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林：熟悉工业界的专家型记者

朱林，1950年进浙江干校学习，1953年任鄞县大嵩区委秘书，1954年在《浙江日报》宁波记者站当记者，1956年在《浙江日报》总编办公室工作，1958年进杭州大学新闻系学习， 1960年毕业后仍回《浙江日报》工作，1983年调《浙江工人报》任副总编辑。

问：朱老师，首先请你谈谈你的经历，比如进新闻系之前，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那我把经历讲一下，我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我要去读新闻系呢？当时是我自己要求的。为什么要读新闻系呢？因为过去读书没有好好读，1954年到报社，到《浙江日报》。在这之前，开始的时候，我在上海，我爸爸在我3岁的时候去了新加坡，后来呢，日本鬼子打进来了。那个时候，我家里很困难。读小学的时候，在上海，宿舍对面有一个很好的学校，很贵，读不起。读一个义务小学——四明义务小学，师资比较差，没人愿意来读。我爸爸走了之后，靠我大哥哥打工来维持生活，大哥哥在南京当店员，在五金店，就是卖建筑材料的五金店，当会计的。当时南京的生活水平比上海低，大米比上海便宜，于是叫我们一起去南京生活。去了南京之后，我考进了南京第二中学，这个学校是比较有名的，在当时的中央大学旁边。中央大学，现在改为金陵大学，那时我的学校就在旁边。当时，动乱啊，后来就是解放战争，一步步逼近南京，南京人人心惶惶，学校里也是反战啊，时不时游行、停课，又没有好好读书。后来解放战争打到南京，过长江的时候，大家都逃难，我们也逃到家乡来。我老家是宁波的。一开始到家乡，家里还是很困难，什么也没有，我就到一个卖纸的地方工作。解放之后，我当了一个学期的小学老师。当小学老师呢，不安心。我家乡当时是属于宁波慈溪县，文教科的同志了解我的情况之后，送我去培训。那个时候是1950年，要搞土地改革，要招一批知识青年去培训，搞土改。当时在杭州上天竺灵隐办了一个浙江干校，现在就是省委党校，当时叫浙江干校。我在干校培训以后分配到鄞县（现宁波鄞州区），联系搞土改。土改搞了两年，留下来当大嵩区委秘书。当区委秘书的时候，经常要写总结报告。写总结报告积极性很高，那时报纸威信很高的，宁波就有个《宁波大众》报。那时写个小稿子，投到《宁波大众》报，有时候登出来，一块小豆腐干，也很高兴。

一直到1954年，《浙江日报》要人了。《浙江日报》在每个地区都要搞记者站，一个记者站配两个人。宁波记者站要两个人，宁波市要一个，宁波地委要一个。我是属于宁波地委的，宁波地区的。当时有几个条件，第一要是共产党员，当时报纸威信很高，记者地位也很高，记者要参加宁波地委常委会的，一定要党员；第二文化程度要高中，当时没有大学生，大学生很少的，高中已经很好了；第三要年轻，要25岁以下。宁波地委选来选去，说在鄞县找一个，鄞县选来选去，说让我去。我是党员，1954年5月份入党的，又年轻，当时22岁或23岁的样子，又是高中学历。我在南京读到高中二年级上学期。虽然登块小豆腐块是可以的，但是真要当记者，真的要参加地委会议什么的还是比较吃力的。

在《浙江日报》宁波记者站工作了一年多，不到两年，就去了《浙江日报》总编办公室写内参，每天出一期，叫“每日情况”，叫我具体编，由办公室主任审稿。当时我还小，名字也还不是这个名字，不叫朱林，叫朱智裕。后来我说改名字，不要这个名字了，因为觉得有点自吹自擂，既智慧又富裕，我妈妈姓林，我爸爸姓朱，所以就改成朱林。

