，形成了不少内部矛盾，有待解决。

2．经营策略的限制

十几二十年的长足发展，使持续教育机构能掌握市场动态，灵活制定课程，以尽快响应市场之需。所以，各式各样的课程应运而生，使人眼花缭乱。当下游课程（例如最基础的为蓝领成年人或低技术工人而设的短期技术或语文课程）及中游课程（有连贯性的证书及文凭课程）成了发展的园地后，持续教育机构很自然地会向上游课程推进。但目前的高等教育生态，却为上游课程设下了不少的限制。

近年来，副学士课程发展得如火如荼，大学附属持续教育机构看准机会，加入战圈。由于副学士学位的认受性仍然不足，办副学士机构愈能保证其毕业生能被公立大学录取至衔接学士课程，其受欢迎程度便愈高。由于衔接课程的学位有限，现时只有两三家附属大学持续教育机构是能站稳阵脚的，其他的私营机构很多都正在面对所谓的“红海之战”，经营困难。在困局中找出成功路线，是非常大的挑战。一个做法当然是与海外大学合办衔接学士学位课程，而这种安排已是持续教育机构向来都有的做法。但附属于一所大学持续教育部门所办的副学士课程，如大部分都要像不附属于大学的持续教育机构一样，依靠海外学校来办衔接学士学位，而非直接升上大学本部，在学生及家长眼里，自然大为失色。

那么若向本身所属大学商讨，寻求由大学本部合作开办衔接学士学位，又是否可行呢？相信暂时难度不少。首先是资源问题。大学本科学系是否能有足够人手应付大为增加的学生人数？另外是学生质素问题。副学士毕业生当中，质素非常优秀者要进入正规大学学系绝无问题，但如要大学录取成绩较次者，有关方面不免因忧虑学生的整体质素下降而很难接受。如果以大学名义，成立私立大学来运作，又是否是解决办法呢？这不是不可能的，但依目前香港的法律，需有关的院校完全脱离其附属的大学及通过严密繁复的机构评审程序，才能开办自资的学位课程。要知道，成立私立大学，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评审一门学位课程动辄耗时数年，并需交评审费数十万港元，故成为一所私立大学要走的路途便更长远。

倘若争取办好副学士课程及其办衔接学士学位的渠道都荆棘满途，那么若想在所属大学中开办授课式的硕士或以上的课程，暂时更是难以登天。其实，现在香港每所大学都有很多学系开办自负盈亏的授课式硕士课程。正规学系既然自己可以开办课程开拓资源，为何要由持续教育部门为它们执行？正规学系开办自负盈亏的授课式硕士课程，为已有大学学位的在职人士提供进修机会，这当然是持续教育的一种。从这角度看，持续教育已不再一定只是上述所指的持续教育部门才能或才可开办，正规学系亦可实践持续教育。另一方面，很多持续教育机构所办的副学士课程及与海外大学衔接的学位课程，却其实又是正规的课程。所以，想深一层，现在的持续教育与正规教育的界线愈来愈模糊，持续教育机构开办很多正规专上或大学课程，而大学正规学系亦会提供持续教育性质的课程。

由上述讨论，可见持续教育部门要向上游发展课程，目前是困难重重。如何突破现有的限制，迈向上游，要靠持续教育工作者乐于尝试，不断为自身创造发展的条件，才不会划地自限。在终身学习的浪潮里，为成人学员增值而设的课程，应该仍是持续教育机构的市场。社会不断转变，持续教育机构要有灵活的头脑、有效的资源，只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冲破障碍、勇于拓荒，相信它们仍是可以有发展的空间的。

3．质量保证的困难

质量保证是持续教育专业化的基石，昔日如是，现在及将来亦然。自2000年开始，由于持续教育发展迅速，并朝着专业化方向迈进，故此质素保证便刻不容缓。2005年前后，政府推出的一连串监控的措施，使课程质量得以保证，以适应社会人士及认真的报读者愈来愈严谨的要求，亦收汰弱留强之效。作为图1中三个持续教育发展策略之一，质量保证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近年来报读课程的人顾客心态甚浓，他们要求学有所得，加上市场推广及维护品牌的需要，确保课程质素、加强行业专业化的任务日益重要。可是，特区政府于2008年5月通过立法推出的资历架构条例，亦为持续教育机构衍生了复杂的行政工作。尽管现阶段院校可自愿性地选择不把课程表列于资历名册内，但没有了此一校外的标准保证，课程对学员吸引力必定大减。因此，一方面若要开办新课程，需要的前期准备工作大为增加；另一方面，为符合资历架构的审批，机构内部亦必须对现有课程作密切的质素监控，例如设置新课程时需在名称及课时上有所统一、系统地收集行业及专家对课程的意见、听取学员的反馈、留意报读人数的消长等。