1958年大跃进。我听说杭州大学要办新闻系。我当时跟一个叫于光的副总编到嘉兴去采访。第一任系主任叫江牧岳，第二任系主任叫于光，山东人。

问：朱老师，有不少人讲到于光，都没有介绍，你能不能说说他？

于光是《浙江日报》的副总编辑。我当时跟着他采访，他为什么后来到了杭大新闻系呢？也有个故事。这个之后讲。

当时刚好大跃进，大办钢铁。在长兴，到处是理钢铁啊，拆钢铁啊。县委书记叫我们去看，什么时候出矿了，我们就一道去看。于光就基本住在湖州招待所，每天上午，一个劳动模范到他那里，接受采访。一次要采访夏阿奇，他是劳动模范，上午约好的，在那个招待所，然后采访。我就在于光旁边。了解到杭大要办新闻系，我就跟于光讲，我要读书。我跟他说，以前没有好好读过书，小学没好好读，到了中学的时候时局又比较乱，当时南京第二中学在中央大学旁边，受其影响很大的。到报社之后我感到很吃力，我想去新闻系读书。我提出要求后，于光就帮我去讲了，说朱林想去读书去，就同意了。那个时候读书的条件是很好的，带职带薪，我还是《浙江日报》的干部，拿《浙江日报》的工资，有和其他大学生不一样的待遇。当时分配名额，省委很重视的。当时省委宣传部部长陈冰，也是搞报纸出身的，和我们的总编辑于冠西一起从山东《大众日报》出来的，后来在部队里面搞新闻工作。办新闻系，名额分配下去，一个县来一个，一个报社来一个。当时《浙江日报》就我一个人。名册里面第一个不是郑梦熊吗？他当时是《浙江青年报》的一个编委，不是《浙江日报》的。当时，《浙江日报》、《浙江农民报》、《浙江青年报》都是有名额的，各地区报纸，如《宁波大众》报，也都是有名额的。要去新闻系读书的人，要求也很高，大部分是党员。当时新闻系对政治的要求是蛮高的。

问：朱老师，第一届新闻系的同学除了你以外，其他同学是正常考试进来的呢，还是保送进来的？

全部是保送进来的，1957年的时候有没有统一高考的，我是不大清楚了。反正我们全部是带职的，带工资的，全部是保送的。

问：1958届的，一共有多少新闻系学生？

最后毕业的时候，我记得我去办离校手续的时候，一共大概有71个人，郑梦熊不在里面，他去新闻系大概只有一个星期，他就回去了，具体什么原因，我不是很清楚。他离校手续没有办，所以毕业照里也没有他。其他同学年纪很轻，一直学习到毕业。

我昨天看了一下毕业照片，黑白的。照片上，我写着：“1958年秋至1960年夏，本人带职带薪，到杭州大学新闻系学习两年，取得大专毕业文凭。”当时是两年专科，这是全系同学毕业留影，第三排右一人为本人，是全系同学学习班的班长，第二排右一人是徐达会，是全系同学学习班的支部书记，当时他是第一把手，我是第二把手。徐达会是支部书记，后来在台州地委当宣传部副部长，现在已经过世了。我今年84岁了，他年纪比我大。第一排右七人是江牧岳，杭大副校长兼新闻系主任；第八人是丁毅，是复旦大学来的助教，最早的助教；第九人是洪晨洋，是总支委员；第十人是李文放，是新闻系副主任；第十一人是朱德熙，我对他印象很深，北大教授，全国有名的。在当时新闻系的师资力量还比较弱。

问：那时分成几个班呢？

开始的时候分两个班，两个支部。第二年的时候，我是第二班的班长，第一班的班长好像是姓高的，高正生。一年下来之后，说是取消两个班的设置了，并成一个班，一个支部，当时选举，叫我当班长。高正生不当班长了，徐达会么，还是总支书记，为什么合并，我也不知道什么具体原因。

我们几个在杭州的同学，一直有联系的，联系的话，就大家一起聚会。全省各地的同学聚会的话，精力太大。杭州同学呢，过去都是一年会两次面。在杭州的一共有十五六个同学。我们一年会两次面，都是由我来组织的。并约定这次是谁两个人做东，下次是谁两个人做东。半年一次，后来呢，一年一次。从去年开始停下来了，大家都80多岁了，有些人走不动了，有些人耳朵不好，有些人眼睛不好。

问：朱老师，你是班长，那你对班里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请你谈谈当时班级里学生的大致来源有哪些？

学生来源呢，大概有十二三个是报社的，原来就搞新闻工作的，搞记者编辑的，当时报社少，省一级有报纸，地区一级有报纸，县里面没有的。现在县里面有报纸了。另外都是其他单位的，基层干部啊，小学老师啊，当时老师蛮多的。都要有文化的，没文化的读不了新闻系，对文化程度还是有要求的。其他就来自文化馆。

问：朱老师，当时女同学多不多？

女同学也不少，当时《杭州日报》的范育华，她最小，当时她不是党员。女同学有20来个吧。

问：那时候同学们的业余生活丰富吗？

我想想是不大丰富的，当时主要搞政治。我当时去学校报到，系里都没什么人的。大跃进，要大干快上，说办就办。学生都来报到了，我印象最深的系总支委员，管学生思想，管学生生活的，就是洪晨洋，具体负责管管资料什么的。老师呢，好像当时还没有的。系是办起来了，老师还没有的，大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来了一个讲师、三四个助教。这个讲师，是从复旦大学来的。当时向复旦大学要人，复旦大学新闻系质量是比较好的。复旦大学好像也不是很愿意，只派来了个讲师，这个讲师是属于埋头搞业务的，有些东西是不大关心的。他是个很大年纪都没有成家的老讲师，好像在解放之前也是搞新闻系的。另外助教呢，就是丁毅、华祝考等等，刚刚大学毕业没多少时间的。所以一开学没什么人的，那我们干什么呢？就让我们去挑铁矿石，就在杭大校园里面大炼钢铁，而且不是一个系搞，我们一个系当然也是搞不起来的，很多系一起搞，就分配我们挑铁矿石，去船码头挑到学校，那个船码头好像就是在保俶路旁边那条河。全民大办钢铁，就算是大专院校也不能例外，杭大也搞，设计的有人设计，把炼钢炉搞起来。

问：大概在学校哪个范围呢？

好像把跑道都占据了，在体育场，别的地方都有房子的，就在空地上搞。当时，炼钢压倒一切，操场还算什么？炉子蛮小的，高也不高。当时有的人搬砖头，我们呢，就搬铁矿石，女同学也参加，挑不动就两个人抬，抬少一点。不会强迫你的，吃不消么少抬一点。大学生困难时期还是有被照顾的，困难时期国家还会分配粮食，大学基本上还是保证基本需求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嘛。

问：朱老师你有没有组织同学搞过活动？

游山玩水是有的，照片也是有的。支部委员去风景地区玩一玩，因为有些同学是外地来的，杭州没来过，全省各地嘛，有些是山沟沟里来的，那么我就陪他们一起去玩玩。其他活动倒是不大搞的，没有像现在活动那么丰富多彩，现在的活动丰富啊。

问：你对当时上课的印象深刻吗？

怎么讲呢？新闻系办是办起来了，但是老师很少，开不了多少课，这个情况大概持续了蛮长一段时间，大家就大炼钢铁，搞了几个月，后面才开了点课。印象最深的是第二阶段。就是江牧岳当了系主任以后，李文放是个女的，当了系副主任，那么李文放是哪里来的呢，刚刚集体照里有一张，是《中国青年报》的编委，是从北京来的，在北京有关系，所以把朱德熙，那个北大的教授，全国有名的语法教授，请过来。请了朱德熙等老师，放暑假的时候（假期他们跑得出来），给我们一起上课。我印象很深，就是他给我们上语法修辞，我们新闻记者，语法表达要准确，文字修养要好。另外就是请杭大中文系的老师来给我们上课，中文系有很多好的教授。林淡秋来给我们上课，讲一个故事，从开头，一节课45分钟，到下课的时候，故事刚刚好结束。每次一到点就下课，讲课很生动，同学们都意犹未尽，老师水平是高。朱德熙给我们上课的印象也很深，每天上午来，一本书一挟。

问：你们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实习过？

我们一共实习了两次，所以这里有两张实习的照片。一次呢，是叫我带了四五个同学，到《临安报》去学习。《临安报》的总编辑也是以前《浙江日报》调过去的，我是认识的，叫丁子斌。去了之后，一般都是有指导老师带去的，我们呢，没有指导老师带去的，就我们几个人去了。总编辑见到我，就跟我说，哎呀，你来了之后，你就自己带他们搞。于是，我们几个人就跑到临安青山水库，当时这个水库刚刚在挖，叫我们去采访。我们几个学生就去了，写了稿子就登在《临安报》上。我们写好后，好像也没怎么改就登出来了。去《宁波大众》报要好一点，总编办公室给我们介绍情况，学习他们总编办公室怎么拼版面什么的，要好一点。