多元化的课程、流动的师资、异质性强的生源是成人持续专业教育的特点，也增加了质素评核的难度。珠宝设计与普通话课程的质素评核标准之间，可想而知差异甚大；也可以想象，对来自不同种类的合作伙伴，不同背景、不同行业的兼职导师下达统一的教学标准要求也极具挑战性。因此，课程在数量及类别上的扩展，本身也将加大质素控制的难度，这便制约了机构开办更多新课程的尝试。

4．小结：永恒的矛盾？

上面探讨过组织结构、经营策略与质量保证三方面在持续教育下阶段发展的新关系。组织壮大后比以前更加融入大学架构之内，摆脱了过去的边缘角色。然而融入主流后，其自主性及灵活性都受到了大学庞大科层制度的牵制，削弱了课程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持续教育不断发展，亦鼓励争取上游的副学士、学士及以上课程的开办机会，但暂难说服大学正规学系与之全面合作，自负盈亏的授课式硕士课程更是正规学系乐意自己开办的课程。于是上游课程遭到很大限制，暂不容易克服。持续教育部门仍得在中、下游课程市场创立新高。

每一个策略变更均存在权衡取舍，上述的三角策略亦不例外。面对过往十年香港社会经济及高等教育方面的新环境及新变化，各本地高校持续教育管理者无不需要面对各项策略调整隐含的内在矛盾，才能把各个变项调整至最适状态。

六、展望未来：持续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性

在全球化的今天，高等教育近年面临的转变越来越急剧，这些变化促使传统大学与持续教育进入了所谓的“聚合期”（convergence）（Jarvis, 1999; Wagner, 1999）。借着功能上的相互依存（functional-interdependence）（Cheung, 2006），本地大学的持续教育学部在其大学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可说是发挥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这是成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香港高校内各持续教育部门的未来与其大学本部的历史条件及有关领导的管治作风及价值取向息息相关，人们正在观察本地公立大学在进入2012年新学制的年代后，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深信创新理念来自观点间的正向交流，并加上团结一致、共同解决问题的努力。集中资源“共舞”比碎裂资源“独舞”无疑更胜一筹。长远而言，虽然相对于大学本部的核心活动，持续教育仿如“外围活动”，但我们相信，将来她对大学自身的教研必有补充作用，而且亦能辅助本部实践其社会责任，落实全人教育的办学理念。持续教育在大学与瞬息万变的社会需要之间，扮演沟通彼此的桥梁角色，此角色在后现代的教育环境下，必定日益重要。可以预期，在大学教育普及化的新世纪，持续教育与高等教育将会是一对“良佳”的合作伙伴（Marks, 2002），在繁星点点的历史天空下互相辉映。

长远来说，综合型的持续教育机构是可持续发展的终极方向。就组织结构而言，其内部应是由各自专注于核心功能的部门和专项小组以松散灵活的组织方式捆绑起来的。若高层人员能以人性化的手法管理，专业的课程部门和热诚的工作团队能共同为机构理念和利益服务，相互尊重，保持高昂的士气，各展所长，定能实现自负盈亏和教育理想两大目标。至于就贡献社会而言，可持续的持续教育不应只为了利润而完全变得市场导向和功利取向，反之，必须同时正视学员的情感需求，营造人性化的学习环境，让他们享受学习，而不是一味受金钱、证书、地位等因素推动，进而帮助学员实现在公义、道德、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追求。

笔者尝试在本文概念化地总结了一些香港高校持续教育常见的发展策略及其内在矛盾，除了分享经验，亦在抛砖引玉，与同行一起思考应对方法，为香港的持续教育机构做好“可持续发展”的准备，跨过转型期的十字路口，迈向较为平坦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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