问：你对新闻系怎么评价？

总的来说，在杭大新闻系学习了两年，进了大学门，是过去梦寐以求的。想读大学，过去没有条件，现在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省委也很重视，给我们读书。我们也学了一点东西，但是对新闻印象不深，为什么呢，开课开的不多，当时老师也少，学了文史知识，学了语法修辞，也学了一些怎么写评论，也是很好的。总的感觉，新闻系要办，办的质量要好，要越办越好。

为什么要办呢？我自己当时的想法是想进大学读书，后来，两年结束之后，大家基本上回到原单位，学校也留了不少人，因为当时新闻系新办起来，没什么人，调人也比较困难。新闻系要我留下来的话，就要征求本单位的同意。《浙江日报》让我回去，那么新闻系也没办法的，我也只能回去。支部书记徐达会当时也是留下的，后来呢，大概内部搞得不愉快吧，他就去台州地委宣传部去了。同学在新闻系留下了将近10个人，一直到江牧岳走了之后，于光来了以后，好多人送去人大新闻系培训，人大新闻系他们也去了两年。

问：1978年的新闻班是怎么回事情？

新闻专科班实际上是1978年浙江日报社办的，不是杭大办的。浙江日报社为什么这么迫切要办一个新闻班呢？因为报社很多人出了问题，人手很紧张。像我们工交财贸组组长出问题了，“文革”时到上面去找张永生攀关系，要直接提干、入党什么的。下面也有很多人出问题，不搞业务，一天到晚乱搞啊。报社当时要求是很纯洁的，这些犯了错误的人是不好留在报社，有的就被清理回家了，有的就被调走了，有的参加学习班。我们那个组长，一开始还被开除党籍，后来恢复党籍，去印刷厂做工人了。一批人呢，出问题了，一批人呢，要搞运动，当时杜加星，“文化大革命”当中是比较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两派，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造反派，杜加星是保守派中红卫兵的司令，所以他是正确路线，之后升得很快。

我当时是工交财贸组副组长，支部书记，要挑重担。当时我就到湖州去，让他们把好的通讯员的名单给我，我来审查，挑几个；到绍兴去，好的通讯员，政治上，业务上都好的，挑几个；宁波我也去挑了几个。把他们召集到《浙江日报》办通讯员学习班，名义上是通讯员学习班，实际上是找人办报。当时，一是人手少，一是工作很紧张。为什么呢？当时省委直接抓《浙江日报》的工作，粉碎“四人帮”之后，每天要上头条。当时杭州8个大厂，如杭钢、浙麻、杭氧、齿轮箱厂、杭一棉、杭二棉、华丰等。邓小平出来之后，要抓生产，省委就要抓这8个厂。我们组的任务，每天要报道它们，要上头条。

我记得那天还是礼拜天。当时来了两辆车，说：“叫朱林马上带两个人到报社。”午饭吃好，我就立马赶过去。《浙江日报》最初不在体育场路，在竹竿巷。体育场的房子是师范学院因停课闹革命空着，报社借用的，借用借用就一直借着。复课之后，我们按规定是要退出的。当时省委就把钱给杭大，又另划地皮给杭大，这个事情就由省委解决了，否则的话，《浙江日报》没地方了，因为《浙江日报》在竹竿巷的地方已被广播电视厅占用了。当时我带了丁奎年、戈学清两个人，两辆小汽车把我们接到报社。到了报社以后，总编辑厉德馨对我说：“走，马上走。”杭二棉是8大厂之一，省委点名第二天要头条。厉德馨带着我们，两部车到了杭二棉。当时杭二棉工作组组长是省手工业局的局长，我们马上谈情况，谈了一两个钟头，谈完情况，我们4个人就写稿子。厉德馨讲一句，我讲一句，另一个人笔记写下来，写完之后，旁边一个人马上抄好。抄好之后，吃了个晚饭。吃完晚饭，我们立马到北山路84号陈冰家里。省委常委、省委书记都住在北山路84号。陈冰住在小别墅，在楼上看完稿子。我和厉德馨立马赶回报社，版面已经预留出来了，第二天登报。厉德馨就是后来的杭州市委书记。我对他印象蛮好的，魄力很大的，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来领导报社，他原来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能力很强。

当时我们组，每个厂要派一个人，24小时在厂里。8个大厂，每天晚上要开会，汇报情况，明天谁上，谁写稿子。每天一个头条，所以当时，人手很紧张，任务又很艰巨。只能从下面调通讯员上来。当时报社各个组都存在着这种情况。所以要办新闻班。

当时新闻班就办在浙江日报社里，负责人叫谷云冰。这里写的还是跟杭大合办的。这我不太清楚，反正我知道的是一开始是浙江日报社办的。新闻班招了40个人，今天不少一、二把手都是从这个班里出来的，现在的浙江日报社社长高海浩也是从这个班里出来的，第二把手，总编辑李丹，也是这个班里出来的。我们当时都去那个班里讲课，各组的组长都去讲课。浙江日报社办新闻班有好处，因为有很多老记者，将自己的工作体会告诉他们，带他们去实习。当时40个人，现在都是蛮厉害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组内也是自己去招人，整个报社呢，就办了个班。花了很大精力的，吃啊，住啊。当时都是统考上来的，浙江日报社去挑了一些文字水平比较好的，挑了40个人。所以你看，当时是《浙江日报》先恢复办新闻班的。

从新闻班来看新闻系，我更觉得要办新闻系，因为现在新闻的需求很大啊，现在有文字的，有互联网，电视台，记者需求也很大，就更加需要一个新闻系。浙江就是新闻事业比较发达，要办也一定要办好。现在我看了看，力量强了很多，有新闻专业，广告专业，还有广电专业。

问：你们读书的时候，同学和老师的关系好不好？

关系都很好，因为老师也少，再加上办事情都是通过我们几个班干部。老师我讲过了，一开始是一个讲师，几个助教。还有一个讲师叫朱振华，照片里面有的，名单里面也有的，后来他调走了。杭大新闻系撤销之后，他好像到金华的浙江师范学院去了。现在有没有过世不知道。他调到金华去之后，我们也经常去看他，每次他都一定要留我们吃饭。他一定要烧菜给我们吃。一个人，单身汉，很长时间都没结婚。他有时候到杭州来，就住在我家里。晚上睡觉打呼噜，很厉害。那个时候，我家在竹竿巷，还没有搬到体育场路，他经常住我家，所以我与他关系很好。华祝考和我的关系也蛮好的。华祝考今年年纪应该也蛮大了。

我们和老师的关系都蛮好的。我和江牧岳关系也很好。反右的时候，《浙江日报》编辑部百分之十八是右派，出问题了。为什么江牧岳到浙江来呢，他当时是全国总工会的一个部长，是为了加强《浙江日报》的领导来的。于冠西被批是只抓业务，不抓政治，所以中央把江牧岳派来了。他来了之后待遇很高，是省委常委，当了社长，于冠西当总编辑。当时还是社长最大。江牧岳后来也出了问题。他这个人作风蛮好的，与同志关系很好的。他去写了几个调查研究，什么上虞养猪的调查，什么养猪存栏数下降的原因，大跃进什么什么的，结果他犯了右倾的错误。把他浙江日报社社长、省委常委都免去了，让他去当杭大的副校长，兼新闻系的主任。于光也是这样的情况，大跃进的时候，讲了“什么大办钢铁，豆腐渣”的言论，这个话我听到过，我们是在一起的。他是山东人，人很爽，别人不敢讲的，他讲了。大跃进确实也是“豆腐渣”！于光后来也被反右倾反掉了，《浙江日报》副总编辑也不当了，去杭大当新闻系系主任了。江牧岳“文革”后平反了，去当中国日报社第一把手。我们当时浙报有三四个人去北京，要参观中南海（中南海曾经开放过），我们没办法，就去找江牧岳，他马上找政治部主任帮我们解决，弄了票子，进中南海参观。他很平易近人的。于光后来没碰到过，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也没打通。于光后来就回到山东去了。

问：于光的儿子，叫于小文，上世纪90年代曾在我们系里工作过。朱老师，你今天讲的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

于光当时也是受委屈的，当时政治运动太多了。所以现在好，现在情况好。

问：当时新闻系的老师是不多的，大家是怎么看待新闻系的老师的？

对老师我们都是没有意见的，老师嘛，讲师就是讲师，助教就是助教。老师当时和我们年纪都差不多的。当时省委说是大干快上，一下子调剂不足，这是可以理解的。后来停办了，为什么停办？我也不清楚原因。因为我后面回到报社了，报社任务还是很紧张的。

问：当时政治运动很多，同学们经常参加政治运动的，作为班长，你组织过什么样的政治活动呢？或者你谈谈当时的政治活动。

那几年困难时期，政治运动就停了下。那个时候，毛主席要听大家意见。当时大家吃不饱饭，怨声载道，政治运动也就不大搞了。歇了几年之后，后来又搞起来了。

问：当时的政治运动，对学习影响大不大？

当时政治运动，好像也不是很多。有个女同学和男同学关系超出范围，当时我们支部里就一次次批判。当时对于这个东西看得还是蛮重的，徐达会和我们商量：“这个不行的，这个不严肃。”就一次次让他们检讨，过不了关。后来是党内警告处理，男女同学都是党员。毕业之后，他们都回到各自单位了，我们情况也就不了解了。最后他们也没有在一起。

问：同学们当时是如何看待这些政治运动的，反感吗？还是很热心参加？

同一个支部内的同学们，我们要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是很积极的，这方面的政治热情很高的。当时礼拜天的时候，大家一起逛马路，肚子里油水少，钱也有点，就去吃宁波汤圆，宁波汤圆里面有油水的。吃排骨，糖醋排骨，到饭店里吃饭。

问：朱老师，你们读书的时候正好赶上大跃进，大跃进对你们有哪些影响呢？

大跃进就是炼钢铁，花了很大精力，没收获，时光都荒废了。就算让我们自学，那也能学点东西。大家就自学，什么时候学哪几篇文章，都有个计划，文学书、新闻书也可以买一点，但是大跃进一来，时间就没了。

问：大跃进之后，就三年困难时期了，学生碰到哪些困难呢，能不能吃饱？

食堂里饭是能吃饱的，杭大这方面是可以的，杭大当时是浙江最重要的综合性大学，当时浙江大学好像不属于浙江省的吧。饭能保证的，就是菜没有，油没有，以前扔掉的老菜叶也要利用起来了。

问：同学们怎么克服这些困难？

当时我们工资照发的，但是东西买不到，我很长时间，工资是59块，我老伴40多块。

问：当时59块钱很不错了。你是1960年毕业的，对毕业分配满不满意？

毕业分配的时候，同学基本上都回到原单位，也有个别留在学校。有些被重用了，以前不是报社的，进了报社，以前不是广播电视系统的，也进了。大概有10个多人。以前不是新闻单位的，是当老师的啊，文化馆啊什么的，毕业之后，就也去办报纸了。毕竟新闻系读过了嘛。

问：后来新闻系停办了，你们是怎么想的？

好像没什么想法，觉得困难时期，应该下马、调整了。后来也有人调到中文系去了。我们有几个同学很好，从《宁波大众》报调来的邬武耀，后来到中文系去了，他是毕业后留在新闻系的，他是总支委员，文字也蛮好的。很可惜，他在上课的时候掼倒了，去世了。我们还去医院看望过他。陈岩森打电话给我，说邬武耀掼倒了在医院里了，但不知是浙一还是浙二？这个人很好的。后来没有抢救成功。他可能原来是在《宁波大众》报办公室的。

问：朱老师，以1958年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来看，你觉得新闻系值不值得办呢，应不应该办？

我觉得太过匆忙，准备工作应该充分一点再办，准备工作太少。老师也没有的，我报到的时候，只有洪晨洋在，没老师的，浪费学生时间。那我还是报社里面当当记者好了，锻炼锻炼，进步还快点。太过匆忙，要准备好了以后再办。要打有准备的仗，准备不足就通知学生来了，不合适。当时大跃进的气氛就是这样的，不管三七二十一，说干就干。要有一定师资，有一定计划了，有一定力量了，你再办，可以晚几年。当时领导同志一句话，就执行了，难道还能打折扣的？

问：当时办新闻系的想法，到底是哪个领导想出来的。

这个我还真不是很确定，当时好像主要是陈冰，林乎加也是蛮主要的，他当时是省委副书记，林乎加，管意识形态的。估计主要是他们定的，要搞个新闻系。当时民主作风不行，一言堂是比较厉害的，谁说要办，就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就通知下去了。当时领导说的要办，就立马执行了的。当时保送的，又不用统考，又不用你负责什么东西。

问：说到保送，朱老师，你们70多个人当中，文化层次是不是参差不齐的？

肯定不齐的。我们70个人当中，虽然都是保送的，但文化层次肯定不齐的，我属于中上程度，差的同学文字都不大行。县里虽然也是挑好的上来，但是水平还是不一致的。

问：那么这些差的同学，学习成绩，提高得快不快？

有的是默默无闻的，现在也不知道去干什么了。差的同学进步也不是很大，文字这个东西，没那么快的，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有很大提升的，都要有基础，要有适当的文学基础，各种题材都能处理，新闻啊，特写啊，通讯啊，散文啊，文学基础很重要。这是我为什么觉得小学、中学、大学都要把基础打下去的原因。

问：你后来为什么去《浙江工人报》了？

后来我为什么到《浙江工人报》去了呢？名册当中，有3个人注明是《浙江日报》，实际上我也是《浙江日报》的。金苗新大概当时是新昌报道组的，郑梦熊当时是《浙江青年报》的，我是《浙江日报》的。为什么我1980年去了《浙江工人报》呢？浙江省解放以后，第一个办起来的是《浙江日报》，第二个办起来的是《浙江工人报》，因为解放初期，工人很厉害。“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报纸都停办了，《浙江工人报》停掉之后，人都散掉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省委决定要恢复《浙江工人报》，要《浙江日报》调人过去。所以《浙江工人报》的总编辑也是《浙江日报》调过去的，第一任总编辑叫詹文元，副总编是我。我先去的，我先早去了一会儿。当时是省委组织部下命令的，任命我为浙江省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筹备恢复《工人报》。我当时找了很多复旦新闻系的人，还找了很多其他学校新闻系的人。我1980年去的，1982年元旦报纸复刊。我和詹文元都是从《浙江日报》调过去的。去了之后呢，一直搞到退休。詹文元年龄还比我大1岁。

问：詹文元写过一本关于浙江新闻史的书，他在介绍时说他是全国第一个提出来打破铁饭碗的人，是不是？

打破铁饭碗么，这个事情怎么讲呢？这个事情现在也说不清，最近《浙江日报》登了，说步鑫森去世了。步鑫森，为了这个事情，我们当时和《浙江日报》打官司打得很厉害的。《浙江日报》当时表扬步鑫森，我们《浙江工人报》却批评他。为什么呢？他当时把海宁衬衫厂工会主席开除了，他的老婆受牵连也开除了，都不经过正常手续的。开除也要有规章制度的，要经过工会合议的啊。说开除就开除，那就不行的啊。当时国家的《工人日报》打电话来，说他们明天要登这个稿子。我当时刚好值班，詹文元去出差了，我就跟他们说，让他们把稿子传过来我看看。当时商定，《工人日报》第二天登，我们第二天就去举报步鑫森。结果呢，稿子拿到以后，我把稿子给省工会领导拿去看。改革是对的，规章制度不好乱来的，职工利益也是需要维护的，哪能动不动就开除一个人呢？我们第二天把稿子登出来了，但是《工人日报》变卦了，没有把稿子登出来。《浙江日报》就把这件事情告状告到了省委，省委开常委会，省工会副主席去参加的，批评了《浙江工人报》。《浙江工人报》不服气，一直打官司。最后，步鑫森自己被开除了，他自己把厂办得一塌糊涂，亏本亏得一塌糊涂，家长制啊什么的。到厂里去，他这个人是找不到的，他躲在房间里面，不接待人的。浙报的周荣新文采是可以的，陈冠柏是我从宁波调来的，北大毕业的，这两个人，写文章，写步鑫森，表扬他。《浙江日报》是表扬他，我们是批评他，我们和浙报就搞得很僵。当时《浙江日报》是通报表扬的，评上华东什么奖。

问：那么现在看起来，说明《浙江工人报》没错。

现在看起来，实事求是，我们没错啊，当时他改革怎么讲呢，要打破铁饭碗。你说打破铁饭碗的提法？这个事情我印象不大清楚了。

问：詹文元我见过几次，因为他也是搞新闻史的。我对打破铁饭碗这个事情一直蛮好奇的。

詹文元这个人呢，人是满直爽的，就是讲话有点过头，《浙江日报》的人是了解他的，浙江新闻界的人也都了解他的。他是山东人，南下干部，解放初期，担任过台州椒江区委书记，后来去了省委办公厅，与薛驹他们在一起的，再后来调到《浙江日报》理论部，写理论文章的。

问：在《浙江工人报》时，你们两人都是领导，合作愉不愉快？

我们两个在《浙江工人报》共事的时候，两个人一个办公室，面对面。他这个人有个特点，虽然是总编辑，但是报纸业务不管的，经常到外面转来转去，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浙江日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每天要开谈版会议，他也要参加，我也要参加，我是工交组，他是理论组，总编辑厉德馨在上面讲话，他也不听的，就管自己搞，有点傲的，管你是不是总编辑，讲话有点过头，有这个特点，人是好的，老同志，南下干部。

问：朱老师，毕业之后，你就回《浙江日报》了？

毕业之后，我就回浙江日报了，原来不是在《浙江日报》记者站吗，后来就去了办公室，去农村组工作过一段时间。杭大毕业之后呢，一直在工交组，那时叫工交财贸组，一直在从事新闻工作。

问：朱老师你新闻工作一直没断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去“五七干校”干了好多年。当时报社呢，是工农兵进去了，学生当家了，解放军当家了。当时我们的第一把手是空五军的一个副政委，姓遗的，是党的核心小组的组长。20军的军代表也是报社的主要领导成员。当时我们在萧山“五七干校”，住在草棚里。上午刨刨地，也吃得消的。下午就政治学习，大家吹吹牛。原来是叫“五七干校”，后来叫“斗批改”干校，搞了好几年。

问：浙报为什么要搬到体育场路？

为什么《浙江日报》搬到现在的体育场路呢？就是因为当时要办“斗、批、改”干校，需要地方。师范学院呢，又停课闹革命，房子空在那里，省委就让我们用起来。每天早上跑步，操场很大的。后来呢，《浙江日报》要造印刷厂，就把操场弄掉了，造了个印刷厂。后来又造了宿舍，就是现在体育场路上的宿舍。后来中央要求复课闹革命，大学的东西一定要还给他们。之前《浙江日报》在众安桥，那里的房子在解放之前是杭州最好的房子，可是这栋房子已经给省广播电视厅、省电视台了，我们搬不回去了。那怎么办呢？当时复课闹革命，很多学生都来闹了，要房子。于是省委出面，说浙报就不搬了，给杭大钱、给杭大地皮，造新房子。当时办这个事情的时候，浙报宿舍这块地还有很多杭大的员工住着，他们就要求浙报一起吃了去，杭大就可以给他们盖新房子。浙江日报社核算来核算去，觉得户数太多了，都要报社解决有困难，于是就打了个围墙，所以现在浙报宿舍跟杭大老宿舍还是有连接的。邬武耀原来也住在这里。

问：朱老师，在新闻系学习的两年，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哪些影响？

在新闻系学习的两年，对我之后是有好处的，语法修辞方面，朱德熙给我们讲的，全国比较有名的，北大教授，受益很多。“的”、“地”都要用得很准确。他都讲得很好，前面是动词要用“地”，前面是名词，要用“的”，不要用错。报纸记者用词要准确，否则要被别人笑话。什么修辞，什么语法，讲得很仔细。文学上，一些老师讲课，增加了我的文学知识，文学功底。这些东西都是终生受用的。就算是搞其他工作，也是需要的。我后来参加其他活动，比如省级机关老干部的交谊舞协会，一进去，他们叫我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要用到的，并不是单单办报纸要用到。文字功底，这些课上学的都是要用到的。文字功底好，终生受益。读书虽然碰到大跃进、困难时期，书读的有点少，但是至少也是进过大学门了。杭大有个同学，叫吕根土，是第二期的，也是蛮有名的，出了一本书，写了他的心得体会，现在老同志出书蛮多的，自己出钱去印，印了还一本本送给人家，寄给人家，也蛮花精力的。

问：他有没有提到他读书时候的情况？

讲得比较笼统，讲得比较少的。他文字功底不怎么样。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是较有名望的一个人，也是走正确路线的。他不是浙报的，他从杭大新闻系毕业之后，就去省委办公厅了。

（何扬鸣）